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2016年第4輯（總第85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吳敬璉編

圖書標籤:

比較文學
文化研究
社會學
曆史學
哲學
文學
2016年
第85輯
學術期刊
中國社會科學

下載連結在頁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複製連結

想要找書就要到新城書站

book.cndgn.com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頁

你會得到大驚喜!!

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5283

版次：1

商品編碼：12020216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4-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16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主編吳敬璉近期指齣，“我們現在麵臨很多問題，用現有的知識可能對付不瞭，我們需要打開眼界，更加全麵、更加深入地瞭解世界社會科學的進展”。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0 多年的改革開放把我們推到瞭世界經濟第二，身處世界，體量巨大，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走勢，什麼樣的情景，都需要放在世界中進行思考、比較、探索。本輯《比較》呈現給讀者的是國內外學者對當前中國和世界經濟中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思考和認識。

作者簡介

　　吳敬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範評論》主編，國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傢規劃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北京樂平基金會發起理事，阿拉善生態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吳敬璉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體改革學派”的主要代錶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踐産生瞭重要影響。

精彩書摘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

　　吳敬璉

　　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重大舉措，也是今後一段時期貫穿整個經濟工作的主綫。

　　但是，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還存在不少爭論。比如，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下行通道，從根本上說是由於需求側的強度不夠，還是由於供給側的效率低下？再比如，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到底是要改結構，還是要改體製？對於這些問題，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存在不同的意見。

　　今天我想著重講一講自己對後一方麵問題的理解，也就是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

　　結構調整和結構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實際上包含兩個含義不同的“結構”。

　　第一層含義的“結構”，是指經濟結構，也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構。在從供給側探究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時我們發現，最主要的問題是由於資源錯配，使經濟結構發生瞭扭麯，導緻效率下降。

　　從供給側觀察，經濟增長由三個基本驅動力量，即勞動、資本和效率推動。從本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原先所依靠的驅動力量開始消退，例如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産業結構改變，也就是所謂“庫茲涅茨過程”（Kuznets Process）導緻的效率提高也開始減速。與此同時，粗放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所造成的經濟結構扭麯和資源錯配卻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下降，齣現瞭經濟下行的趨勢性變化。

　　從以上分析得齣的治本之策，就是通過資源的再配置，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供給側的質量（效率）。

　　第二層含義的“結構”，是指體製機製的結構。“結構性改革”講的，正是這後一種結構的改革。這兩種“結構”不可混淆。如果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會用經濟結構的調整去取代體製結構的改革。我國的曆史經驗錶明，這樣做會造成十分消極的後果。

　　由政府直接“調結構”不但無效，還會産生反效果

　　針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無疑需要進行資源的再配置，以便改善經濟結構，提高效率。當前改善經濟結構的重點是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

　　問題是怎樣纔能真正做到資源的優化再配置？進行資源的再配置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按照國傢的計劃和規劃、政府的政策要求，通過行政命令來調整國民經濟的企業、産業、地區等結構；另外一種是在反映資源相對稀缺程度的價格信號的引導下，通過市場的作用來實現資源的優化再配置。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習慣於沿襲計劃經濟的傳統，用第一種方式、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調結構”。但是，曆史經驗錶明，這種方法“調結構”通常是無效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效果。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領導人就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産業結構存在嚴重扭麯，效益受到損害，需要進行調整。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經進行過兩次大的經濟調整。在當時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條件下，這種調整是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的，比如規定哪些産業或部門應該縮減，哪些産業或部門應該增強，然後用行政指令或誘導政策促其實現。在原有體製下由政府進行結構調整的根本問題在於：結構扭麯往往就是由體製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而且政府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的結構纔是好的結構。因此，調整通常會産生兩方麵的負麵結果：一個是由於政府並不知道什麼是好的結構，即使調整到位，也並不能建立更好的經濟結構；另外一個是由於造成結構扭麯的體製和政策因素並沒有改變，一次調整過後要不瞭多久，舊的結構重新復歸，又需要進行另一次調整。

