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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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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5645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2096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816

字数：57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代汉学宗师、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代表作

对欧、美、日汉学研究有深远影响的史学名著

研究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可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媲美

内容简介

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并阐明其特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

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京都学派缔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他的主要著作被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共十四卷。

译者简介：

夏应元，1929年10月生，辽宁沈阳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在周一良先生指导下从事亚洲史的教学与研究。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8年评为研究员，曾任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担任过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1994-201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讲学。著有《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上、下册（合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合著）（获奖）等，编有《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等，译著有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合译）。

钱婉约，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文学部、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代表作有《内藤湖南研究》（博士论文）、《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等。译著有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主编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内藤湖南

君抱经世之略，广学甄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愈饥渴，爱友朋如性命。

——罗振玉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陈寅恪

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学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周一良

他是个博闻强记、透彻明敏的人。他不仅专治史学，而且兼通经学、辞章、书画鉴赏，还擅长书法。

——狩野直喜

内藤史学的本质，相当于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法，贯通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从通史的立场出发，比较研究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之形态，并将之与日本、朝鲜、蒙古诸民族的文化社会形态相比较，据此建立内藤史学。

——贝塚茂树

内藤湖南——日本近代史学史上的巨人。湖南的学问在其本人去世六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学界仍以其不灭的影响，光芒粲然。

——谷川道雄

精彩书摘

中古贵族与中国文化的根本

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晋初的社会如刘毅所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状况逐渐促成了贵族的产生。衣冠之族皆为豪门望族，此外皆为庶人。这种贵族当时称作士人，士人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不过，沈约的《上疏》中称：“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这也许不是正确的数字，但可以想象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是南朝梁代的情况。自汉末开始，由于生活贵族化和门第传承的结果，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带有向贵族转变的倾向。仲长统写过一篇《乐志论》，其中提到汉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跋涉的辛劳。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劳动。供养双亲时有美味膳食。妻子儿女都不用劳动。朋友来聚会，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猪羊牺牲。在属于自己的田园树林中悠闲地漫步游玩，戏清水，追凉风，钓游鲤，猎飞鸟，在自己的宅第中过着安闲的生活，生活在与得道的仙人一样的境遇中。与得道的贤哲达者们论道讲书，观察天地，评论古往今来的人物。悠闲风雅地弹着琴，逍遥自在地畅想人间的事。不受当时之责（即不出去担任工作），并且健康长寿。如果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以上就是普通有识阶层的标准的贵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当时的贵族却实现了这样的理想生活。

六朝时期对氏族的重视，在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有详细的记述。贵族从一开始，其出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在晋代，许多贵族在年轻时就成为散骑侍郎，还有的当上了秘书郎和著作郎，这已是常例。后两种官职是由会写作的人担任的。贵族最初就被任命为这种官职，证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可以称之为等外的官职，有七等。像上述那样的望族当然是与望族通婚，而不与卑贱者通婚。但是，即便是在当时，贵族的傲慢自负也未被认为是件好事。其中有些人虽身为贵族，但不依仗门阀，他们善待那些身份低的官吏，并亲身担任小官吏，以此为盛德。不过，大部分人因品位不同而官职也不同，特别是下品的家族，不敢争门第，即便有好的官职，也坚决辞而不受。刘宋时期，王俭出身名门，有学问，是当时的名人。王敬则的出身门第不高。两人同时就开府仪同之职时，有个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可是王俭却说，此意非也。王敬则听说此事后说，我过去是一名小官吏，现在侥幸与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复有何憾乎。该书中还提到，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触犯了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的女儿，并把这门婚事视为很大的荣誉。要成为士人，并不取决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在无所限制的状态下，贵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门第并决定哪个家族是贵族。所以，并不是什么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前面已提到过纪僧真到江敩家求情的例子。据说更为过分的是，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坐榻也拿去烧掉了。梁武帝时，侯景从北齐降梁，他是个很粗暴的人，却想当贵族。当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门贵族王、谢两家联姻时，梁武帝回答说，王、谢家的门第太高了，你还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结亲吧。贵族家都编造了谱牒，以此来确定门第等级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时，曾对谱牒做过调查。博陵的崔氏是第一流的（崔氏有很多，但博陵的崔氏地位最高），太宗的门第是第三流的，这时候，所有门阀被分为九等，凡293姓，1654家。这些门第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级也有从平民中选拔的，但婚姻是按门阀的等级施行。太宗那样的一代英王，也曾设想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门阀势力，不过实行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这一贵族社会在唐代末期至五代之间，完全解体了。以上大致记述了到中国中世纪形成为止的历史，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

