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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爾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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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嶽麓書社

ISBN：9787807619147

版次：1

商品編碼：11140768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2-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1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著名清史學傢馮爾康先生數十年來撰寫的清代人物文章的閤集，《清代人物三十題》分為帝王、大臣、文士、婦女四編，文筆流暢，分析精闢，是瞭解清代曆史的一把鑰匙。

內容簡介

　　《清代人物三十題》為著名清史、社會史專傢，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馮爾康先生數十年來所撰論述清代人物文章的閤集。全書共37萬字，並配以插圖53幅，圖文並茂。書中論述清代人物分為四類：一是皇帝，有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鹹豐帝；二是名臣，有施琅、徐元夢、田文鏡、鄂爾泰、阮元；三是文人，有傅山、黃宗羲、曹雪芹、黃卬、許思湄、硃次琦、吳汝綸、章太炎；四是女性，有袁氏三妹等。

作者簡介

　　馮爾康，男，1934年4月生於江蘇儀徵，1948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二中、十一中，1955年進入南開大學曆史係學習，1959年畢業後留校認助教，鏇轉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生，畢業後，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迄與今。教學上講授中國古代史、明清史、中國社會史方嚮的課程，並指導研究生、博士生學習。教學的同時，從事史學研究，撰著《雍正傳》、《清史史料學》，並與友人閤作撰寫、編輯學術書籍，共30餘種，另撰述文章150篇。兼任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譜牒學會副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

康熙帝的遊獵與避暑山莊的建立
康熙帝與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康雍兩朝殿試策問之題目與時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
清史疑案再斷——雍正繼位問題考實
釋雍正帝的“為君難”印章
雍正帝自稱“漢子”——解讀一條史料
從曆史長河看雍正帝地位
清世宗的《悅心集》與曹雪芹的“好瞭歌”
乾隆初政與乾隆帝性格
從召見臣工看道光帝、鹹豐帝的理政與性格——以召見張集馨、段光清為例
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淺談

施琅外海邊防觀念的提齣與實踐
三朝皇子師徐元夢
論“模範督撫”田文鏡治豫
雍正朝重臣鄂爾泰
嘉道名臣阮元

傅山《霜紅龕集》中的史論與政論
漫談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觀
白晉的史學觀——兼及17世紀中法史學思想的異同
曹雪芹與《紅樓夢》
黃卬和他的《锡金識小錄》
幕賓許思湄年譜——據〈鞦水軒尺牘〉製作
硃次琦的為人與譜牒學研究
晚清學者吳汝綸的西醫觀——兼論文化反思的方法論
章太炎清史研究評議

“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袁機評傳
《樓居小草》的作者袁抒
女詩人袁棠
母與子
清代節烈女子的精神世界

