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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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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
• 地理学
• 气象学
• 历史地理学
• 中国近代科学
• 学术著作
• 全集
• 科学史
• 地理研究
• 近代史

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42843678

版次：1

商品编码：10295284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7-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780

字数：9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
一代宗匠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20世纪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心怀仁爱，吐纳四海风云，肩担民族道义，笔诠求是，穷格天地万物，尽显理性光辉。
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于示人的；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

内容简介

《竺可桢全集（第12卷）》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19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0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竺可桢全集（第12卷）》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气象学、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南京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竺可桢文集》。

目录

前言
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2卷说明
1950年
日记
本年事要
松松的成绩
通讯录
收支一览表
杂记
1951年
日记
本年事要
杂记
松松成绩
读书笔记
1952年
日记
杂记
日记中记事摘要
借出书籍
附录一第12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陈汲家系人物表
附录五竺可桢日记中常见略语符号表

精彩书摘

一、竺可桢，字藕舫，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
进入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举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主体。1898年维新派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新风所被之处，绍兴东关镇也办起了新式学堂。竺可桢由此得以在家乡读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之后又进了唐山路矿学堂，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新学基础。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断断续续，波波折折，直到20世纪初，才通过新学制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引进中国的课堂。随后的留学大潮又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幸逢如此历史机缘，加上自身勤奋有恒，竺可桢终能跻身于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行列。
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办“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杂志，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汇人到这股科学救国的洪流中，成为该社的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以此为起点，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利用各种机会呼唤全社会注重科学事业的发展，倡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勇于担起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
回国后的竺可桢，先后在武昌和南京任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为日后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早期专门人才。在推动科学教育升级转型的同时，他长期参与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工作，被推选为继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之后的第四任社长。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的科学体制处于团体化组织自流发展的状态，而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学社，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
……

