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轼研究（第七辑）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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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 著

图书标签:

• 苏轼
• 宋词
• 文学史
• 中国文学
• 文化史
• 诗歌
• 历史
• 传记
• 研究
• 宋代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ISBN：9787507752663

版次：1

商品编码：1214169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5

字数：37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苏轼研究（第七辑）》主要内容包括从偶然性到必然性——读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书后，苏轼对杜诗的阐释，论苏轼“心理本体”的情理结构，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论苏轼“独正观”及其意义，从节序诗看苏轼的思想变化历程，苏轼理趣诗情理结构分析举隅，苏轼早期的诗作内容及特点，苏轼诗的悲剧意识，论苏轼词的时空关系与悲剧意识，苏轼词时间忧患与悲剧意识探析，苏轼词的女性意识，等。

目录

从偶然性到必然性
——读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书后◇曾祥波
苏轼对杜诗的阐释◇董宇宇
论苏轼“心理本体”的情理结构◇宋颖
苏东坡与香文化述论◇陈才智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论苏轼“独正观”及其意义◇杨松冀
从节序诗看苏轼的思想变化历程◇王博施
苏轼理趣诗情理结构分析举隅◇包树望
苏轼早期的诗作内容及特点◇彭文良
苏轼诗的悲剧意识◇张永宽
论苏轼词的时空关系与悲剧意识◇宋梁缘
苏轼词时间忧患与悲剧意识探析◇吴宇轩
苏轼词的女性意识◇韩丽霞
苏轼农村词探赜◇沈广斌
苏轼词悲剧意识兴起的类型◇袁灿灿
“高古”与“脱俗”：宋代柳宗元诗歌解读
——以苏轼为中心◇宋鸽
苏轼黄州时期作品的主题、意象研究◇高云鹏
苏轼“诗画一律”论的实践内涵◇张腾华
苏词破体实践与“要非本色”：
词体“文学性”建构的内在转向◇杨吉华
仕隐情结与庐山面目
——苏轼的仕隐两难与人生求索◇张爱东
论安国寺对苏轼的精神引领
——兼论苏轼对佛道的态度◇方星移
阳羡、浙西二词派“豪放”“婉约”词论管窥◇赵银芳
苏轼的佛教修行观◇许外芳
“苏黄米蔡”四家排序新论◇王万洪

