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綫（秦暉對中國當代“問題”與“主義”的再認識）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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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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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唐人圖書專營店

齣版社：江蘇文藝齣版社

ISBN：9787539956824

商品編碼：1547783312

具體描述

下麵是唐人圖書專營店提供在京東平颱上的圖書基本信息,僅作參考。
圖書名稱：	共同的底綫（著名學者秦暉對中國當代“問題”與“主義”的再認識）
作者或編譯者：	秦暉著
齣版社：	江蘇文藝齣版社
ISBN：	9787539956824
原價：	48元
齣版日期[僅參考]：	2013年3月
裝幀及開本：	平裝16K
頁數[僅參考]：	377頁
其他參考信息：	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在西方無論左右派都承認為私人領域的那些地方，“公共權力”偏偏要限製以至管製；而在那些西方無論左右派都認為是公共領域的地方，包括“公共權力”本身，又偏偏為個人意誌和小集團利益所支配。換言之，即“己域”無自由，而“群域”無民主。 ——“群己權界”：特殊情境與共同底綫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憲政前提下權責均大的社會民主政府，還是權責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難以確定的。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什麼是最壞的政府？那就是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的政府。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在他們能夠進行有意義的爭論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改變這樣的政府。 ——現代政府何以異於傳統朝廷在走齣強製時代、告彆宗教審判的時候，無論你信仰什麼“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乃至新儒傢等等，都必須從信仰自由開始，一切不願像莫爾那樣為人所害，也不願像托爾剋維馬達那樣去害人的公民，他可以不是“自由主義”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優先於‘主義’”。 ——自由優先於“主義”

內容簡介及編輯推薦

在我們這裏，共同的底綫不是左、右派各自堅持的“公平”與“效率”的摺中調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與“福利太多”之間，尋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國傢”的第三條道路。而是，爭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
主義的底綫
如果權力不産生於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傢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製國傢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傢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為瞭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製——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綫。
文化的底綫
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製（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為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綫。
部門的底綫
擺脫“以強製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權力隻能用於公益、而私益隻能通過自願交易取得，這正是民族國傢—政府組織、市場—營利企業和自治的公民—誌願者公益組織三個“部門”所共同需要以之為前提的東西，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綫。
本書的宗旨是從“主義”、“文化”與“部門”的分析中，結閤我們特定的“問題”來論證持守底綫的意義。
“共同的底綫”並不是調和摺中。雖然我並不反對調和摺中，正如我既不反對自由主義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一樣。也許將來在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爭成為真問題時，我會持某種有原則閤邏輯的摺中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持守底綫。

作者簡介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們時代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主要研究方嚮為農民史與經濟史。主持瞭一係列鄉村調查，主編瞭《農民學叢書》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田園詩與狂想麯：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閤著）《天平集》《耕耘者言：農民學文集》《江浙鄉鎮企業轉製案例研究》《學問中國》（閤著）。

自序：持守底綫
論現代思想的共同底綫
——《田園詩與狂想麯》韓文版序
當代中國的“問題”與“主義”
——再論共同底綫
“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綫？
——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
“群己權界”三原則與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
——關於公民權、共同底綫與“低調社會民主”的討論
“左右”的商榷
自由、烏托邦與強製
——寫在《共産黨宣言》150周年
不要民粹主義，也不要精英主義
自由優先於“主義”
——紀念托馬斯?莫爾
不講邏輯的“經濟學”
——關於公正問題的經濟學論爭
“製度創新”還是製度復舊？
——再問崔之元先生
經濟與政治
中國能否走齣“尺蠖效應”的怪圈？
——從“郎鏇風”看國企改革的睏境與經濟學的窘境
“郎鏇風”中看東歐
——《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
與思想變遷》自薦
權力、責任與憲政
——兼論轉型期政府的“大小”問題
帝製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
——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
“文化”的底綫
自由優先於“文化”
——關於“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網上討論
“差異權”，還是文化選擇權？
——評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
流水前波喚後波
——論王小波與當代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命運
共同的底綫“主義”的底綫
“主義”的底綫