贵族政治的崩溃

唐朝的灭亡即是贵族政治的崩溃。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军队制度。不过，这不是出自太宗制定的府兵制度，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府兵制度衰败了，节度使即藩镇，在其领地建立自己的势力，不如数向朝廷纳税。造成武人的跋扈，是贵族政治崩溃的原因。起初，太宗采取府兵制，实行兵农一体的政策，有战事时招民为军。但是，要让这样的府兵有效地战斗，不是非凡的军事天才很难做到。

太宗本人是军事天才，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是军事天才，所以，每有战事，就从百姓中征兵，甚至曾对高句丽进行了征伐。一旦战乱较为复杂，并由于防御夷狄入侵的需要，不能没有一支习惯军队生活的常备军。为此，从盛唐时期开始就建立了节度使制度。

这最初是由于防御夷狄入侵，后来为了平定内乱，使其拥有地方兵马的全权。从安禄山叛乱时开始，节度使制度渐渐固定下来。安禄山本来也是夷狄出身，由于在平定夷狄中有功当上节度使。安禄山叛乱，也非节度使不能平定。这次战乱持续很长时间，节度使率领的士兵长期处于战斗状态，变成了职业士兵，府兵制度被废除了。假如完成平叛任务后，立即罢免节度使，可能不会出现大问题，可事实并没有如此，这就使节度使在其领地统揽了兵权和财权。节度使一掌握财权，地方向朝廷纳税减少了。并且，在注重军事上的随机应变的机制下，任免所属部下文武官员的权力全都一任节度使处理，致使地方官吏和士兵几乎都成了节度使的家臣。所以，如节度使死亡，其部下不愿听从新来的官吏的指挥。如前任节度使的儿子有能力，就上奏朝廷允许其子继任；如无子，或有子却无能，常常上奏朝廷准许从其部下中挑选。在任命尚未下来这段时间里，暂时代理者叫作“留后”，朝廷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认可这个“留后”。这样一来，朝廷姑息政策越来越多，严重时，出现了地方官吏占有大片领地拒绝向朝廷纳税，以至于叛离朝廷，自封为帝的情况。

以上就是最后导致地方官僚独揽兵权以至财权的过程。频繁的战乱使权力渐渐下移，即下移到实际干事的人手里。军队跋扈至极，成为节度使后继人者，不是由于其实际能力强于他人，而是由于他能维护军队的利益，受到军队的拥戴，所以，用威力压服军队是做不到的。后任节度使如果与军队发生矛盾，轻者被赶走，重者遭杀害。唐朝末年，军队十分傲慢，甚至可以把文官出身的节度使视同玩物。曾有节度使与士兵同席喝酒，喝醉时拍着士兵的背给他唱歌的事。如果掌管军队的人没有全权，难以保障对军队的控制；即使有全权，如果能力不强，下属的势力也会不断膨胀。士兵不是来自贵族之家，贵族子弟不当兵，当兵的都是平民百姓家的人，造成平民得势。也就是说，节度使制度使唐代贵族政治从内部开始瓦解，实权最终转到士兵即平民出身的军人手里。

这样，节度使中也有从低阶层升上来的人了。这些节度使，不仅平民出身的人，即使朝廷任命的人，也在地方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力。唐朝末期，节度使的人数增加了，而非常有势力的却变少了，加剧了地方上的分裂。有统一能力的人，自然就能统治广阔地域。由于这种统一力已经衰落，自然使地方分裂更为盛行。地方分裂的局势增强，割据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方上的费用比统一时需要量更大，士兵的饷额支出也大了，因而向朝廷纳的税渐渐减少，由三分之一变成四分之一。藩镇几乎成了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士兵变得傲慢，而傲慢的士兵在实战中就成了没有战斗力的弱兵。这种涣散的状态即是造成唐末动乱的原因。

晚清的政治

由于地方官的无责任心，对政治上的事务从不尽心尽力，结果导致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民间暴乱，前后持续了九年不能平定。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由于地方官的无责任心，他们不是派兵去征讨起义军，而只想纠集、驱使地方上的人民去与起义军作战。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骚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地方上的人民期盼朝廷的军队，却迟迟不见平定叛乱，就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最后以自己的力量平定了这场大骚乱。由此，汉人产生了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有咸丰到同治的长发贼之乱，这时朝廷派来的军队也几乎不起作用，而平定他们的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因为这些人率领了民间的义勇兵作战，所以平定了长期的骚乱。地方上的人民组织义勇兵，一开始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曾国藩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证明了地方义勇兵作为民间力量，不仅可维护地方，还有平定其他地方骚乱的余力。

