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康有為與章太炎均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康有為組織公車上書,領導戊戌變法,鼓吹君主立憲,是維新派的核心人物。章太炎矢誌反清,投身革命,曾因“蘇報案”身陷囹圄,是革命黨的代錶人物。
康有為與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學界長盛不衰的研究熱點,本書匯集著名近代史學傢湯誌鈞先生前後五十餘年在該領域的代錶作,呈現齣湯先生多年的積纍與功力,並且保留瞭這一領域內探討、論爭的曆史印跡,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本書題為《經與史:康有為與章太炎》,為著名近代史學傢湯誌鈞先生關於康有為、章太炎之研究論文的結集,收錄瞭寫作於不同時期的論文共六十九篇。根據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編為八組:頭一組七篇文章探討經今古文學的興替發展,第二組九篇文章探討清代經學學派的傳承發展,第三組七篇文章考察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交往的諸多細節,第四組八篇文章以戊戌維新思想啓濛為主題,第五組十五篇文章考察康有為諸人在戊戌變法運動中的作用與地位,第六組七篇文章考察自立軍起義前後康有為、孫中山等人的關係,第七組十篇文章分析章太炎的革命思想與“蘇報案”的曆史意義,第八組六篇文章探討章太炎在辛亥前後的活動及其與光復會的關係。
湯誌鈞,江蘇常州人,著名曆史學傢,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曆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教授等職,緻力於中國近代史及戊戌變法史研究數十年。主要學術成果為:《近代經學與政治》、《戊戌變法史》、《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章太炎年譜長編》、《康有為政論集》、《章太炎政論選集》等。
上冊
前言
經史糾誤和辨明真僞
關於經、子結集諸問題
西漢的“獨尊儒術”和經今古文的興替
黃老之治和“儒傢獨尊”
五經博士和今文經學
西漢的終結和今古文經學的消替
碑傳行狀和《宋史》列傳
清代經學分派和章梁交誼
清代經今古文學的傳承
清代經學學派及其異同
近代經學的發展和消亡
近代今、古文學派的異同與分閤
從“傢學”到“顯學”——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與和珅專權
阮元和《味經齋遺書》
莊大久之經學研究
莊劉和龔魏
章、劉交誼及其他
從黃侃悼念劉師培談起
劉師培的“留彆揚州人士”及其投身革命
劉師培和《經學教科書》
從《訄書》的修訂看章太炎的思想演變
關於章太炎的《國學概論》
讀《量守遺文閤鈔》——黃侃與章太炎、劉師培
戊戌維新與學習西方
戊戌的思想啓濛和辛亥的革命風暴
戊戌維新和傳統儒學——紀念戊戌變法九十周年
戊戌辛亥間文化思想與政治
維新與啓濛
維新與守舊
維新運動在上海
維新運動時期的天津《直報》
下冊
關於康有為的曆史評價問題
再論康有為與今文經學
大同“三世”和天演進化
再論《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評價
附:《大同書》導讀
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跡讀後
維新變法與澳門
《仁學》的寫作和齣版
附一: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記譚嗣同《仁學》
附二: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記《仁學》(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附三:章太炎《緻宋恕書》談《仁學》(1899年2月20日)
張元濟和戊戌維新——紀念張元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
附:張元濟《緻汪康年書》係年
徐緻靖與戊戌變法——讀《戊戌變法側記》
翁同龢和帝黨
戊戌時期的鄭孝胥及其《日記》
關於戊戌政變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
關於《詭謀直紀》
丘菽園與康有為
甲午戰後的《鏡海叢報》
康梁“勤王”與日本英國
從康有為到孫中山
孫中山和儒傢“大同學”
孫中山和自立軍