　　在當時的情況下，市場還沒有生長起來，政府處在資源配置的絕對主導地位，因此以行政手段為主進行結構調整，自然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後來通過80年代中期的初步改革和90年代以後的係統性改革，市場逐漸成長和發育起來，但是許多政府部門認為用行政命令那隻看得見的手進行調整，纔能很快見效，所以，在90年代甚至直到21世紀，各級政府仍然偏好用行政手段調整結構，結構扭麯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2004年齣現經濟“過熱”以後，對於宏觀經濟到底是“全麵過熱”還是“局部過熱”，發生瞭爭論。當時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認為沒有發生過熱，也不贊成采取總量緊縮政策，說是“股市剛剛起來，不能一盆冷水潑下去”。第二種認為齣現瞭經濟過熱，主張采取緊縮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産市場泡沫膨脹，最終導緻崩盤。不過這兩種意見都沒有被領導接受。被肯定的是第三種意見，即認為中國經濟隻是齣現瞭“局部過熱”，而並沒有發生“全麵過熱”，因此，隻要采取措施抑製“過熱部門”的擴張，就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國務院頒布瞭《促進産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國傢發改委也隨即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製定瞭《産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把産業劃分為鼓勵、限製和淘汰三類，要求采取“有保有壓”和“有扶有控”的措施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麵對所謂“過熱産業”進行控製和清理，另一方麵對政府選定的産業進行扶持。這種“有保有壓”和“有扶有控”的調整並沒有見效，經濟結構的扭麯反而變得更加突齣瞭。

　　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在2006年3月發齣《關於加快推進産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指齣鋼鐵、電解鋁、電石等行業産能已經齣現“明顯過剩”，要求根據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有保有壓，“堅持扶優與汰劣結閤，升級改造與淘汰落後結閤，兼並重組與關閉破産結閤，優化産業結構和企業結構”。文件雖然也提到要深化改革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但是由於市場化改革依然停滯，實際上主要采取的辦法是按照指令性指標“淘汰落後産能”。因此，結構調整的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比如鋼鐵行業是2006年化解産能過剩的重點産業，可是調控的結果卻是越調越多，全國鋼鐵産能從2003年的2.5億噸左右提升到2012年的10億噸左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除瞭麵對部分行業産能嚴重過剩的問題之外，還遇到GDP增長速度下降的問題。這時，除瞭“擴需求、保增長”外，國務院還做齣決定，把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作為重點經濟工作之一，要求用財政、金融和其他手段大力扶持七種戰略性新興産業。由於用補貼、政策優惠來扶持指定産業造成價格信號扭麯和成本失真，使得光伏、LED等受到各級政府扶持的産業很快也變成瞭産能過剩的産業。

　　於是，2013年國務院和有關部委連續發齣七個文件，要求對一係列“産能嚴重過剩的産業”進行治理。國務院發齣的《關於化解産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指齣，我國的“傳統製造業産能普遍過剩，特彆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齣”，要求通過五年努力，化解産能嚴重過剩矛盾的工作取得重要進展，達到産能規模基本閤理、發展質量明顯改善等目標。

　　總的來說，用行政手段解決結構扭麯的問題，效果很差，有時還適得其反，過剩産能越調越多，而政府大力扶持的産業卻往往成為新的産能過剩産業。

　　轉變發展方式長期未能見效的根本原因在體製

　　提高供給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21世紀初纔提齣來的新要求。這一問題實際上已經提齣幾十年瞭，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早在1981年，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就批準瞭國務院提齣的“今後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十大方針”包括多項改善産業結構的要求，希望能夠通過它們的貫徹，“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齣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1995年製訂的“九五”規劃（1996—2000年）又正式提齣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改善經濟結構。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齣“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後來2007年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3年講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針對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這就是優化經濟結構和提高效率。但是多年來成效不大，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汲取。

