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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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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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ISBN:9787540780500
版次:1
商品编码:1211769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4页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第二辑

  《大丈夫孟子》高专诚著

  《王国维评传》萧艾著

  《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沈兼士著

  《宋词文化说》沈家庄著

  《旧戏新知》霍不思著

  《中国出土文献概述》张积著

  《中国古代歌谣》王娟著

  本丛书第一辑《敦煌遗书》得到韩国一出版社的邀请,正在安排版权输出事宜。


  

内容简介

  

  怎样选拔人才,是历朝历代君王十分关心的宏大命题,关乎朝纲,系乎国运。选士制度,渊源于成周时代,一直推行到隋文帝开皇年间废止。科举制度,隋开端,至唐而备,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有过辉煌的成就。

  本书主要讲述古代的选士制度,及由此而来的科举考试,细说历史上的选才过程。并特别指出,历代对于考试制度的推进,唐代的贡献,在于倡导自由独立的精神;宋代的贡献,则为其公允缜密的方法,对如今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参照。


  

作者简介

沈兼士(1887—1947),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之一。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精彩书评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金息侯

  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

  ——冯友兰


  

目录

1 编辑大意

1 第一章 弁言

5 第二章 周代的选士制度

5 第一节 周代的乡举里选

9 第二节 周代的学校

12 第三章 汉代的选士制度

12 第一节 汉代的察举

32 第二节 汉代的学校

38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

38 第一节 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55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诸科策士

6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学校

74 第五章 隋唐的考试制度

74 第一节 隋唐的科举

95 第二节 隋唐时代与科举有关的教育制度

104 第六章 宋代的考试制度

104 第一节 宋代的科举

137 第二节 宋代与科举有关的教育制度

146 第三节 辽金两国的科举制度

151 第七章 元代的考试制度

151 第一节 元代的科举

156 第二节 元代与科举有关的教育制度

160 第八章 明代的考试制度

160 第一节 明代的科举

169 第二节 明代学校和科举相辅而行的制度

185 第九章 清代的考试制度

185 第一节 清代的科举

212 第二节 清代学校和科举相辅而行的制度


精彩书摘

  编辑大意

  一、查我国考试之萌芽,已肇端于《尚书》;唯历时悠久,文献难征。而《周官》一书所述周代文官制度,后世亦有人加以考证指为伪托者。兹于本编第二章中依《礼记·王制》等篇所载略述其梗概,以为此项制度之滥觞。

  二、汉代初年所举行之“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尚属乡举里选性质;迨后汉左雄改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始由选举制度兼备考试方式之雏形,故于本编第三章中略述其沿革及递嬗之轨迹,俾知创制之由来。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所行之“九品中正制”,最初原系乱世权宜之计,后以积习难改,因循迁就,流弊滋多,致门阀士族之贵族政治,为当时所诟病。唯秀孝等科之策试,亦间有举行,而时举时辍,未能切实普遍实施,故于本编第四章略述其创制之经过,以供参考。

  四、隋唐时代始创立科举制度,科目纷陈,士子怀牒自进,自由竞争,一律平等,得以脱离选举之羁绊而划然独立,并奠立考试权独立行使之精神,实为中国民权发展史上一大进步。又唐代举士与举官分途,其考试方式亦各有不同,故于本编第五章中分别叙述,以明原委。

  五、宋代开国之初,科举制度大多沿袭唐制,而方法更趋严密。其经礼部考试及格者,即可服官任职,不须再经吏部之考试,此为推行“考用合一”必有之措施。其后则有经义、诗赋、策论之争,意见分歧,愈演愈烈。迨王安石变法,则以“三合法”取士,学校与科举互为盛衰,故本编第六章加以叙述,以明沿革,并将辽、金二国所举行之科举制度,附列为本章第三节。

  六、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其举行考试,仅为牢笼人心,且不能忘情于民族间之成见,取士标准,既有区别;科目出身,亦多轩轾,自属有欠公允,故于本编第七章有所叙述,俾知当时实际情形。

  七、明初三途并用,驳而不纯,致多流弊,于是又不能不重视公正平允之考试制度;唯以文体适用排偶,谓之“制义”,空疏无用,足以败坏人才,殊为后世所诟病。故于本编第八章中予以叙述,实非当时创制始料所及。至其创立“翰林院”,为培养国家清要人才之所,亦有足多者,故并叙及之。

  八、国家政治制度之递嬗,时代愈后,则愈见完备。考试制度延至清代,因积有千余年历史上之沿革,斟酌损益,愈臻完备,故于本编第九章中详加叙述,尤其对于科名之来源,考据较详,以供参考。