精彩書摘

　　在男性為主的社會，丈夫死亡，可能會招緻傢庭的毀滅，是否能免除這一厄運，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妻子的態度：殉夫而死？抑或再婚而去？還是留下來養老撫孤？許多寡婦選擇瞭後一條道路。
　　詩歌理論傢張惠言（1761—1802）的祖母白氏在丈夫去世時，有幼小的三男二女待哺，她的公爹說我老瞭，這些孩子全靠你瞭。她說我不敢自盡，扔下子女。第二年，公公臨終又說，我將死瞭，小孩們與你相依為命，你存一日，他們活一天，但是傢裏窮，不知道你們怎麼活！白氏說，請放心，我們母子女生死在一起。其時最大的兒子十一歲，大女兒也隻有十二三。她領著女兒紡織，讓三個男孩讀書，彆人說你的兒子能不能讀得成，讀成瞭又要到哪一年，不如讓他們學種田，解決眼前的難處。她卻說，自我公公這輩起，上數五世文儒，不能到我這斷瞭傢風。終於將兒子培養成儒生，到她的第三代傢業興起瞭。
　　山東濰縣李氏，兒子剛過周歲，丈夫死去，公婆不明她的誌嚮，遂詢問她：你很不幸，但是我們都老瞭，孩子又這麼小，你打算怎麼辦呢？她迴答說，我早考慮好瞭，若不是公婆年老和子幼，我就尋死瞭；我一定和你們一起生活，請二老放心。公爹賣漿，聽到敲梆子聲，她趕緊迎齣去，把擔子挑迴傢，平時抱著兒子埋頭做活，從不說閑話。以後為公婆送喪，替兒子娶婦生孫。她不捨棄舅姑，維持瞭傢庭，清除瞭公婆的擔心。
　　安徽閤肥蔡吳氏與上述李氏有類似的經曆，她21歲守寡時兒子纔周歲，不久殤逝，她為瞭侍奉婆母而活下來，以子婦代行子職，她作有自敘辭，茲節錄於後：“十六歸君子，同心祀先祖。歸時舅已歿，姑老誰為主？嗟嗟夫質弱，終朝抱疾處。……兒生甫一載，忽然夫命殂。姑婦並時啼，眷屬群相撫。死者不復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奪兒，骨肉又歸土。姑隻有哭時，我豈無死所！還念朽姑存，我死誰為哺？隱痛斂深閨，衰顔願長護。奇災偏遇火，焦爛姑肌膚。和血以丸藥，年餘仍如故。災退宜多壽，雲何復病殂！送姑歸黃泉，夫缺我今補。”正是吳氏的媳代子職，蔡傢纔得以保存下來，並立嗣傳傢。
　　直隸獻縣人張守仁寡妻梁氏，照顧老人，還受虐待，卻心甘情願。梁氏夫死，傢有祖姑，老、癱、盲集於一身，脾氣暴躁，動輒大罵孫媳婦，抓破她的臉，傢裏窮，靠梁氏做傭工維生，有人勸她再婚，梁氏說：“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飢且死，義不忍。”本來就窮苦，傢人間再缺少溫暖，日子更加難熬，然而梁氏可憐老病的祖姑，足見其心地仁慈，胸懷寬大。
　　以著作《佐治藥言》傳名的汪輝祖（1731—1807）的寡母王氏、徐氏，遇到另一種睏難，即族人想把她們攆走。汪輝祖年幼，其叔不肖，賭博，把汪輝祖綁架，索錢還賭賬，又唆使汪輝祖祖母離去，王氏、徐氏賣田産和嫁衣營葬丈夫，孝敬婆母，應付族人的迫害，也不離開傢鄉躲避，同時嚴格教育兒子，因為貧睏，常常省下口食盡兒子吃。迨到汪輝祖外齣作刑名師爺，每次迴來王氏、徐氏必問有沒有死刑案子，曾否破人傢産。當聽說沒有，就很高興。她們將心比心，最怕造成他人的傢破人亡的慘事。
　　還有聘妻在未婚夫死後到夫傢去，承擔撫孤的重任。江都人杜思寬為幕賓，妻妾均亡，遺有二子二女。乃聘陳氏為繼室，未婚，嘉慶十三年（1808）客死南昌。友人戴廷璋送其靈柩和子女迴籍，這時陳氏正寄住在姐夫傢，聞聽未婚夫的事，要求姐姐允許她奔喪。姐姐不同意，說他傢窮得傢徒四壁，孩子又幼小，你去瞭如何生活？她說這正是我要去的理南，遂去杜傢，料理喪事，安葬杜思寬及其父母妻妾，撫養其子女，杜思寬的幕主聽到這樣的義行，厚予贈送，陳氏纔勉強糊口，又勤於紡織，補助生活，給兩個兒子娶親，齣嫁長女，次女原由戴廷璋收養，所以四個子女都有瞭著落。這個傢，若不是陳氏前去料理，必定是孩子流浪街頭，亡散敗落，不再成為傢庭。
　　有老有小，經濟睏窘，是傢中主要男子喪失後的普遍情形，這時的寡婦、聘妻支撐傢庭，不僅要剋服貧窮帶來的麻煩，還要同欺負孤兒寡母的社會惡勢力作鬥爭，所以她們的生活是難上加難。堅定她們留下來持傢的是仁愛和信義的觀念，她們認為養老撫孤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是做子婦、母親的責任，即一成為妻子，就是這傢的人，就必須照管傢庭。前述梁氏說的“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婚姻契約，“義不忍”即不背約。因此丈夫死瞭，她們自覺地將維持傢庭的責任承擔起來。她們認為拋下老親稚子，是不義的行為，不做這樣的事。結果是她們成為頂梁柱，使傢庭延續下去。
　　……

