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志分十七类共二十卷,相比于清代佛山志,大幅增加了清末民初的民间史料,记录了当时制度、教育、商业、医疗、税务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革。本书资料翔实,记载严谨,是研究佛山的一把钥匙,也是民国佛山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介
杜家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清朝简史》《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编有《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
目录
上册:
上编
第一章 宗族、家庭关系
一、绪言
二、清代宗族、家庭的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三、清代宗族的内外关系
四、清代的家庭关系
参考资料
第二章 亲戚关系
一、绪言
二、亲戚之间的往来
三、亲戚矛盾面面观
参考资料
第三章 乡里关系
——以直隶顺天府宝坻县为中心
一、绪言
二、生活关系
三、生产关系
四、日常纠纷
五、乡间女性的人际关系
六、乡里纠纷解决的一般方式及调解依据
参考资料
第四章 流寓民的社会关系
一、绪言
二、清代人口流迁的社会背景
三、清代流寓民的整体概况
四、流寓民的空间重构
五、流寓民社会关系的重构
参考资料
中编
第五章 妇女的社会关系
一、绪言
二、清代妇女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
三、清代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妇女及其社会关系
四、清代妇女的诉讼活动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
五、各阶层女性的群体关系——以天津广仁堂为例
参考资料
第六章 尊老养老行为中所体现的老人社会关系
一、官方的尊老活动
二、社会的尊老敬老习俗
三、宗族的尊老养老举措
四、家庭中的老人赡养
参考资料
下编
下册:
第七章 医病关系
——以医病纠纷为中心
一、绪言
二、清代医病纠纷的概况
三、医病纠纷形成的原因
四、医病纠纷的解决
五、结语
参考资料
第八章 主佃关系
一、绪言
二、主佃关系事例列举
三、主佃双方身份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性
四、主佃矛盾的复杂性
五、主佃矛盾起因的归纳性分析
参考资料
第九章 主雇关系
一、绪言
二、主雇关系事例列举
三、主雇关系的复杂性
四、主雇矛盾产生的复杂原因
五、主雇矛盾易激化的原因
参考资料
精彩书摘
《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套装上下册)》:
(二)清代家庭的基本形态
对家庭形态来说,规模和结构乃其纲领,纲举目张,故而笔者将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论述清代家庭基本形态。
1.家庭规模
中国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户数与口数的统计,梁方仲据此编著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徐泓曾主要根据该书及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所提供的数据,统计了明代每户平均口数,从洪武二十四年到明末,每户平均口数为5.23-6.77,其中成化至隆庆年间的明中期,每户平均口数大于6,而前期和后期均小于6。该书没有清代的全部数据,但其情况也应大致相仿,以浙江嘉兴府为例,从乾隆三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每户平均口数为4.99-5.42,只有同治十二年数字较低,为3.76。冯尔康还曾利用类似性质的材料就清代的情况做了一些随机性的统计,并分成全国、省和县三级来加以说明。根据他的统计,乾隆十八年全国户数为3884万,口数为1亿8367万,每户平均口数4.7。在省一级,他列举了道光九年福建的数字,每户平均口数亦为4.7。在县一级,他利用各县县志的记载进行研究,虽然仅仅抽选了10个县的16个数据,但其表现出来的差距令人吃惊。其中浙江诸暨县在康熙四年的每户平均口数只有1.4,而安徽芜湖县在顺治三年的每户平均口数却高达18.9。而且就是同一个县,不同时期也相差悬殊,比如江苏江阴县在康熙十一年的每户平均口数为8,至乾隆六年猛降至3.6,而到道光十九年却骤升达11,颇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过若将冯尔康所列各县的户数和口数全部相加,然后进行平均,每户平均口数为4.8,与上文所说全国与省的每户平均口数几乎一致。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平均家庭规模虽然各时各地不尽一致,但多在4-7人,大都为五六人。然而,就如上面从清代分县统计数据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总体上平均数的基本一致其实掩盖了各时各地悬殊的差异,从而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类数据的可信度。其实结合现有的研究稍做分析便可发现,仅仅凭这样的数据,并不能对明清家庭的规模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首先,明清时代的户与家庭这两个概念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一般说来,家庭是指同居共财的亲属团体,而户则是以居住地为标志的人口群体,为国家借以实现赋税征收、社会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些并无亲属关系者,比如奴婢、为逃避服役的投献者等,完全可视为一户,却显然不属于一个家庭。更为重要的是,户是国家为实现其统治而设立的,如若国家对户的统计完全符合实际,那么家与户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太大,毕竟在多数情况下,一家即为一户。但是,由于人力、物力、技术以及制度上的原因,传统国家几乎没有可能长期保持相对准确的户口编制。
……
前言/序言
一、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简析
所谓“社会基层关系”,主要指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古代社会,人们相处、交际的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于两方面,一是宗族内部、家庭内部、亲戚之间,一是乡里、邻居之间。由于清代人口剧增,流寓民远较往代为多;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者及市镇居民数量也大为增加,异地之人五方杂处,这又是清代社会基层中较突出的社会关系特点。某些类别人口如妇女、老人等,群体如宗教、帮会、公益组织等,以及各种职业性人群,他们的生活、社会活动、从业状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基层关系的重要内容。
二、本书研究重点及结构安排
在对社会基层关系的考察中,本书特别关注四点:第一,清代基层民众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这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及行业活动中考察。第二,社会基层成员在哪些方面、哪些情况下容易发生矛盾与激烈冲突。第三,一般矛盾纠纷发展为激烈冲突乃至酿成命案的原因是什么。对第二、第三两点进行探讨,对现实不无参考意义。第四,对官方处理社会基层矛盾的原则、态度、目的、方式及其调适与改进的研究。这一点对于全面认识清代国家的统治职能是有意义的。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内容分为三编:
上编,讲的是平民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宗族、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乡里关系。另外,由于清代有不少流寓民,这些人带有流动性,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反映了清代基层社会的某种特色,因而也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放入此编,专设一章。
中编,讲的是类别性、职业性人群的生活、社会活动、从业状况及其人际关系,内容为:妇女的社会关系、尊老养老行为中所体现的老人社会关系、医病关系、主佃关系、主雇关系、商业中的社会关系、矿业中的社会关系、戏剧界的社会关系。此编除了介绍各类别人群、职业性人群的基本情况,还着重于考察这些群体带有时代特征的内容。
下编是对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的总结,内容为:宗族、家庭关系的某些变化;家庭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乡里关系的复杂状况;人口大幅度增加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基层矛盾激化的原因及特点;官府对社会基层矛盾的处理及其所反映的国家职能;余论。有的内容是对上编、中编一些问题的补充。因笔者阅读资料有限,只能根据事件的性质做分析,有些观点、结论不一定准确,期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三、本书使用的资料本书使用的资料,除常用的实录、政书、文集、家谱、方志、笔记、年谱、日记、书信、游记等以外,主要依靠清代档案。这些档案包括中央衙门的刑科题本档案、地方的州县衙门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出版物,还有一些案例汇编。此外,在官员尤其是地方官的文集中,也有有关刑事案件的奏疏、公文、记录等,与档案有同等价值。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其他历史研究书籍的详细简介,确保不涉及《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套装上下册)》的内容: --- 《晚明士绅的社会重塑:地域、宗族与国家权力的交织(1550-1644)》 作者: 李鸿钧 出版社: 华夏文源出版社 页数: 约 680 页(上、下册)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明时期(约1550年至1644年)中国东南地区士绅阶层在社会结构、地域认同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复杂演变。通过对江南和福建沿海特定地域的案例研究,作者旨在揭示一个动态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如何与日益增强的商业经济活动、地域性的利益集团以及不断渗透的国家官僚体系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晚明社会的底层肌理与上层精英的自我认知。 第一部分:地域认同的形成与固化 本书首先将焦点置于“地域”这一概念上。在晚明,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商业网络的扩张,地域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坐标,而是演变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身份。作者考察了不同地域精英(如以府、州、县为单位的地方贤达)如何通过修建公共设施、资助地方文化活动以及在科举考试中形成地域性社团,来构建并维护其排他性的社会网络。 具体而言,本书详细分析了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1. 乡土精英的知识构建: 考察了地方志、族谱和碑刻等一手文献中,地域精英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将自身塑造成该地域秩序的天然维护者和文化的传承者。这种“地方知识”的生产,实际上是精英群体巩固其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 2. 地域性商业网络与政治互助: 分析了晋商、徽商等跨地域商帮,如何在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扮演了连接地方与中央权力机构的桥梁角色。不同地域的士绅通过商业投资、联姻等方式,形成了超越纯粹血缘关系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部分:宗族结构的适应性与重组 晚明时期,宗族组织经历了深刻的调整。面对战乱、瘟疫和经济变迁,宗族不再仅仅是血缘和祭祀的共同体,而是转变为一种关键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动员机构。本书着重剖析了宗族在以下方面的适应性: 1. 义庄与济贫体系的专业化: 详细研究了在官方救济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士绅如何利用宗族资源,建立起更为复杂和制度化的义庄(或称义仓)。这些机构不仅进行赈灾,更涉及教育资助和信贷服务,从而将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重新分配,强化了族长或有识之士的权威。 2. 族规的世俗化倾向: 通过比对不同地域的族规文本,本书发现晚明族规中,关于财产继承、婚姻规范以及对地方商业活动的指导性条文显著增加,反映出宗族在应对日益市场化的社会环境时,不得不对传统规范进行务实的调整。 3. 宗族与地方士绅权力的重叠: 揭示了地方精英如何利用其在宗族中的地位,来协调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并在面对地方政府的征派或需要维护地方稳定时,充当宗族集体与外部世界的发言人。 第三部分:国家权力的渗透与士绅的迎合 本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晚明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军事需求,迫使朝廷必须更有效地从基层获取资源,这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与地方精英的关系。 1. 赋税征收中的“士绅化”中介: 探讨了国家如何日益依赖地方士绅而非纯粹的官僚系统来完成税粮的催缴和地方治安的维持。士绅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双重代理人”的角色:既代表国家向地方传递压力,也利用其地位为乡邻争取利益,从而巩固其在地方上的合法性。 2. “贤良”品格的政治化: 分析了晚明士人对“廉洁”、“循良”等传统美德的强调,如何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人才的需求相呼应。当一个士绅被中央认可为“贤良”时,其在地方上的权威往往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这促使地方精英将政治资本的积累视为维护自身社会地位的必要途径。 3. 反思与反抗的边界: 虽然本书主要关注士绅的适应和合作,但也审慎考察了在极端压力下,地方士绅与流民、农民起义之间复杂的关系。它探讨了士绅如何平衡维护既有秩序的责任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地方精英会选择与中央决裂或消极抵抗。 结论: 《晚明士绅的社会重塑》认为,晚明并非一个简单的衰亡时期,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深刻矛盾的社会重组阶段。士绅阶层通过精妙地操作地域网络、重构宗族功能以及灵活应对中央的政治需求,成功地将其社会影响力转化为政治韧性。他们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走向,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机制,提供了极为精细的微观视角。本书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成果,旨在为深入理解中国前现代精英政治提供扎实的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