本来最初是义勇兵，后来任命了特别的官吏专门管理，于是派往全国，守卫各个要地，而外交则由李鸿章承担，这样，清朝政府就把国家大事中的军事和外交权全部交给了汉人掌管，自己不加过问。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问，如西太后就是相当英明的人，保持着充分的约束力，但李鸿章的意见对中央政府非常具有影响力，当然李鸿章也有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左右中央政府的时候。但总之，在影响中央政府方面，满洲朝廷下的汉人是呈现出自己的实力来了。

到后来，先是对法国战败，接着败给日本，又有北清事变的大骚乱，终于显出土崩瓦解的态势。这时，清朝也先后出现改革的论凋，日清战争以后更盛。李鸿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发现，外国人是不可信任的，就设法防御他们，但实际效果是失败了。因此，就不得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康有为成为这种改革的先锋，随着改革的渐渐推进，发现改革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的。特别是像清朝这样一开始就有满汉二重机构的，现在又加上与外国的事务，这就必须在原来的政治机构之外又加上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原来的政治机构并不废弃，又不得不多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就有了双重、三重的政治机构，这是非常需要钱的。据光绪十九年、二十年间的统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约在七八千万两，而到光绪末年、宣统时，没有三亿两无论如何不能进行正常的政治运作。这样庞大的财政开支，即使是在日本这样工业发达，又与外国有很多贸易往来的国家也会承受不了。不仅如此，还无节制地增长行政费，其他的事务就更无法进展，负担不了。

西太后死了，光绪帝死了，到了醇亲王时代，那些重要的大臣，即使是重用他们，也不能取得自己所期盼的成绩。大家都在时机好时就做点事，在有危难时就逃避，这样怎么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就渐渐成了一家一族的东西。这样，又促使它走向灭亡。清朝政治也可说是亲族政治，到处都是亲族担任。这样就只有一家一族承担责任。一旦出现大骚乱，这家族就像“平家”的没落一样，延续了二百数十年的清朝就不得不退位了。

前言/序言

致中国读者

谷川道雄

日本的中国史学，自从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在世界的史学界中，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日本的历史学家们，既具有汉学（中国学）的修养，又熟代历史学的方法，因而创造出一些先进的成就，奠定了日本中国史学的基础。在这些前辈大师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学者，当推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

这些前辈大师们所创造的优秀业绩当中，随着经过百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有不少到现在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价值，不为人所注意。但内藤湖南所创立的中国史体系，直到今天仍旧存在，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例如，二次大战后，在日本史学界，就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站在唯物史观立场的学者们，批评京都学派的分期学说，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成为这场争论的起因。经过约二十年争论的结果，对于京都学派持批判态度的一方，由于其学说在理论和史实上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自然失去史学界的支持。与此相反，京都学派的说法，时至今日，仍继续保持其生命力。而创造这一分期法的鼻祖就是内藤湖南。

不仅日本国内，而且欧美的史学界也十分关注内藤湖南的分期说，把它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他的分期理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谓唐宋变革说。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成为欧美学术界议论的话题。总之，不论如何，湖南的学说经历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继续存在于世界的学术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使人惊异之点。而其原因何在呢？

过去站在京都学派对立面的人之所以失去人们的支持，并非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误谬，而是由于其理论与史实上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换言之，是由于从外部引入的理论，不能准确地适用于中国史的内容。与此不同，湖南的说法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因而他的理论体系是不可动摇的。

湖南之所以采取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汉学功底。但他又不只是一位汉学大师而已。与此同时，他又是把中国史的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具有近代历史学的观点。可以说，湖南的中国史学是从中国史内部构筑起来的近代历史学。

我认为，今天中国史这一学科最重要的课题是，用中国史内在的理论来说明中国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可是，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工作。即使日本的史学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史的研究也只局限于个别的问题上，具有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我推测，不仅是在日本史学界，即使是中国史学界恐怕也有突破这一局限的必要。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这一工作恐怕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史学界需要共同合作的事业。