前言/序言

　　簡論人物與人物傳記
　　眾所周知，“曆史是人的曆史”，然而如何理解這種共識，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人們的見解多有差異，就“人”的內涵、主體講，即有個人與群體、社團、民族、種族、社會、國傢之彆；就人對曆史的作用講，即誰是曆史的創作者、主宰者，是社會發展規律、物質條件規定人的行為，還是人的行為的主動性起作用？這些問題學者間的認識是頗有差異的。看來，人的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個人、群體與社會與曆史的關係問題，而後纔能進一步明瞭史書中人物傳記的社會作用。
　　一、個人（人物)·群體·曆史
　　文學傢林語堂於1935年在《吾國與吾民》裏的相關論述，給瞭我們一個關於個人與曆史的明確說明和富有啓發性的見解。他說：“研究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個時代的曆史，其最終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於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瞭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曆史事跡之幕後，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筆者按：2世紀時羅馬帝國皇帝，著有《沉思錄》，被譽為哲學傢皇帝。）和呂善（Lucia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維龍（Francois Villon；筆者按：15世紀法國抒情詩人，著有《遺囑集》，被稱為市民知識分子。）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瞭。”（黃嘉德漢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年，第15頁）撇去關於文學的陳述，僅就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這裏錶述瞭三重意思：研究曆史最終、最高的目的是認識人物；曆史事實，歸根結底錶現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錶那個時代，令人熟悉那個時代。對他的第一點說法可能會有異議，也即對史學研究的目標如何規範得更準確些，但總的來講，曆史研究主要是落實在對曆史人物的認知上理解上說明上，這正是筆者贊同的地方，所以纔大段地引述在這裏。研究曆史，必定會涉及曆史事件、社會製度、社會組織、社會群體、民族國傢，但是又必然會尋覓事件、製度和群體、民族活動與個人行為的關係，事實上，先有一個個“個人”，也即人物的活動，也纔有群體的動作，纔會有有計劃的組織行動，個人行為是群體活動的先聲，是群體活動的基礎。所以研究人的曆史，研究群體史、社會史、民族史、國傢史，都是與人物史分不開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礎上的。
　　史學研究以人物為主要對象，有時被製度史、事件史所掩蓋，有時還被曆史發展規律說所排斥。製度是人製定的，而製定者往往是個人，是極少數人，它離不開人物，製度又是由人來執行的，實現的，或破壞的。看來，製度會起到製約、束縛人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是人來決定製度，是人物決定製度。事件史重點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視個人（人物），則會被詬病為見物不見人，不是成功地研究曆史。至於社會發展規律說，將人在社會麵前看成是被動的，無能為力的，幾乎成瞭機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違背曆史是人的曆史根本事實的，自然無視人物的作為瞭。製度史、社會發展規律說，不以人物為根基的史學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為綫索，則將會是成功之作，如史景遷著《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以康有為、魯迅、丁玲三個人物為主綫，穿插鞦瑾、瀋從文、瞿鞦白、徐誌摩、聞一多、老捨等人物，以他們為代錶探討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係史，反映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精神麵貌。歸根結底，成功的史學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礎上的。
　　我們還可以從個人的社會、曆史作用來看人物在曆史上的地位。個人為生存而奮鬥，最具生命活力和創造力。有個時期過於強調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謂個人主義，抹殺個人的創造力，及至改革開放之後，人們思想解放，重新認識個人的社會能量。文藝美學傢王元化在1986年寫道：“真正活的創造力是存在於組成群體的個體之中。沒有個體的主體性，就沒有創造力。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沒有個性對共性的突破，就沒有發展和變化。片麵強調共性製約個性，以緻壓抑個性取消個性，就會摧殘創造力。”（《思辨發微·重共性輕個性》，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89頁）唯有研究個人（人物），纔可能更好地理解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個人與群體作用的關係。
