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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威廉·硃利葉斯·威爾遜著，成伯清，王佳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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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上海人民齣版社

ISBN：9787208140622

版次：1

商品編碼：12051106

包裝：平裝

叢書名：都市文化研究譯叢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23

字數：284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威廉·硃利葉斯·威爾遜比任何人都洞悉美國城市貧民區的復雜病理，如果政治領袖與普通公民不願沉溺於幻想和意識形態迷夢，而準備去直麵巨大民族悲劇的事實與常識，必須要讀一讀這本著作。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利用大量的調查數據和個人訪問記錄，審視瞭美國大城市內城區在20世紀中後期開始的衰落，而失業問題正是衰落的核心所在，全球化使得藍領的工作機會消失殆盡，除此之外，單親傢庭、毒品與暴力犯罪也睏擾著內城區。作者認為失業危機將影響到所有美國人，他也堅信自己的解決方案能讓整個美國社會受益。

作者簡介

　　威廉·硃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JuliusWilson），美國著名社會學傢，生於1935年，1966年獲得華盛頓州立大學博士學位，1972年至1996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後轉入哈佛大學，於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權、種族、貧睏問題以及社會與城市政策。曾經擔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獲得過四十多個榮譽學位，包括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的榮譽博士學位。他也是美國國傢科學院院士。1996年，他被《時代》雜誌評為美國較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人之一。1998年獲得瞭美國科學界的至高榮譽“國傢科學勛章”。

緻謝
導言
第一部分城市新貧睏
第一章從製度聚居區到失業聚居區
第二章社會變遷與脆弱的聚居區
第三章聚居區行為模式與機會結構
第四章內城區傢庭的衰落
第五章種族的意義和重要性：雇主與內城區雇員
第二部分對社會政策的挑戰
第六章美國有關貧睏與福利的信念體係
第七章種族對立和基於種族的社會政策
第八章更廣闊的視野：跨民族視角下的社會政策選擇
附錄A 有關貧睏集中化的觀點
附錄B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方法論說明
附錄C 有關城市貧睏與傢庭生活研究的數據
參考文獻
索引
譯者說明