我每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就必然要向前辈宗师的业绩中寻找答案。这里所谓前辈宗师，决不仅限于本国的范围。我们日本学者在战后一直把中国尊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也当作我们的导师。陈先生著名的关陇集团说，今天已为日本很多专攻中国史的学生所熟知。如果中国史学界让我从日本史学界中推举一位前辈大师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推举内藤湖南先生。当然，此外值得推荐的学者还很多。例如宫崎市定那样卓越的学者，但他学问的渊源也出之于内藤湖南。

但是，内藤湖南的著作迄今为止向中国史学界介绍的工作还太少。以他的全集多达十四卷的庞大数量来比，真可谓不过九牛一毛。这次，由对内藤湖南的学问造诣很深的夏应元教授选编和监译之下，翻译出版了他从上古直到清代的中国通史性论著，比之过去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划时代的大事业。作为出之于内藤先生学问系统中的一员，我由衷感到喜之不尽。

本书中所收载的内容，全部是内藤湖南在大学讲课的笔记，其翻译工作十分不易。各位译者想必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此谨向夏教授以及各位译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内藤湖南一生一贯热爱中国文化。当他六次访问中国之际，曾与严复、刘鹗、文廷式、罗振玉等文人、学者当面交谈，与胡适交换资料。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来日本时，曾与他结下深交。总之，他很喜欢与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交往。现在把他的一部分著作翻译出来，提供给今天中国的学界人士阅读，我想这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好的，以下为您创作的图书简介，该书名为《文明的交响：世界通史概览》。 --- 文明的交响：世界通史概览导言：穿越时空的宏大叙事历史，并非仅仅是枯燥的年代和帝王的更迭，它是一部由无数次创新、冲突、融合与重塑编织而成的恢弘史诗。《文明的交响：世界通史概览》，正是试图捕捉这股洪流的脉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叙事结构，带领读者进行一场跨越数万年的人类文明之旅。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求对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详尽罗列，而是着眼于宏观的结构性分析、文明间的互动模式，以及支撑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动力——技术、思想和制度的变革。我们试图描绘一幅清晰而富有层次的世界历史地图，让读者得以理解“我们从何处来”以及“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本书将世界史的进程划分为若干关键的“交汇点”和“变革期”，而非僵硬的朝代更迭。我们相信，真正的历史转折往往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知识、资源和权力结构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刻。第一部：人类的黎明与早期文明的奠基（约公元前 3500 年以前）本部分聚焦于人类物种的起源、迁移，以及农业革命如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范式。 1.1 从稀疏到聚集：人类的漫长迁徙我们将追溯早期智人走出非洲的足迹，探讨环境压力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域人类群体的适应性特征。重点分析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与复杂社会结构萌芽的证据，例如洞穴壁画和早期葬礼习俗，揭示了早期人类心智的飞跃。 1.2 沃土与定居：农业革命的双刃剑农业的出现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生产力革命。本书将深入剖析小麦、稻米、玉米等主要作物的驯化过程及其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独立起源。同时，我们不会回避其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疾病传播、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对环境的初始压力。 1.3 江河之畔的奇迹：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本章着重考察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以及黄河长江流域（早期夏商）的文明兴起。我们不仅关注灌溉系统的复杂工程，更着重于“书写”和“法典”的诞生，探讨这些工具如何成为维持大规模人口组织的基础。特别关注苏美尔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对后续文化形态的影响。第二部：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与古典帝国的兴衰（约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 500 年） “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与哲学思想的爆发期，也是大型帝国体系开始构建的阶段。 2.1 思想的觉醒：轴心时代的精神重构本章将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探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吠陀思想的深入与佛教的兴起、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伦理建构，以及中东地区一神教思想的萌芽。我们探讨这些思想体系如何为后续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或成为挑战既有秩序的精神武器。 2.2 欧亚大陆的连通：古典帝国的扩张与治理本书重点分析了三大成熟帝国体系的治理模式：波斯帝国的“王中之王”模式与驿道系统；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希腊化文化扩散；以及罗马帝国的法律与军事机器对地中海世界的整合。我们对比分析了秦汉帝国在中央集权、官僚选拔（察举制与科举的先声）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挑战。特别关注贸易路线（如早期的丝绸之路雏形）在知识和商品流动中的关键作用。 2.3 帝国的张力与衰落分析古典帝国在内部矛盾（土地兼并、奴隶制度的经济效率下降）和外部压力（游牧民族的冲击、边境治理成本）下的普遍性衰退模式。讨论西罗马帝国的解体与东罗马帝国的持续发展，揭示了制度韧性的差异。第三部：中世纪的融合、隔离与技术转移（约公元 500 年至 1450 年）后古典时期见证了世界权力的重组，伊斯兰世界的崛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关键桥梁。 3.1 拜占庭的遗产与伊斯兰的浪潮本章详述了查士丁尼法典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深远影响。重点分析公元七世纪后，阿拉伯帝国如何迅速扩张，不仅继承了波斯和拜占庭的知识遗产，更在代数、医学和天文学上取得了原创性突破。伊斯兰黄金时代在知识保存与创新中的核心地位，是理解随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键。 3.2 欧亚大陆的内向与整合探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巅峰状态，特别是宋代商业革命的特点。对比分析西欧封建体系的碎片化，及其在应对外部冲击（如维京人、马扎尔人）时所展现的结构性适应能力——教会的权力制衡与庄园制度的演变。 3.3 蒙古帝国的冲击：连接世界的意外推手蒙古扩张带来的暴力与破坏性毋庸置疑，但本书强调其对欧亚大陆的“强制性连接”作用。草原帝国加速了技术的交流（火药、印刷术西传），也促成了跨区域瘟疫（黑死病）的传播，深刻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人口结构和权力分布。