精彩书摘

　　《中国苏轼研究（第七辑）》：
　　这些悲观的眼睛与心灵用八月十五日没有月色来获得苦中作乐的趣味，衍生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情感，正从另一个方向说明习俗影响日趋根深蒂固。东坡《记承天寺夜游》的超拔之处，就在他终能跳出已经被定型的观念（不仅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他个人早先所认同的），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发现！承天寺月色下的晶莹世界，为何不能获得欣赏的眼睛？开篇郑重交代了原因：“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我们不必拘泥于“十月十二日夜”的具体时间点。这个日子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公认”的赏月时间（八月十五日夜）。东坡的意思是只要并非八月十五日，它可以是任何一天，文末点明“何夜无月”正为了强调这层意义。东坡刻意摒除“八月十五日”的潜台词是说，大众经教化已形成中秋赏月的文化“条件反射”，同时也就不自觉地丧失了随时发现月色之美的能力与权利。
　　三、偶然性与必然性
　　怎样才能在“规定时间”之外发现月色之美？发现常得于偶然。偶然性意味着打破常规与定律，“十月十二日夜”象征着一种不期而遇、打破“八月十五日夜”的偶然性。在东坡之前，欧阳修致仕居颍州所作《西湖念语》在类似的情境中亦曾触及“偶然性”观念：
　　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
　　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
　　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
　　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偶来常胜于特来”“偶来”正对应无数个如“十月十二日”般普通的“某月某日”“特来”则象征着某种唯一性如“中秋八月十五日”。《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1995年第6次印刷）此句作“偶常来胜于特来”（第121页），是未解其妙而造成的乙讹（按：中华书局1999年新一版已改为“偶来常胜于特来”）。另外，日本学者东英寿新发现的《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简二七《与吕正献公（公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辱谕湖上之约，深荷意爱。不期偶会，兴味至佳。”按：“湖上”即颍州西湖，而“不期偶会，兴味至佳”正是“偶来常胜于特来”的另一种表述。偶然性不断地出现又消逝，谁能够具有捕风捉影之手，攫取这突如其来、转瞬即逝的偶然性？欧阳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这里的“闲”，当然首先可以理解为“闲暇之人”，但就欧阳修的“历史世界”而言，不妨用现代语境中的“多余人”来译解。欧阳修以枢密副使致仕，根源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抵触，《宋史·欧阳修传》载：“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保有旧的、善的价值与理想，不与时下主流同谋，但又缺乏改革社会的行动能力，这关于“多余人”的定义，也恰符合欧阳修等一批反对新法的旧党的特征。
　　苏轼亦是“多余人”中的一员，《记承天寺夜游》文末给出攫取“偶然性”的条件“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与欧阳修又何其相似！东坡在新党当政时不见容于新党，在旧党上台后又就免役法与司马光争论，那句著名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最能彰显东坡在新旧两党之争中“多余人”的身份特点。为什么只有“多余人”能涉人偶然之川，取一瓢饮？美一直存在着，而人们发现美的时机却只在偶然之间，那是因为有限定需要突破，限定来自社会既定的行为规范、固有的思维模式。社会排斥“无用冗余”之人，这些附丽于社会架构的限定也随之疏离他们，于是他们较之常人更能获得发现美的最大可能性。相对于美对常人的不可企及而言，这种最大可能性几乎就是一种必然性。在东坡之后，黄庭坚把这层意义说得更为显豁：“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初不择而遇”是偶然性，“特疑端为我辈设”说明了排他、唯一的“必然性”，其中“我辈”正是“多余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经过欧阳修的邀约、苏轼的散步、黄庭坚的背书，偶然性敞开了通向必然性的隐秘路径。《宋元学案》记载程颢与张载论道逸事：“明道尝与横渠在兴国寺讲论终日，而日：‘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
　　……