　　由於“十五”規劃（2001—2005年）期間，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齣現瞭反復，經濟結構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引發瞭2005年到2006年製訂“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期間的一場要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怎樣纔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得齣的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這一轉型之所以步履維艱，是因為存在“體製性障礙”。當時說的體製性障礙，核心內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在參加這次大討論的過程中寫瞭一本書——《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遠東齣版社2005年初版，2008年增訂）。書裏介紹瞭當時討論的情況。對於為什麼增長模式轉型、結構調整不能取得預期成效，列舉瞭很多具體的原因，比如把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政府擁有過多的資源配置權力，等等。歸結起來，就是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乾問題的決定》所指齣的“體製性障礙”，或者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所說：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抑製甚至排斥瞭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

　　“三去一降一補”也要靠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中國經濟目前麵對的結構問題越來越突齣，所以需要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來實現資源的再配置和經濟結構的優化。不論過去的曆史經驗還是經濟學的理論分析都告訴我們，要實現這一任務，必須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當然，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這裏，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有準確的定位。

　　為什麼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和“三去一降一補”要靠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呢？這是因為：市場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二是能夠建立起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激勵機製。說到底，“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靠這兩個最重要的機製纔能夠實現。市場機製具有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確激勵機製這兩個方麵的優勢，它們是行政手段所無法做到的。比如要壓縮鋼鐵業的過剩産能，老辦法是由行政機關規定計劃指標，要求限期壓縮多少萬噸“落後産能”，然後把計劃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到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和各個企業。壓縮任務通常隻能按企業的大小、設備的新舊等“硬指標”“一刀切”，否則就壓不下去。然而根據這樣的標準，被切掉的往往並不是效率最差的設備和企業。而且每個行政部門都要保護自己的産業，甚至縱容企業增加産能。再比如“補短闆”的實質是加快效率較高、供不應求的産業的發展。用行政的辦法也跟市場激勵的辦法很不一樣，主要靠政治動員和運用政府的財政政策、信貸政策、補貼政策去扶持一些政府認定應該發展的産業和應當做強做大的企業，和依靠市場機製奬優罰劣與實現優勝劣汰，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政府應當怎樣更好地發揮作用呢？據我理解，所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是不要落入過去政府包辦一切的老套路。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齣手去調結構，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操控市場和乾預微觀經濟，而是為市場的運作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企業和創業者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良好的法治環境。當然，它還要在一些市場不能起作用的地方發揮作用，比如說用社會保障體係來對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需要進行托底，支持基礎科研，建立基礎教育體係，等等。總而言之，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乾預微觀企業的經濟決策。

　　為什麼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如果說理論分析和實踐經驗都錶明，要完成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的目標，必須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問題的癥結就在於：能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製度基礎，即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和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中國在20世紀末宣布已經初步建立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場體係還不完備，其中許多重要的子係統還沒有建立起來，即使已經初步建立，也還很不完善，存在諸多缺陷。總之，還不足以承擔有效配置和再配置資源的重任。

　　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齣路就是盡快通過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及其法治基礎建立和完善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瞭《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瞭《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2015年中央領導又提齣瞭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人們常常以為 “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中國特有的提法，其實並不是這樣。“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個在市場經濟國傢文獻裏常見的說法。我查瞭一些文獻，在一個國傢的市場經濟製度已經建立起來但其中的某些製度架構仍然存在問題，需要對這些不夠完善的、存在缺陷的製度架構進行改革時，這種改革就被稱為“結構性改革”。我們習慣於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叫作“體製改革”。當這個短語被譯成英文的時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來錶達。

　　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最早接觸“結構性改革”這個說法，大概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産主義論戰”中中方的批判文章裏看到的。當時的批判文章指稱，意大利共産黨總書記陶裏亞蒂主張對西方國傢進行“結構改革”，這意味著改良主義和對革命的背棄。後來接觸得更多的，是最近十多年來一些市場經濟國傢一再提齣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最近的G20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公報，也提齣20國集團各國都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總之，結構性改革是市場經濟國傢常用來指稱局部性改革的概念。既然中國已經宣布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現在要對其中部分架構進行改革也是應有之義。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運用這樣一種說法來概括當前要進行的改革，也是完全可以的。

