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三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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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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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岳麓书社
ISBN:9787807619147
版次:1
商品编码:1114076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著名清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数十年来撰写的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清代人物三十题》分为帝王、大臣、文士、妇女四编,文笔流畅,分析精辟,是了解清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内容简介

  《清代人物三十题》为著名清史、社会史专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数十年来所撰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全书共37万字,并配以插图53幅,图文并茂。书中论述清代人物分为四类:一是皇帝,有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咸丰帝;二是名臣,有施琅、徐元梦、田文镜、鄂尔泰、阮元;三是文人,有傅山、黄宗羲、曹雪芹、黄卬、许思湄、朱次琦、吴汝纶、章太炎;四是女性,有袁氏三妹等。

作者简介

  冯尔康,男,1934年4月生于江苏仪征,1948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二中、十一中,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毕业后留校认助教,旋转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毕业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迄与今。教学上讲授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史方向的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博士生学习。教学的同时,从事史学研究,撰著《雍正传》、《清史史料学》,并与友人合作撰写、编辑学术书籍,共30余种,另撰述文章150篇。兼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目录

康熙帝的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
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康雍两朝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
清史疑案再断——雍正继位问题考实
释雍正帝的“为君难”印章
雍正帝自称“汉子”——解读一条史料
从历史长河看雍正帝地位
清世宗的《悦心集》与曹雪芹的“好了歌”
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与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
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

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与实践
三朝皇子师徐元梦
论“模范督抚”田文镜治豫
雍正朝重臣鄂尔泰
嘉道名臣阮元

傅山《霜红龛集》中的史论与政论
漫谈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
白晋的史学观——兼及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的异同
曹雪芹与《红楼梦》
黄卬和他的《锡金识小录》
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
朱次琦的为人与谱牒学研究
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
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

