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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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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60709

版次：1

商品编码：12354261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1

字数：333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如果读者真有点兴致读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把它看作真正的学术著作。它们也只是一个过来人用笔倾诉过往的“经历”，对“经历”的随机即兴体验。背景是“大历史”，人人都参与其间的“大历史”。如遇知我者，读出我在这种“大历史”中所思所惑，罪我非我都无碍，博我会心一笑，则万幸万幸矣。

——王家范

内容简介

《明清江南史丛稿》是作者治明清江南史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文章按类型分为四部分：“专论”数篇论文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散论”以个案为主，谈江南的官、绅、民，情理皆佳；“讲谈”“序跋”两部分侧重方法论和治史心得，保留了讲谈的原味和对人对书的点评臧否。附录为作者所撰回忆录的一部分，读者由此可以了解作者早年的成长历程。

作者简介

王家范，1938年9月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57年夏秋之交，投考华东师大，从此定居于丽娃园。自1962年起执教中国通史，持续46年，对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有特殊的感情。80年代起，从中国农民战争史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向，以明清江南为中心课题，对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也多有兴趣。已出版论著《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等，参与合编的教材有《大学中国史》等。

精彩书摘

　　明亡前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抉择
　　“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一般是可以并行不悖地暂时共存的。当然，两者并不随时随地都能相互包容而不致发生撞击。“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学”（即所谓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实际上有等级结构的爱，或可谓之古代人道主义）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其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原始心象”），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即使如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本能等无意识暗流，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时还会从海底上升到水面，偶露峥嵘。宋明理学，就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传统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下，可以因人因时而异，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寻求简单的“统一”将会使人失望。同是江南士大夫，甚至同属复社成员，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晚明畸形的“人才过剩”，既造成了角逐科举官场的病态，也撞击出一种与之离心的力量。在看透科举官场的种种弊害之后，有些人产生了对当时流行的价值指向的怀疑和否定。例如归庄，自叹“读书二十年，做秀才十年，不曾一望见场屋”，历经折磨，幻想破灭了，“今心已呆，气已尽，却不复知有所谓愁闷也”，总算从“功名富贵”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由于时势使他与科举、官场相隔离，他的心理较少受到污染，对政治还保持着一种鲜明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他自许“壮夫薄雕虫，《草玄》亦可已。我有救时策，他日献天子”，已经不汲汲于当时的功名追求。他在送其好友黄淳耀、周上莲会试时，殷切赠言“今日所急者经济，经济尤要者兵农”，望他们“守其素履，以报国家”“必以匡国家、安社稷为心”，即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多少暴露其不谙世情、富于幻想的弱点。因此，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经受不住政治风雨的煎熬，就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我们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的吴昌时，也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最典型的便是常熟瞿式耜。崇祯初他由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充满了憧憬，寄“中兴”之望于烈皇帝，连连疏奏，提出了许多治国主张。终因烈宗忌刻，又牵涉进了老师钱谦益的政治纠纷中，丢官卸职，锒铛入狱，差一点送了命。由此，他几乎怀疑自己由科场到官场是一场噩梦：“忆从早岁误桑蓬，灭没翻身浊浪中。”“浮生空自叹飘蓬，眨眼都抛役梦中。”这种心灰意懒、视功名似浮云的心情，一直到明亡后他南下桂林、勉力支撑永历危局时，依然非常强烈。他在给常熟家人的信中，一再表示“吾生平不爱官爵，且受过几许风波患难”，“宦兴索然”，不“贪位慕禄”，只求做一个“太平百姓”，对晚明政局绝望至极，愤叹道：“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更有一人后来看破红尘、入禅削发的，这就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桐城方以智。他原是一个“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的贵公子，在桐城组织“泽社”，在金陵结交天下名士，又与陈贞慧等起草《留都防乱公揭》名震当世，很是顾盼自得。想不到崇祯十三年赴会试，恰逢其父为时相所忌，以失律罪下狱。方以智在长歌当哭之后，淡然于功名富贵，唯求归隐，以著书自娱。明亡后，又遭到阮大铖的残酷报复，流离于南方各地，归隐于深山之中。永历政权曾多次召授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坚不出仕。瞿、方两人在广西相遇，成为莫逆之交。桂林为清兵攻破后，瞿壮烈殉国，方则万念俱灰，削发为僧。但方以智并没有虚度余生，在隐、禅期间写成了《东西均》等皇皇巨著，著作等身。
　　（插图“瞿式耜墓”）
　　瞿、方两人的经历代表了士大夫价值的一种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使一切正直的士大夫不能不受到“治国平天下”理性意识的强烈感染，始终不能忘情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自我”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价值中得到承认，个性意识相对朦胧和薄弱。只有当这种价值观受到现实政治的摧残与无情嘲弄后才会发生某种转向。这是一种在精神心理学中可以谓之“移情”的心理动向。瞿既不愿身居宦职，却一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勉强主持着久历内争不已的残局，作为自己的归宿。城破后，明明可以脱身，却坐以待死。这就是一种以壮烈殉国代替苟且偷生的“移情”。方比瞿更超脱，始终不愿任职，名谓“著书自娱”，实则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熔儒、道、禅于一炉，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天、地、人深邃的哲学思考中，颇有发明。他关于“合二而一，一分为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更是旷古未有的独创，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又一种“移情”，较之前一种，功利主义的遗习已脱落得了无痕迹，似乎很有点否定“超我”的意味，显示出“自我”意识的崛起。因为它已属于一种置具体的世情国事、经世致用于度外的个人独创的精神活动。这也许要归功于道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唯有道家还具有一点“自我”意识，肯定人的个性价值。可惜的是，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明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晚明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但更多的却是瞿式耜这样的“殉情”型“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
　　（插图《方以智晚节考》书影）
　　大明复兴的绝望，对顾炎武为代表的士大夫遗民打击没有比之更惨痛的了。然而正是这一不堪回首的事实，迫使他们做出了另一种历史抉择。这种抉择是在对有明一代士大夫的价值观做了认真清理之后产生的。对此，顾炎武在给门生潘耒的信中说得最完整：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对当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感。面对有明三百年惨痛的“亡国”“亡天下”的事实，他们鄙薄一切对现实功名利禄的追求，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此岂顾炎武独然。梨洲先生命其书名曰“明夷待访”，不也正是这种意思？因此，当顾炎武读到《明夷待访录》，抑制不住喜得知音的兴奋，即致书于黄宗羲：
