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古籍集成·第2辑·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套装上下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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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格平 著

图书标签:

• 元代史籍
• 史部编年类
•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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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 文化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21126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30853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元代古籍集成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套装数量：2

字数：98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明修《元史》，未撰《艺文志》。清人钱大昕撰有《补元史艺文志》，“但取当时文士撰述，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而辽、金作者亦附见焉，共著录辽金元作者所着各类书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种，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种（含译语类著作十四种）。
　　《元代古籍集成·第2辑·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套装上下册）》参考了焦站《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等著作，增补遗漏，纠正讹误，颇显钱氏学术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艺文志辑本》，既广泛参考前人论着，亦实际动手搜求寻访，“凡属元人著作，不弃细流，有则尽录，巨细咸备”，共著录元代作者所着各类书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种（个别著录重复者计为一种，如方回撰《文选颜鲍谢诗评》分别著录于诗文评类与总集类），除十一种蒙文译书外，皆为汉文书籍。其中现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种（包括残本、辑佚本）。

内页插图

目录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一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四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五
资治通监纲目害法第六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七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八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九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一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二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三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四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五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六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七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八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十九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一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二
资治通监纲目害法第二十三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四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五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六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七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八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二十九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十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十一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十二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十三
资治通监纲目书法第三十四

前言/序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统一朝代。蒙古部族早年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斡难河一带及其西部的广大地域。二一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二一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二一七六年，元灭南宋。二二六八年，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众退出中原，明军攻入大都。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至元顺帝出亡，通称元代。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成吉思汗时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二二八九年，忽必烈颁诏推行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主要借鉴于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用以“译写一切文字”。同时，元代统治者重视学习汉文。元太宗窝阔台于太宗五年（二一三三年）颁有《蒙古子弟学汉人文字诏》，鼓励、督促蒙古子弟学习汉语。忽必烈亦重视吸取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藩王时，曾召见僧海云、刘秉忠、王鹦、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询以儒学治道。其后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刺均较为主动地借鉴汉族封建文化，且颇有建树。有元一代，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及色目贵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元代文化是由蒙古贵族主导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其中，中土汉人和熟悉汉语的少数民族文人积极参与元代文化建设，他们用汉语撰着的汉文着述数量极为丰富，其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艺文志》。清人钱大昕撰有《补元史艺文志》，“但取当时文士撰述，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而辽、金作者亦附见焉，共着录辽金元作者所着各类书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种，其中元人着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种（含译语类着作十四种）。该书参考了焦站《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等着作，增补遗漏，纠正讹误，颇显钱氏学术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艺文志辑本》，既广泛参考前人论着，亦实际动手搜求寻访，“凡属元人着作，不弃细流，有则尽录，巨细咸备”，共着录元代作者所着各类书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种（个别着录重复者计为一种，如方回撰《文选颜鲍谢诗评》分别着录于诗文评类与总集类），除十一种蒙文译书外，皆为汉文书籍。其中现存着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种（包括残本、辑佚本）。