精彩內容及插圖

自序：持守底綫
早在“五四”以前，中國就齣現瞭“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紀末進入改革時代以後，“文化熱”中的“中西”之爭再度熱鬧起來，80年代許多人積極推進西化，90年代弘揚傳統又成瞭主鏇律，加上國際上亨廷頓式的“文明衝突”論助興，可謂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國開始瞭“主義”之爭，50年代以前國內的“左右”熱戰血流漂杵，50年代以後國際上的“資社”冷戰劍拔弩張。到瞭世紀之交，國際上的意識形態鬥爭隨著冷戰的結束逐漸淡齣。而在國內，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和社會矛盾的深化，“主義”之爭卻脫去“文化”的包裝再度“浮齣水麵”。
最後，在現代性背景下，許多國傢裏民主公共權力組織——政府部門，與競爭性市場組織——企業或營利部門，都得到瞭高度的發展，同時也現齣瞭明顯的局限性。於是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呼聲中，自治的公民社會和誌願者公益組織（所謂“第三部門”）也發展起來。它與民族國傢－政府組織（“第一部門”）和市場－營利企業（“第二部門”）本是各司其職的。但許多發達社會本具有擴大“福利國傢”以壓縮市場領域的社會民主傾嚮，和擴展市場秩序以限製政府權力的古典自由傾嚮，以及這兩者長期對峙的傳統。而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已沒落、“福利國傢”體製也陷入睏境的“左派危機”時代，麵對“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反對者轉嚮第三部門國際行動並使其具有“另類左派”色彩或“第三條道路”色彩，就成瞭不難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圖事件後，這種跨國第三部門組織挑戰市場全球化、同時也與事件所在國政府權力發生衝突的“三個部門之戰”，在世界各地連續齣現，國內一些學者隨之盛稱其“後現代”意義，並力圖使國內進程在這個意義上“與國際接軌”。
於是在世紀之交，我們身處一個劇烈變化中的中國，麵對一個全球化與多元化同時發展的世界，在“文化”之爭、“主義”之爭與“部門”之爭中，我們應當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會的命運？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瞭，然而新世紀伊始，人們麵對坑親殺熟的“誠信危機”的一片驚呼卻錶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論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為“稀缺資源”。百年來的“文化衝突”，得到的是現代公民權利未張而傳統責任倫理盡失的後果。“西方的自由民主”與儒傢的“傳統”道義同歸於盡，而在西、儒皆滅的土地上，“秦政”與痞風前後相因相繼，強權邏輯與犬儒邏輯的互補反而變本加厲瞭。
“左右主義之爭”也已80多年，過去的斯大林體製已經灰飛煙滅，現在的資本主義體係也有許多問題。但我們這裏，還是既無“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國傢”。一些人喜歡說：美國式的個人自由有什麼什麼弊病，瑞典式的社會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損害平等，不利窮人；後者限製自由，壓抑精英，我們都不能學雲雲。這話若是齣自布萊爾、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傢之言，雖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國傢”的製度創新到底是什麼樣子，人們還遠未明白。但是在我們這裏如果這樣說，那就要問：美國式的個人自由太過分，那麼美國的社會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會福利我們搞不起，那麼瑞典的個人自由呢？人傢左派責怪美國的社會保障太少、右派批評瑞典的個人自由不足，而我們如果擁有這種美國式社會保障、瑞典式個人自由，那已經進步到何等程度！
至於“三個部門”之爭就更不用提瞭。沒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裏會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鞦”？
齣於對兩極的不滿，在各種爭論中都産生瞭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對立中，曆來就有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結閤之說。在“左右主義”對立中，各色“第三條道路”也有幾十年曆史瞭。而在剛剛興起的跨國第三部門運動和“NGO反對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聲。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論上多麼麵麵俱到，實行起來卻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們常常抱怨兩極的力量太強而中間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於誰是10誰是2姑且不論：自由主義者要10分自由，在他們眼裏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隻要2，而後者要10分平等，在他們眼裏前者也是隻要2的），而主張（2＋10）÷2＝6的呼聲便被埋沒瞭。無疑，這種情況在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們往往忽略瞭另一種可能：如果健康的兩極本身都太弱，那中間派能強得起來嗎？假如還沒有1，那麼談論2與10的中位數有什麼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主張2的人與主張10的人難道不該首先為爭取1而奮鬥嗎？而“為爭取1而奮鬥”當然不能說是2與10之間的什麼第三條道路，隻能說是兩者“共同的底綫”。亦即：它並不是兩者互相妥協、各讓一步的結果，而是兩者本身都需要以之為前提的、即使沒有對方要求自己也必須爭取的基本目標——盡管可能遠不是全部目標。
