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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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罗纳德·科斯,王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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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5101
商品编码:1032294677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4

具体描述


 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
《变革中国》堪称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部史诗级著作,全面、客观、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历程。
《变革中国》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毛泽东时代谈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以及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波澜,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诊断和预测。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的创始人,科斯教授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大师之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国内众多的顶尖学者也深受其影响,诸如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盛洪、向松祚等,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诺斯、福格尔,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张五常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 度》,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论文整理而成。
可以说,《变革中国》是经济版的《论中国》,文字通俗,可读性极佳。相比于国内作者,科斯教授的立场更独立,叙述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相比于国外的其他经济学家,科斯教授长期以来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他的叙述更全面更深刻。

海报: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
科斯酷爱历史,孩提时代因为读到《马可·波罗游记》而醉心中国。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译者简介:
王  宁,湖北江陵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节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为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的共同市场,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当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当消费者无法决定企业的命运时,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在分权的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混乱的定价体制让市场力量备受挫折。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碎片化,阻碍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旦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而自由流通,定价体制受到抑制,经济资源就很难找到带来最高收益的用途。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销售产品,消费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生产得以继续,整个经济不得不依靠国家的“看得见的手”。
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互相联合。横向经济联合此后被视为经济改革中消除经济碎片化带来的贸易壁垒的关键。从3月31日到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篇社论,强调横向经济联合的重要性,并为之出谋划策。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支持横向经济联合,中国政府同时启动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变。合同工被引入企业并被迅速推广,许多地域性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壮大。1986年12月,国务院允许国营企业在总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员工的效绩调整工资与福利。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国营企业之间的整合过程。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的整合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国营企业获得了在合同责任制下无法获得的自主权。横向经济联合带来的普遍结果是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并购中,发起收购的一方往往会完全买断被收购方。但在中国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双方会互相协商彼此在新成立的母公司中所持股份的比例。尽管最初政府明令禁止股权转让,但从很多其他方面来看,这与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非常相似。后来,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责任制,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被广泛采用,推进了工业改革的进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个国营百货商店获准向公众发行股票募集投资。同年11月份,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同时向公众和自己的员工销售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到1986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股份制企业。由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解释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从银行业的改革入手。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受财政部的监管,其主要职能是为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个人手中几乎没有储蓄,国营企业也没有信用额度,中国经济对银行业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78年中国家庭储蓄只占全国储蓄总量的3.4%,其余的部分中有43.4%属于政府,53.2%在国营企业手中。改革伊始,银行业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到90年代,中国家庭储蓄有了明显的提高,占据了全国储蓄总量的1/4到一半的份额。银行业改革在最开始就建立了双层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四家国有银行接管了逐步发展的存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自立门户;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
新的银行体系终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中央银行因此与四大专业银行相分离,四家专业银行将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运作。四家专业银行相互公开争夺企业与个人的存款,但在贷款方面有着属于自己的受保护的市场,因为每家银行都被国家指派了特定行业的客户。因此,四大专业银行在筛选和检测贷款质量的基本职责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投资方向和金额都听从国家的指挥。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的总投资金额被地方当成了公共金库,导致了地方各部门对投资份额和银行贷款额度的激烈竞争。在地方部门的需求之下,中央政府往往会做出让步,要求银行发放投资配额之外的贷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经常会对国有银行的本地分行施压。长此以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投资饥渴”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经常性问题。
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远高于国营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因此,随着中国管理权力的下放,“投资饥渴症”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自从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以农业补贴工业化进程。一种常见的补贴方式是强行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随着改革的开始,虽然工业与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逐渐缩小,但不平衡的价格体系依旧让工业生产比其他产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非国营企业,都对工业投资充满积极性。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轮银行业改革开始了。改革的目标是给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提高银行业的自主性与竞争力。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中央银行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然后由银行自行决定发放贷款的具体形式。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劳动部正在筹划工资改革。劳动部决定将1984年的工资作为此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因此国营企业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而此时各银行正抓紧一切机会发放贷款。最终,12月的银行贷款发放数量比1983年12月增长了50%,而国营企业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增长了100%,工资总额因此增长了38%。仅1984年第四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0%多。从全年来看,货币供应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经济计划中设定的数额超出了45%。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由于有充足的银行信贷,投资在接下来几年中持续增长。