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基于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比较研究 [History Institution an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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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期，在探索乡村治理转型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出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历史、制度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基于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比较研究》将研究视角投向历史的深处，选取中国家户制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分析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历史变迁及其在变迁过程中对乡村治理原型的形塑以及对乡村治理转型的推动；并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底色和制度基因，厘清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历史脉络，探究中国乡村治理未来转型的路径选择，使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能够步入“链式”发展轨道。

作者简介

　　施远涛，男，湖北襄阳人，公共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现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治理及公共政策研究”（13AZZ008）等。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提出
二 研究意义
三 研究现状及思考
四 分析思路
五 核心概念阐释
六 本书创新意图

第二章 视角、理论范式与方法论
一 研究视角：家户与国家
二 理论范式：历史制度主义
三 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
四 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第三章 两种东方传统：家户制与村社制的起源
一 宗法制度的兴起与式微
二 家户制传统的起源及历史地位
三 村社制传统的起源
四 两种制度传统起源历史比较的归纳阐释

第四章 路径依赖：制度传统中的乡村治理原型
一 家户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二 家户制路径依赖中的乡村治理原型
三 村社制路径依赖中的乡村治理原型
四 一个总结性的比较分析

第五章 断续平衡：制度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
一 家户制传统的断裂与乡村治理转型
二 家户制的复兴与乡村治理再次转型
三 村社制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四 一个总结性的比较分析

第六章 家户制、村社制新异态与乡村治理转型新挑战
一 中国乡村社会中家户制新异态
二 家户制新异态下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三 村社制新异态与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从回顾引出的前瞻
二 政策建议：从前瞻走向实践
三 余论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精彩书摘

　　《历史、制度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基于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比较研究》：
　　二家户制路径依赖中的乡村治理原型
　　在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中，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认识和界定可谓超越了理性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过窄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过宽的困境，踏出了认识制度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第三种制度的认识来限定制度的外延。从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具体内容见第二章）可以看出，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其实体层面，还包含有一种结构关系意义的制度观。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从制度、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真谛所在。①在这种结构关系意义的制度观中，制度首先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是政治行为的制度根源，也即一项制度产生以后，一定会对制度结构内的政治行为、组织关系、政策方式或内容以及社会现实产生某种影响。这是因为：首先，制度为行为者提供机会；其次，制度对行为者设定限制；最后，制度的设定将会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目的。在这里，制度其实成了一种自变量，即制度通过对行为的塑造而产生了某种政治后果，其关系模式表现为“制度一行为一结果”。随着家户制传统进入路径依赖的变迁稳定时期后，其作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的一种结构性要素，也必然会对个体家户小农乃至传统村落社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进而形成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特色的乡村治理原型。
　　（一）制度一行为：家户制对家户及村落社会的形塑
　　家户制传统下的个体家户小农，在农业生产方面，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倚仗家庭自给资源，依赖传统经验技术，在小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部分由自己消费。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来描述它：“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个并存排列在无数村子里的独立小农”，“在这种小小的生产细胞中，不但消费可以自给，生产要素也能够自给。劳力是靠自己下田，必要时和别人换换工。”②而存在的劳动分工与合作也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①除了生产活动自给自足之外，家户中个体的日常生活及生老病死也几乎是在家户内完成的，并不依赖于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化的服务，当然，也正是因为个体家户没有公共服务的需求，所以当时的农村社会也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公共设施。
　　……

前言/序言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提法，不仅标志着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和在书斋中被深入研究的治理理论，开始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五大文明”发展的有效方略，步人国家治理的正式范畴；同时，也意味着党在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总结和升华基础上，为进入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任何国家治理都是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地方实践上的治理。换言之，也即一切治理都是“地方性”的实践。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地方场域，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地方性实践和整个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对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要通过农村基层治理的绩效反映出来。因此，当前我们在全力以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党的最高决策时，一方面要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需要从基层着手，加强基层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从而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那么，置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究竟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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