“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机评传
《楼居小草》的作者袁抒
女诗人袁棠
母与子
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

精彩书摘

  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丈夫死亡,可能会招致家庭的毁灭,是否能免除这一厄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妻子的态度:殉夫而死?抑或再婚而去?还是留下来养老抚孤?许多寡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诗歌理论家张惠言(1761—1802)的祖母白氏在丈夫去世时,有幼小的三男二女待哺,她的公爹说我老了,这些孩子全靠你了。她说我不敢自尽,扔下子女。第二年,公公临终又说,我将死了,小孩们与你相依为命,你存一日,他们活一天,但是家里穷,不知道你们怎么活!白氏说,请放心,我们母子女生死在一起。其时最大的儿子十一岁,大女儿也只有十二三。她领着女儿纺织,让三个男孩读书,别人说你的儿子能不能读得成,读成了又要到哪一年,不如让他们学种田,解决眼前的难处。她却说,自我公公这辈起,上数五世文儒,不能到我这断了家风。终于将儿子培养成儒生,到她的第三代家业兴起了。
  山东潍县李氏,儿子刚过周岁,丈夫死去,公婆不明她的志向,遂询问她:你很不幸,但是我们都老了,孩子又这么小,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回答说,我早考虑好了,若不是公婆年老和子幼,我就寻死了;我一定和你们一起生活,请二老放心。公爹卖浆,听到敲梆子声,她赶紧迎出去,把担子挑回家,平时抱着儿子埋头做活,从不说闲话。以后为公婆送丧,替儿子娶妇生孙。她不舍弃舅姑,维持了家庭,清除了公婆的担心。
  安徽合肥蔡吴氏与上述李氏有类似的经历,她21岁守寡时儿子才周岁,不久殇逝,她为了侍奉婆母而活下来,以子妇代行子职,她作有自叙辞,兹节录于后:“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只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愿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余仍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正是吴氏的媳代子职,蔡家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立嗣传家。
  直隶献县人张守仁寡妻梁氏,照顾老人,还受虐待,却心甘情愿。梁氏夫死,家有祖姑,老、瘫、盲集于一身,脾气暴躁,动辄大骂孙媳妇,抓破她的脸,家里穷,靠梁氏做佣工维生,有人劝她再婚,梁氏说:“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本来就穷苦,家人间再缺少温暖,日子更加难熬,然而梁氏可怜老病的祖姑,足见其心地仁慈,胸怀宽大。
  以著作《佐治药言》传名的汪辉祖(1731—1807)的寡母王氏、徐氏,遇到另一种困难,即族人想把她们撵走。汪辉祖年幼,其叔不肖,赌博,把汪辉祖绑架,索钱还赌账,又唆使汪辉祖祖母离去,王氏、徐氏卖田产和嫁衣营葬丈夫,孝敬婆母,应付族人的迫害,也不离开家乡躲避,同时严格教育儿子,因为贫困,常常省下口食尽儿子吃。迨到汪辉祖外出作刑名师爷,每次回来王氏、徐氏必问有没有死刑案子,曾否破人家产。当听说没有,就很高兴。她们将心比心,最怕造成他人的家破人亡的惨事。
  还有聘妻在未婚夫死后到夫家去,承担抚孤的重任。江都人杜思宽为幕宾,妻妾均亡,遗有二子二女。乃聘陈氏为继室,未婚,嘉庆十三年(1808)客死南昌。友人戴廷璋送其灵柩和子女回籍,这时陈氏正寄住在姐夫家,闻听未婚夫的事,要求姐姐允许她奔丧。姐姐不同意,说他家穷得家徒四壁,孩子又幼小,你去了如何生活?她说这正是我要去的理南,遂去杜家,料理丧事,安葬杜思宽及其父母妻妾,抚养其子女,杜思宽的幕主听到这样的义行,厚予赠送,陈氏才勉强糊口,又勤于纺织,补助生活,给两个儿子娶亲,出嫁长女,次女原由戴廷璋收养,所以四个子女都有了着落。这个家,若不是陈氏前去料理,必定是孩子流浪街头,亡散败落,不再成为家庭。
  有老有小,经济困窘,是家中主要男子丧失后的普遍情形,这时的寡妇、聘妻支撑家庭,不仅要克服贫穷带来的麻烦,还要同欺负孤儿寡母的社会恶势力作斗争,所以她们的生活是难上加难。坚定她们留下来持家的是仁爱和信义的观念,她们认为养老抚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做子妇、母亲的责任,即一成为妻子,就是这家的人,就必须照管家庭。前述梁氏说的“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婚姻契约,“义不忍”即不背约。因此丈夫死了,她们自觉地将维持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她们认为抛下老亲稚子,是不义的行为,不做这样的事。结果是她们成为顶梁柱,使家庭延续下去。
  ……

