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评分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评分我家的第二进是个大院子,中间有方砖砌成的走道,穿绕着院子。院中靠西有两间大厢房,紧邻前院的西厢,有小门相通,住着奶奶。第二进后院年久失修,有点儿荒废,不过经由勤劳的奶奶不断地打扫,却干净得很。我在孩提时代最喜欢穿梭于院落中与兄姐玩捉迷藏、灌蟋蟀、打弹珠儿、抓虫虫,尤其是养蛐蛐儿和鸽子。父亲从不会给我任何限制,所以童年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评分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在巴西建中式庭院“八德园”侨居,召孙云生随侍。孙云生长期伴随张大千,终生不离,一边学习书画、深造画艺,一边帮助张大千整理旧稿、照顾生活,可谓亦步亦趋。所以,张大千视孙云生为衣钵传人。为使孙云生艺术更臻至境,张大千将一生积聚全部粉本逾千件悉数留赠,以纪念半生的师徒情缘。观摩这些粉本,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张大千传世名作的草创阶段、创作提示以及取舍过程。有了这些粉本,我们就得到了研究张大千创作的各个时期及其作品的第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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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记得我两三岁时,经常容易生风寒病,父亲为了方便三更半夜或是刮风下雨的天气送我上医院看诊,干脆跟原本常租车的“悦来车行”买了一部黄包车,而车夫老曹也就跟着黄包车住进家里。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杨浩如、萧隆友、孔伯华的诊所对我来说,有如厨房一般熟悉,而其中汪逢春在我的记忆里印象特别深刻。汪逢春的诊所不像一般的国医诊所那样在前门、内堂挂满牌匾,他的诊所内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只在门口挂了一方小小的木刻招牌,上书碗大金漆的五个字“国医汪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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