第四部：全球化的开端与知识的爆炸（约公元 1450 年至 1800 年）本阶段的标志是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重商主义的兴起，世界真正开始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 4.1 远洋的召唤：地理大发现的动机与后果分析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驶向大洋的经济、技术（如指南针、卡拉维尔帆船）和宗教驱动力。详细描述“哥伦布交换”对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生态、人口和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影响，特别是美洲白银如何重塑了全球货币体系。 4.2 理性之光：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本书将科学革命视为一种新的知识获取范式的建立，而非一系列孤立的发明。探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以及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康德）如何将这种理性精神应用于政治和社会结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埋下伏笔。 4.3 绝对君主制与权力平衡在东方，审视明清中国的高度集权与内部的社会控制。在西方，分析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与彼得大帝的俄国如何通过构建强大的官僚和常备军来巩固国家权力，以及英国和荷兰如何在商业和金融创新中逐步挑战传统王权。第五部：工业的引擎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约公元 1800 年至 1945 年）蒸汽机、工厂和新的社会阶层重塑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密度。 5.1 蒸汽的力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地理差异分析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结构性原因（煤炭、殖民地市场、专利保护）。重点研究工业化如何导致城市化、工厂制度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新矛盾。对比俄国、日本和晚清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被动与主动选择。 5.2 帝国的巅峰与全球体系的紧张探讨十九世纪“新帝国主义”的特征：不再仅仅是贸易站，而是对原材料和市场的全面殖民控制。分析俾斯麦的外交体系与均势外交的脆弱性。重点剖析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导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5.3 动荡的二十年：革命、危机与意识形态的对决详细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后果（奥斯曼与奥匈帝国的崩溃）。深入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独特性，以及随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殖民体系的极端回应。研究大萧条如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催化剂。第六部：冷战、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挑战（公元 1945 年至今）本部分关注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核武器的阴影下，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6.1 战后秩序的重建与两极格局分析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矛盾。探讨去殖民化浪潮如何重塑了全球政治版图，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兴起。重点分析美苏冷战中，意识形态的竞争如何渗透到科技、太空探索和代理人冲突的每一个角落。 6.2 资本主义的再造与亚洲的崛起研究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凯恩斯主义的实践。深入分析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如何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快速工业化。特别关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一种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模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 6.3 互联的世界：信息革命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技术（互联网、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压缩了时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度和文化交流。同时，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气候变化、资源分配不均、跨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主权国家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的效能困境。本书的结尾将引导读者思考，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时代，人类文明的下一个“轴心时代”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 结语：历史的连续性与选择的必要性《文明的交响：世界通史概览》旨在提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参照系。历史的河流从未停歇，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无数次前人选择的结果。理解这种连续性和转折点，是确保我们能够以清醒的认知，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做出审慎选择的关键所在。

用户评价

评分☆☆☆☆☆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某些议题的处理上，展现出了一种大胆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视角，这对于长期被传统史学框架束缚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但更是精神上的洗礼。作者敢于质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传统定论，并基于新的考古发现或档案解读，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替代性解释。例如，在分析某个长期被认为是统一的文化区域是如何在不同时期实现其整合与解构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清晰地描绘出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资源依赖和权力转移路径。这种跨学科的融合，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历史动态过程的理解。它不是一味地赞颂或批判，而是致力于揭示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复杂性。读完后，我发现自己对很多曾经深信不疑的历史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这正是一部真正优秀的史学著作应有的力量——激发思考，而非提供终极答案。