前言/序言

  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国家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这些问题学者间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2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黄嘉德汉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15页)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历史最终、最高的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也才有群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底,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有个时期过于强调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美学家王元化在1986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思辨发微·重共性轻个性》,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唯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沧桑看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页)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角度,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写出《雍正传》专著以及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有关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重视、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重点位置,所以在素称史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一)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本纪》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宦传)、志(风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觉。
  (二)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
  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传记、碑传文、年谱、序记、自撰文、其他体裁,每类之中仍因体例关系,还有不同。
  传记类,有所谓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叙述传主的全面历史,形成个人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历史,因此人们说到人物传记时,往往是指这一类型的。附传,正史在书写传主之后,有时附带为其家属、下级、同僚,或同类、同气质的人写小传,侧重其人历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陈述。一般来讲,正传、附传是正史的写法,但是也出现在其他载籍中,在学术笔记体书籍之中常有这种情形,虽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样多,而义例是相近的,如《世说新语》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传和传记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实录》,在叙事中,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传,而《清实录》则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碑传文的文字,亦有多种体裁。有墓志铭,写传主全传,常是传主家属请人所作;行述、行实、行略、事略,多属于家属之笔,为求人写墓志铭,给人家提供传主素材而作;家传,本家所书;哀辞、诔文,是在上者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从体裁可知,碑传文中,有的已经形成正式传记,有的则是传记素材。
  年谱,传记之一种,或者说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年谱也有多种体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图(图画)、诗(诗词)等类别。年谱有自撰和他撰两种。年谱有简略的,有详备的,年谱不仅可以让人得知谱主生平梗概,或详细历史,更可以为他人写作谱主详细传记提供翔实材料。
  “序记”。“序”这种文体,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同传记联系起来,其实有的“序”在记事时,有很大部分的传记成分。因为它同人物传记密切相联,故而笔者以“序记”为名,用以研讨传记文。《史记》《汉书》《宋书》的作者司马迁、班固、沈约各自为他们的书写序,叙说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传和自传成分。古人做官赴任,亲朋好友或为他写“之官序”,会述及他的生平要事。为人做寿所写庆贺文字——寿序,在赞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动历史。
  自撰。在年谱部分说到有自撰年谱者,亦有写自传的,清代地方官员大计、武官军政、中央官员京察,要写自家履历。官员被引见(受皇帝接见)应自陈履历,他的主管衙门要为他写出引见履历。人们写日记,写书信(尺牍),他人记录他的谈话形成的“语录”,都是个人自撰的历史资料,不过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传记。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释,为人作小传或记录人物片段活动,比如“诗话”“词话”,评论诗词创作与艺术价值,同时讲述其作者的为人行事,有着传记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
  体裁表现内容,史书及人物传记体裁的多样性,能够容纳各种传记内容,能够记录完整的传记及其资料。我国史书多种多样的传记体裁,令人物传记丰富多彩,更为后世学术研究者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巨量的史料。
  传统社会观念在多种体裁中,以为正史里的传记才是真正的传记,其他形式的是写作传记的资料,即传记素材。笔者将成文的传记和传记资料统统归为传记类,是泛泛而言,这是需要明确的。
  (三)传记对象
  历史人物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的人、人群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力有差别,官修史书为历史人物写作传记,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决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国史馆对立传按照官职、品级作了规定,那是极端化了,不过也反映了官修史书的准则。