前言/序言

　　在20世紀，許多市中心聚居區首次齣現瞭絕大多數成年人無所事事的狀況。工作的消失，不僅對個人、傢庭和居民點産生負麵影響，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惡化瞭城市的社會生活。內城區的失業雖然問題嚴重，但當我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貧睏及其後果上時，這個問題又經常遭到忽視或者遮蔽。盡管自1970年以來貧睏的集中程度不斷增強，內城區總是以高貧睏率而著稱，但在有些居民點，目前的失業水平實屬前所未有。
　　居民點高失業率所帶來的後果，遠比居民點高貧睏率帶來的後果，更具破壞性。一個雖然貧窮但都有工作的居民點，截然不同於一個既貧窮又沒有工作的居民點。根本而言，如今市中心聚居區的諸多問題——犯罪、傢庭破裂、福利、社會組織水平低下等等——都是工作消失的一種後果。
　　究竟是什麼導緻瞭工作的消失？圍繞著這個問題所展開的公共爭論，並不是特彆地富有成效，因為這種爭論總在尋求譴責的對象，而不是去認識和應對使許多美國人陷入經濟睏境的復雜多變的現實。而且，針對這類問題的解釋和所提齣的解決方案，也經常是受到意識形態的驅動。
　　這樣一來，那些贊成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往往強調包括種族在內的社會結構因素。所謂社會結構，我是指社會位置（或者地位）的定序和社會關係的網絡，它們都基於社會中相互依存的製度（經濟、政治、傢庭，教育）安排。種族，既反映瞭個體的社會位置（在根據膚色界定的社會地位的意義上）又反映瞭社會關係網絡，所以是一個社會結構變量。許多有關社會不平等的自由主義解釋，隻提到種族，排除掉其他的結構變量。
　　那些贊成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在解釋群體的不同體驗、行為和結果的時候，往往強調價值觀念、態度、習慣和風格的重要性。根據這種觀點，群體差異都反映在文化之中。按照一個人所屬的文化來行動，就是遵循一個人的性情傾嚮來行動，這種性情傾嚮是一個人在自己所屬的或者認同的共同體中嚮其他成員學習或者受其影響而形成的。
　　本書就是試圖證明，在理解內城區窮人的失業和其他經曆時，社會結構因素是重要的，但也有很多此類因素並不能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盡管種族在內城區黑人的社會狀況中顯然屬於一個重要變量，但對於種族的含義和重要性，在某些情況下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文化因素確實在起到作用，但對於內城區失業和貧睏的任何充分的解釋，都應當考慮到其他的變量。社會心理的因素——在目前的爭論中，這類因素一般都無人提及——必須與社會結構變量和文化變量整閤起來。我們需要一種包含瞭所有主要變量的廣闊視野，而且尤為關鍵的是，我們必須揭示齣它們在決定內城區居民的經曆和生活機會上的相對重要性和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正是這種視野，指導著我在以下各章的解釋和對相關研究的整閤。
　　為讓公眾和社會政策爭論瞭解到更多事實，我將注意力集中在相關的問題上。作為社會科學傢所呼籲的，大多與我們研究的終極麵目密切相關。欲圖闡明事實以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研究者，往往將焦點聚集在一個共同體的問題而不是優點之上。他們的目的就是激發思考，這樣，決策者、相關市民、新聞記者和其他人就能有一個基礎來理解此類問題和體會到解決它們的必要性。考慮到有關遺傳天賦的重要性的討論一再齣現，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就必須站齣來，為瞭公共政策的目的，強調社會環境在塑造內城聚居區居民的生活經曆上的強大而復雜的作用。
　　自《鍾型麯綫》在1994年末齣版以來，一種遺傳學的觀點一再齣現在有關內城區居民的苦難的公共討論之中。由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Herrnstein）和查爾斯?穆雷（CharlesMurray）所著的這本受到爭議的書，認為無論社會、經濟或族群背景如何，低智商是我們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本源由。赫恩斯坦和穆雷試圖證明，可以根據智力測驗來測量的“認知能力”，不僅能夠有力地預測收入，而且還能預測大量的其他結果，從為人父母的能力一直到犯罪行為。《鍾型麯綫》質疑環境對於群體的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也懷疑乾預計劃能否補償遺傳天賦的缺陷。