　　其他國傢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實踐對我們也是有啓發意義的。比如說，我今天講演的題目，就是從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What Structural Reform Is and Why It Is Important”（“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藉用來的。2004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經建議一些國傢進行結構性改革，當時的IMF研究中心主任拉詹（R. Rajan）寫瞭一篇短文來解釋他們所建議的改革，題目叫作“結構性改革為什麼那麼難”（Why Are Structural Reforms So Difficult·）。文章說，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帶來的益處是長期的，但是從短期來說，有一部分人會受損，所以很難被人們所接受。我在這裏要說的不是結構性改革的難易問題，而是拉詹對什麼是結構性改革所做的言簡意賅的界定。跟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相類似，當時有些人認為許多經濟問題是由於需求過剩或不足造成的。拉詹錶示不同意這種判斷，他指齣：“許多經濟問題是由市場運行中的問題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資源短缺或者總需求過剩或不足。在大多數經濟學傢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支配市場行為的製度架構和監管架構。”這就是說，結構性改革是對製度架構和監管架構進行的改革。

　　總之，需要明確的是，“結構性改革”講的是針對體製機製架構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建立起來，並且通過市場作用的發揮來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供給質量的提高。

　　六個方麵的改革需要抓緊推進

　　為瞭完成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係的宏偉任務，我們需要進行多方麵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瞭336項改革任務，其中直接跟經濟有關的就有200多項。這些任務當然有輕重緩急之分，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據最近各界人士提齣的一些迫切需要重點進行的改革項目，我認為以下六個方麵的改革特彆需要抓緊進行。

　　一是簡政放權的製度化，加快製定和執行市場進入的負麵清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采取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傢的通行做法，對市場進入實行負麵清單製度。根據企業和公民個人“法無禁止即可為”和各級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國務院部署製定兩個清單：一個是市場進入的負麵清單，一個是政府授權的正麵清單。政府授權的正麵清單看起來比較睏難，但市場進入的負麵清單是市場經濟的一項基本製度，必須加快進行。這不但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還牽涉到對外經濟關係，比如在中美投資協定的談判中，這就是一項重要議題。

　　二是全麵推進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核心議題——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進行得比較順利，甚至超齣瞭原來的預期。但是僅有這兩項重要的價格改革還不足以保證整個金融體係改革成功。其他方麵的改革也必須加快。比如說金融市場的監管體係，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從事前的審批為主轉變為事中事後的閤規性監管為主，就需要加快實現。在當前杠杆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一方麵民間的投資意願低落，另一方麵由於資産負債錶衰退，人們不願意把資金放到流動性比較低的實體經濟。此時加快金融體係改革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三是國有經濟改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因為雖然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隻有三分之一左右，但它掌握著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它所處的行業又往往是國民經濟中具有居高臨下地位的製高點。目前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而且存在持續下降的趨勢。如果這種情況不能較快改變，就會拖住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有經濟改革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要把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由直接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産”）為主轉變為管資本為主。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因為隻有這樣纔能在國有控股公司和國有參股公司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也纔能實現各類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四是競爭政策的貫徹。我們過去把貫徹競爭政策叫作“反壟斷執法”，現在國際上通行的說法是“貫徹競爭政策”，後一種說法可能比前一種來得確切。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競爭是市場製度的“靈魂”。正如“二戰”後德國市場體製的締造者艾哈德（L. W. Erhard）所言，戰後德國“經濟奇跡”的實質，乃是“來自競爭的繁榮”。前幾天，國務院發齣瞭《關於在市場體係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製度的意見》，為確立競爭的基礎性地位邁齣瞭重要的一步。文件指齣，在當前的現實生活中，“地方保護、區域封鎖，行業壁壘、企業壟斷，違法給予優惠政策或減損市場主體利益等不符閤建設全國統一市場和有違公平競爭的現象”還廣泛存在。加之在我們國傢有些人還受到傳統政治經濟學反競爭思維的影響，認為“競爭和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集中錶現。而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所有製企業之間也不應當有公平競爭。事實上，沒有公平競爭就不可能發現價格，也不可能實現奬優罰劣、優勝劣汰和促使企業努力創新。所以抓緊貫徹競爭政策仍是一項重大的改革任務。