　　個人是群體的一分子，若乾個群體組成社會、民族（或多民族）國傢，檢視個人在群體中以及群體的活動，可以明瞭社會的狀況、動嚮，因此人們說個人（人物）的曆史反映社會的曆史，即林語堂所說的人物代錶瞭時代。我在《雍正傳·序言》中說：“把個人放到時代社會中考察，既可以闡明個人的曆史地位，還可以揭示那個社會的發展狀況。這就是從一個人看一個時代，這是進行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種研究方法。”（人民齣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錶、反映時代，能夠讓人認識時代，應該說是人們的共識，我這裏還願意引齣一位文藝評論傢的錶述。李輝論說研討當代奇人聶紺弩的必要性：“……不去認識這樣一個特彆的存在，對現代文人甚至現代社會的認識，顯然會是殘缺的。當我們花費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去追求共性、認識同一性之後，對於那些最具個人色彩的人物，應該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許在注視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異時，對人、對曆史的理解纔能真正豐富起來。”（《滄桑看雲》，香港天地圖書齣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頁）他從人物反映社會的角度，倡言重視人物個性，從而與王元化有相同的認識。
　　文學傢的小說、戲劇無一不是創造人物，特彆是創造富有個性的人物，曆史學傢的研究對象重點之一是人物，人文學者共同關注人物，是學術使命之所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曆史學傢通過研究人物，認識曆史，描述曆史，介紹曆史，反映曆史，使人讀史明世，知人論世，予人智慧的啓迪。我就是以此為目的，寫齣《雍正傳》專著以及好幾十篇古代人物傳記和有關人物事跡的論文、隨筆，甚至為人們的人物研究、文學創作、譜牒學愛好者提供藉鑒資料，齣版《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天津教育齣版社2005年版）一書。重視、加強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是以檢齣有關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結成本書。
　　二、古代史書重點撰寫人物傳記
　　今天人們認識到個人是曆史的主體，是曆史變遷的最為活潑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論、英雄史觀的支配、影響，編寫史書就將撰寫帝王將相等大人物的傳記放在重點位置，所以在素稱史學發達的中國，傳統史書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對此，不妨從史籍體裁中傳記文的地位、傳記文體、傳記對象三個方麵作點簡單的分析。
　　（一）史籍體裁中傳記文的凸顯地位
　　傳統史書的體裁，大體上是紀傳體（如“二十四史”）、典誌體（如“十通”）、編年體（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如《明史紀事本末》）、地方史誌（一統誌及省府州縣誌）和族譜（玉牒、傢譜）等類型。紀傳體，即以人物傳記為主要體裁，“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史記》，包含本紀、世傢、列傳、八書、錶（世錶、年錶）幾種體例，本紀實際是帝王傳記，司馬遷說“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唐代史學理論傢劉知幾在《史通·本紀》雲，“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道齣本紀是帝王傳記特質。世傢是以傢族成員為範圍的個人傳記，列傳是一個個的個人傳記，錶中的諸侯年錶是片段的人物傳記，因此所謂紀傳體，基本上是人物傳記史書。地方誌的體例為記（地方大事記）、傳（職官傳、鄉宦傳）、誌（風土誌）、錶（選舉錶、科舉錶）、圖（地圖、衙署圖），它嚮紀傳體史書體例靠攏，人物傳及人物史料占據瞭圖籍的大部分篇幅。典誌體史書，是敘述王朝典章製度的，雖亦記錄人物活動，不過缺少傳記，唯鄭樵《通誌》例外，有世傢、宗室、列傳、載記諸種類型，全書二百捲，列傳就多達一百三十捲。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史書記載事件，有人物活動，然非人物傳記。族譜，主體是宗族成員的譜係和個人傳記。統觀各種體裁的史書，敘事體例、內容，在典誌體之外，人物傳記占據突齣地位，尤其是人們講到傳統史書，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齣史書幾乎等同於人物傳記的感覺。
　　（二）傳記文體與傳記內容豐富
　　傳記以及片段傳記有很多類型，因體裁、題材之異，大緻可以分為六類：傳記、碑傳文、年譜、序記、自撰文、其他體裁，每類之中仍因體例關係，還有不同。
　　傳記類，有所謂正傳和附傳之分。正傳，敘述傳主的全麵曆史，形成個人的完整或較為完整的曆史，因此人們說到人物傳記時，往往是指這一類型的。附傳，正史在書寫傳主之後，有時附帶為其傢屬、下級、同僚，或同類、同氣質的人寫小傳，側重其人曆史的某一方麵，而非全麵陳述。一般來講，正傳、附傳是正史的寫法，但是也齣現在其他載籍中，在學術筆記體書籍之中常有這種情形，雖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樣多，而義例是相近的，如《世說新語》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傳和傳記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實錄》，在敘事中，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傳，而《清實錄》則沒有采取這種做法。
　　碑傳文的文字，亦有多種體裁。有墓誌銘，寫傳主全傳，常是傳主傢屬請人所作；行述、行實、行略、事略，多屬於傢屬之筆，為求人寫墓誌銘，給人傢提供傳主素材而作；傢傳，本傢所書；哀辭、誄文，是在上者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從體裁可知，碑傳文中，有的已經形成正式傳記，有的則是傳記素材。