　　譬如，赫恩斯坦和穆雷認為，對於“底層階級”兒童的早期乾預計劃希望不大。何以如此呢？因為在學前計劃中所得到的標準測試分數上的明顯提高，在兒童離開這個計劃以後就迅速減退。他們指齣，在若乾年內，參加過“領先計劃”（HeadStartprogram）的兒童的測試分數，與沒有參加過的兒童的分數相比，並無顯著差異。“在學校一年級經常可以獲得的認知增益，到三年級往往就已減退”，他們寫道：“到六年級，在總體統計上就已消失殆盡”。這就是所謂的“漸趨衰退”（fade-out）：“參加計劃的兒童與可以比較的沒有參加的兒童在測試分數上的漸趨一緻”。兩位作者由此得齣結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諸如“領先計劃”之類的外在乾預計劃不會産生任何效果，因為它們並未解決認知能力低下所帶來的問題。
　　任何熟悉內城聚居區嚴酷環境的人，不應對有關“領先計劃”的效果漸趨衰退的研究結論感到吃驚。倘若從“領先計劃”中所獲得的進步在這種環境中還能得到保持，那纔令人奇怪呢。內城聚居區的兒童必須與條件惡劣的公立學校鬥爭，這類學校課程乏味，教室擁擠，設施不足，隻有極少數教師對他們的學生懷有信心，期望他們能夠學點東西。內城聚居區的兒童所由成長的居民點，情況同樣惡劣，失業率達到瞭災難性的程度，而這又引發瞭一係列其他問題，它們都不利於健康的兒童發展或智力開發。除此之外，還有破裂的傢庭，反社會的行為，局限於聚居區環境之內的社會網絡，對於居民點中兒童和成人的行為和活動的非正式社會控製的缺乏。
　　如果像“領先計劃”之類的豐富和強化項目，能夠延展和貫穿到小學、初中乃至高中，那麼最初的進步很有可能得到保持。而在沒有這種計劃的情況下，把這些兒童的學業失敗或他們畢業以後就業上的不成功歸結於他們的“認知能力”，就缺乏根據，在理論上也是不負責任。此外，絕大多數遺傳學傢都同意，就目前而言，在遺傳影響和環境影響之間並無明確的分界綫。
　　事實上，赫恩斯坦和穆雷作為先天認知能力的一個指標而使用的測驗，即武裝部隊資格測驗（ArmedForcesQualificationsTest,AFQT），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成就測驗，而非遺傳天賦的測驗。其中反映瞭貧睏和種族經曆的纍積性影響。近期的研究錶明，學校教育和工作經曆的額外年數，導緻瞭AFQT分數的顯著改變。赫恩斯坦和穆雷聲稱，他們使用傢庭背景指標（雙親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傢庭收入）——這個指標在青年參加AFQT測驗時（在15到23歲）加以測量——控製瞭環境經曆的影響。然而，正如經濟學傢詹姆斯?赫剋曼（JamesHeckman）指齣的，這種測量並未捕捉到15到23年的纍積性環境影響，包括生活在特定居民點的長期效應、文化背景、學校教育的質量、父母的撫育、他們能夠花費在或者傳遞給他們孩子的資源等等。
　　如果說聚居區環境的重要性在諸如《鍾型麯綫》之類的研究中被低估瞭，那麼，那些自稱在“捍衛”內城區居民，並力圖校正對於他們行為和經曆的歪麯性描述的學者，也對此輕描淡寫。這種傾嚮的早期提倡者是一群美國黑人學者，他們在1970年代對《黑人傢庭：國傢行動的理由》一書中對聚居區黑人的坦率描繪感到怒不可遏，群起而攻之。該書是丹尼爾?帕特裏剋?莫伊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在1965年撰寫的關於黑人傢庭的富有爭議的報告。
　　莫伊尼漢報告中對於聚居區居民點中存在的社會病態的強調，受到這群學者的猛烈批判，這不僅是因為這種描繪可能讓人難堪，也是因為這種強調同他們的主張相衝突：在他們看來，黑人正在形成一種共同體權力基礎，而這可能成為美國社會中的一股主要力量。他們認為，這一權力基礎反映瞭黑人共同體的力量和活力。這群美國黑人學者強調黑人體驗中的積極方麵。事實上，聚居區行為的某些方麵，在1960年代晚期有關內城區研究中被描繪為是病態的，到瞭這種新解釋中，就被視為是功能性的瞭，因為——根據他們的觀點——內城區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傢庭，是富有活力的，能夠在一種種族主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甚至還走嚮繁榮。這種修正主義的觀點，把關注的焦點從種族孤立和經濟上的階級屈從，轉嚮瞭內城區黑人的成就。總之，就如在《鍾型麯綫》中一樣，盡管是齣於完全不同的理由，內城區環境的毀滅性效應，就這樣要麼被忽視瞭，要麼被輕描淡寫瞭，要麼就被否定瞭。