《宋代文人心态与士大夫群体变迁研究》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前期，一个剧烈社会与思想变革时期内，宋代文人心态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文学作品、官方文书及私人书信的精细梳理与跨学科解读，本书旨在描绘出士大夫群体在“内圣外王”理想破灭、外部政治压力骤增以及理学思潮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其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所发生的深刻而微妙的转向。研究聚焦于个体如何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寻求自我定位，以及这种心态变化如何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实践。 本书不拘泥于传统的“朝代史”或“文学史”框架，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具微观和结构性的视角，探讨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及他们如何在“出仕”与“退隐”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与选择。 --- 第一部分：士大夫身份的重塑：从理想的建构到现实的挤压 宋代，尤其是徽宗朝以后，士大夫阶层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本书首先梳理了北宋前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如何在实践中被不断稀释和异化。我们考察了科举制度的扩大化对群体内部的专业化要求与身份认同带来的挑战。 第一章：儒家理想与官僚现实的张力 本章深入探讨了“士”与“大夫”二重身份的内在冲突。宋代文人承载着改造社会、弘扬道统的儒家使命感，但同时又必须面对高度成熟且日益僵化的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则。研究发现，随着政府对专业技术和行政效率的强调，纯粹的道德感和文学才华的价值正在被相对削弱。我们选取了数位重要人物的早期政绩记录，分析他们在面对复杂行政难题时，是倾向于援引经典进行道德批判，还是被迫采纳实用主义的政策工具。这种心态上的摇摆，是理解宋代士人焦虑的起点。 第二章：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消融与再构建 宋代文学的“尚文”传统，使得文学创作成为士大夫建功立业、表达政治抱负的主要渠道。然而，随着党争的激化和文风的转向（例如对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评价风波），文学的“政治正确性”标准变得飘忽不定。本章分析了“以文载道”的模式在不同政治气候下的适应性。特别是通过考察贬谪文人的书信往来，揭示了当直抒胸臆被视为“谤讪朝廷”时，士人如何通过象征、隐喻或“独善其身”的叙事来维护其精神的独立性，以及这种防御机制如何形塑了他们的内在心境。 第三章：家族传承与知识的代际传递 宋代士大夫家族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和对子弟仕途的规划，构成了其群体稳定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侧重于分析在外部环境日益恶化时，家族内部如何通过教育和婚姻来巩固其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家学”传统在应对外来思想（如新兴的理学）冲击时的反应。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士人的家训，探讨了他们对“功名”与“德行”在代际传承中的比重调整。 --- 第二部分：心性的转向：个体安顿与形而上学的追寻 靖康之变不仅是王朝的覆灭，更是宋代知识分子集体心理的一次“断裂”。这种断裂迫使士人将视线从外部的政治结构，转向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寻求持久的慰藉与自我价值的确认。 第四章：靖康之变后的“亡国之痛”与文化主体性 南渡时期，南宋朝廷的建立，并未完全抚平士人的创伤。本书考察了在“偏安”的现实面前，文人士大夫群体对“中兴”的渴望与幻灭。我们重点分析了他们对历史的重写和对“雅”的坚守，这不仅是对故都文化记忆的维护，更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宣告。探讨了“义理”与“情欲”在面对国破家亡时的冲突与调和，尤其是对“节义”主题的反复书写，反映了群体在道德高地寻求补偿的心态。 第五章：理学的渗透与对“格物穷理”的内化 本书深入考察了理学思潮（程朱学说）在士大夫群体中的传播轨迹和接受机制。这不仅仅是学术的演变，更是对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路径的一种结构性替代。通过分析士人对“心性论”、“存天理，去人欲”等核心概念的采纳过程，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理学的形而上学框架来重构其在动荡时代中的行为准则和情感处理方式。理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政治得失的终极价值锚点，吸引了那些对官场幻灭的士人。 第六章：退隐的实践与“山水心境”的构建 “退隐”在宋代不再是简单的辞官归乡，而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建构。本章细致区分了“被动闲居”与“主动隐逸”之间的心态差异。通过对山水诗、园林志以及隐逸题材笔记的研究，我们发现宋代文人构建了一种高度审美化的“山水心境”，将自然视为道德的纯净之地和自由的象征。这种心境的构建，成为对抗外部政治污浊与内心焦虑的有效工具。探讨了这种心境构建如何影响了其文学的审美趣味和形式选择。 --- 第三部分：群体互动与知识的流通场域 本书最后一部分将目光投向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互动网络，分析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了他们知识和影响力的传播方式。 第七章：书院与私人讲学的兴起 面对官方教育体系的局限与不稳定，书院和私人讲学网络在南宋愈发重要。本章分析了这些非官方知识场域的功能：它们不仅是学术传承的中心，更是士人社群维系情感和政治理念交流的“安全空间”。通过对特定书院的创始人、教学内容以及学员构成的分析，展示了士人如何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对主流价值的批判性视角，以及培养出下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认同感。 第八章：地域文化圈的形成与地方认同 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地域性的文化圈层开始固化。本书探讨了如“江西诗派”、“台州诗派”等地域文化集团的形成，不仅仅是风格的趋同，更是基于共同的地域经验、相似的政治际遇以及彼此间的血缘或师承关系。这种地方认同，在中央权力衰微时，成为士人重要的心理依靠和行动联盟的基础。研究了这种地域性和圈子化的倾向，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全国性政治事件的反应模式。 结语：时代的背影与知识的余光 本书总结了宋代士大夫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所表现出的复杂心路历程——既有对政治理想的深沉眷恋，也有对生命价值的内向挖掘。他们的心态变迁，不仅是自身命运的投影，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现代化早期挑战的经典范例。 --- 本书特色： 本书强调历史情境对心理解构的关键作用，避免了对个体进行孤立的道德评判。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了文本细读、社会史与思想史交叉印证的模式，力求在宏大叙事与微观人物行为之间找到稳固的连接点。尤其注重对非核心政治人物的文学作品和私人文献的挖掘，以期提供一个更全面、更富有人性复杂性的宋代士大夫群像。本书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王朝转型期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担当，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评分☆☆☆☆☆

