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英] 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 著，潘洋译

图书标签:

世界历史
人类文明
史前史
古代史
中世纪史
近现代史
全球史
历史学
文化史
千年历史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复制链接

想要找书就要到新城书站

book.cndgn.com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3684

版次：1

商品编码：12124365

包装：平装

丛书名：培文书系·人文科学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836

字数：60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的作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本书是左派史学扛鼎之作。
　　大家手笔，深入浅出。

内容简介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谁来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历史书，更非戏说历史，而是秉承正统的理念：“只有人民大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以人民大众追求一个幸福平等的社会这一独到视角为明线，以技术变革力量（生产方式）和革命思潮的相互影响为暗线，讲述了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作者简介

　　[英]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出生于工人家庭，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加入“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后任《国际社会主义》杂志记者和编辑；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本书为其代表作。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
序言在出现阶级之前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第二章最初的文明
第三章最初的阶级分野
第四章女性受压迫
第五章最初的“黑暗时代”

第二部分古代世界
第一章铁与帝国
第二章古代印度
第三章最初的中华帝国
第四章希腊城邦国家
第五章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第六章基督教的兴起

第三部分中世纪
第一章混乱的世纪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重生
第三章 “活化石”拜占庭
第四章伊斯兰革命
第五章非洲文明
第六章欧洲封建主义

第四部分伟大的转变
第一章征服新西班牙
第二章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第三章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第四章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第五部分新秩序的传播
第一章社会和平的时光
第二章从迷信到科学
第三章启蒙运动
第四章奴隶制与工资奴隶
第五章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第六章 “自由劳工”经济

第六部分天翻地覆的世界
第一章美洲序曲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第五章工业革命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七章 1848年
第八章美国内战
第九章征服东方
第十章作为一个例外的日本
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第七部分希望与恐怖并存的世纪
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第三章动荡中的欧洲
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第五章 “黄金二十年代”
第六章大萧条
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年
第八章世纪的午夜
第九章 “冷战”
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注释

精彩书摘

新纪元的幻象

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热情宣扬开启了20世纪，随后发生的一切似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平等和全面繁荣的预言。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这一主题再次主宰了安东尼·克罗斯兰等政治家、丹尼尔·贝尔等政治理论家和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作品。1990年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直至1990年代末，安东尼·吉登斯依然坚持认为，左翼、右翼之分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身处所有可能的美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一切还没有达到最好，那么只需一些微小的改变就会令其变得完美。
然而，对大部分人而言，20世纪的生活现实在许多方面就像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恐怖。进步的步伐带来了鲜血横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贫困潦倒；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践踏整个欧洲；斯大林在苏联建起了古拉格集中营；日本在南京和上海肆意屠杀中国人；整个欧洲在1940—1945年间集体陷落灭亡；孟加拉发生饥荒；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持续近三十年的越南战争和长达九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令民众苦不堪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有一百万人死去，第二次海湾战争又夺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阿根廷的暗杀团杀死了数万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塞拉利昂和阿富汗的血腥内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工业发展经常转化为机械化战争的工具——甚或更恐怖者，在大屠杀中变成机械化谋杀人民群众的工具。与20世纪中期相比，20世纪末也没有展现出一幅更有希望的图景。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20世纪“追赶并超越”“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结果却发现梦想正逐渐远去，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俄国。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被世界和历史遗忘。内战继续折磨着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刚果-扎伊尔。随着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出现了“种族灭绝”的字眼，而1990年代的内战则创造性地添加了一种新说法：“种族清洗”。
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曾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允诺：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永享无尽的闲适、阶级分野逐渐消散，首先于1890年代、继而于1950年代，已被先后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虽然大多数经济体在大多数年份里的经济产量都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率只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长期繁荣时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美国，人们的时薪或多或少持续下跌。在欧洲，统计数字显示，虽然工资持续增长，但有充足证据表明，这些增长被改变工作方式造成的间接开支（从家里到工作单位的路途更长、交通费上涨、日益依赖快餐和冷冻食品、育儿开销越来越贵）完全吞没，“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从1950年到1970年代中期持续上扬，其后便开始下跌。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样。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越来越长，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工作压力更是持续上升。1996年，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1976年多了一百六十四个小时，这相当于一年中多工作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接一个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感到工作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衰退和劳动力“裁员”反复出现，即使在“经济复苏”时期也是如此，致使自1930年代以来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程度不一的不安感。在1970年代声称不安全感已被埋进历史故纸堆的主流政党，却在1990年代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所谓“新的全球经济”，不过是以往左翼用语“国际资本主义”未公开承认的变型而已。
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以及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背后，还有事物的另一面。财富日益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1990年代末，三百四十八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在一起，相当于全世界人民总收入的一半。1999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四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翁的财富翻了一番。1960年代末，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比是30∶1，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60∶1，到了1998年则为74∶1。大部分富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1980年，美国三百家规模最大的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的收入，比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二十九倍——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为九十三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人数很少的统治阶层也在期望过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富人的生活，他们在西方银行存入数百万美金，准备一旦祖国发生动乱，这笔钱可以成为其日后富足生活的保证。面对社会危机，世界各地的统治阶层往往都是不断地聚敛钱财，试图以此来保障自身与社会动乱绝缘，而不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某些人从国家税收中中饱私囊而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引发危机的典型特征，这种做法只会加重危机的长期趋势。20世纪最后十年，从国家服务中谋取私利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则会产生无法避免的长期影响。
伴随着卷土重来的不安全感和反复发生的经济衰退，一种显然自二战结束后就已深埋地下的可怖之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各种变型，重又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日渐普遍，甚至是在“经济复苏”期间，法国的勒朋和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等极右翼分子还得到了15%的选票——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时，他们恐怕有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同样成为常态的是主流保守政党为了获取选票，不得不与谈论种族主义和种族分野者进行交易，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绝望地试图控制选举的局面。