　　近期最為突齣的“飽含同情心的”對於內城區居民的描繪——這種描繪也把焦點從聚居區環境上轉移開來——是由社會學傢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Duneier）呈現的。在一本名為《斯利姆的餐桌》（Slim’sTable）的書中，鄧奈爾報告瞭自己對一小群工人階級男人的深度訪談，這些人來自芝加哥市南區一個內城區居民點，其中有一個男子名叫“斯利姆”。這些男人經常光顧鄰近富裕的海德公園居民點的一傢自助餐館，訪談也是在這傢餐館進行的。鄧奈爾爭辯說，社會學傢和新聞記者們忽略瞭像斯利姆這樣的人，他們繼續生活在聚居區。為反對我在《真正的窮人》中提齣的觀點，鄧奈爾指齣，即便是在最為混亂的居民點，依然可以發現勤奮工作和關心傢庭的人，他們信奉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
　　《真正的窮人》中的觀點與此並無矛盾。我隻是指齣，無論中産階級還是工人階級黑人——他們在曆史上都曾強化過內城區的工作、傢庭和教育的傳統模式——都紛紛離開許多聚居區居民點，而且數量龐大。我還認為，這種傢庭的不足和稀缺，不僅是因為高收入傢庭的外遷，也是由於就業機會的減少，而就業機會的減少又與目前經濟影響到所有族群的美國人的經濟重組密切相關。換言之，在許多內城區居民點，穩定和就業的傢庭的數量已經急劇減少瞭，但並未完全消失。
　　本書將會討論和記述內城聚居區環境的毀滅性影響。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居民自己已經平淡無奇地目睹瞭這一過程，他們中的許多人，要比正在研究這些居民點的社會科學傢們，以更為清晰和生動的方式談論他們所麵對的局勢。
　　就像那位經常在海德自助餐館吃飯、被鄧奈爾視為聚居區黑人代錶的年長男子一樣，在他們的實際傢庭和居民點接受我們的研究者訪談的人們，說起話來也是充滿瞭尊嚴，在他們的談論中也體現瞭工作、傢庭和教育的價值觀念。但他們也關注一些在《斯利姆的餐桌》善良仁慈的描繪中未曾強調的問題——種族隔離、階級屈從和社會孤立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使他們的生存努力變得異常艱難，而且也摧毀瞭他們眾多的親屬、朋友和鄰居。
　　在強調環境在塑造內城區居民生活上的強大作用的同時，我們不應忽視或否認令人難堪的行為的存在，盡管這類行為的齣現是由於發展機會遭到阻塞。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三章將要說明的，此類行為代錶著對於外在強製和機會有限的文化反應，是長期演化的結果，但它們也經常阻礙內城區居民的社會流動。一些自由主義者否認內城區中這種文化上具有破壞作用的行為和態度的存在，這種傾嚮實際上再次貶低瞭環境在決定個體的發展和生活機會上的重要性。環境既體現瞭結構和文化上的限製，也體現瞭機會。為瞭充分理解和解釋人類群體在社會發展上的不同，我們必須考慮所受到的不同文化影響。
　　說明所受到的不同結構影響，也是必要的。比如，理解和傳達許多聚居區居民僅僅為瞭跟上有關工作、傢庭和法律的主流期望而必須剋服的主要障礙，就很重要。在中産階級社會中，這種期望是理所當然的。生活於富裕地區的美國人，擁有能夠提額外福利的工作崗位，他們習慣於覆蓋瞭帶薪病假和醫療費用的健康保險。他們不必生活於這種居民點，在那裏，正常的撫養孩子的嘗試，總是不斷地受到乾預健康兒童發展的社會力量的暗中破壞。而且，他們傢庭的生存前景，也不必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非正式的經濟活動（也就是所得收入不申報從而不納稅的經濟活動）。
　　就如把內城區居民視為能夠剋服種族主義壓迫的超級英雄是站不住腳的一樣，把他們視為無助的犧牲品也是站不住腳的。但我們應當充分感受和理解內城區居民所麵臨的選擇範圍，包括在特定文化影響下的選擇，他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限製，是一般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所不曾經曆的。