这本书的引言部分，虽然篇幅不长，但却精准地勾勒出了当下学界对苏轼研究的几个关键性盲区和亟待突破的理论瓶颈。作者并非仅仅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带着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对一些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观点进行了审慎的质疑和再审视。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不同学派观点时的那种超然和公允，他没有急于站队，而是将各种声音并置，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些论述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方法论差异。这种“述而不作，兼听则明”的写作态度，为后续章节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像某些研究那样，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要推翻一切，而是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方式，引导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和历史语境重构，让人感到作者的学力是深厚而内敛的。

评分☆☆☆☆☆

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选用了那种沉静的墨绿色，配上烫金的字体，透着一股低调的典雅气质。拿到手里就能感受到纸张的厚实和韧性，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廉价感，这在学术著作中是很重要的细节。内页的排版也看得出是用心了，字体的选择和行距的把握，都非常适合长时间阅读，长时间盯着看也不会觉得眼睛特别累，这对于钻研苏轼这样一位文学巨匠的学者或爱好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装订非常牢固，书脊没有松垮的迹象，即便是经常翻阅和携带，也让人放心它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很多学术书籍为了追求内容堆砌，往往会忽略开本的适宜度，但这本书的尺寸拿在手中恰好，既不至于太小看不清细节，也不会大到需要双手费力捧着，足见出版方在用户体验上的考量。总的来说，从这本书的“硬件”来看，它展现出了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值得细细品味和珍藏。

评分☆☆☆☆☆

这本书的考证工作做得是极其扎实的，这一点从其详尽的注释体系中便可见一斑。每一个引用的宋代文献，甚至是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作者都给出了明确的出处和版本说明，这对于任何想要进行二次研究的后来者来说，都是无价的财富。我注意到，在处理一些与苏轼生平相关的争议性事件时，作者引用的原始材料之广博，远超我预期的范围。他没有满足于引用通行的《苏轼全集》，而是挖掘了许多散落在其他宋人文集和官方档案中的零散记载，并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重构，构建出了一个更为立体和去神化的苏轼形象。这表明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他深知学术的根基在于对史料的忠诚与深挖，而非浮夸的宏大叙事。

评分☆☆☆☆☆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是相当典雅且富有文采的，这一点在当前的学术写作中实属难得。作者的笔触细腻，尤其在描述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波动时，用词考究，常常能捕捉到那种古典文学特有的韵味，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欣赏的愉悦。它不像某些纯粹的工具性学术文本那样干巴巴，读起来需要不断地“翻译”其中的术语和句式。相反，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作者似乎在用一种接近苏轼笔下的那种从容和洒脱来描摹苏轼的一生。这种文笔上的功力，使得即便是对苏轼研究不是那么痴迷的读者，也能够被其叙事的魅力所吸引，愿意跟随作者的思路进行一次深入的探索之旅。

评分☆☆☆☆☆

章节之间的逻辑衔接处理得非常精妙，没有那种为了凑篇幅而硬生生地拉扯的感觉。比如，从论述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转变，到下一章立刻深入探讨其政治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微妙演变，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形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诗歌的意境变化如何映射出其心境和对朝政态度的调整，这才是真正的高级研究。阅读过程中，我时常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作者手中握着一把精准的钥匙，正在为我们一一开启理解苏轼复杂人生的不同侧面。这种结构上的紧凑和内在的张力，使得阅读体验非常流畅，即便涉及晦涩的典故或复杂的考据，也能因为清晰的脉络指引而不至于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