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以契约组成社会的理念,历代的史学基本上都相信历史是远古圣人用其道德理性进行人为设计的结果,设计的内容概而言之可以包括礼仪法度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精神的心理设计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后来演化为治道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伦秩序;后者在近代被新儒家锻造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新儒家的来源分化固然复杂,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奉持由“心性之学”规定的心理主义策略,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儒学所持守的理念是一种道的承诺,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形态,而或多或少有意忽略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制度资源。我们阅读新儒家的著作似乎总有一种感觉,除个别人如牟宗三先生之外,他们讲究的完全是一种思想流变而不谈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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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从中国历史上观察,每逢世道衰变之际,儒学的两大资源就会被交替使用:一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论”政治历史哲学;二是王学禅宗中的心性革命论。比如第一资源在清初与清末分别出现常州学派的公羊说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以为政治鼎革的工具;王学的复兴则体现于明末的个性原则的抒发与新儒家对道统的坚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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