评分☆☆☆☆☆

坦率地说，我拿到这本书时，对它是否能跳脱出既有史学范式的窠臼抱有一丝怀疑，毕竟这个领域的经典实在太多了。然而，这本书的章节布局和论证逻辑，却展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学术视角。它不是那种按时间顺序铺陈的流水账，而是采取了一种主题式的、交叉对比的研究方法。例如，它会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体系进行横向比较，或者将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进行纵向追踪，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极大地增强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特别喜欢它在论证过程中大量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工具，使得对古代社会结构的解读更加具有穿透力，不再满足于表层的政治事件。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文字风格是严谨而又不失思辨性的，它鼓励读者参与到历史解释的过程中，而不是被动接受既有的结论。即便是对某个历史争议点，作者也只是提出了一种基于新证据的解释模型，而非武断地下定论。这种开放而又深邃的学术态度，让人在合卷之后，仍有久久的回味与反思。

评分☆☆☆☆☆

就阅读体验而言，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是极其古典和富有韵律感的，它似乎继承了旧时史学大家那种气势磅礴的笔法，但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学术规范的严谨性。我注意到，作者在描述战争场面或重大政治博弈时，用词极为考究，遣词造句间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历史人物的宿命感。然而，这种文学性的叙事并未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在每一个关键的论断背后，都能感受到作者背后扎实的文献功底。他对于史料的辨伪和考订是极其审慎的，常常会引用不同版本文献的细微差异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让整个论证体系显得坚不可摧。读到一些关键段落时，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反复咀嚼其措辞的精妙，仿佛在欣赏一件打磨得体的古代玉器。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有历史知识储备，更需要有耐心去品味文字背后的深意。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厚重”与“鲜活”的完美结合。它的篇幅不薄，内容涉及的年代跨度极大，但阅读起来却出奇地不枯燥。这主要归功于作者在史料运用上的匠心独运。他似乎并不满足于采信主流文献的记载，而是费力地挖掘了一些地方志、家族谱牒甚至出土文物所揭示的“民间声音”。在描述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思潮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官方哲学的层面，而是着墨描绘了民间信仰的流变、士人阶层的精神焦虑，以及艺术形式对时代情绪的反映。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让整个叙事丰满立体了许多。特别是关于某个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圈层和他们的思想碰撞的描写，简直就像一部精妙的清代文人生活画卷徐徐展开，让人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有了更立体、更人性化的认知。它成功地将冰冷的“大历史”与鲜活的“小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使得历史的温度得以保留。

评分☆☆☆☆☆

这本新近拜读的史学著作，其叙事之流畅与洞察之深刻，令人拍案叫绝。作者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尘封已久的史料，重新赋予鲜活的生命力。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重大历史转折点时的那种细致入微，并非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驱动这些变革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比如，对于某个特定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的论述，它没有陷入传统史学界常见的某种单一的“天命论”或“亡国君”的窠臼，而是极其耐心地梳理了地方豪强势力、中央集权机制的僵化，以及新兴的商业力量对既有政治结构的冲击。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仿佛能清晰地看到那些历史人物在抉择关头所面临的复杂困境。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兼顾了对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描摹，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细微处，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迁，使得这部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帝王将相谱，而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社会进化史。它为我理解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极其扎实且富有层次感的认知框架。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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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并阐明其特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

评分☆☆☆☆☆

相较于C罗，我毫不掩饰对梅西的喜爱和崇拜：C罗有颜值有身体先天条件禀赋，梅西从小就身患疾病个子矮小典型的先天不足，但梅西不被这些困难吓倒，刻苦训练付出超常人的耐心，毅力，汗水和寂寞，方才取得当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所以他被当今足球界称为“梅球王”，是耶稣。C罗取得的成功和成绩比起梅西来要容易得多，但他在球场仍然爱抱怨和使小动作，比起梅西，他的人品和球品都要差一个层次，这也是我一直不喜欢他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认同他的实力和能力。今天早晨的葡西大战，C罗几乎一人扛着葡萄牙在与西班牙对抗，并最终依靠终场前的任意球绝杀逼平西班牙。我还是不会喜欢他，但是会尊敬他。

评分☆☆☆☆☆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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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中国史代表作

评分☆☆☆☆☆

非常不错的一本书，经典，值得好好阅读

评分☆☆☆☆☆

内藤湖南先生的书，不可不读。

评分☆☆☆☆☆

写的很好，正在看，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