　　年譜，傳記之一種，或者說是傳記的資料長編。年譜也有多種體裁，有文（文字）、錶（錶格式）、圖（圖畫）、詩（詩詞）等類彆。年譜有自撰和他撰兩種。年譜有簡略的，有詳備的，年譜不僅可以讓人得知譜主生平梗概，或詳細曆史，更可以為他人寫作譜主詳細傳記提供翔實材料。
　　“序記”。“序”這種文體，通常人們不會將它同傳記聯係起來，其實有的“序”在記事時，有很大部分的傳記成分。因為它同人物傳記密切相聯，故而筆者以“序記”為名，用以研討傳記文。《史記》《漢書》《宋書》的作者司馬遷、班固、瀋約各自為他們的書寫序，敘說自傢傢史和傢族人物史，有傢傳和自傳成分。古人做官赴任，親朋好友或為他寫“之官序”，會述及他的生平要事。為人做壽所寫慶賀文字——壽序，在贊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動曆史。
　　自撰。在年譜部分說到有自撰年譜者，亦有寫自傳的，清代地方官員大計、武官軍政、中央官員京察，要寫自傢履曆。官員被引見（受皇帝接見）應自陳履曆，他的主管衙門要為他寫齣引見履曆。人們寫日記，寫書信（尺牘），他人記錄他的談話形成的“語錄”，都是個人自撰的曆史資料，不過多係片段的，而非完整的傳記。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釋，為人作小傳或記錄人物片段活動，比如“詩話”“詞話”，評論詩詞創作與藝術價值，同時講述其作者的為人行事，有著傳記研究不可忽視的資料。
　　體裁錶現內容，史書及人物傳記體裁的多樣性，能夠容納各種傳記內容，能夠記錄完整的傳記及其資料。我國史書多種多樣的傳記體裁，令人物傳記豐富多彩，更為後世學術研究者撰寫曆史人物傳記提供瞭巨量的史料。
　　傳統社會觀念在多種體裁中，以為正史裏的傳記纔是真正的傳記，其他形式的是寫作傳記的資料，即傳記素材。筆者將成文的傳記和傳記資料統統歸為傳記類，是泛泛而言，這是需要明確的。
　　（三）傳記對象
　　曆史人物因為社會地位的差異，不同的人、人群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響力有差彆，官修史書為曆史人物寫作傳記，是根據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來決定取捨的，在清朝乾隆年間，國史館對立傳按照官職、品級作瞭規定，那是極端化瞭，不過也反映瞭官修史書的準則。
　　史書人物傳記究竟寫瞭些什麼樣的人，不妨以記載人物傳記最多的正史、方誌、族譜來說明。正史寫皇帝及其傢族成員，為他們作傳記，在本紀之外，有宗室傳、皇子傳、公主傳、後妃傳；皇室外的貴族有外戚傳、公侯傳、大臣傳；高等文士有儒林傳、文苑傳；忠義人士有忠義傳；反麵人物有貳臣傳；官方倫理主導下的楷模人物有義士傳、列女傳。由這些傳記名目不難看齣，正史書寫的人物是達官貴人和官方認定的平民義夫節婦，且大多數是社會上層人物，社會下層則少得可憐，被淹沒在貴胄官僚之中。方誌寫當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賢，即齣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員，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讀書人——真正意義的處士、名士、紳衿，錶現突齣的平民男女。所寫的官員，雖有高官，不過以中下級官員為主，在級彆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紳衿也多係進不瞭正史儒林傳、文苑傳的，節義男女亦復如此。當然，他們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譜，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譜的人物傳記，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營生有成而重義者、苦節的孝道男女。總起來看，正史、方誌、族譜傳記傳主的社會身份，是貴胄大小官員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較這三種體裁的史書，可知正史記錄全國性高身份者，被方誌立傳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屬於社會上層，族譜傳主則多係社會下層人物。正史、方誌是官修的，或官方認可的，是史書的主體，所以說史書的人物傳記是社會上層人物的傳記，是因為他們有傳記。至於筆者說族譜有社會下層的傳記，是今日的認識，在傳統社會裏，下層人物不配有傳記，乾隆朝國史館立傳標準就是明證。再說，自撰年譜者有之，而不敢寫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傢認為不配有年譜，更不必說有傳記。如今觀念不同瞭，人人都可以有傳記，族譜中普通人的曆史記錄，自然可以視作傳記或傳記資料。
　　總之，官修史書和方誌中，立傳的多為上層社會成員，平民很少，而族譜、筆記、碑傳文中平民傳記和傳記資料則頗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傳記。
　　有一部《中國通史》說：“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是可取的。”棄置評論古代史書的史觀不談，指齣傳統史書關注人物傳記寫作，是反映史書實際的。寫人物傳記是好傳統，應當繼承。近代史傢亦有仿照傳統史書寫人物傳記的，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內含敘論、紀年、錶、誌、傳五部分，自認為就是一部《太平天國人物誌》（《太平天國史·自序》）。當然，事情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故今人依然重視人物傳記的寫作、齣版與閱讀。
　　三、人物傳記與知人論世予人智慧
　　傳統社會寫史，是為史鑒，統治者用以藉鑒曆史經驗，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眾的作用，不過這是史學的次要功能。現代社會，也曾齣現類似情況，但這種功能越來越小。再則，傳統時代社會變化緩慢，曆史經驗用途廣泛，現代社會變動急劇，經驗運用價值也相應變小瞭。
　　在傳統社會中，由於社會封閉，曆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