  史书人物传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人,不妨以记载人物传记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谱来说明。正史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为他们作传记,在本纪之外,有宗室传、皇子传、公主传、后妃传;皇室外的贵族有外戚传、公侯传、大臣传;高等文士有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人士有忠义传;反面人物有贰臣传;官方伦理主导下的楷模人物有义士传、列女传。由这些传记名目不难看出,正史书写的人物是达官贵人和官方认定的平民义夫节妇,且大多数是社会上层人物,社会下层则少得可怜,被淹没在贵胄官僚之中。方志写当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贤,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员,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读书人——真正意义的处士、名士、绅衿,表现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写的官员,虽有高官,不过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在级别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绅衿也多系进不了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的,节义男女亦复如此。当然,他们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谱,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谱的人物传记,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营生有成而重义者、苦节的孝道男女。总起来看,正史、方志、族谱传记传主的社会身份,是贵胄大小官员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较这三种体裁的史书,可知正史记录全国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传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族谱传主则多系社会下层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认可的,是史书的主体,所以说史书的人物传记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传记,是因为他们有传记。至于笔者说族谱有社会下层的传记,是今日的认识,在传统社会里,下层人物不配有传记,乾隆朝国史馆立传标准就是明证。再说,自撰年谱者有之,而不敢写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认为不配有年谱,更不必说有传记。如今观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传记,族谱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录,自然可以视作传记或传记资料。
  总之,官修史书和方志中,立传的多为上层社会成员,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
  有一部《中国通史》说:“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是可取的。”弃置评论古代史书的史观不谈,指出传统史书关注人物传记写作,是反映史书实际的。写人物传记是好传统,应当继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传统史书写人物传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内含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自认为就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太平天国史·自序》)。当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故今人依然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出版与阅读。
  三、人物传记与知人论世予人智慧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统治者用以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但这种功能越来越小。再则,传统时代社会变化缓慢,历史经验用途广泛,现代社会变动急剧,经验运用价值也相应变小了。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封闭,历史知识多由社会上层掌握,下层人士对其所知甚少,而对传闻、演义了解较多。现代社会开放,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历史知识,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的历史功能,主要在于民众的运用。它的价值,总的来说是知人论世,予人智慧,以便走向、实现美好人生。就中人物传记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讲,我想有下列两点:
  读史明理。明白人伦之理,懂得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传统社会责骂不懂事、不讲伦理道德的人为“畜生”,人们讲人兽之别,就在于讲不讲、有没有社会道德,有没有良心,没有就“不是人”。今人又很痛心地说到“人”变“兽”的问题。老舍创造的艺术形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前后期性格不同,最终让祥子的完整形象是:“人不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骆驼祥子》第二十三节)祥子在生活中,从淳朴、勤劳奋斗的人生,转变成损人利己苟且偷生之人,回到“兽”的状态,当然责任不在他,而是恶劣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王元化在《思辨发微》中说,“文革”“最大的悲剧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仙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思辨发微》第28页,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人异化为兽,多么令人痛心!二十年前,笔者一位同事游学日本归来,对笔者说:“某某国人是经济动物,中国人向兽性发展。”人们忧虑的是社会公德的建立,让人成为有教养的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关爱宽容他人的人,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受人尊敬的人,不是“打砸抢”式的暴徒,不是不讲诚信、不顾公德的无赖之徒。出境旅行,不遵守人家社会规范,还说人家搞歧视,其实是自身行为举止不文明,不作反思,配称大国公民吗?人怎么能没有过失?重要的是能够闻过知耻,折节砺行,以坚毅不拔的精神,除掉不文明的行为,做文明的人。读人物传记,用心的读者会从历史人物身上看清人世的美丑善恶,懂得爱什么,憎什么,去做真正的人。
  读史明智。笔者曾经泛论过学习对于“开发智力”的作用:“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致力于学的人将会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天分高的人聪明,即使天资平常的人也会逐渐聪明起来。这样在做人行事上,在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方面,就会有较强或很强的本领,自然会做出成绩,以至能贡献社会。”(《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学习使人聪明,具体到阅读历史人物传记,会从古人身上得到智慧,拓宽人生之路。古人的谋生、处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睿智的经验,后人学习借鉴,特别是关于励志向学、精研技艺、勤勉敬业、生活俭约、诚信待人等方面,人们将会得到无可估量的教益,更好地去创造美好人生。
  读史明世。认识社会现状、走向,明辨善恶美丑,作出正确的处世选择。
  四、本书编选原则