例如關於“文化衝突”，人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倡導文化多元、文化寬容和文化間的取長補短，根據這些原則，基督教、儒傢理念與伊斯蘭教應當和平共存。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則必須戰勝異端審判，這兩者是沒有共存之說的。如果異端審判存在，不僅各種文化與信仰的多元共存成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紀念托馬斯?莫爾的文章中所說的，每個文化自身的發展也會被窒息。因此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製（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為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綫”。近年來一些基督教學者倡言以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礎，建設“全球基本倫理”，這當然不錶示他們放棄瞭“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傢文化”，實際上這就是希望確立這樣一條共同的底綫。
又如在“左右之爭”中，發達國傢的傳統話題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傢？”他們的左派主張擴大國傢承擔的責任，而右派強調要限製國傢的權力。這兩者形成對立顯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先有瞭一個社會契約意義上的“國傢”，在這種契約下，國傢的權力與責任嚴格對應：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並對公民負責，公民需要國傢承擔多大責任，就授予它多大權力——顯然，這個意義上的“國傢”隻能是民主國傢。隻有在這一前提下，擴大國傢責任（因而必須增加對其授權）的左派主張與削減國傢權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擴大責任）的右派主張纔可能形成對立，乃至達成關於“中間道路”的第三種選擇。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如果權力不産生於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傢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製國傢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傢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西方那種“左右之爭”乃至“左右之間的”摺中立場，在這種條件下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的體製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還遠不及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怪其個人自由太多？如果我們連瑞典水平的個人自由也遠未達到，又有什麼資格指責其社會保障過分？如果連美國式的“低調社會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調個人自由”也得不到，談論“美國與瑞典之間的”中間水平保障和中間水平自由又有什麼意義呢？而為瞭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製——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綫。
至於“三個部門之爭”，則正如我在本書中論證的：沒有“權力隻能用於公益”的現代民主國傢和“私益隻能齣自自願交易”的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的第一、第二部門就都還說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以誌願求公益”的第三部門。而擺脫那種“以強製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權力隻能用於公益、而私益隻能通過自願交易取得，這正是三個“部門”所共同需要以之為前提的東西，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綫。在這一底綫的基礎上，纔可能存在“三個部門之爭”，“西雅圖問題”纔可以成為有意義的問題。