　　五是加快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現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已經從上海一地推廣到全國好幾個地區，但是看來這一試驗的質量還有待提高。中央領導人曾經明確指齣過，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意義在於“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促使貿易投資便利化”。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進一步提高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中國需要努力適應。自貿區試驗不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有意義，而且直接有助於促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的建立和完善。所以這方麵的試驗應該加快進行，防止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的試驗等同於過去的政策優惠等低層次的做法。

　　六是堅持建設法治國傢。一個良好的市場體係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自從1997年第十五次代錶大會提齣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的治國方略以來，這方麵的工作有所進展，但是離建設法治國傢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人治傳統的國傢。進入現代以後，政府的政令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始終起著主導的作用。法治觀念和法治實踐十分薄弱。因此，建設法治國傢是一項非常重要然而也極其艱巨的任務。十八屆四中全會做齣瞭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建設法治的工作還需加快進行，因為不厲行法治，市場運轉交易就缺乏嚴明的規則，也就不可能平穩有效地運行。

　　為瞭推進以上這些改革，不隻要提齣任務，做齣設計，還需要采取切實措施，剋服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的障礙，抓緊施行。

　　必須真刀真槍地推進改革

　　2016年以來，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第20次（1月11日）、第21次（2月23日）和第25次（6月27日）會議都著重討論瞭如何切實推進改革的問題。6月27日的第25次會議著重指齣，“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製機製，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乾是不行的”。那麼，怎樣纔能防止改革空轉，真刀真槍地推進改革呢？我認為，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麵取得突破。

　　首要的問題，是要把各級黨政乾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上來，形成對改革的共識。

　　以國企改革為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覺得國企改革進展得太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國有資産管理體製，國有資産管理機構由直接管企業（即所謂“管人、管事、管資産”）轉嚮以管資本為主，通過若乾資本經營公司作為投資主體掌握原有的國有企業的股權。但是從傳媒上發布的消息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認識，比如有些在國資部門工作的朋友就認為，他們還必須繼續管人、管事。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上求得統一恐怕是國企改革能夠邁步往前走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二，要抓實改革的機製保障，把執行各項改革決定的責任主體明確起來。以公平競爭審查為例，國務院發布的《意見》是十分重要和及時的，而且要求從2016年7月1日開始對新製定的政策預先進行審查。然後還要對原有的各種製度和政策進行審查，逐步清理並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但是仔細讀這個文件，覺得它在抓實機製保障上仍舊有不足之處。比如說，中央深改組要求在公平競爭審查中“把自我審查和外部監督結閤起來，加強社會監督”，但具體的工作部署隻提齣各個製定政策的機構進行自我審查，而沒有明確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由誰負責和怎樣進行。比如說民眾投訴某一個政策規定不符閤公平競爭原則，由誰來接受投訴，誰來做齣處理必須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否則審查就容易落空。

　　其實過去在《反壟斷法》執法上就存在類似的問題。反壟斷執法由三個部門分彆負責，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協調往往存在問題。當然，在三個部門上麵還有一個國務院的反壟斷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不是一個常設機構，而是一個部際的議事機構。所以，過去在討論執行競爭政策和執行反壟斷法的時候，中外有許多學者提齣要建立一個高層次的、擁有很大權威的反壟斷機構，或者叫作執行競爭政策的機構。我以為，為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的機製保障，這個建議也是值得認真考慮的。

　　第三，加強督察工作，落實主體責任。要按照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要求，“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抓緊完善對負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員的督辦協調、督察落實和責任追究等工作機製。督查工作還要落實到人員的任免上，做到像習近平總書記在第25次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嚮”。

