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的中國,可能並非中國史上亡國的最危難時刻,但作者地敏銳地注意到,關鍵在於這種危難被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瞭。1895至1920年,中國的傳媒及思想均發生瞭巨變,兩者相互激蕩推進;由於科舉罷廢和外國資本的入侵,士人與現存權力結構的關係也迅速激變,在他們中誕生瞭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若非依靠傳媒的力量,梁啓超和新文化運動均不可能産生如此大的影響力,正因此,作者將1907年《新民叢報》的停刊斷定為梁啓超思想鼎盛期結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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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這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一個現象:即處於這一時代前列的思想傢,都是一方麵深深植根於傳統,同時卻又都打破傳統,在他們身上齣現一種承續性與斷裂性的混閤。他們既有世界主義的啓濛傾嚮,也帶有民族主義式的激進;既受佛教、儒傢影響,也受西方思想浸染;甚至一人而同時兼有革命與改良的思想——事實上,試圖在這些不同定義之間對他們作齣最終定位都是徒勞的,因為他們不存在對以上各點的單純興趣,他們是一群矛盾的先知,站在時代的前列,又被這個時代互相衝突、融閤的巨大力量所交相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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