  九、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互为表里,无论在直接或间接方面,均有其不可分割之密切关联,故本编各章于第一节考试制度后,并附述历代学校教育制度,以免缺漏。

  十、本编各章节所引证之资料,均经注明其书籍名称;其较为详细者,则以“附注”说明于各章节之末,以明原委,而资参考。

  十一、本编“宋代的考试制度”,有一部分资料,系参照侯绍文先生之大作,谨致谢忱。

  十二、编者学识谫陋,从事此项艰巨任务,既知汲深绠短,力有未逮;且参考书籍,亦多欠缺,仅就其荦荦大者予以叙述,俾知此项制度创制及沿革之经过。至所评论得失各点,亦多属根据古今学者通儒之论著,并非杜撰之书,此应特加声明者。唯以时间勿促,纰缪遗漏,所在多有,尚祈海内外鸿儒硕学多所指教,毋任企幸!

  编者沈兼士谨识

  第二章周代的选士制度

  第一节周代的乡举里选

  国家因为要达到统治的目的,就要设立许多机关。在这许多机关中,都需要有人来处理公务,于是有了选举问题。选举是和世袭对立的。世袭之法:一个位置出缺,便有一个合法继承的人,不容加以选择。选举之法则不然,它是毫无限制,可以任有选举权者,选举最适当的人士去担任公职的。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俞正燮《癸巳类稿》中有一篇“乡兴贤能论”说:“古代的选举,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乃是世官。”古代举士皆出于学校,《王制》载有虞氏、夏后氏、殷代、周代的养老皆有学。《周官》载:“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通志》注: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之三事教既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而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也)。一曰六德(《周礼》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周礼》六行:孝、友、睦、渊、任、恤);三曰六艺(《周礼》六艺:礼、乐、射、御、画、数)。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凡是乡大夫的属宫,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举出其贤者能者,献贤能之书于王,此之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俞正燮说:“入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出使长之,是用为伍长。”比闾族党等,当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组织,其首领,都是由大众公举的。又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乃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那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制度:“乡老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为辨论官才(官指各种机关,谓分别其才能,适宜于在何种机关中办事),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才而用之。”《礼记·射义》载:“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以中之多少,而定得与于祭的可否,可见射宫即在太庙之中。古代规制简陋,全国只有一所明堂,也就是宗庙,就是朝廷,就是君王所居的宫殿,亦复是其讲学的学校。到后来,这许多机关才逐渐分开而成为各别的建筑了。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后来文治渐渐兴起,于是所取的人才不再限于一途。所以司马要辨论官才,此时的司马,乃以武职兼司选举事务,并非以武事做选举的标准。此为一选举的逐渐扩大,也就是世袭制度日就式微了。

  以上所选周代选士的制度,初由乡举里选,继由乡大夫(乡大夫:官名,《周礼》地官之属。王有六乡,每乡卿一人,各掌其乡之致教禁令。按《周礼》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皆其时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诸侯亦皆有乡大夫,以大夫为之)以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古之乡学。三年业成,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兴共贤者能者,以升于君。将升之时,乡大夫为主人,兴之饮酒而后升之,谓之“乡饮酒礼”,即后世科举之宾兴也。《仪礼》有“乡饮酒礼”篇)贡举到诸侯或天子。其评选人才的标准分为三等:德行为上,其次治事,再次言语,一律皆采取平日的素行。这些人才,并不限定由学校出身,可是他们的造就和资望,皆比较高出于学校出身的,所以一被选举以后,往往破格录用。这一段情形,我们可从《仪礼》的“乡饮酒礼”和《礼记》的“射义”“文子”“世子”诸篇中,知道得很详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成周时代的社会教育已经普及;其实在上古时代,各氏族选举长老组织氏族会议的遗风,这乃是民族进化史上的一般情形罢了。

  第二节周代的学校

  学校之制,以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是大学,“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孟子又说:“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成周的学制,是集虞、夏、殷三代的大成,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为贵族子弟修学之所,“乡学”为平民子弟修学之所。“国学”依程度的深浅,分为小学、大学两级。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就大学。《大学》一篇,是言大学堂之事;《弟子职》一篇,是言小学堂之事;《内则》一篇,是言女学堂之事;《学记》一篇,是言师范学堂之事。其他如农学、工学、商学、兵学等亦都有学堂(见《管子》《论语》《左传》等书),其教育之普及如此。《礼记·王制》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雝[同“雍”,下同]”,诸侯曰“泮宫”。