社会主义、野蛮主义与21世纪

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的文字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选择，要么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要么向后退回到野蛮主义。”“我们反反复复地阅读和重复这些句子，”罗莎·卢森堡写道，
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怕的含义……我们站在令人颤抖的恐怖境地：要么是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所有文化的毁灭，就像古罗马时期那样人口凋零，荒芜废墟，堕落退化，一片死寂；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意识斗争……这是世界历史的困境，这避无可避的选择必将打破平衡……人类的未来和文化的未来都取决于此。
在这段文字中，她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必然进步的幻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新涌现的阶级促使社会转型，是取代人类“彼此抗争的阶级共同毁灭”这一结局的另一选择，罗莎·卢森堡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这种共同毁灭不仅出现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表现在第一个“黑暗时代”、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文明的初期、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凋落，以及11世纪阿巴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危机中。此时的情况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12世纪的中国和14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罗莎·卢森堡认为世界大战是重启上述灾难的巨大威胁：“帝国主义赢得了这场战争。它那残忍的嗜血之剑击碎了天平的平衡，带着专横和残暴，坠入了耻辱和痛苦的深渊。”
1921年，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人类历史并非总是沿着不断攀升的曲线发展。不，也存在着漫长的停滞时期和倒退回野蛮主义的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并不一定能够维持在这一程度上。人类维持平衡的能力还不稳定；无法向前发展的社会就会倒退回去，如果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引领社会向着更高目标发展，这个社会就只能坠落，向野蛮主义张开怀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撰写“第四国际”的创建纲领时，托洛茨基指出了当时必须面对的严酷选择，“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下一个历史阶段就将会面临整个人类文化的灭顶之灾”。
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少数思想家，都指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逻辑：生产力变成毁灭力，人类的创造力被扭曲成非人道恐怖主义的工具。继17世纪甚至14世纪之后，20世纪成为野蛮的世纪，虽然野蛮波及的范围不明，但至少在欧洲的确如此。如果说20世纪并没有实现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最恐怖的毁灭预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彻底毁灭，那它也以最符合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描述的状况向着野蛮主义反复倾斜，统治者宁愿将整个社会拖下来陪葬，也不愿放弃自身权力——俄国内战中白军的所作所为、二战中纳粹在撤退时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动力、“冷战”时期双方阵营都试图使用会让世界变成辐射沙漠的核武器，都是清晰的表现。20世纪最后十年，整个非洲、高加索和中亚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逻辑中。在经济和社会整体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财富的碎片，彼此争斗的军阀混战厮杀，掠夺平民。除了战争灾难和经济衰退，这十年还暴露出了令人战栗的新威胁。
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阶级社会总是显示出向环境索求过度的倾向，远远超越了维持社会人口生活的必需。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超越某一界限后，维持贪婪的统治阶级和昂贵的上层建筑的重负，就会造成饥荒和人口衰减。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发展动力，极大地加快了生态环境显示出负面影响的速度。从狄更斯和恩格斯开始，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所作所为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流行疾病肆虐、过度拥挤和劣质食物的贫民窟等生存环境的描述。但在全世界多达千万人参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生态环境恶化似乎只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曼彻斯特呛人的空气对英国大部分地区并无妨碍，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余地方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资本主义蔓延全世界，到了世纪末更是容纳了六十多亿人口，从而将生态灾难变成一个全球问题。权威报告显示，199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比此前任何一年造成的损失都大”，迫使两千五百万难民逃离家园，“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十亿人居住在毫无规划的棚户区，全球发展最快的五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座位于地震多发带，最恐怖的威胁尚未到来。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二氧化碳日益攀升的排放量造成“温室效应”，令地球温度变高，导致无法预计的气候条件恐怕会带来可怕的暴雨，令海平面上升，进而大面积冲毁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冰箱里的氯氟烃正在吃掉地球的臭氧层，使得皮肤癌患者激增。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破坏了对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的效果。毫无节制地使用转基因农作物，给整个食物链带来了一场浩劫。与12世纪摧毁美索不达米亚粮食收成的自然灾害大相径庭，与14世纪造成欧洲大范围饥荒的自然灾害也截然不同，这些生态灾难不再是自然灾害，它们真实存在且威胁巨大。它们是人类采取特定方式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而且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在资本主义之下，这种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竞争的资本组织起来——19世纪初规模还很小的公司，到了20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国有公司。竞争导致不计后果地不断寻找更多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有利可图的互动方式。有时，国家也会试图规范整个过程。但却因为它们也希望增厚国有公司的利益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国家经常认为用法令来规范和控制恶化环境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将会使本国公司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即便国家的确出手干预，也是在已经造成了损失之后，因为国家官员无法评判和预测每一个工业创新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范围。