在發達國傢，這種“共同底綫”早已成為現實，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標，底綫之上的“文化”、“主義”、“部門”之爭（以及對這類爭論的調和摺中）也因而凸顯。隻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們纔會提及與強調這一底綫。最近在法國的一次討論會上，當我談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綫”時，一位法國學者說：主張自由放任的人與主張福利國傢的人，怎麼可能有共同立場？我迴答道：“怎麼不可能有？最近你們這次大選中，反對勒龐上颱不就是這兩者的共同立場嗎？”的確，在這次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為瞭阻止以勒龐為代錶的新納粹傾嚮得勢，法國的現代右派（法國人稱之為“傳統右派”）——自由保守主義的保衛共和聯盟總統候選人希拉剋，不僅得到瞭本黨的、也得到瞭左派社會主義者——社會黨乃至法國共産黨的贊成票。這是“共同的底綫”，而不是“第三條道路”，因為法國左派反對勒龐是他們的固有立場，並不是為瞭與右派摺中而作齣的妥協或中間路綫。在法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左右派聯閤執政，那時是要講第三條道路的，否則兩派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怎麼聯閤執政？而這次不同，左右派並未聯閤執政，他們都反對勒龐隻是體現瞭兩派立場的“重閤”部分，而不是兩派中雙方或任何一方讓步所導緻的“趨同”。社會黨如果不反對勒龐就不成其為社會黨，保衛共和聯盟如果不反對勒龐也不成其為保衛共和聯盟。這與什麼第三條道路毫無關係。
但是在法國，這樣突齣“共同的底綫”畢竟罕見。為什麼要反對勒龐？因為勒龐上颱會威脅到法國已有的許多東西、即左右派都認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原則。但正因為這些都是已有的，除非特殊情況（如這次勒龐“齣人意料”地崛起）人們並不擔心失去，所以一般不必錶現齣這種共同性，通常看到的隻是左右派的鬥爭或妥協。
然而如果那些東西尚待爭取，那就是另一迴事瞭。法國大選後不久，美國思想傢德沃金訪華，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德沃金提到“諾齊剋與羅斯福搞的那一套水火不相容”。筆者錶示完全理解這個說法，但從我們的角度看則未必，當時我也舉瞭法國大選的例子。事後想來，美國其實有更確切的例子：當年為瞭爭取在南方實現北方式的自由（在後來的左派眼裏那當然是“資産階級自由”），社會主義者魏德邁在馬剋思的贊許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聯邦軍當瞭軍區司令。魏德邁與林肯的“主義”差異無疑絕不比諾齊剋與羅斯福小，但在自由尚待爭取時，魏、林麵臨的問題大不同於諾、羅。如果說當今法國左右派（他們已不需要共同“爭取”自由）聯閤執政需要的是妥協而不僅僅是共同底綫，那麼魏德邁加入林肯軍隊隻要基於共同的底綫就夠瞭——魏德邁這樣做既不意味著他放棄瞭社會主義，也不意味著他走嚮瞭“第三條道路”。相反，如果魏德邁在南北戰爭中保持中立，甚或與南方奴隸主一起反對“資産階級的”北方，那他當然不是什麼自由主義者，但他還成其為“社會主義者”嗎？
不幸的是，如今在我們這裏，親“南方奴隸主”的“僞社會主義”者與“僞自由主義”者都不少。因此我對某些“左派”與某些“右派”都有批評。如上所述，“共同的底綫”並不是調和摺中。雖然我並不反對調和摺中，正如我既不反對自由主義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一樣。也許將來在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爭成為真問題時，我會持某種有原則閤邏輯的摺中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持守底綫。
本書的宗旨就是從“主義”、“文化”與“部門”的分析中，結閤我們特定的“問題”來論證持守底綫的意義。我於1999年齣版過《問題與主義》一書，本書可以視為該書的續編。其中的作品絕大多數寫成於《問題與主義》齣版後，少數則寫於該書齣版前，但並未結集過。本書其實2002年已經編好，自那時起曾經幾度要齣版，有一次甚至已經三校，但卻因種種原因又放棄瞭。因此，2003年以後的文字書中也就沒有收入，容俟後日吧。
如今都說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於今日。自從英艦轟開虎門、馬剋思號召全球無産者聯閤，就開始瞭兩種對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後這個對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鐵幕”隔絕彼此。我們注定生活在一個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麵臨多種而不是一種全球化。然而世界畢竟還是在進步：這些矛盾、多元與多種已經越來越多地以上述底綫為基礎，而突破底綫的墮落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也許，這就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國際之“軌”吧！
“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綫？
——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
一“粉紅色歐洲”引起的思考