  这是我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选集。我撰述的古代历史人物的文论,有传记,有人物片段史事的,有仅及人物某个侧面历史的,有叙事而兼论人的,还有人物年谱,其中有纯学术论文,有普及读物的随笔。这种大大小小的文章有好几十篇,属于清代的人物也有几十篇。这些文章不必要全部收入集子里,只想选取清代人物传记文的一部分,文字不要太多,形成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不厚不薄的书即好,于是就有选篇的问题。我是按照三个原则进行选目的。这就是:(一)学术性和随笔之文皆有,希望有学术性的研究之作,而又不让那些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占满篇幅;(二)鉴于有关雍正皇帝的文章较多,遂作适量选择,并且多系近二三年写作的,早年的《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与胤禛的胜利》《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论述》《査嗣庭案缘由与性质》《康熙十四子允题改名考实》等皆不作考虑。(三)业已选入《顾真斋文丛》者,本应不再选入,《清代官员出使琉球的情趣》《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即是如此。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因为,在《文丛》之外,汇编的文集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和谱牒编纂》,三部书均不作论文的重复选刊,故然。不过,这里出现例外的情形,就是由《文丛》中选出袁机、袁杼、袁棠小传及《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四篇,原因是事关女性史,文字也不多,从权录入而已。
  收入本集的篇章有的是三十年前撰写的,不少篇章也问世二十多年了,如今重阅一过,见解一仍其旧,唯有的篇章略作增加,为的是突出人物传记成分,如《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和实践》,加写了他的生平;有的作了删减,以免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现重复叙述的史事,如《论“模范督抚”田文镜治豫》,删除田文镜政事与雍正帝革新内容重出的部分;更有将论述一人的两篇文字糅合成一篇文章的,如将《鄂尔泰》《鄂尔泰与改土归流》合为《雍正朝重臣鄂尔泰》,《清代名臣阮元》《阮元》合为《嘉道名臣阮元》等。人物历史,一般的理解,是一个个的个人历史,本集所收的《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则是多人的历史组合,故排列在集子相应类别的最后部分。集子里的传主傅山、黄宗羲、章太炎等是跨朝代的人物,尤其是章氏,以其主要是议论清朝事,故行收入。
  本集有两篇文章需要特作说明。一篇是撰写于 1991年12月18日的《试论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之异同——以白晋〈康熙帝传〉为例》,出席澳门哲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如今改写,以“白晋的史学观——兼及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的异同”为题,汇辑于此。二十年后回过头看当年文字,心颇不安:当时未免大胆,不通法国史,居然敢写这样的文章,不知道说的是否有一点切合边际,今天仍然懵懂,将之收进来,聊作一种纪念吧。还有,把法国人白晋的历史汇入清代中国人历史中合适吗?李天纲翻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写出《康乾中法交往及其世界史意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导言》,认为“16世纪以后不断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记所载,客观上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第26页)。同意此说,来华传教士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何况白晋大半生生活在中国,后来死在中国。新写的《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一文,为与白晋匹配,亦行收入。
  本书的汇编,惠清楼副研究员协助做了许多工作,如将半数左右的文字输入电脑,找到许多图片,特此致谢。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与责任编辑胡宝亮先生合作十分愉快,他虽然年轻,但责任心强,业务水平令我佩服。
  冯尔康
  2011年7月7日初稿,12月2日修改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清代人物三十题的书籍的详细简介,但内容将完全避开您提到的书名及其主题: --- 《盛世边缘的挽歌:清末士绅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塑(1860-1911)》 一部深度剖析晚清社会结构与个体命运的史诗 本书导言: 自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至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中国历史进入了最为动荡、最为关键的半个世纪。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王朝兴衰史,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肌理重构、文化信仰冲突与精英阶层自我救赎的复杂历程。本书《盛世边缘的挽歌》将视角聚焦于这个转型期的核心群体——清末的士绅阶层。我们不探讨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潜入那些从儒家传统中走来,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冲击和内部瓦解的“中间力量”。通过对地方志、私人信函、族谱、以及新兴商业档案的细致梳理,本书力图还原一个在“变”与“不变”的拉锯战中挣扎求存的群体群像。 核心内容概述: 本书共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深入剖析了晚清士绅在政治参与、经济转型、教育革新、以及文化认同四个维度上的复杂实践。 第一部:旧秩序的裂痕——士绅角色的政治边缘化 在晚清的救亡图存浪潮中,朝廷不断推出新政,这直接触动了传统士绅的政治权力基础。本部分重点考察了以下几个方面: 1. “筹办夷务”与士绅的“外围参与”: 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使地方权力逐渐向有实力的士绅(如团练领袖、办海关、设局的士绅)倾斜,但这种参与始终是“外围的”或“被授权的”。我们将分析他们如何平衡对中央的忠诚与地方的自治需求。 2. 地方自治的萌芽与士绅的主导权: 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士绅如何在绅团、咨议局等新政治结构中争夺话语权。他们是拥抱现代政治的先锋,还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本书通过对浙江、江苏等地咨议局档案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矛盾性。 3. 科举废除后的政治失落感: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不仅是制度的终结,更是士绅政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我们探讨了那些在制度废除后面临“身份贬值”的群体,他们如何通过捐纳、游幕或转投实业来寻找新的政治价值。 第二部:从土地到资本——经济形态的艰难切换 传统士绅的财富基础源于土地和功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商业竞争和国内民族工业的崛起,他们的经济适应性成为决定其阶层命运的关键。 1. “士绅资本家”的诞生与困境: 本部分详细研究了第一批由士绅主导的近代企业(如纺织、矿业、银行)。这些企业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族和地方背景,其管理模式、融资渠道与西方或买办资本存在本质区别。分析了他们如何因缺乏现代金融知识或过于依赖地方关系而屡遭失败。 2. 地权变动与乡村的结构性压力: 洋货涌入和通货膨胀对传统农业经济造成挤压,士绅阶层的地租收入受到挑战。我们考察了他们如何通过兼并小农土地、放贷(钱铺业)来维持收入,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加剧了乡村的社会矛盾。 3. “兴学育才”与“投资实业”的悖论: 许多士绅将教育视为救国之本,但教育的现代化要求高额投入。本书探讨了“教育投入”与“商业投资”之间,士绅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的两难抉择。 第三部:知识的重塑——新式教育与士绅的文化焦虑 西学东渐带来的知识体系颠覆,是士绅阶层面对的最深刻的文化冲击。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在张力: 聚焦于洋务学堂和后来的新式学堂中,士绅家庭子弟接受新旧教育的体验。他们如何在新知识中寻找传统儒学的立足点?探究“格致”“格物”等概念在士绅文化语境下的扭曲与重构。 2. 留学生群体的“异乡人”身份: 被派往海外学习的士绅子弟,其身份认同的裂痕。