　　……

前言/序言

　　開篇是主編吳敬璉教授根據“長安講壇”的演講修改而成。他深感當前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缺乏共識，於是，綜閤國際經濟學界關於結構性改革的相關文獻，梳理國內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什麼是結構性改革提齣瞭明確的定義：“結構性改革是針對體製機製架構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建立起來，並且通過市場作用的發揮來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供給質量的提高”。為推行這樣的結構性改革，他提齣瞭六個需要抓緊推進的改革任務，為推進這些任務必須消除以下三個方麵所麵臨的障礙：形成改革共識，明確執行改革的責任主體，“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嚮應該得到落實。

　　樓繼偉的文章是他在“G20 稅收高級彆研討會”上的講話。他指齣，全球經濟正處在從危機應對嚮長效治理機製轉型、從周期性政策嚮結構性政策轉型的關鍵時刻。稅收是全球治理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經濟規則協調的重要內容，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G20 各國應當站在全球角度密切關注稅收發展動嚮，深化國際稅收協調與閤作，加強稅收能力建設，閤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稅收新秩序。

　　金融危機後的八年間，各主要經濟體一直在運用大規模的寬鬆貨幣政策來穩定和提振經濟，不少學者擔心通脹的隱患，現實卻是並未引發通貨膨脹。剋利夫蘭聯儲主席兼CEO 洛瑞塔·梅斯特的文章正是針對危機後通脹變化的新趨勢進行分析，探討這些新趨勢對學術研究和貨幣政策製定帶來的新挑戰。她迴顧瞭美國、英國、歐元區以不同預測指標和模型測算的近期通脹變化趨勢，分析瞭這些預測指標和模型在預測通脹時的優勢和局限。她特彆強調瞭通脹預期的重要性，因為通脹預期在通脹動態變化和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學界和政策界對此研究依然不足，對通脹預期如何形成、誰的通脹預期會影響通脹預測和貨幣政策製定，並沒有確切的瞭解。她鼓勵研究者推進這方麵的研究，從而為政策製定提供豐富的信息，為好的政策製定創造條件。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和金融學教授、現任美國金融學會主席帕特裏剋·博爾頓的文章是他2016 年初在美國金融學會發錶的主席演講。這篇文章以博爾頓和黃海洲的國傢資本結構模型為基礎，將公司金融學的資本結構理論拓展至用於分析國傢層麵的貨幣政策和主權債務。他將國傢的法定貨幣和本幣債務類比為公司股本，國傢的外債類比為公司債務，由此在股票融資的股權稀釋成本和本幣融資的通脹成本之間建立起平行關係，進而可以分析一國如何在外部債務和本幣債務融資之間進行權衡，以實現最優的融資方式。他在演講中還將這一獨特的分析方法拓展至探討貨幣理論、外匯儲備管理和主權債務重組機製，得齣瞭很多頗有啓發的觀點和政策含義。這一研究開啓瞭分析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國際金融的新框架和新思路，同時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瞭一係列新方嚮：例如，債務積壓與國傢債務的本外幣結構之間有什麼關係；國傢資本結構的動態變化和治理問題。

　　自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經濟依然低迷不振，局部性危機時有發生。黃海洲的文章從全球貨幣體係尋錨這個新穎視角，來分析全球經濟當前的睏局和未來可能的前景。他迴顧瞭20 世紀的兩次全球貨幣體係大調整和尋錨：1929—1933 年大蕭條直至“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的第一次大調整和尋錨；1971 年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鈎直至1985 年五國集團達成《廣場協議》和1987 年七國集團達成《盧浮宮協議》的第二次大調整和尋錨。這兩次大調整和尋錨所經曆的時間驚人得相似，都是16 年，其成功都促成瞭世界經濟長達20 年以上的黃金增長時期。這其間的曆史經驗錶明，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可能正在經曆全球貨幣體係的第三次大調整和尋錨過程。各國如不協同閤作，全球經濟復蘇將更加艱難，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和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甚至生命代價可能無法估量。第三次尋錨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兩點：首先，達成有新興市場國傢參與引領的新“廣場協議”，以穩定全球匯率體係；其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並舉，穩定通脹和增長預期。對於中國來說，必須進一步深化對內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從而參與並引領第三次大調整的相關談判，成為被世界認可的又一個標誌性經濟金融強國。

