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基本信息
书名:段祺瑞政权
定价:49.0元
售价:37.2元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2-01
ISBN:9787549562688
字数:150000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编辑推荐
1. 史学大家,董狐之笔,《段祺瑞政权》评点近代中国人物——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心的辫帅张勋,天生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2. 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内容提要
袁氏当国,袁后中国,几乎封尘的遗稿,劫后重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
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因此呈现“民国史军阀篇”。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
目录
作者介绍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唐德刚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后无疾而终,但他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文摘
【禤福辉《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篇”(1928—1949)、“人民篇”(1949—2000)和“国民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面世,就是撰述计划中的“人民篇”;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篇”却始终没有出现。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
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大的遗憾。
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重要力量,而国民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北京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乐观的估计,恐怕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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