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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一本书读懂不可能三角、L型增长、马尔萨斯陷阱、二元经济、老龄化、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全球化。

内容简介

《读懂中国经济》回顾和审视了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展望了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书中对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奇迹和发展阶段，以及海外对中国经济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刻分析。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面临劳动力转变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境，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作者提出应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新一轮增长，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出路。本书是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理解中国经济的一部重要作品。

作者简介

蔡昉
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目录

第一篇 中国奇迹
第一章 理解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如何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
第二节 马尔萨斯陷阱：“大分流”前的漫漫长夜
第三节 人口红利驱动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
第四节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节 索洛新古典增长：创新改变世界
第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快
第一节 持续高增长：中国的经济奇迹
第二节 如何看待GDP“世界第一”的判断？
第三节 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推算
第四节 中国经济奇迹及其延续的逻辑
第三章 如何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中国发展之谜：诺贝尔奖级别的课题
第二节 用批判性思维模式研究中国经济
第三节 避免思维偏颇的几个重要范式
第四节 转折点还是增长陷阱
第五节 破解中国经济“减速”之谜
第四章 破除关于人口—经济关系的认识误区
第一节 人口众多并不阻碍经济增长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
第三节 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性
第四节 劳动力供给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五节 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意味二元经济终结
第六节 劳动力短缺不是忽视就业的借口
第二篇 发展拐点
第五章 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第一节 如何理解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节 关键时点：从转折点到转折区间
第三节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
第四节 “大国经济”有何不同
第六章 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
第二节 “未富先老”的魔咒
第三节 大逆转：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第四节 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
第五节 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第七章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大挑战
第一节 两难：工资该涨还是不该涨
第二节 三个群体的困惑：潜在的劳动力脆弱性
第三节 “386199部队”：农业劳动力的现状
第四节 转折点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第八章 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第一节 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节 巨大潜力：储蓄与养老体制
第三节 提高人力资本保持比较优势
第三篇 跨过陷阱
第九章 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第一节 “狼来了”并不可怕
第二节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第三节 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什么
第四节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五节 如何科学确定增长速度目标
第十章 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节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四部曲
第三节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第四节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第十一章 劳动力供给从何处挖掘
第一节 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指标
第二节 自然失业率有什么功能
第三节 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过犹不及
第四节 改革红利效果立竿见影
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
第一节 公平与效率需重新认识
第二节 收入分配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
第三节 体制之弊：收入不公的根源
第四节 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改革
第四篇 再创奇迹
第十三章 中国能再创经济奇迹吗
第一节 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发展
第二节 中国今后的三种命运
第三节 如何判断中国经济形势
第四节 避免刺激需求的政策取向
第十四章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第一节 “百年目标”与中国梦
第二节 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第三节 人口红利的消失
第四节 挖掘改革红利
第五节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
第六节 改革的成本收益公式
第十五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第一节 全要素生产率 145
第二节 过度教育还是过度就业 149
第三节 哪种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 152
第四节 城镇化与包容性增长 154

精彩书摘

　　《读懂中国经济》：
　　序章 拨开中国经济迷雾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了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品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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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章　拨开中国经济重重迷雾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的速度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过这个速度了，所以到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上述两个研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有找准中国的特点，所以没讲出中国特有的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具备长期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大约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增速的一半。他们探讨减速除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依据了某种方法，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也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未必全都具有适用性。
林毅夫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所以问题在于需求侧，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
他采用发展阶段比较的方法，固然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不低于甚至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而不是简单以人均GDP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韩国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个人口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机会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来的潜在增长率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 读懂中国经济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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