《中国古代史学通论》 导言：探寻史学源流，洞察史观演变 本书旨在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者、历史学专业学生乃至对中国历史演变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提供一部全面、深入、具有启发性的史学理论导论。我们立足于宏大的历史视野，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自先秦萌芽至清末鼎盛的漫长发展历程，力求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主要流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一编：先秦史学之曙光与奠基 第一章：上古遗存与史官制度的初创 本章追溯了中国史学之源头，重点考察了殷商甲骨文中的卜辞记录与周代金文所蕴含的早期史学意识。我们详细阐述了周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在维护王权、记录礼仪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对《尚书》中部分篇章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天命观”如何渗透到早期历史叙事之中，形成了早期的政治史学雏形。 第二章：春秋笔法与史学范式的确立 春秋时期是史学思想发生质变的阶段。本章聚焦于《春秋》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研究。我们深入剖析了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阐释了其背后所蕴含的褒贬是非的道德史学立场。重点对比了三传在诠释史事、运用史例方面的不同侧重，特别是《左传》如何标志着叙事史学的成熟，以及《公羊传》所代表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史学化倾向。 第三章：诸子百家与史学思想的多元勃发 战国纷争催生了思想的空前繁荣，史学思想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面貌。本章详细梳理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派对历史的认知与阐释。例如，儒家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鉴于往事，验于来物”）；墨家关注社会变革与非攻思想在历史中的体现；而道家则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对历史的必然性和循环性进行了哲学思辨。这一时期的思想交锋，为后世史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二编：秦汉大一统与纪传体史学的辉煌 第四章：秦汉史官的整合与《史记》的诞生 秦朝短暂的统一对史学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即国家主导下的史籍编纂。然而，真正的里程碑是司马迁的《史记》。本章将《史记》置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的关键节点进行考察。我们不仅细致分析了其体例的创新——首创的纪传体结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如何完美结合了帝王、制度、人物多重视角，更探讨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抱负，及其突破“为尊者讳”传统，力求“实录”精神的伟大意义。 第五章：后汉史学与断代史的规范化 汉代继承并发展了纪传体，形成了断代史的编纂传统。本章重点研究了《汉书》及其作者班固。对比《史记》，我们分析了《汉书》在体例上的演变，如“八表”被“艺文志”取代，体现了由侧重个人功业向更侧重文化典籍和制度演进的转变。同时，本章还探讨了光武中兴时期，史官对“三长”、“三世”等政治哲学的应用，以及史学在维护汉代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分野与史论的兴起 第六章：史学家的自我定位与史论的独立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解放与民族融合的时代，史学也开始关注个体生命体验与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本章详细考察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体现了“集注”这一新的史学方法论的出现，强调史料的辨析与考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分析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体裁对史学边界的冲击，以及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史传文学性的精辟论述，标志着史学开始自觉地探讨其与文学的关系。 第七章：地方史志与民族史观的萌芽 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志的编纂活动异常活跃，反映了区域认同感的提升。本章探讨了区域史料的积累，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历史记录的尝试，为后世民族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早期参照。 第四编：隋唐的集权与史学体制化 第八章：官修正史的巅峰与“唐鉴”精神 隋唐承袭了汉魏的传统，但将官修正史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本章聚焦于“二十四史”中影响力最大的两部官修史书：《隋书》与《旧唐书》、《新唐书》。我们深入分析了官修史局的运作模式、修史原则的规范化（如对“实录”的强调与限制），以及欧阳修、宋祁父子在重修《唐书》时，对史学体例和文字风格进行的革新，特别是宋代文人对史学的“义理”要求的提升。 第九章：唐代史学思潮与史论的成熟 唐代史学大家辈出，史学思想空前活跃。本章重点研究了杜佑的《通典》，该书开创了“事由”或“通典”这一贯穿古今、体例宏大的典章制度史学，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本章也探讨了初唐时期史学对“鉴诫”功用的强调，以及盛唐以后，部分史家对历史兴衰规律的哲学化探讨。 第五编：宋代：史学观念的转向与义理之辨 第十章：宋代史学的士人化与义理的回归 宋代是史学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随着理学的兴起，史学不再仅仅是“纪载功过”，更强调从历史中探寻“义理”与“人伦之道”。本章详细考察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编纂背景、体例选择与史学价值。我们分析了编年体在宋代重新受到推崇的原因，以及司马光如何通过对史料的精炼和对史事的判断，力求呈现一个既有条理又蕴含深刻政治哲理的历史画卷。 第十一章：宋代史学流派与考据学的先声 本章探讨了宋代史学内部的争论。一方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史家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和对儒家经典的印证；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如郑樵《通志》等试图在体例上进行革新的尝试。更重要的是，本章将目光投向了宋代史官与士人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的现象，指出这为明清之际的朴学（考据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结语：回望与前瞻 本书最后将简要回顾明清史学的特点，特别是明代对官修正史的固化倾向，以及清代考据学对史料考证的极致追求。通过对古代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如何认识历史”、“历史对现实有何意义”这一核心命题的持续探索与回答。理解这些演变，方能更好地把握今日史学研究的立足点与未来方向。