因此，到了20世纪末，不计后果的举动产生了如此危险的后果，以至于人们开始反对所有科技进步。虽然若不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发明，根本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么多人口，更不用说将人们从饥饿和过度劳累（自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生活的常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应，还出现了一种采纳马尔萨斯古老反动观点的趋势，坚称全世界人口过多——或者至少说三十年或四十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会翻倍，那时的人口就的确过多。然而，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虽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八倍，但与此相应的食物供应的增长则要远远大于八倍。如果说非洲、亚洲和拉美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在忍饥挨饿，那不是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公正的食品分配——不同阶层能够得到的食物多少不同。
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造成的，也并非出于人口增长等原因，而是取决于现存社会如何利用技术。大体上，我们生活的地球能够轻松承受两倍于当下人口的生存压力。然而，它却不能承受越来越多的内燃机，每台内燃机每天就会产生数公升二氧化碳，只为满足巨大的石油和汽车公司的获利需求。一旦地球上的人口压力过大，持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有计划地使用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的盲目累积。
运用技术实现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在战争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1990年代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令一战中的西线大屠杀、二战中东部战线的血流成河，以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恐怖灭绝，看上去都原始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发展出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硬件系统。美国此时的军费开销按照绝对值计算，远远高于1950年代初的“冷战”巅峰期（虽然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算并非如此），利用计算机技术半个世纪的发展，能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发动打击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同时给敌人造成数千人甚至数十万的人员伤亡。美国也开始从北美洲以遥控导弹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部署“星球大战”反弹道导弹（ABM）系统来保护美国免受任何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各国都开始求助于毁灭性的微系统武器。以色列等小国和巴基斯坦等贫困国家发现，它们拥有的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工程师，足以使它们进入现代计算机技术领域，制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虽然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实在微不足道，但却足够活活烤熟邻国大城市中的几十万人。对一些国家来说，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署火力这一现象，它们至少得出了与俄国前首相切尔诺梅尔金相同的结论，“就连最小的独立国家也会寻找核武器，试图通过发展武器来保护自己”。而对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技术的国家来说，还有20世纪前七十五年中世界霸权国家发展出来的更加残忍、更加廉价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技术可以应用。
20世纪下半叶，霸权国家发展核计划的辩护者声称，他们会通过“确保互相摧毁”（MAD）来保证世界和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使用，就一定会遭到报复性的毁灭打击。但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却提醒人们，这一逻辑如何险些崩溃；1980年代，美国还通过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初次尝试失败），塑造“先发打击能力”，从而几乎彻底推翻这一逻辑。而灾难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的原因则在于，不断升级的军费开销令苏联经济无力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发现其激活反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还不成熟——民众的抗议增加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其领土上维持巡航导弹的政治成本。但是，核武器的扩散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建，令毁灭世界的威胁携带着仇恨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力量稍弱的小国再次被“先发打击”的逻辑所吸引——这是对为了避免遭到打击报复而使用核武器，从而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的一种回应。反过来这则增加了因为急切地想要控制竞争对手和力量稍弱的国家，而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不论是传统进攻还是核进攻）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没有完全实现的野蛮主义，恐怕会成为21世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任何以几十年而非几年为判断依据来观察未来的观点，都必须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将会令全世界陷入野蛮主义之中。
经济发展的日益不稳定，增加了这些危险爆发的机会。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会在一国又一国内制造巨大的政治浩劫，就像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为政党轻松崛起并掌权营造客观条件，而这些政党总是将军事冒险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在一些重要国家，极右翼力量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就是先兆。一旦这些政党有机会获得核武器，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能够提供取代现存制度的可选方案，在不同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否则历史恐怕会以更加血腥的方式重演。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如何选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世人面前。