  关于天子之“学”有二说:一说天子之学有五:中为“辟雝”,亦曰“太学”,养老之所也;周环以水,水南为“成均”,亦曰“南学”,学德之所也;北为“上庠”,亦曰“北学”,学书之所也;东为“东序”,又称“东胶”,亦曰“东学”,学射之所也;西为“瞽宗”,又称“西雝”,亦曰“西学”,学礼习乐之所也。”(孙诒让《周礼正义》)而《大戴礼》亦载有“五举”之制: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大学”,承师而问道。”虽内容或有不同,其为“五学”之制则一。一说天子之学有四:“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东,“商校”在其西,当代之“学”居中,南面而三学环之,命之曰“胶”,又曰“辟雝”。(《松滋县学记》)以上两说虽略有出入,但认为周代的学制,为综合虞、夏、商三代的学制则同,这是周代中央学制的大概情形。至于地方的学校,则谓之“乡学”,属于小学性质。在乡(万二千五百家)设有“虞庠”,在州(二千五百家)设有“夏序”,在党(五百家)设有“商校”,在闾(二十五家)设有“塾”,这是周代地方学制的大概情形。

  故周代的学制,为政教不分的制度。当时教育为行政最重要的一部门,以普及教育为实施政治的方法。论职务则官师不分,论目的则“礼乐政刑,其揆一也。”《尚书》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礼记·学记》载:“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可见君之与师,名虽二其实则合而为一。君师既属合一,则教育和行政自不能有明显的划分了。所谓教育机构,如:明堂、辟雝、庠、序、学、校等,并非专施教育的处所。《诗经·灵台》:“虞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雝。”是“辟雝”为聚乐游宴的所在;《鲁颂·泮水》:“鲁侯戾止,在泮饮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是诸侯之“学”名“泮”的,为饮酒、献囚的所在。《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一是学校为祭祀、献囚、献馘的所在。清代阮元说:“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事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

