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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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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图书介绍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68077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5337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06

字数：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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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一、广泛搜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史料，以大量不为人知的史实，叙述了近百年的学林悲伤，其中1949年之后一些大陆学者的政治遭遇和去台学者的海外秘辛，是国内读者闻所未闻。

二、对中国现代学人命运的叙述，视角独特，文字典雅，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三、一部近百年中国学林史，又是第一部学人心灵史、政治遭遇史，填补了同类著作的空白。

四、本次重印采用精装印制，装帧用纸精美，内容充实有分量，值得读者深度阅读和收藏。

内容简介

《现代学林点将录》突破了近百年来学术史的框架，以一种全新的、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的撰述方式，展现了从民国至今一百多位知名学者的鲜活的学术生命和他们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的幸与不幸，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伤录，令人唏嘘感慨；其间贯穿了许多学林传奇，行笔典雅，充满文趣和活跃的思想。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在《南方都市报》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并在网上流传，引起广泛的关注；因其形式新颖，思想敏锐，对一些知名学者的评价大异于主流话语，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的论辩。如今完整结集成书，比发表时增多数十万字。以此书独特的形式、锋利的笔触、发人所未发的内容，及作者在学界的知名度，必能广受读者欢迎。

作者简介

胡文辉，著名学者，专栏作家。写有大量文史随笔、评论和论文。已出版《陈寅恪诗笺释》、《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人物百一录》、《洛城论学集》等学术专著，还有《zui是文人》、《广风月谈》、《反读书记》等评论小品。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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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1］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2］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3］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4］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5］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6］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7］

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8］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及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9］他与胡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10］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周质平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11］此外，胡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12］“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长，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可窥见当代思想史之消长变迁。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人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1］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2］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3］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4］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5］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6］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治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7］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至，［8］杨树达也称“书颇博通，条理亦密”，［9］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10］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11］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12］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3］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限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14］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15］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王国维、吴秋辉、黄侃皆逝于五十前后，陈梦家自杀时五十五岁，梁启超、吴梅得年仅五十六岁；而法国沙畹亦寿止五十二岁，高罗佩寿止五十七岁。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满、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有侄乐成，治史以汉唐为中心，堂侄乐焕则专攻辽史，造诣各有精湛。乐成1949年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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