前言/序言

前言

底比斯七门，知何人建起？
翻遍史书，唯见帝王行迹。
难道是帝王自己垒起了墙基？
几番倾颓的巴比伦，
又是谁将它几番建起？
金碧辉煌的利马城，
它的建造者又在何处栖息？
万里长城完工之夜，
石匠们都去向了何地？
罗马帝国遍布凯旋门，
里面的血汗来自何人？
又是谁浇筑了恺撒的胜利？
笙歌缭绕的拜占庭，
宫殿岂是它所有臣民的居停？
就是在那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在那巨浪席卷而来之夜，
主人们仍在对着奴隶咆哮不已。

亚历山大剑指印度，
难道他是千里走单骑？
恺撒挥师北征高卢，
莫非他全凭匹夫之力？
“无敌舰队”沉没时，
腓力三世痛哭不已，
洒下热泪者难道就他一人？
“七年战争“获胜”，
又是谁与腓特烈大帝一道踏上归程？

翻过书上一页页光辉的篇章，
是谁斟满一杯杯庆功的佳酿？
人间十年已沧桑，江山代有好儿郎，
白骨遍地谁思量，说什么封侯拜将？

这么多堂而皇的历史，
这么多猜不透的谜题。
——［德］贝尔托布·布莱希特，《工人眼中的历史》

布莱希特在诗句中提出的问题亟待寻求答案。历史应当承担起提供这些答案的职责。但是，寻求并提供答案既不应被视为小部分专家的特权，也不应被视为能够承受之人的奢侈物。历史并非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口中的“废话”——这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先锋人物是工会运动的大敌，还曾是希特勒的早期崇拜者。
历史就是关于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促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故事。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如何改变它，理解是关键。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掌握国家政权的集权主义者喊出了一句口号：“掌握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住在布莱希特诗歌中形容的宫殿里、享用诗歌中美味佳肴的那些人，总是对这一口号坚信不疑。
距今2200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就曾对犯下“借古讽今”罪行的人判处死刑。阿兹特克人于15世纪征服了墨西哥谷地后，曾试图毁掉前朝统治的记录；1520年代，西班牙人占领这一地区后，同样试图毁掉所有阿兹特克人的记录，抹去阿兹特克人曾经存在的痕迹。
即使在20世纪，事情也并未发生多少改变。谁要敢挑战斯大林或希特勒官方史学家的言论，就意味着被监禁、被驱逐流放，甚至被判处死刑。就在三十年前，西班牙史学家还被禁止研究轰炸巴斯克城格尔尼卡的真相；匈牙利史学家也不被允许调查1956年事件。甚至是在最近，只因就一战前希腊如何强占马其顿大部分领土问题挑战了官方的观点，我的希腊朋友们还要接受审判。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公开作出迫害之举相对较为罕见。但是，政府采用隐秘的控制方法却是始终存在。就在我写作本书时，新工党政府坚称：学校必须强调英国历史和英国人取得的功绩，英国的小学生必须牢记大不列颠伟人的名字和生日。在高等教育中，与官方观点保持一致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能获得社会认可和荣耀；反之，敢于挑战官方观点的学者，通常都会被排除在大学核心教职之外。“妥协，不断地妥协”，依然是确保“升迁之道”。
自从（五千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法老以来，统治者撰写的历史中就充斥着他们自己及其先辈取得的“功绩”。史书中记载着“伟人”如何建起了城市和纪念碑，如何带来了繁荣，如何取得丰功伟绩或军事胜利——相反，“恶人”则被认定要对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负责。世界历史上的首批历史著作是君主与王朝的列表，被称作“王表”。就在四十年前，学习类似的王表依然是英国学校历史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新工党政府和它的反对者托利党，看起来都有重新恢复这一传统的意向。
在这样的历史中，包含的知识容量仅限于记住这些王表，牢记“值得纪念的大人物”，或者是颇有谋略的权力竞争者。这种沉迷于琐碎历史的做法，既无助于我们去阐述过去，也无益于我们去理解当下。
另有一种回望历史的方法，则与有意识地追随“伟人”的形式截然不同。这种历史选取特定历史事件并讲述它们的故事，通常都是从历史事件的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历史令人迷醉。今天，利用普通人视角的素材制作的电视节目拥有庞大的观众群——所有频道都是如此。与过去古老的“国王、日期和事件”阐释方式（常识回答）相比，学生们对普通人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
但是，这种“来自下层的历史”也会遗漏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点，那就是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
只是对参与一桩历史事件的人们抱有同情的理解，并无法使我们明了塑造了他们生活、并且至今依然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更广阔力量。例如，不明白罗马帝国的兴衰，我们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兴起；不明白欧洲封建主义遭遇的巨大危机、不明白欧洲以外大陆文明的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肆意绽放；不明白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明白这些及其他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了今天。
本书的目标就是，试着为大家提供这样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
我不会夸下海口能为大家展现出完整的人类历史。就详述一段时期的历史而言，忽略许多名人及众多历史事件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重要方式。想要理解导致了现在的总体模式，你并不必知道人类过往的每一个细节。
马克思为这一总体模式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来，而每一种新的谋生手段的出现，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必然地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变化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紧密结合，而这两者的变化，最终将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
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人类都要作出抉择，选择这一条道路或是另一条道路，并在巨大的社会冲突中，为这一选择奋战到底。跳出特定历史时刻而言，人们作出的选择，总是与其阶级地位紧密相关。奴隶与奴隶主的选择迥然不同，封建时代的工匠与封建领主的选择也是大相径庭。人类未来的重大斗争，也将会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系列伟大的斗争，将会为历史未来的走向提供骨架。