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康關係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園傢藏資料評析
自立軍起義的一份原始材料——丘菽園傢藏康有為等信件評析
康有為的海外活動和保皇會前期評價
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
“蘇報案”的曆史意義
一百年前的“蘇報案”
章太炎的“割辮”和《解辮發》
章太炎的史學思想
章太炎在日本
章太炎與反袁鬥爭——讀《緻伯中書》手跡
章太炎挽孫中山聯辨僞
章太炎的“參與投壺”
章太炎與白話文
“通情”和“獻策”——從吳敬恒《復蔡元培書》談起
章太炎在南洋行跡鈎沉
章太炎對中共態度探析
論陶成章
光復會的重組及其評價
光復會和上海光復
附錄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目錄
《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捲一目錄
《經學史論集》目錄
後記
章太炎挽孫中山聯辨僞
“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有人認為是章太炎的《挽孫中山聯》,其實它是當時小報僞造,並不可信。章太炎和孫中山都是“辛亥舊人”,怎會“仇孫”如此之深?章太炎又是著名“國學大師”,怎會自比“閹黨”?稍加理繹,即有問題。
章太炎和孫中山有沒有矛盾?有,他還對孫中山公開攻擊過。但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章太炎是怎樣對待的呢? 且錄當時報紙數則:
3月13日,章太炎上午八時餘即到孫宅,唐少川、章太炎等到孫宅後,即由唐、章及葉楚傖等商議治喪事宜。唐紹儀、章太炎二君,主張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為紀念孫公之功勛起見,應由傢屬及人民以禮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追予國葬,以符孫公生前之主張。
3月15日,孫中山治喪事務所發齣通函,“正式請唐少川、章太炎擔任追悼會籌備處乾事員,指示一切”。
4月12日,上海追悼孫中山大會在西門公共體育場開會。“壁間懸有唐少川、章太炎等之挽聯。”章氏所撰挽聯是:“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錶豈曾忘襲許;南國本吾傢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這是當時日報報導的原始資料,記載比較直接。根據所述,章太炎在孫中山逝世後,次日清晨即到孫宅,又擔任追悼會籌備處乾事員,具體籌備追悼事宜。“指示一切”,“領署”發布治喪事務所廣告。那麼,即使他和孫中山過去存有芥蒂,也不緻在這個時候寫齣這樣的對聯,不會籌備悼孫,挽聯“反孫”。更不會把孫中山比作魏忠賢,自己甘認“閹黨”,還把它懸在負責籌備的追悼會“靈壁”。再則,章太炎這時明明推崇孫中山“艱苦卓絕”,“確為吾黨健者”,為何“挽聯”如此異趣?況且,章太炎挽孫中山,自另有聯,《菿漢大師連語》就經輯錄,即“孫郎使天下三分”聯,語氣筆調,顯為章氏當時所撰。絕非“滿朝皆義子”雲雲。與此同時,章太炎還寫瞭《祭孫公文》:“天生我公,為世鈴鐸,調律專一,吐辭為矱”,頗為稱譽。怎會祭文推崇,挽聯謾罵?
或者說:“孫郎使天下三分”一聯,既懸靈壁,又錄《連語》,自屬可信。“滿朝皆義子”一聯,則為孫中山奉安時所撰。此語也不可信。孫中山奉安時,章太炎確有挽聯,但不是“滿朝皆義子”;他還對當時報紙僞造挽聯發錶聲明,說明挽聯確有僞造,這在最近發現的章太炎《緻報館書》手跡和《挽孫中山》中可以得到證明。《緻報館書》原文為:
徑啓者:鄙人平時交遊雖廣,然凡素來相識,與相識而死不赴告者,皆不以挽聯緻吊。數年中或有假藉鄙人名義僞作挽聯發之報紙者,如前數年宋子文之母死,譚延闓死,今歲楊銓死,鄙人皆未緻挽聯,而外間悉有僞造,流傳人口,淆惑聽聞。又諷議時事之作,鄙人雖時亦有之,然大率多在詩章,辭必雅正,而外間僞作,多猥褻不經之語,尤為荒謬。甚望此後大小報紙欲登錄鄙人挽聯詩句者,必須以墨跡攝印,使真僞可辨。否則譸張為幻,變亂是非,甚非大雅君子所宜齣也。此緻□□報館主筆先生鑒。章炳麟白。八月三十日。
查楊銓(杏佛)於1933年6月17日在上海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遇刺身死,知此函寫於1933年。章氏謂“數年中或有假藉鄙人名義僞作挽聯發之報紙”,並曆舉宋子文之母死等為例,可知僞造挽聯時有發現,否則他也不會憤而登報瞭。“滿朝皆義子”,也正是僞聯之一。
最近發現的《挽孫中山》為:
洪以甲子滅,公以乙醜殂,六十年間成敗異;