前言/序言

竺可桢全集（第11卷） 简介 本卷聚焦：季风研究的深化与地理科学的广阔探索 《竺可桢全集（第11卷）》是这部鸿篇巨制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全面收录了中国现代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通常指上世纪中后期至其晚年的一些重要研究阶段）的重要论文、考察报告、学术书信以及对青年学者的指导意见。本卷内容驳杂而精深，集中体现了竺老先生在气候学、地理学理论构建以及区域地理实践探索上的卓越成就，但其内容与《竺可桢全集（第12卷）》所涵盖的特定主题或年代篇幅存在明确区分。 本卷的价值在于，它清晰地展现了竺可桢先生如何将宏大的气候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的中国区域地理问题，并持续推动中国地理学向更精细化、应用化方向发展。 第一部分：季风气候的精细化研究与理论巩固 本卷中收录的大量文献，集中体现了竺可桢先生对东亚季风系统的深入剖析。不同于前几卷对季风起源和基本规律的宏观论述，第十一卷更侧重于季风气候在区域尺度上的变异性研究与长期变化趋势的探索。 一、季风边界与活动规律的再界定： 卷内收录了多篇关于夏季风北界与冬季风南界的精确描绘和历史演变分析的文稿。竺老先生结合当时最新的气象观测数据和历史地理资料，重新审视了“准静止锋”在中国夏季降水分配中的关键作用，并首次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季风气候类型划分标准，这为后来的中国气候区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与农业关联： 卷中多篇报告详细论述了季风雨带的推移速度、雨季的起止时间对中国主要农业区的实际影响。例如，针对华南、长江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干旱与洪涝事件的分析，竺可桢先生不再仅仅停留在描述现象，而是深入探讨了大气环流背景下，这些区域降水异常的可能成因，并将气候学研究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些研究对于指导当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古气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古气候研究贯穿其学术生涯，但在本卷收录的文稿中，可以看到竺可桢先生在运用花粉学、土壤学证据研究近千年乃至更短时间尺度气候波动方面的阶段性总结。这些研究特别是对中世纪暖期、小冰期在中国区域的具体表现的刻画，为后来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系。（此部分内容重点在于对具体时间段内气候波动证据的整合与讨论，与第十二卷可能侧重的宏观理论总结或特定区域考察侧重有所不同。） 第二部分：区域地理学的深度实践与方法论建树 第十一卷是竺可桢先生将宏观气候理论应用于具体地理单元研究的典范。本卷中包含了多份针对特定省区或地理区域的综合考察报告和地理学专论。 一、中国自然区划工作的深化： 卷内收录的文献详细阐述了竺可桢先生在自然区划工作中所采用的多因子分析方法。这不仅仅是气候要素的简单叠加，更是综合考虑了地貌、水文、植被等要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卷中包含了对某些争议性区域（如秦岭、淮河一线）自然分界线界定的深入论证，体现了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区域差异性的深刻洞察。 二、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交叉探讨： 竺可桢先生始终坚持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科学。本卷中的部分篇章，体现了他对特定历史时期内人类活动（如古代水利工程、城市选址）如何受制于或反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考察。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强调了历史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有机结合，为构建中国地理学的整体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案例。 三、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总结： 卷内散见的几篇关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论述，揭示了竺老先生对实地考察重要性的再强调，以及对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的规范要求。这些论述，是其数十年野外工作经验的精炼总结，对当时的年轻学者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学术交流、教育思想与晚年反思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第十一卷同样收录了大量体现其学术品格与教育情怀的文献。 一、与国内外学者的书信往来： 卷中部分书信记录了竺可桢先生与国内外同期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的学术交流细节。这些信件往往涉及最新的科研动态、对某些科学问题的争论以及合作意向，为研究者提供了了解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科学前沿动态的珍贵窗口。 二、人才培养与学术梯队建设的思考： 本卷中包含的对研究生培养、学术会议筹备等方面的指示或批示，清晰地展现了竺可桢先生对中国地理学科建设的深远布局。他对于学科分工、专业设置的思考，体现了极强的远见卓识。 三、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期许： 卷末收录的几篇访谈或总结性发言中，竺可桢先生对中国地理学未来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特别是在环境科学兴起的大背景下，他对地理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思考，具有历久弥新的指导价值。 总结： 《竺可桢全集（第11卷）》全面展现了竺可桢先生在气候学理论深化、区域地理实践拓展以及地理学教育思想上的成熟与升华。它与全集的其他卷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学术谱系，是理解中国现代地理学从奠基走向系统成熟阶段的关键文献。 本卷的焦点在于对季风气候区域效应的精细化阐释和对多因子综合区划方法的完善，其内容体系和侧重点与后续卷册（如第十二卷）的特定主题或年代划分必然存在清晰的结构性区别。

评分☆☆☆☆☆

《竺可桢全集（第12卷）》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沉浸感。我仿佛看到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脉络，以及一位杰出科学家如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书中的一些篇章，详细记录了他对于某项研究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将理论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突破的历程。这些经历，不仅是学术上的胜利，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我能感受到他那种永不满足、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以及他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书中还穿插了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观察和思考，这些都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个人的成就，更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竺可桢先生的这种精神，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评分☆☆☆☆☆

这本书，尤其是《竺可桢全集（第12卷）》，简直就是一本关于人生智慧的百科全书。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被竺可桢先生某些话语的精辟所折服。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可以说是近乎苛刻，但又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他对于时间管理、精力分配的规划，以及如何在高压环境下保持冷静和专注，都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书中穿插的许多人生感悟，比如关于机遇与挑战、关于坚持与放弃的思考，都非常贴合实际，且极具启发性。我尤其喜欢他对于“知行合一”的阐释，他不仅仅是理论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读他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深沉的底蕴，以及对生活充满敬畏的态度。这本书不是那种读完就忘的快餐读物，而是需要反复品味，细细揣摩的书。每次重读，都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仿佛每一次翻开，都能与一位睿智的长者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评分☆☆☆☆☆