工业迅速扩张,尤其是乡镇企业增长迅猛。在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集中地江苏无锡,1985年前两个月的产出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到1985年,通胀率已经从1984年的2.8%增至9.3%。之后的1986年和1987年,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分别是6.5%和7.3%),并且终于在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当时,中国政府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职工享受着稳定的工资增长,国家却不得不持续地增加投资,以维持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转。到1987年,投向国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已经占到政府开支的1/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着手启动物价改革,期望帮助国营企业摆脱在价格双轨制下面临的困境。然而,改革的时机可谓糟糕至极。1988年,当中国政府宣布价格体制改革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物价指数从1月的9.5%,增长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终在8月达到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状况。1988年2月,恐慌性购买已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改革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物价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经济改革全面停滞,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因此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
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年逾百岁的罗纳德·科斯,与王宁一道,对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如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这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鸿篇巨制。
——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科斯发现一个国家在哲理及政策上服膺“实事求是”原则,也正是这一简单的原则引导他在公司、市场及法律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展示了中国这个国家如何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走向市场经济。
——斯蒂芬·李特查尔德(Stephen Littlechild)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科斯让我们对市场制度整体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让我们分析制度转型的时候,让我们有了更高的高度。这是科斯的思想和学说对中国经济学界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小时候读历史小说,对书中描写的世外高人总是心向往之。他们鹤发童颜、潇洒飘逸、身怀绝技、智慧超群。只言片语,勘透千古兴衰;三招两式,化解万方危难。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仰止。我所认识的高人雅士里,罗纳德·科斯最可爱、最睿智、最令人尊敬。经济学历史上的顶级大师里,科斯也算是最奇特的一位了。
——向松祚  宏观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科斯开创了一个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律,考察制度的演变、形成、机制和经济效果。他的思想还延伸到了社会学的其他领域。尊重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科斯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科斯创造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当中,我们实际上在应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纪念科斯的贡献。他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耿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为什么科斯经济学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了从对机制的反思,到对制度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个时代的呼唤。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书名:《重塑格局:全球化时代的权力转移与文化冲突》 作者:[虚构作者名,如:陈泽宇] 出版社:[虚构出版社名,如:世纪文汇] --- 内容简介: 《重塑格局:全球化时代的权力转移与文化冲突》是一部深刻剖析21世纪初以来世界秩序变迁的宏大叙事。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国家的经济转型或国内改革历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技术扩散与文明观念相互作用的复杂图景。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我们正经历的并非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一场由信息技术革命、能源结构调整和历史性人口迁移共同驱动的“格局重塑”。作者以其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试图穿透日常碎片化的新闻报道,揭示驱动全球走向新常态的深层逻辑。 全书共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层层递进地描绘了这场深刻变革的景观。 第一部分:失衡的钟摆——旧秩序的衰退与真空的产生 本部分首先审视了冷战后“单极时刻”的短暂性与内在矛盾。作者认为,自20世纪末以来所盛行的、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念,其合法性基础正随着传统强权的内部压力和新兴力量的崛起而迅速侵蚀。 核心议题包括: 1. 霸权红利的耗尽: 详细分析了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契约的撕裂如何削弱了其在国内外的领导力。书中对“全球治理赤字”的探讨尤为深刻,指出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全球体系,更容易在危机时刻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 2. 区域主义的再激活: 探讨了在全球性机构效率低下的背景下,区域性经济集团和安全同盟如何重新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场域。这不仅仅是贸易协定的签署,更是关于规则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微观争夺。 3. 数字主权的萌芽: 在这一部分,作者首次引入了数据和信息流对传统主权概念的挑战。随着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国家边界在物理空间上的意义减弱,但对信息“领土”的争夺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部分:技术双刃剑——创新驱动的权力重构 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量子计算——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分配全球的生产力和战略优势。这不是一部技术指南,而是对技术发展如何内化为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工程学”分析。 重点分析如下: 1. “算法鸿沟”的形成: 作者区分了技术应用与技术创造之间的差距。那些仅仅是技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与掌握底层技术规范和标准制定权力的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算法鸿沟”,这将定义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2. 供应链的政治化: 详细梳理了全球供应链如何从单纯的效率驱动,转向安全和韧性驱动。这种转变带来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技术脱钩现象,不仅重塑了产业布局,更成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 3. 认知战的新形态: 探讨了深度伪造(Deepfake)和大规模信息操纵对民主制度和公众信任的系统性威胁。认知层面的对抗,被视为继军事和经济竞争之后的“第三战场”。 第三部分:文明的交汇与摩擦——身份认同的复兴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传统民族国家边界被经济力量不断稀释的背景下,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了文化与身份认同领域。作者认为,当物质生活结构发生剧变时,人类对于意义和归属感的追寻会更加强烈,这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在不同文明区域的抬头。 本书深入剖析了: 1. “价值冲突”的结构性根源: 探讨了不同文明对个体自由、集体责任、历史叙事以及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根本性差异。这些差异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根植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 2. 身份政治的全球蔓延: 分析了身份认同如何从边缘议题转变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力量。从国内的社会运动到国际间的文化摩擦,身份议题正被用来动员选民、重塑选边站队。 3. 跨国移民潮的挑战与机遇: 考察了气候变化、冲突和经济差距驱动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接收国和输出国社会结构、福利体系和文化融合带来的长期压力。 第四部分:不确定性中的导航——构建新的平衡 在对过去几十年权力转移、技术颠覆和文化张力进行系统梳理后,本书的第四部分转向了前瞻性的思考与路径探寻。作者强调,新格局的形成并非宿命,而是充满了选择与偶然性。 结语部分提出了几个关键观察点: 1. “可信度”的重建: 在一个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代,任何试图建立国际合作的努力,都必须首先致力于重建信息环境和制度的“可信度”。 2. 新“大国关系”的特征: 预测未来的大国互动将是“竞争性共存”的混合体——在关键议题上高度竞争,但在生存性威胁(如气候变化、流行病)面前必须寻求最低限度的协调。 3. “适应性治理”的必要性: 强调传统的、僵化的国际机构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未来的成功将属于那些能够建立更具弹性、更侧重于具体问题解决而非意识形态宣讲的“适应性治理”模式的国家和组织。 《重塑格局》是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它要求读者跳出舒适的框架,以更宏大、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剧变、既危险又充满潜力的时代。它不是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我们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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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最期待的莫过于能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脉络和真实细节。