　　“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插图亭林公园顾炎武像）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历史反思”。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是颜习斋、李恕谷、陆世仪、张履祥，虽然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明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统治史。可以说，这是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光照进中国之前，在传统思想的范围内对中国传统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面反省。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君相制度、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如君主专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方面，权力集中于中央（郡县制）好还是使地方有相对的独立权（“复封建”）好，还议论到民间舆论对国家政治的作用，用推举选拔代替腐朽的科举，以及关于商业流通有益、改善金融货币制度，等等，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只是重复存在过的，企图化腐朽为神奇，并不足取，但在批判的思路上，却天才地揭示出许多病灶区域，对后人认识君主专制制度不无启发。二百年之后，近代革命家孙中山、章太炎等从这里找到了所谓议院政治、地方自治等“启蒙”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看到了也许会令古代士大夫震惊的一个价值不平衡律，那就是最不急功近利的人，却成就了最大的功业和名望。这是为什么？究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因为黄、顾、王诸大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功名”的理解，有他们独特的立场。且看顾炎武是怎样说的：
　　“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名之为累，一至于斯，可以废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何欤？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难悟欤？”
　　壮哉，亭林，吾乡先贤！诚哉，亭林，此言足令后人长相思！
　　(本文节选自《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
　　载《明清江南史丛稿》，王家范著，三联书店2018.4。
　　图片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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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书影：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研究》内容简介《中古书影：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研究》是一部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转型时期——魏晋南北朝（约公元220年—589年）——社会结构、思想变迁、文化风貌及其相互作用的学术专著。本书旨在超越传统的政治史叙事，聚焦于士族的兴衰、宗教的传播与本土化、艺术形式的演变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的变迁，力求勾勒出一个立体而鲜活的中古图景。全书共分为六个主要部分，近二十万字篇幅，通过对大量史料（包括正史、笔记小说、碑刻文献、佛经译注以及出土简牍等）的细致梳理和创新性解读，展开了一场对中古文明底色的探寻之旅。第一部：权力重塑与士族政治本部分首先考察了东汉末年以来门阀士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曹魏、西晋两朝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地位。重点分析了“九品中正制”如何固化了士族的社会优势，并探讨了士族在地方治理、军事动员和文化传承中的实际作用。研究辨析了西晋灭亡前后，士族在政治理想与现实妥协之间挣扎的复杂心态，特别是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有限忠诚度如何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性。此外，本书还详细考察了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吸收汉族士族文化、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及其对文化融合的早期影响。第二部：思想流变：玄学与儒学的再阐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活跃的时期。第二部聚焦于玄学的兴盛及其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本书不再将玄学视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将其视为士人面对分裂、动荡时代，寻求心灵安顿和生命意义的文化反应。通过对王弼、何晏的“名教与自然”辨析，以及竹林七贤的行事风格的细致剖析，揭示了玄学如何渗透到文学、审美乃至日常生活规范之中。同时，本部分也关注了儒学的“复兴”与“改造”。面对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儒家学说如何通过郭象的《庄子注》和后来的宋明理学的前身，实现自身的理论更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特别关注了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典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政权下的注疏差异，及其对礼仪制度构建的意义。第三部：宗教的东渐与本土化：佛教的成熟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深入发展。不同于以往侧重于教义传入的叙述，本书侧重于佛教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深层互动。研究深入考察了石窟造像艺术（如云冈、龙门）的风格演变，分析了印度佛教母题如何被汉化为符合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图像系统。在教理层面，本书细致比对了译经学派（如鸠摩罗什）与本土僧侣（如慧远、道安）的贡献。重点讨论了禅宗早期思想的萌芽，以及净土宗如何通过其易于普及的教义，跨越了士庶界限，成为最具生命力的民间信仰之一。此外，也分析了道教在这一时期通过神仙学说的世俗化和斋醮仪式的规范化，对士庶阶层产生的反向吸引力。第四部：文学的转向：从辞赋到抒情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本书着重分析了文学创作题材和风格的根本性转变。首先，梳理了建安文学的悲凉基调，及其对曹操、曹植父子政治抱负破灭的反映。随后，深入探讨了“永明体”的音韵实验，以及诗歌从“载道”向“言情”的艰难过渡。重点分析了山水诗的兴起，考察了陶渊明如何在一个充满政治压力的时代，通过对田园生活的构建，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和对士族价值观的温和反叛。在散文方面，本书考察了骈文的鼎盛及其形式美学的极致追求，同时也分析了批评理论（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如何为后世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五部：礼仪、风俗与日常生活社会史的视角是本书的另一核心。本部分尝试重建中古时期的日常生活图景。通过对《风俗通义》、六朝志怪小说及敦煌文献的参照，研究了衣冠制度的演变，如“褒衣博带”的审美化倾向。详细考察了丧葬礼仪的变化，特别是“厚葬”风气下墓葬制度对社会财富的消耗，以及士人对于“生死”议题的集体焦虑。同时，本书关注了饮茶风尚的早期形成、服饰的等级化与审美化，以及园林艺术的初步发展，这些细节构成了中古人精神气质的物质载体。第六部：技术传播与区域差异最后一部聚焦于技术层面的进步与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本部分考察了冶金术、纺织技术以及天文历法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并探讨了这些技术进步如何服务于军事和农业生产。重点分析了北方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长期碰撞，如何在制度（如租调、户籍制度）和文化（如风俗习惯）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书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并非简单的割裂，而是在制度、思想和族群层面持续进行着复杂的“熔铸”过程，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准备了关键的社会与文化前提。本书特色《中古书影》的撰写风格严谨而富有洞察力，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印证，融合了社会史、思想史、艺术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是一部梳理史实的著作，更是一部尝试解释一个复杂、破碎却又充满创造力的历史时代的深刻思想探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帮助读者理解一个在“乱世”中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诸多基石的伟大时代。

