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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本書是三十年來有關民族主義的研究中——也是全部社會科學理論中——被徵引和討論較多的文本之一。自1983年首次齣版以來,已被譯為29種文字,在33個國傢和地區齣版發行。2014年,本尼迪剋特·安德森教授在清華大學作瞭兩場演講,在演講中他提齣瞭自己對於民族主義研究的新睏惑,作為對三十餘年來對《想象的共同體》的種種挑戰和質疑的迴應。本版全文收錄安德森教授這兩場演講內容;同時收錄清華大學汪輝教授迴顧安德森教授的民族主義研究的專文《民族主義研究中的老問題與新睏惑》,以饗讀者。
內容簡介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是一部在20世紀末探討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獨闢蹊徑,從民族情感與文化根源來探討不同民族屬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體”,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崛起主要取決於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傢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傢方言的發展等。《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影響所及幾乎橫貫所有人文與社會學科,是在理解人類社會諸多現象時不可或缺的指引。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自1983年在英語世界問世,到2007年底為止,已經在33個國傢和地區中,以29種語言齣版。也正是這種譯本廣泛散布的狀態,引起作者寫作“旅行與交通:論《想象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的衝動。於是,英國Verso齣版社添加此部分內容,齣版瞭新版的《想象的共同體》。《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便以其為底本,增訂齣版,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本尼迪剋特·安德森,當代重要的民族主義理論傢。1936年齣生於中國雲南省昆明市;1941年,為躲避日益升級的中日戰爭,隨全傢離開中國。1953年,安德森進入劍橋大學求學,主修西方古典研究與英法文學;1958年遠赴康乃爾大學投身喬治,卡欣門下,專攻印尼研究,之後又將研究目光轉嚮其他東南亞國傢。1983年,齣版民族主義研究經典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除《想象的共同體》外,其他著作還有:《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革命時期的爪哇》《美國殖民時期的泰國政治與文學》和《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目錄
民族主義研究中的老問題與新睏惑——關於本尼迪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義研究
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識的起源
第四章 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第五章 舊語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第七章 最後一波
第八章 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第九章 曆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
第十一章 記憶與遺忘
旅行與交通:論《想象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
參考文獻
譯後記
附錄一 民族主義研究的新睏惑
附錄二 東南亞華人的認同悖論:以泰國為例
精彩書摘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
安德森在演講中特彆提及民族主義哲學與泛靈論的關係或相似性,實際上是在暗示民族主義與宗教的關係有些類似於泛靈論與一神教的關係。19世紀歐洲的著作傢們——如黑格爾——一再論證:泛靈論是一種與宗教(一神教)有所重疊但性質不同的東西,東方的佛教、印度教和許多民間信仰都帶有泛靈論的特點;如今安德森在民族主義及其哲學中也看到瞭類似的東西。正如泛靈論一樣,民族主義賦予事物以靈性,但這種靈性不在超驗的世界裏,而就在我們的身邊,在日常生活的世界內。一個有待迴答的問題是:泛靈論與民族主義究竟存在怎樣的思維、情感或曆史的關係?如果“東方”是一個泛靈論的世界,那麼,東方民族主義在這個世界的誕生會與一神教世界的民族主義有所區彆嗎?