这样的历史阐释方法，并不否认个人及其宣扬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而是认为在之前社会物质发展的积累、人们谋生的方式，以及阶级和国家的组成结构等前提下，个人或者个人的思想只能担当一定的角色。骨架与躯体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是没有骨架，躯体就会失去根基，无法存活。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是理解其他所有事件一个非常必要但却非充分的前提。
是以本书试图对世界历史作出简明的梗概描述，仅此而已。但我希望，这一梗概描述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明白，我必须面对两种偏见。
第一种偏见是，在延续不断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保持不变”的人类天性。这是一种遍布学界、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偏见。我们被告知，人类总是贪婪的、富有竞争性和攻击力，这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剥削、奴役他人、压迫妇女等恶行的由来。这一“野蛮人”形象，也解释了一战西线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二战中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然而，我的看法却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天性”，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其原因。我们的历史塑造了多种不同的人类天性，在漫长而伟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种取代了另一种。
第二种偏见在最近十年广泛传播，即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发生过剧变，但未来却不会再发生变化，历史将会终结。
1990年美国国务院顾问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这一观点时，得到了享誉国际的赞誉。他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篇文章被译成数种语言，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新闻报端。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已成过往——对此，成千上万的报纸编辑和电视新闻主播都表示赞同。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主任、英国新工党首相的社会学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被大肆宣传但却鲜有人读的《第三条道路》中重复了福山的观点。吉登斯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世界中。他接受并复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假设。但这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
作为一种国家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作为一种世界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工业资本主义及其规模庞大的城市结合体，主要依靠市场进行传播，仅在最近五十年内才在全球广泛推广开来。而世界各地的人们，作为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一百万年，作为现代人类的历史也超过了十万年。如果说一种只占据人类生命周期0.5%时间的社会运转模式将会主宰人类剩余的生命，未免有些牵强——除非人类的寿命行将终结。福山和吉登斯的著作只不过再次确证，马克思至少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只有历史，再无其他”。
人类近期的历史并非平顺自然地向前发展，而是充满了反复的波动、恐怖的战争、血腥的内战、暴力革命和反革命等。大部分民众生活看似将要得到改善的时代，几乎总是让位于人民大众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遭受贫困和毁灭的历史。
不可否认，在熬过了许多可怕恐怖的经历之后，人类控制和操纵自然的能力得到了重要提升。与一千年前的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在掌握自然方面堪称飞跃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自然力量不再能使人们饥寒致死，曾经肆虐一时、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也逐渐被攻克。
但这却并不足以改变在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饥荒、营养不良和战争等灾难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这一事实。20世纪的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百年中，工业资本主义终于接管了全世界，如今就连身处最偏远地区的农民或牧民，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市场而活。在这一百年间，还充斥着战争、杀戮、贫困和野蛮，与人类过往历史中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以至于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20世纪描述为“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世纪”。20世纪最后几十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魔力般的改善。在这几十年间，东欧国家陷入大规模贫困；非洲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并陷入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内战；几乎一半拉美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伊朗和伊拉克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给予伊拉克和塞尔维亚强力军事打击。
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理解历史发展主要特征的需求，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我撰写本书的初衷，便是希望能够借此帮助读者朋友增强对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