我一直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感到惊叹,但同时也充满了疑问: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怎样的决策、怎样的博弈、怎样的挑战,才塑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剖析那些关键的转折点?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是平稳过渡还是充满了痛苦的阵痛?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改革,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倒逼?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改革者们是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如何在摸索中前进的。毕竟,经济体制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肯定非常复杂。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这些深层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些成就和数据,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希望能读到一个有血有肉、有观点、有温度的中国经济变革故事,而不仅仅是一本枯燥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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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本书,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画面:一群人,在不确定的时代,进行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市场经济的建立,绝非一帆风顺,它必然充满了试错、调整和牺牲。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出这种“试错”的勇气和智慧。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质疑和阻力,决策者是如何顶住压力,大胆探索的?在遇到重大经济风险时,政府又是如何运用智慧和手段进行化解的?我尤其希望书中能够有一些关于“政策制定者”的故事,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决策、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这种从微观的视角去理解宏观经济变革,往往能带来更深刻的洞察。这本书能否让我感受到改革者们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和面临的巨大压力?我希望它能讲述一个充满人性光辉和历史厚重感的故事,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市场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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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略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我非常希望《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经验。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仅是政策的宣布,更是无数企业、个人和机构在市场规则下运作和竞争的结果。这本书是否会聚焦于那些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企业家、行业或者地域?例如,那些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在计划经济的襁褓中挣脱出来,逐渐壮大成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又经历了怎样的阵痛和转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特别好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国家,市场经济的“路”是否是一条条不同的路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模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本书能否通过生动的案例,展现出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希望从中能学到一些关于企业经营、政策制定以及区域发展的新思路,而不仅仅是泛泛而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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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之路”这个说法很着迷,它暗示着一种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本书,在我看来,应该不仅仅是介绍中国经济的增长数字,更重要的是去解读背后的逻辑和制度设计。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涉及到法律体系的完善、产权的界定、金融体系的改革等等。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这些基础性制度的演变过程?例如,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如何一步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的?金融市场是如何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如何界定的,是“有形之手”的干预,还是“无形之手”的引导?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的定位和作用又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何不同。这种对比和分析,对于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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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它会不会像一些官方宣传那样,只强调光鲜亮丽的一面?我更倾向于看到一些更真实、更具反思性的内容。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环境的破坏、腐败的滋生,以及一些行业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本书是否会对这些“成长的烦恼”进行坦诚的探讨?它会不会去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和遇到的困境?我希望作者能够具备一种批判性思维,既能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进步,也能正视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个主题下,我想了解的是,中国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是如何结合自身国情进行调整和创新的?这种“中国特色”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政策的设计,还是执行的方式,抑或是文化的融合?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它就会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更全面、更立体、更具深度的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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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荐的大师之作,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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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刚刚的,非常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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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七次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标签。先行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这一艘几近搁浅的巨轮,重回正常航道,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呈现出令人惊叹的“黄金30年”。今天,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飞速发展的需求,中国要步入下一个“黄金30年”,需要更多领域的改革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释放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而市场不可能自动调节社会公平。当政府权力过多地干预市场经济,形成利益垄断;当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对立情绪;当权力寻租现象肆意蔓延,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社会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范和公平政策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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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变革的重要经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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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资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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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的书,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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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书怎么样,就说你们别什么钱都想赚!消费者又不是傻子,俩本书七十多、邮费就收了12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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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没看听别人说的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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