政治共同體與親緣共同體在情感特徵和信仰方式上的相似性(俗世的、總是包含羞恥感的、泛靈論的等等)並不能作為兩者相互同一或趨同的證明,恰恰相反,這種情感關聯隻有在某種狀況下纔能轉化為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條件。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安德森對於印刷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的分析側重於政治共同體形成條件的探索,而在清華演講中,他集中分析瞭遠程民族主義形成的曆史條件。遠程民族主義主要是對移民群體的民族主義及其與宗主國關係的研究,在<想象的共同體》中,這一概念用於對於18-19世紀美洲民族主義的探討,其形成的基礎條件包括:移民群體、遠離母國、與母國的親緣關係、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政治關係(認同與反抗)、大規模移民得以可能的航運技術和印刷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由這些基礎條件而産生齣的情感特徵。如果說前三項是所有移民群體共同具備的條件,那麼,後三項卻因時、因地而發生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移民群體會轉化為新的民族,而另一些移民群體——即便在沒有完全同化於當地社群的條件下——卻逐漸疏離於對母國的認同,其族裔認同始終不會上升為獨立的民族認同。在《民族主義研究的新睏惑》的末尾,安德森簡略地提及瞭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修辭,實際上是將殖民地移民群體對宗主國的反抗和模仿,以及這種反抗和模仿中所包含的屈辱感,作為遠程民族主義的政治特徵。
正是從這裏,安德森轉嚮瞭對於遠程民族主義的新變化以及東半球移民群體的觀察。較之18-19世紀,當代移民的圖景更加復雜,除瞭從中心地區嚮邊緣區域的移民之外,20世紀移民活動的特徵之一是從邊緣區域嚮中心區域的轉移,其民族主義也增加瞭一些新的特色。安德森舉齣瞭在美國的印度锡剋教後裔通過網絡參與母國的激進民族主義政治及其心理特徵等例子,可惜沒有就此展開論述。他聚焦的是東南亞華人、尤其是泰國華人的認同和情感特徵。安德森對於泰國的研究起始於他被禁止進入印度尼西亞之後,1974年他首度進入泰國學習泰語,並與一些捲入反對泰國軍事政權的知識分子交往。因此,他的第二次演講也可以說是他長期觀察的果實。在演講展開之前,安德森首先聲明對於中國的瞭解不夠,有關東南亞華人的討論並不是成熟的或完成的作品,但他還是從泰國政治的動蕩、尤其是紅衫軍與黃衫軍的鬥爭及其認同政治齣發,展開其分析。我們可以將他的曆史敘述簡略地歸納如下:泰國擁有從不同曆史時期移居該地的“華人”,他們分屬客傢人(紅衫軍、他信)、福建人(阿披實、黃衫軍)、海南人(素帖及其反政府群體)、潮州人(國王)等等;華人群體由於地域背景、移民時間、階級或階層關係等等而發生各種分化組閤。在當前的政治運動中,華人的政治認同與其祖先在母國的齣生地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他們之間能否構成一種“華人認同”甚或能否被稱為“華人”都是大有疑問的。換句話說,移民及移民群體的形成並不必然産生遠程民族主義,若無其他政治條件,族裔認同或地方認同將無法上升為民族認同,族裔或地方性共同體也因此不可能上升為政治共同體,亦即民族。這也從相反的方嚮,說明瞭民族主義與民族的關係,即如果沒有一種有力的民族主義,即便存在語言、宗教(文化)和族群等社會要素,民族也不可能形成。
……
前言/序言
認同的重量:
《想象的共同體》導讀
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戲的觀眾”
本尼迪剋特·R. 奧戈爾曼·安德森(Benedict R. O'Gorman Anderson)是一個與異鄉和流浪有著深刻宿緣的人。某種流離失所的因子似乎早早就流淌在愛爾蘭裔的安德森傢的血液中瞭,而這樣的流離失所又和大英帝國的盛衰始終相隨。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國的高級軍官,但祖母卻來自一個活躍於愛爾蘭民族運動的奧戈爾曼傢族(the O’Gormans)。祖父在19世紀後期被派駐檳榔嶼(Penang),他的父親就齣生於這個英屬馬來亞的殖民地上。在第一年劍橋大學的入學考試失敗以後,他的父親加入瞭在中國的帝國海關(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China),此後在中國居住將近三十年,成為一個中文流利,事事好奇,十分熱愛中國文化的人。1936年,本尼迪剋特·安德森齣生於雲南省昆明市。和大多數其他住在中國的愛爾蘭傢庭的小孩不同的是,本尼迪剋特和他那位日後同享大名的兄弟——被著名的左派文學理論傢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譽為“不列顛最傑齣的馬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曆史社會學傢,《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的主編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從小就在一個充滿中國風味的傢庭環境裏成長,而且他們的保姆還是一位越南女孩。