　　榖歌人工智能AlphaGO 、無人駕駛汽車、高級機器人等的飛速發展，引起瞭新一輪關於人類將被機器替代的擔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戴維·奧托的文章迴顧瞭過去兩百年來工廠自動化和就業之間的相互影響，以美國為例分析瞭自動化對就業市場兩極分化和薪酬兩極分化所産生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從“波拉尼悖論”的角度，闡述瞭過去數十年和數個世紀裏，自動化並未完全替代大部分人類工作的原因；並探討瞭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學最近和未來的發展會如何影響未來職業變遷和就業增長軌跡。在他看來，很多情況下，機器和人類勞動力的關係是既取而代之，又相輔相成。隻關注自動化或人工智能造成的損失，會忽視自動化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核心經濟機製，即隻有工人能完成的任務纔更有價值。

　　康奈爾大學教授、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考希剋·巴蘇的文章主要討論標準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發展時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群體身份認同。巴蘇認為，人的組織和社會歸屬感對於提高人的能力或生産率進而對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為此，他用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論述瞭群體身份認同，也即一個人的社會背景如何影響他的生産率以及他在經濟上的錶現。藉助模型的分析，他討論瞭基於群體身份認同的扶持政策和減貧政策，並將這一分析視角擴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減貧、經濟發展和國際政策協調。

　　“法和經濟學”欄目主要從法律和監管角度討論近期引起頗多爭議的人身保險新型産品的投資問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的田靜結閤我國現行保險産品監管規則和經閤組織以及英美對具有投資功能的人身保險産品的監管，討論此類保險産品監管中存在的漏洞，以及未來監管應當加強的方嚮。

　　“新書架”欄目是托馬斯.皮凱蒂的書評，所評論的是其導師英國經濟學傢安東尼·阿特金森的新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皮凱蒂在這篇短小精悍的書評中，首先概述瞭阿特金森的學術生涯及其做齣的學術貢獻。隨後，他對阿特金森提齣的政策做瞭點評，包括纍進稅、國民保險、遺産稅、讓國民獲得資本和所有權以縮小不平等的國民儲蓄計劃等。皮凱蒂還指齣，阿特金森的著作有一個瑕疵，就是太過執著於英國，但他認為這一瑕疵恰好也是一個主要優點，它說明“膽小的政府沒有不作為的真正藉口，因為它仍然可以在國傢層麵上采取行動”。

　　鍾正生和張璐的文章藉鑒美國和韓國貨幣政策調控的轉型經驗，對中國貨幣政策調控轉型的當下狀態和未來前景做瞭翔實分析。他們認為，雖然間接融資目前在中國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有繼續存在的現實基礎，但隨著外匯占款流入的減少甚至轉負，價格型貨幣政策調控有萌芽跡象，央行著意構建利率走廊正是朝這一方嚮邁齣的重要一步。不過，轉嚮真正的利率調控，還需從兩個方麵深入推進：一是提升我國金融體係的市場化程度，尤其要解決準入壁壘高、競爭程度低的問題；二是進一步強化預算約束，解決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颱對資金價格不甚敏感的問題。美國和韓國的經驗也錶明：貨幣政策的轉型，不隻是技術上的“順水推舟”，更需要體製機製上的“傷筋動骨”。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陶玲以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節點，將係統性金融風險監測預警方法的研究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對各個時期主要風險預警監測方法進行瞭描述和對比分析，概述瞭這些方法由簡單到復雜、由靜態到動態、由綫性到非綫性、由局部到係統的演變特徵。她認為，不同的監測預警方法有各自的優勢和缺陷，最終采用什麼樣的方法取決於一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數據信息統計完備程度以及金融監管體係。基於此，她對我國如何建立係統性金融風險監測預警指標體係，提齣瞭相應的建議。“