冷戰後時代，由於受蘇東式社會主義名聲掃地的連纍，也由於影響更為深遠的後工業時代發達國傢社會結構與文化氛圍的變遷、藍領階層的萎縮、傳統工人運動的退潮、左派原有社會基礎的縮小等原因，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一度齣現嚴重危機。各國社會黨（社民黨、工黨）、工會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進行瞭思想與價值取嚮、綱領及策略上的全麵調整。社會黨國際中“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之爭和“紅綠聯盟”、英國的“新工黨理念”、所謂“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傢”的“荷蘭模式”的齣現、波蘭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是人道的資本主義”之爭和社民黨解散重建為民主左聯黨、匈牙利和剋羅地亞的“社會—自由執政聯盟”，等等，都反映瞭這種新潮流。經過幾年調整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或曰左派政黨又在全歐洲範圍內崛起，無論西歐還是轉軌過程中的中東歐，“左派”或“中左”政府又紛紛齣現。
“粉紅色”歐洲給全球思想界、包括中國思想界造成巨大影響，人們要問：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最後勝利的“曆史終結論”宣告破産、新的“左派復興”已經到來，還是意味著“左派”已經繼失去它的社會基礎之後又失去瞭它的價值基礎，淪為一場競選技巧的展示或“專業化競選運動”，“這場運動利用瞭美國人開發的傳媒技術，成為一種傳媒導嚮型政治”，這種“設計師社會主義”更看重“個人形象、象徵舞颱、聲音感染力和視覺效果”，而不在乎“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及競選承諾”？在我們這裏，一些不求甚解的趨時者已經麵臨尷尬：他們剛剛歡呼自由派的幻滅和“社會主義的復興”，很快卻在科索沃事件之類的示例中看到，“粉紅色歐洲”遠比“白色歐洲”更熱心於普遍人權原則、“新左派”遠比“老右派”更堅持人道主義國際乾預，偏愛價值外交的社會黨人也往往比偏愛利益外交的保守黨人更喜歡捍衛“世界性民主”，倒是更帶有商人氣味的後者隻要能賺錢，往往不在乎同“極權主義”者做交易……看來，我們這裏的“左派”與他們那裏的“左派”的距離，有時比這裏的“左派”與那裏的極右派（如法國的新納粹勒龐，米洛捨維奇罕有的西歐支持者之一）的距離都大。
那麼那裏的“新左派”到底什麼樣？有“新工黨理念”的教父、英國現任工黨政府首相布萊爾精神導師之稱的當代歐洲著名“新左派”思想傢安東尼?吉登斯，去年的新著《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鄭戈譯，北京大學齣版社、三聯書店2000年。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晰的輪廓。吉登斯現任著名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領域寫過和編過30多本書，是現今歐洲知識界有代錶性的人物之一。他積極參與瞭9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大論戰，著有《超越左右派》、《現代性的後果》等書，而這本《第三條道路》堪稱這場論戰的總結性著作，代錶瞭論戰中的主流聲音。
應當說，“第三條道路”已經是個被用濫瞭的名詞。早在20世紀初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它就成為一些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滿的人、常常是比這兩者都更“右”的勢力的口號，2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曾打過這麵旗子，希特勒當年曾宣稱要搞一種超越於“盎格魯撒剋遜式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這就是那種既不自由也無平等的“第三條道路”之例。而在40—5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本身曾被看做是介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亦即美國式自由市場經濟和蘇式計劃經濟之間的“社會市場經濟”，或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國傢”與高度集權的“全能國傢”之間的民主福利國傢。5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曾高舉這麵旗幟，而自6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基礎上進一步自由化以後，“第三條道路”便成瞭在福利國傢道路上走得更遠的一些社會黨（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共産黨人中的改革派（如捷剋“布拉格之春”的理論傢奧塔?锡剋等“市場社會主義者”，和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國傢共産黨為代錶的“歐洲共産主義”思潮）所爭奪的旗幟。一般說來，這兩者的立場都比社會黨國際的主流更“左”，而比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傢庭”更自由化。因此，這個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指社會黨與共産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