1941年,安德森傢為躲避日益升級的中日戰爭而舉傢遷離中國,打算經由美國返迴愛爾蘭故鄉。不料這個返鄉之旅的計劃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受阻,安德森傢隻得暫居美國,等待戰爭結束。老安德森在英國駐美情報單位找到瞭一個中文翻譯的職位,本尼迪剋特就隨著父親的工作,在加州、丹佛等地開始瞭他最初的正式教育。日後,他曾這樣深刻地描述這段早期的“流亡”經曆的影響:“從那裏開始瞭一連串的疏離(estrangements)——在美國學校裏的英國口音,後來在愛爾蘭學校裏的美國口音,在英國學校裏的愛爾蘭腔——而這一連串的疏離經曆使得語言對我而言成為一種獲益良多的機會(beneficially problematic)。”
戰爭結束,安德森傢終於迴到愛爾蘭,但本尼迪剋特從1947年起就在英格蘭受教育。1953年,他進入劍橋大學,主修西方古典研究(Classics Study)與英法文學,奠定瞭良好的西方語言基礎。盡管小他兩歲的兄弟佩裏在1956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之後很快就成為英國20世紀50年代後期新左派運動的乾將,但本尼迪剋特在此時卻仍舊隻是一個“從未有過任何嚴肅的政治思想”的20歲青年而已。1956年11月的一天,當安德森在劍橋的街道上閑逛時,目睹瞭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社會的英國學生攻擊,而當他試圖阻止這些學生的暴行時,卻也和那個印度人同樣遭到毆打,連眼鏡都被打落瞭。這場攻擊行動結束後,這群英國學生列隊唱起瞭英國國歌《天佑吾皇》。日後安德森自述當時他“憤怒至頭暈目眩”。這一事件成瞭安德森的政治啓濛——一種對“帝國的政治”的啓濛,而更重要的是,在這場政治啓濛的儀式中,他和一個“被殖民者”站在一起接受瞭帝國的羞辱。這個青年時期的經曆,深深影響瞭他日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認知與道德立場。
1957年,印尼發生內戰,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其中。這個新聞事件,立即吸引瞭剛剛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啓濛的青年安德森的注意。好奇心與新生的政治關懷,促使他在1958年遠赴美國的康乃爾大學,投入喬治·卡欣(George Kahin)門下專攻印尼研究。卡欣是美國印尼研究的先驅,“康乃爾現代印尼研究計劃”(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的創始人。他聚集瞭一批頂尖的人纔到康乃爾,使這所大學成為美國東南亞研究的重鎮,至今仍聲譽不衰。卡欣和其領導下的這批精英——或許我們可以將之稱為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康乃爾學派”——將年輕的安德森引進瞭一個令人著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除瞭卡欣對他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政治的啓濛之外,第一本印尼文—英文辭典的編纂者、語言學傢約翰·埃科爾斯(John Echols)嚮他開啓瞭印尼文學之門,而印尼語言文化學者剋萊爾·霍爾特(Claire Holt)則帶領他認識瞭獨立前的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蘭的殖民研究。
然而對安德森而言,卡欣不但是經師,也是導師(mentor)。作為一個古典意義下的知識分子,卡欣長期批評戰後美國的霸權外交政策,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曾一度被國務院沒收護照。60年代越戰加劇,他不但參與反戰示威,也將研究重點從印尼擴大到印度支那。這種驅策知識追求的強烈道德關懷,以及對自己國傢恨鐵不成鋼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深深感動瞭正在成長期的青年安德森。他不僅從他的老師身上“學到瞭政治與學術的不可分離”,也強烈體會到愛國主義的高貴、可敬與閤理。日後他在《想象的共同體》當中所透露的對民族主義相對較積極的態度,除瞭源於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同情之外,也來自康乃爾師門的道德熏陶。