用户评价

评分☆☆☆☆☆

初读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叙事节奏的沉稳与章法的严谨。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那种追求新奇观点和爆炸性结论的史学著作，此书更像是一位老匠人对一块精美玉石的打磨，每一个章节的过渡都自然而然，逻辑链条清晰可见。它并非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了几个关键的切面进行深耕。比如，其中一章对江南水利工程管理体系的考察，简直就是一部微观的区域治理史。作者没有满足于描述“工程如何修建”，而是深入到“谁来出资、谁来监管、最终效益如何分配”这一系列权力运作的核心。这种扎实的学风，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非常安心，仿佛被一位博学的长者领着，一步步走入历史的迷宫，而不必担心被那些虚浮的理论或未经证实的推断所误导。

评分☆☆☆☆☆

我对这本书的侧重点感到非常惊喜，它没有将所有的笔墨都集中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政治风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底层的社会结构——比如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法律纠纷的演变，以及特定时期江南手工业行会的自治权力的兴衰。这些“小切口”的分析，却折射出了宏大的时代背景。通过对这些具体案例的细致剖析，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在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之下，普通人的生计是如何被精密地编织进整个社会网络中的。这种从下往上的历史观，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明清社会复杂性的认知，它展示了权力运作的多元性，远非朝堂上的几纸诏书所能概括。

评分☆☆☆☆☆

这本书的史料挖掘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作者显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在地方志、家谱乃至一些尘封的档案中搜寻线索。那些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士绅阶层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栩栩如生。比如书中对某个苏州望族在特定年份祭祖仪式的详细描述，不仅仅是记录了流程，更深入剖析了这种仪式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宗族伦理的变迁。读起来完全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官方叙事，反而像是在翻阅一本被精心保存下来的家族相册，只是相片里承载的是宏大的历史变迁。尤其赞赏作者在处理地方商业活动与国家政策互动时的那种细腻的笔触，将江南经济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对那个时代的“富庶”有了更立体、更真实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教科书上那种扁平化的印象。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体现出一种对学术的敬畏感。纸张的质地厚实，字体清晰，注释系统做得极其完善，每一条引用都能追溯到具体的出处，这对于做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行文中对不同历史观点之间的交锋处理得非常公允。他不是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论断，而是将主要的学术争议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引导读者思考不同解释路径的合理性。这种开放且求是的态度，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结论性的著作，更像是一次邀请，邀请读者加入到对历史真相的持续探寻之中，充满了鼓励探索的精神，让人读完之后意犹未尽，想要去挖掘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说实话，初看有些挑战性，因为它带着一种独特的、近乎古典的考据腔调。但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魅力。它不是那种为了迎合大众而刻意简化的文字，而是力求精准地还原历史的质感。作者在引用古代文献时，常常会保留原文的韵味，这种对原始材料的尊重，使得历史的现场感极强。我特别喜欢它在论述社会风俗变迁时所采用的对比手法，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习俗进行对照，使得“变化”本身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触摸和感知的对象。这需要极高的文字功底和对史料的深刻理解，才能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不至于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