读完《竺可桢全集（第12卷）》，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一位伟大的学者与教育家的人生画卷之中。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鲜活的个人史。从青年时代的求索，到中年时代的耕耘，再到晚年时代的沉淀，竺可桢先生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探索，都深深地印刻在字里行间。我特别被其中关于他教育理念的论述所吸引，他对于人才培养的深刻见解，对于学生品格塑造的重视，以及他如何身体力行地为学子们树立榜样，都让我肃然起敬。他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一种治学态度，一种为人风范。书中的一些片段，描绘了他与同事、学生之间的真挚情谊，以及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智慧，这些都让我觉得无比亲切和鼓舞人心。读这本书，就像是与一位智者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的思想如灯塔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对人生、对学问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

评分☆☆☆☆☆

每次翻阅《竺可桢全集（第12卷）》，都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文献资料集，更是一部心灵的指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如何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将科学研究视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途径。书中记录了他为发展中国科学教育所做的努力，为培养下一代人才所付出的心血，这些都让我深受感动。我看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真理不懈的追求，以及在逆境中展现出的乐观与坚韧。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读他的书，就像是在进行一次心灵的净化，能够帮助我涤荡杂念，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本书让我更加坚信，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并将自己的所学所能，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评分☆☆☆☆☆

《竺可桢全集（第12卷）》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书中的学术研究部分，虽然涉及了相当专业的领域，但竺可桢先生的写作风格却非常注重逻辑的严谨和表达的清晰，即便是对于非专业人士，也能感受到他思想的深度和洞察力。他对于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系统分析，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和地理变迁的论述，让我看到了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更让我动容的是，在这些严谨的学术探讨背后，我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山河深沉的热爱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他的一些个人回忆片段，虽然寥寥数语，却勾勒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风貌。我看到了他在战乱年代坚持教学的艰难，看到了他对科学事业不懈追求的执着，这些都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学者，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崇高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大师”的定义，不仅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更在于其人格魅力和时代担当。

评分☆☆☆☆☆

本卷收录1950-1952年的竺可桢日记。朝鲜战争异常惨烈，镇反、特务，大学改造，学科重整

评分☆☆☆☆☆

内容很经典，送货很快

评分☆☆☆☆☆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评分☆☆☆☆☆

资料性非常强的好书！

评分☆☆☆☆☆

刘堂被拿下，他们直奔托塔天王晁保正家中，刘堂也是来找晁盖的，都是为了那10万生辰纲的事儿。 水浒传第2集剧情 石碣村七星聚义 晁盖将刘堂救下，宋江一个人去了石碣村。刘堂提刀来追雷横，两个打了起来，智多星吴用赶到后没拉开，还是后来赶到的保正将他们俩拉开，晃盖和吴用商量取生辰纲。公孙胜找过阮士三兄弟之后，来到晁盖家中，只要晁盖同意劫那生辰纲，他们也愿意参加。埋伏在石碣村的朱督头被阮士兄弟带入芦苇荡中，他们和吴用一起回到家中吃酒，共商取生辰纲的事儿，随后公孙胜来赶来了，他们一起去了姚盖那儿，七人共拜天地，结为异性兄弟.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杨志手下的人口渴难耐，纷纷去向白胜买酒吃，他们被杨志轰开。晁盖等人按照吴用的计策，先从白胜那儿买了一桶酒，就着枣子吃酒，在一旁看的挑夫很是嘴馋，吴用借偷酒之机将药放入酒中，押送生辰纲的挑夫见晁盖等人喝酒没事，他们也买了一桶，

评分☆☆☆☆☆

前一阵子，.韩国旅游发展局buzzKOREA活动官方微博曾发了一条微博“朝鲜时代有‘科举考试’， 是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中国也有这种考试吗？”引来万人转发，激起群愤。看完在讥笑棒子的自大无知之余，想起了这本书。其实那几万留言骂街的人中，真要出来和棒子讲个清楚透彻据理力争

评分☆☆☆☆☆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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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好书 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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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封面弄得皱巴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