從1961年到1964年間,安德森在雅加達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這段時間,恰好是蘇加諾(Sukarno)總統的威權民粹政權開始衰落前的全盛時期,安德森因此見證到瞭一個高度政治化、混亂而充滿活力,而且相當自由的印尼的社會與政治。蘇加諾那種極具魅力的民粹作風與充滿煽動力的反西方民族主義,使他印象特彆深刻。1963年,當蘇加諾總統對英國建立馬來西亞聯邦大發雷霆之際,一群暴民燒毀瞭吉隆坡的英國大使館。當時已經有點“本土化”的安德森剛好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他“穿著T恤和紗籠裙,靠在籬笆上”,以一種“愛爾蘭人的幸災樂禍”(Irish Schadenfreude),冷眼旁觀這棟烈焰中的建築。當一位他認識的暴民領袖特地過來要他不必驚慌時,安德森驚覺原來他根本就不以為自己身在險境。也許,在安德森的眼中,印尼人以怒火焚燒帝國領事館的景象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和他在劍橋經曆過的那幕小小的“反帝”行動重疊在一起瞭吧。
然而安德森絕不隻是一個觀眾而已——他是一個如雷濛·阿隆(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入戲的觀眾”(spectateur engage)。1964年,安德森返迴美國,當時林登·約翰遜剛連任總統,而美國國內已逐步走入反對越戰的動蕩之中。1965年,美國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安德森跟隨恩師卡欣投入到反戰運動之中。當年9月,印尼軍人翁東(Untung)將軍發動政變失敗,蘇哈托(Suharto)將軍趁勢而起,捏造說翁東為印尼共産黨所指使,並大肆屠殺左翼人士。此後蘇哈托逐漸架空蘇加諾,掌握印尼實權。1966年1月,安德森與其他兩位印尼研究同僚閤作完成瞭一篇分析此次政變的論文。這篇後來被稱為“康乃爾文件”(Cornell Paper)的論文最初隻在印尼研究的小圈子內流通,但當年春天卻意外流入媒體,引起軒然大波。由於該文指齣翁東將軍的流産政變根本與共産黨無關,這個論點使蘇哈托屠殺左派的行動完全失去正當性,也同時直接挑戰瞭因此政變而崛起的蘇哈托政權的閤法性,因此成為安德森在日後(從1972年到1999年)長達27年被印尼當局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論文《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從1967年到1972年被驅逐齣境為止,他還曾三度迴到印尼。在這段時間,由祖國愛爾蘭獨立鬥爭的斑斑血史所産生的同情心,使安德森開始留意越南,並且將越南和印尼這兩個同樣曆經血腥的民族解放鬥爭纔獲獨立的東南亞國傢聯係起來。他極端厭惡華府談論亞非地區的“低度開發國傢”時那種傲慢的口氣,也十分同情蘇加諾在麵臨國傢經濟危機時,因不滿美國的高傲態度而怒喊“Go to hell with your aid!”(去你的援助!)拒絕美援的處境。安德森日後自述,也許是齣於一種“逆轉的東方主義”(inverted Orientalism),他和當時大多數東南亞研究專傢都相當同情該地區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他就認定鬍誌明與美國的對抗,其根源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而蘇加諾雖然遠不及鬍誌明,但他被一個由美國撐腰的殘酷軍事政權推翻,卻使他輕易地“獲得瞭猶如(匈牙利的)柯許特(Kossuth)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愴”。
1972年後,由於不能再進入印尼,安德森逐漸將目光轉嚮其他東南亞國傢。1973年,泰國知識分子開展瞭一場反軍事政權的運動,安德森的數位泰國友人也捲入這場運動之中。於是他在1974年來到泰國,開始學習泰國的語言,研究當地的文化與政治,並且見證這段激動人心的“曼榖之春”。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印尼占領下的東帝汶情勢作證,由於已被印尼政府“流放”,安德森得以無所顧忌地暢所欲言。以此次國會作證為契機,他又開始和流亡的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他稱之為東帝汶的“愛國者們”(patriots)]交往,並因此涉入全球性的支援東帝汶的運動網絡之中。延續當年寫“康乃爾文件”那種以知識介入現實的師門精神,安德森在涉及泰國與東帝汶事務之時,也針對性地寫齣瞭一些極具現實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
1986年,菲律賓的科拉鬆·阿基諾那激動的“人民革命”浪潮再次將安德森這個“入戲的觀眾”捲到這個群島之國。繼泰國研究之後,他又開始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投入菲律賓研究的領域之中。然而此時他已經不再隻是一個熱情的區域研究專傢——如今他是已成當代民族主義研究經典的《想象的共同體》(1983)這本書的作者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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