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此聯未署月日,以“死傍孝陵葬”來看,正是孫中山奉安時所撰,正是奉安時的真聯。它以孫中山與洪秀全並列,一為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一為辛亥革命的領導人,而“六十年間成敗異”,較洪秀全尤為偉大。以孫中山傍明太祖而葬,“一匡天下古今同”,視為民國共和的締造者。是譽是毀,讀者自明。
照此說來,孫中山逝世後,章太炎寫過兩副對聯,一為逝世時,一為奉安後。至於“滿朝皆義子”一聯,則為當時小報僞造,後又錄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後人不察,以訛傳訛。章太炎和孫中山還有過一段政治公案,他又“每為論者所不滿”,遂緻以贋品為真跡,奉僞聯為鴻寶。
我們決不責怪引用僞聯的同誌,因為他們也是“有所本”的。同時,這副僞聯流傳也久,且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所徵引,自易淆惑。而《緻報館書》等手跡,我們也隻是在最近發現。但這副挽聯的真僞,卻牽涉到對章太炎的評價問題,不容不辨。
——原載《光明日報》1980年4月29日《史學》
前 言
經是中國儒傢的重要代錶作,史是記述過去事跡的載籍。經學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搜集資料,餖飣章句,又離不開史;疏通整理,辨析異同,也依附於經。兩者互為依存。
經史關係的論著,時有所見,清代章學誠有《文史通義》的專著,提齣“六經皆史”的命題,校讎漢學、宋學的得失,說是“《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我由經入史,偶有所得,寫齣文章,其中也不乏對經史論著的評述。
少年讀經,中年治史,由經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古代也隻是對兩漢的經今古文作瞭一些探究。近代又從今文經學而康有為、梁啓超,古文經學而章太炎、劉師培。深感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主要看人物結集和史傳記載,近代則報刊林立,時有藉經言事之作,而這些“時評”,很多在“結集”時刊落,有的著作還倒填年月,引起誤解。例如章太炎早年在《時務報》發錶的《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在《經世報》發錶的《變法箴言》等都沒有收入《章氏叢書》。在《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八、九號連載的《諸子學略說》,雖在《國學講習會略說》《章太炎文鈔》輯入,《叢書》還是刊落瞭。後來,柳詒徵在1921年11月齣版的《史地學報》第一捲第一期發錶《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加以批評後,章氏《緻柳翼謀書》說“今《叢書》中已經刊削,不意淺者猶陳其芻狗”,錶明他是故意“刊削”的,是為瞭“十數年前狂妄逆詐之論”而“刊削”的。可知對近代人物的評論,不能限於結集所載,還應注意早期報刊所載。
又如,章太炎晚年反對白話文,是事實,但他早年卻寫過白話文,不但在詩詞中用過白話,在他親筆所擬講稿上也用白話。當然,這是他早年投身革命時所寫,但不能說他反對白話文是一貫的。
再如,康有為以“聖人”自居,為瞭錶示自己早就注意“大同”,把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時所撰《大同書》,說是二十多年前早已“成書”瞭。
這些,都說明必須全麵占有資料。
再舉一例:劉師培1907年在妻子和親戚的影響下走入歧途,是事實,但他早年卻曾“留彆揚州”,投身革命,隻是那時寫的文章登在1903年的《蘇報》上,《蘇報》不久被封禁,流傳很少,以至無人論及。
這些事例,還有很多。有的散見報刊,有的僅見於函劄。由此可見,隻有詳細占有資料,纔能得齣實事求是的結論。
本書也是本著盡可能查詢書刊,在此基礎上分析研究的。
為此,我很早編有《章太炎政論選集》和《康有為政論集》,以至寫瞭《章太炎年譜長編》和一批文稿,本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於已經刊入《康有為與戊戌變法》《乘桴新獲》和《經學史論集》的,除個彆文篇外概不收入,隻在書後附上目錄。
由經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匆匆六十年過去瞭,重理舊稿,不禁有感。
湯誌鈞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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