　　2015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産業政策要準”作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我們特意選取瞭兩篇論述産業政策的文章，也許可以為實施“準”的産業政策提供啓發。新經濟增長理論的領軍人物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文章“産業政策和競爭”以中國為背景，討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可以提高生産率，進而推動增長。作者們使用1998—2007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大中型工業企業數據，從實證角度研究補貼、稅收減免、（低息）貸款和關稅等産業政策對企業生産率增長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錶明，在競爭性部門實施的産業政策（補貼或稅收減免）、旨在維持或者促進競爭的産業政策（比如引導企業進入或者鼓勵新企業發展），對生産率增長具有更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初始競爭更為激烈的部門實施補貼和免稅這樣的産業政策，能夠改善企業的錶現，而實施（低息）貸款和關稅補貼這樣的産業政策，則不能改善企業的錶現。作者們還指齣，為瞭使産業內的利益集團對産業政策施加的影響最小化，應以更分散、更有利於競爭的方式實施扶持型産業政策。詹姆斯·羅賓遜的文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産業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國際上，産業政策不乏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這些案例一方麵說明産業政策可以是社會所需要的，並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另一方麵，與任何對社會有益的政策一樣，産業政策也受製於具體社會的政治均衡特徵，比如哪些利益團體能被動員，關係到怎樣的利益，處於怎樣的政治體製環境中。在這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即使能推齣産業政策，也未必會采取理想的形式。因此，僅僅提齣好的産業政策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些好建議如何能被掌握政治權力的群體自願采納。

　　在一國經濟實現增長、從低收入國傢嚮高收入國傢轉型的過程中，工業化是最重要的推動力。然而，發展中國傢近年來卻齣現瞭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在“過早去工業化”一文中，羅德裏剋利用三個工業化測量指標——製造業就業占比、按當前價格計算的製造業增加值占比、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製造業增加值占比，詳細描述瞭不同類彆的國傢之間的去工業化格局，並根據這些指標和收入之間的關係，界定瞭發展中國傢相對於發達國傢的過早去工業化現象。他進一步闡釋瞭發展中國傢去工業化現象的成因，其中全球化是一個重要因素。羅德裏剋認為，過早去工業化對發展中國傢並非好事，它踢走瞭經濟藉以快速上升的“梯子”，還可能産生不利的政治後果。對尚處於嚮高收入國傢轉型的中國經濟來說，工業化仍然至關重要，羅德裏剋的分析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法和經濟學”欄目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教授韋爾剋爾剋的文章“就業保護法的經濟學分析”。這是一篇綜述性文章，較為全麵地梳理瞭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文獻，包括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研究就業保護法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用企業層麵的數據研究就業保護法的改革對經濟産齣和經濟行為的影響，以美國各州就業保護法的不同變化來研究就業保護法對勞動力流動、就業、雇員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麵的影響，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就業保護法的淵源和政治動力機製。這些研究為全麵認識就業保護法的影響提供瞭有益的參考。

　　“新書架”欄目是許成鋼為匈牙利經濟學傢科爾奈教授的新書《動態變化、競爭和剩餘經濟》而作的書評。這篇書評從一般均衡和方法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動態變化的政治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列寜式國傢資本主義等方麵，分析並歸納瞭科爾奈著作的主要觀點和軟預算約束這樣的重要概念。許成鋼認為，科爾奈著作的創新之處在於通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研究闡釋瞭資本主義的特點。

　　斯特凡·施萊歇和安德烈·馬爾庫等人的“歐盟排放交易體係的結構性改革”一文分析瞭歐盟現行排放交易體係中存在的問題，提齣瞭改進該體係的三個一攬子改革方案，並評估瞭這三個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作者們還簡要介紹瞭韓國、美國、中國等國傢的排放交易體係，比較瞭它們與歐盟排放交易體係的不同特點。

　　比較之窗欄目是餘暉等人的“澳大利亞醫療衛生體製研究”一文。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瞭澳大利亞的國民醫療照顧製度、衛生服供給方的製度安排、衛生體係的行政管理體製、衛生資金的籌措和支付製度，並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改革提齣瞭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