评分☆☆☆☆☆

这套书的“套装”设计非常实用，上下两册的划分清晰合理，使得庞大的史料得以有序承载。对于像我这样需要进行跨章节比对研究的读者来说，这种物理上的分隔反而提高了检索效率，不必在厚重的单本书籍中来回翻找。更值得称赞的是，它的开本适中，便于在书桌上摊开阅读，既能兼顾细节的观察，又不至于因过大而难以持握。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其装订牢固，即便是频繁翻动，内页也未出现松动现象，保证了文献的长期使用价值。这种对使用者体验的细致考量，体现了出版者对学术工具书定位的精准把握。总而言之，这是一套兼顾了学术严谨性、艺术鉴赏性和实际使用便利性的典范之作，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研究资料库。

评分☆☆☆☆☆

从一个普通文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套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其沉浸和愉悦的。它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量，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史部编年类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宏大的叙事结构，而这套古籍的呈现方式，使得阅读过程仿佛变成了一种与历史的直接对话。装帧的厚重感和内页的古朴色调，为长时间阅读创造了一种宁静的氛围。我常在晚间，点着一盏暖光灯，细细品味那些繁复的汉字排列，感受那种由文字本身构建起来的历史张力。虽然有些地方需要借助工具书去辨识一些生僻字或古代用语，但这恰恰增加了探索的乐趣。它打破了以往对“古籍”高不可攀的刻板印象，将其变成了一份触手可及的文化遗产。

评分☆☆☆☆☆

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我对这套书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书法”二字上，希望能从中找到古代书家在传抄经典文献时所展现出的独特笔意和结构章法。这套书在装帧设计上非常大气，打开来，那些庄重的楷书或行书的墨迹就扑面而来，那种沉雄古朴的气韵，是现代印刷体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尤其欣赏它对于底本选择的审慎态度，那些历经风霜的笔画，蕴含着历代书手的生命力。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临摹其中的一些片段，发现不同抄本之间的风格差异，恰恰体现了当时书风的流变。这种将严肃的历史编纂与精湛的书法艺术融为一体的做法，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审美价值。它让我意识到，在古代，抄写经典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和对经典的最高致敬，这种体悟远超单纯的内容学习本身。

评分☆☆☆☆☆

这本元代古籍的影印本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装帧考究，纸张的质感摸上去很有年代感，能感受到出版方在整理和呈现这些珍贵文献时的用心。特别是史部编年类这部分的遴选，体系性很强，对于研究元代历史脉络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源。我个人尤其关注其中关于元初政治制度演变的记载，那些细微的注释和批注，即便是以现代眼光去审视，也依然能从中窥见当时文人的深邃思考。翻阅过程中，那种面对原貌古籍的敬畏感油然而生，仿佛能穿越时空，与遥远的史家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每一页的拓印都清晰可见，即便是繁体小字也未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这对于需要精读原文的读者来说至关重要。整体而言，它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历史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古代思想和制度的坚实基石。

评分☆☆☆☆☆

我对这类集成性文献的评价标准，通常会放在其校勘工作的严谨性上。这部《元代古籍集成·第2辑》在史部编年类的处理上，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面对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的古籍，如何确保影印件的准确性，并对主要的异文进行必要的标注，是衡量一套“集成”价值的关键。阅读中，我发现编者似乎在力求还原底本的“原貌”，这种克制和尊重，比起过度“现代化”的整理更为可贵。特别是对于某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记载，不同册本之间的细微差别，常常能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争议的关键线索。这种细致入微的学术态度，让这部书在史学研究领域，具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它有效地降低了后学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