  ……



《官僚的诞生:从秦汉到唐宋的选官制度变迁》 一部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精英选拔与权力构建的通史 本书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自秦汉帝国建立至宋代文官体制成熟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中国国家权力赖以维系的选官制度的演变轨迹、内在逻辑及其对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关注科举制度的成熟阶段及其具体考试内容,而是聚焦于那些奠定后世选官基础的早期与过渡性制度,探讨权力如何从血缘、门第向更依赖个人能力(至少是形式上的能力)倾斜的历史进程。 第一部分:秦汉的“任人唯贤”与门阀的萌芽(约500字) 秦朝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确立,标志着中国官僚体制的开端。本部分将详细探讨秦代的“以吏为师”和考核制度,重点分析其选拔官员的基本标准——功绩和才能,以及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如何被地方豪强势力所渗透。 随后,我们将进入西汉,重点考察察举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察举”制度,作为汉代选官的核心机制,是国家权力试图突破旧贵族体系、直接吸纳地方人才的重大尝试。我们将细致考察“孝廉”、“茂才”等科目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举主(地方长官)的权力和其背后的地方利益。 关键议题: 1. 功绩主义的局限性: 秦汉时期,官吏的考核往往与军事、水利等实际政绩紧密挂钩。这种制度如何保证官员的专业性,又如何在权力交接中迅速瓦解? 2. 地方势力的抬头: 汉代察举制度如何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望族”的形成?我们将通过对“安陆李氏”、“颍川陈氏”等家族的分析,揭示“声望”是如何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资本。 3. 选官标准的模糊性: 在缺乏统一、客观的考试标准下,“贤能”的定义主要由谁来决定?本部分将论证,西汉后期,察举制度逐渐演变为一种依赖于私人声誉和士人阶层内部认可的推荐制,为后来的门阀政治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魏晋南北朝:门第的黄金时代与选官制度的僵化(约500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门第观念最为强烈的时代。本部分将深入剖析九品中正制从中央集权工具异化为维护士族统治基石的全过程。 我们将详细考察曹魏时期为纠正察举制的弊端而设立的九品中正制。中正官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核定人才等第”,但很快,该制度便被地方豪族把持。我们重点分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机制。 重点分析: 1. “出身论”的胜利: 论述“家世”、“人望”如何压倒了“才学”,成为官员选拔的首要标准。我们将探讨士族阶层如何通过联姻、垄断高位等方式,形成封闭的政治精英集团。 2. 中正官的权力结构: 详细阐释中正官的评定时,等级(一品至四品)是如何被“家品”和“行状”所决定的。本书强调,在这一时期,选官已不再是国家对人才的选拔,而是精英集团对自身地位的维护。 3. 地方分权与制度依赖: 探讨南渡后,江南士族对中央集权的制约,以及他们对特定选官制度(如南朝的“循选”)的依赖,这反映了国家权力在选官制度上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 第三部分:隋唐的过渡:选官制度的再平衡与制度创新的酝酿(约500字) 隋朝的建立意味着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强力反弹。本部分聚焦于隋唐两代,探讨中央王朝如何通过制度改革,逐步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为后世的制度变革奠定技术和思想基础。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分科、考试和判文书的选官模式,标志着官僚选拔开始回归以“学识”为核心。我们将细致分析隋代的“秀才”、“明经”等科目的设置,以及它们在唐初的实际效力。 唐代初期,选官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与混合性。一方面,恩荫(父祖官阶带来的授职权)仍然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保障了旧士族的基本份额;另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深入探讨: 1. “常科”与“制科”的张力: 论述唐代科举考试(常科)的专业化倾向,如明经(儒家经典)与进士(诗赋策论)的竞争。我们将比较这两种科目的社会认可度变化。 2. “铨选”制度的精细化: 考察唐代吏部的“考课之法”和“资历之法”,这些技术性的选官流程如何规范了中低层官员的升迁,保障了政府的日常运作效率。 3. 士族的最后挣扎: 分析唐中后期,如武则天时期对科举的推崇,如何进一步打击了传统门阀。本书强调,尽管科举制度在唐代尚未完全成为主流,但它提供的“破格上升”通道,已在制度层面上对旧有的精英结构造成了不可逆的冲击。 结语: 本书认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是一部中央权力与地方精英、血缘传统与个人能力之间持续博弈的历史。从秦汉的功绩导向,到魏晋的门第固化,再到隋唐的制度探索,每一种制度的兴衰,都反映了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的调整与重塑。本书旨在为理解这一漫长历史中权力基础的变迁,提供一个扎实的制度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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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讲,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兼具古典的厚重感与现代的流畅性,读起来并不费力。作者善于用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概括复杂的制度变迁,比如他对“士”与“家”之间微妙张力的探讨,那种对权力与血缘关系的辩证分析,极具思辨的魅力。它不仅仅是在讲述“谁考上了”的历史,更是在探究“为什么是他们”的深层逻辑。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即便对古代历史的细节不甚熟悉,也能通过作者清晰的脉络梳理,快速把握住核心议题。这是一种难得的平衡——既满足了学者的严谨要求,又照顾到了普通读者的接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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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控得极为高明,仿佛在读一部关于权力更迭的史诗。它并没有平均用力地介绍每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根据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设置了重音和转折。例如,唐代的“尚书省”与“吏部”之间的权力拉锯,以及宋代理学兴起对科举内容的影响,都被描绘得波澜壮阔。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而是试图还原制度背后的“张力”与“博弈”。读完后,我感觉对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那种复杂性在作者的梳理下,变得既令人敬畏又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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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历史著作的叙事手法非常引人入胜,它没有像许多同类书籍那样堆砌枯燥的史实,而是巧妙地将制度的演变融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作者对各个朝代选官制度的兴衰得失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在阐述科举制度如何从萌芽走向成熟,再到最终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导模式时,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让人拍案叫绝。读起来感觉就像是在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穿梭于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廊,不仅看到了制度的表象,更能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土壤。特别是对地方士绅阶层在科举体系中的角色转变分析,提供了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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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出了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它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和教育焦虑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参照系。作者在论述古代考试制度的社会功能时,多次触及教育公平、阶层流动性等永恒话题。那种对“公平之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破碎与重构的描写,极具现实关怀。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许多教育困境,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这本书的结论部分尤其深刻,它不仅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更以一种克制而有力的笔触,暗示了制度设计对社会活力和人才选拔的持久影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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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但它最宝贵的一点是其广阔的史料视野。作者显然下了巨大的功夫,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官修正史和地方志,还引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私人著述和档案资料。这种扎实的文献基础,使得他对制度细节的描述极其精准到位,比如不同省份的考试流程差异、考官选拔的标准细化等,都描绘得栩栩如生。阅读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停下来思考,作者是如何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史料碎片,编织成一幅宏大而又严谨的制度图景的。对于任何对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机制感兴趣的研究者或深度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宝库,是必须反复研读的案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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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质量很不错的,物流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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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绵二千多年的科举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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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买了,世界读书日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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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减用券入的,合适,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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