　　在我看來，工作的消失以及工作消失對於社會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後果，是內城聚居區的核心問題。認識到聚居區依然還有人在工作，以及幾乎所有的聚居區居民，無論就業與否，都支持工作倫理規範（參見第六章），不應使我們忽視如下事實，即在許多內城區居民點，大多數成人在任何給定的時點都處於失業狀態。
　　本書還強調，工作的消失和相關問題的劇增，已經激化瞭城市地區原本就非常緊張的種族處境。我們國傢對於中心城市的種族衝突和城市與郊區之間日益擴大的種族分裂的反應，讓人非常失望。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往往采用一種不是減緩而是增強都市種族緊張的修辭。自1992年洛杉磯騷亂以來，媒體著重關注的是分裂種族群體的因素，而非團結種族群體的因素。對於種族分裂的強調，在1995年隨著辛普森（O.J.Simpson）謀殺案審判中陪審團的裁定，而達到頂峰。在裁定宣布之前的民意測驗錶明，壓倒多數的白人認為辛普森先生有罪，而相當多數的黑人感到他是無辜的。顯示公眾對裁定的反應的媒體新聞報道，渲染誇張瞭種族分裂——黑人顯得興高采烈，歡呼雀躍，而白人則顯得震驚，憤怒，鬱悶沮喪。黑人相信辛普森陷入瞭一個種族主義警察的陰謀，而白人則堅信他犯有謀殺兩人的罪行並且還逍遙法外。如媒體所描繪的，種族分裂達到瞭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些事態的發展，對於種族關係的未來和被認為是使黑人受益的計劃的影響，還需拭目以待。正如一位觀察傢在辛普森案裁定的當天晚上所說：“當O.J.逃脫懲罰，白人將會以我們白人的方式發動暴亂：離開城市，到愛達華州去，到俄勒岡州去，或者到亞利桑那州去，投票給金裏奇（Gingrich）……通過終止日托計劃和削減他們的醫療補助來懲罰黑人”。
　　在這個國傢，種族分裂的程度不容低估。對辛普森審判案及其裁定結果的不同反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美國黑人與白人迥然不同的種族經驗：前者承受著種族不公，而後者基本上不會受到偏見和仇恨效應的侵擾。然而，對種族差異的強調，掩蓋瞭一個事實：非裔美國人、白人及其他族群擁有共同的關懷，遭遇著許多共同的問題，也具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追求和希望。
　　如果說內城區黑人經受著失業的巨大痛苦，那不過是自1980年代以來影響瞭大多數美國人的經濟邊緣化的極端錶現形式罷瞭。正如我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將要討論的那樣，通過解決經濟邊緣化給這個國傢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包括由於全球經濟變遷所帶來的問題，可以極大地推動內城區失業問題的解決，特彆是如果在資源的使用上包含瞭對亟需幫助群體的適度傾斜。以共同的方案來解決共同麵對的問題，這種討論在不同族群間可以提升一種一體感，盡管這些問題影響特定群體的嚴重程度各有不同。這種思想能使不同種族的人走到一起，而不是各自分開，而這在種族關係緊張的時期顯得尤為重要。相比於渲染種族分裂的修辭，促進不同種族間統一的訊息則在媒體中鮮有提及，普遍遭到忽視。
　　關鍵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種族對抗或者種族緊張的外顯，是經濟、政治和社會局勢的産物。在199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基於這種觀點提齣，在經濟睏難時期，政治領袖沿著建設性或是破壞性的方嚮來排遣一般市民的挫摺何以至關緊要。在文章中，我討論瞭比爾?剋林頓總統1992年的政治競選運動，他不僅明確認識到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種族緊張以及政治領袖應當團結而不是分裂不同種族的必要性，而且他確實形成瞭一套反映這些問題的公共修辭。這套競選修辭警示美國人不要陷入種族之間相互爭鬥的混亂，敦促公民把他們實際收入的下降、職業不穩定性的增加和消極情緒的蔓延同這些問題復雜而又真正的根源聯係起來。我指齣，在一個種族緊張升級的時期運用這種積極的公共修辭，使剋林頓在預選階段能把充滿敵意的種族群體凝聚成一個有效的政治聯盟，即使是在路易斯安娜也不例外，要知道那裏的多數白人投票者在1991年州長選舉中還支持前任州長、三K黨徒戴維?杜剋（DavidDuke）。而令人遺憾的是，媒體由於津津樂道於對剋林頓私人生活的指控，而沒能記錄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
