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文化重点出版项目,百位学者联袂编撰,还原历代思想家在中华思想传承中的成就与影响,指导:钱穆、王云五、屈万里、萨孟武等,审阅: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萨盂武、王尔敏、张朋园、陈鼓应、张玉法等。
人民日报大楼因其外观和颜色被网友多次吐槽。实际上,那栋尚未完工的大楼并非真如网络照片上的样貌。本刊记者走进建筑内部近距离观察,并专访设计师周琦。周琦对记者详细阐释设计理念,并一一回应质疑
评分或谓之曰:“如据事直书,恐其义不显明,故常变其辞,变其实,
评分为其弟子推察孔子的学说而称呼的,非孔子自居于王的地位。
评分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
评分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 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 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评分惠栋是乾嘉年间首位公开打出汉学旗帜,与“宋学”对垒[8],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学沿顾炎武,主张治经学必须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古音训诂,对汉儒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正开一派学者求古而不问是非风气,成为吴派经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为考证而考证,致使其“饾饤烦琐”,以致有“株守汉学”[9]、“嗜博泥古”[10]之讥。著作有《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文钞》等
评分收入过很多版本的思想史,九州版的也不错过
评分这个书我早就想买了,这次下狠心买下,准备好好给自己充充电。看了一下,感觉非常超值。
评分双十一凑单买好书,人生最乐事莫过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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