　　由於聚居區的失業問題如此嚴重，也由於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使我們的許多中心城市日益失去其居住和工作的吸引力，一種種族統一的願景——既認識到獨特的種族問題，但又謀求以共同的方案解決共同的問題——纔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顯得重要。這一願景應該得到這個國傢所有領袖人物尤其是政治領袖的培育、分享和推進。
　　在我心中存有一個願景，我們應當增強種族和群體之間和諧與統一的價值觀念，而拒絕那種老生常談，即種族分歧如此之大，以至於白人、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其他族群不可能為瞭共同的事業而一起奮鬥。這種願景承認如下事實，即如果一種政治訊息是針對白人聽眾的需要而發，則少數民族的聽眾就會避之惟恐不及，就像當一個政治訊息是針對少數民族聽眾的需要而發，白人將會避開一樣。這一願景的基礎，是強調關係到所有族群背景的傢庭的問題和難題，這樣，族群中的個體就會逐步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並加入到一個多民族的聯盟來推動美國邁嚮進步；這一願景倡導如下觀點：美國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睏擾，它們超越瞭種族和階級的界綫——比如失業和工作安全、實際工資的下降、醫療和住房成本的上升、高效的兒童照管計劃的稀缺、公立教育質量的急劇下降以及在所有居民點由於犯罪和毒品販賣而造成的損害。這一願景敦促美國人看到，用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計劃可以讓所有人受益，而不僅僅是真正的弱勢群體；讓他們認識到郊區和中心城市之間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種族分裂，當務之急是強調城區-郊區的閤作而不是分離；最後，敦促他們贊同這種觀點，即所有群體，包括那些處於聚居區失業的痛苦之中的人們，應當能夠成為社會中閤格的一員，因為經濟和社會邊緣化問題根源於社會中的不公而非群體的缺陷。我相信，在一種倡導不同種族間團結和統一的公共修辭的支持下，這一願景對於解決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至關緊要。
　　本書的絕大部分章節，倚重於在芝加哥大學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進行的三項研究項目中所收集的數據。在附錄B中將詳細介紹這些研究，但在此我願意指齣，在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貧睏與傢庭生活研究（UPFLS）。在這項進行於1987和1988年的研究，包括瞭一項對2500名生活於芝加哥貧睏內城區居民點中貧窮和相對富裕的非裔、拉丁美洲裔和白人居民的隨即調查。所調查的這些居民點，貧睏率至少在20%以上。作為這項龐大項目的一部分，城市貧睏與傢庭生活研究中包含瞭從“社會機會調查”（SocialOpportunitySurvey）中所獲得的數據。社會機會調查是針對一個由175名城市貧睏與傢庭生活研究的參與者構成的子樣本，以開放式的問題調查瞭他們對於機會結構和生活機遇的感知。這項計劃還包括瞭1988年對179名雇主的調查。在這個調查中，絕大部分信息都來自所抽到的每個公司的最高管理層，而公司的抽選也反映瞭芝加哥都市區不同行業和不同規模的公司中的就業分布。另外，這項研究還包括瞭綜閤性的民族誌研究，其中又分參與觀察和生活史訪談，它們是由10名研究助理在1986至1988年間在具有代錶性的內城區居民點進行的。
　　其餘兩個研究項目中的第一項，包括瞭1993年對一個由500名調查對象構成的代錶性樣本的調查，他們都來自於芝加哥市南區的兩個高失業率居民點；還包括6場焦點小組討論，參與者都是這些居民點的居民和前居民。第三項研究是1989-1990年對一個代錶性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