他们回国后,面对的不仅是体制的阻力,更是父辈和乡土社会对其“离经叛道”的审视。 3. 翻译文学与士绅的阅读趣味变迁: 分析士绅阶层如何开始阅读严复、林语堂(早期著述)等人的译作和评论,这种阅读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性”的认知,以及对民间迷信和陈旧习俗的态度。 第四部:宗族网络的重构——家庭、伦理与现代化的摩擦 士绅阶层的社会基础在于强大的宗族和地方势力。现代思潮对家庭伦理的挑战,是他们个人痛苦的集中体现。 1. 婚姻与继承法的冲击: 面对一夫多妻制的动摇、女性教育的兴起,士绅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本书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大家族中“父权”与“新知”之间的激烈冲突。 2. 地方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传统士绅通过修桥铺路、办义学来维持其在地方的“德行”声望。在近代,这种慈善如何与新兴的红十字会、慈善公所等组织产生竞合关系? 3. 地方性知识的消亡: 随着行政体系的中央化和法律的统一化,士绅过去依靠的乡规民约、地方调解能力逐渐被官方司法系统取代,他们的社会“中保”作用逐渐丧失。 第五部:挽歌的余音——1911年后的阶层命运轨迹 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帝制时代的彻底终结,也宣告了以科举为核心的士绅阶层的终结。 1. “归隐”与“出仕”的抉择: 大量未能在新政权中找到位置的士绅,选择了退回乡里,成为“乡绅”而非“士绅”。他们如何在新政权下保持影响力? 2. 教育家与地方贤达: 另一部分士绅则成功将教育经验和人脉转化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成为大学的创办者或地方议员。本书将勾勒出他们的后清代轨迹。 3. 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遗忘: 考察清末士绅在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文化遗嘱”——他们留下的私人藏书、家族文献,以及这些宝贵资料在民国初年被如何对待、流散或珍藏。 结语: 本书的结论在于,清末士绅群体并非铁板一块的保守派,他们是亲历了巨大历史惯性与未来拉力的复杂矛盾体。他们的挣扎与转型,构成了理解晚清社会整体性变迁的最佳切面。通过对这些“中间人”的细致考察,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旧时代是如何在精英阶层内部的自我瓦解中,最终走向新纪元的。这本书献给所有对晚清社会史、精英阶层变迁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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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社会史和民生问题颇感兴趣的读者,《清代人物三十题》在我眼中,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名人的传记,更是一扇观察清朝社会生活百态的窗口。我期待书中能展现那些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努力生存的。例如,关于清朝的商业发展,我希望看到那些成功的商人是如何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经营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是什么?而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我希望能了解他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婚丧嫁娶,他们的节日习俗,这些琐碎却真实的细节,往往最能触动人心。我也对清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充满好奇,想知道那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读书人,他们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又体现在哪里?这本书,在我看来,应该是一部能够让我感受到历史温度的作品,它能够让我不仅仅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层面,更能深入到社会的肌理,去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去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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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清朝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的时期。因此,当《清代人物三十题》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我立刻联想到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那些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清朝人物三十题》,在我看来,是一本能够带领我走进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殿堂的钥匙。我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那些文人雅士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如何在诗词歌赋、绘画书法中寄托情怀,表达对时代的看法。例如,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我希望能够了解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他们是如何在考据中寻找历史真相的。而对于清代的文学创作,我则渴望看到那些小说家、戏剧家们是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刻画人物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书中能够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创作细节,或者他们思想上的碰撞与交流,这些往往是理解艺术作品及其背后作者的关键。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人物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清朝思想文化史的缩影,它能够点亮我的求知欲,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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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清朝的服饰文化情有独钟,总觉得那华丽的龙袍、精致的旗袍,以及不同等级的服饰规制,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审美理念。因此,当我知道《清代人物三十题》可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时,便充满了好奇。我设想着,书中是否会细致描绘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物在穿着打扮上的差异?例如,一位位高权重的王爷,他的朝服细节会是怎样的?一位身处江南的才女,她的日常服饰又会展现出怎样的江南风韵?我尤其希望能看到关于清代官员服饰的研究,包括那些精美的补子纹样,它们所代表的等级和功绩,以及这些服饰在朝堂上的象征意义。甚至,我还在想,书中是否会涉及一些与服饰相关的历史故事,比如某位皇后的偏爱,或者某位名臣的穿戴风格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时尚潮流?对于普通百姓的服饰,我同样充满兴趣,他们是如何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通过服装来表达身份或喜好的?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清朝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而服饰,无疑是其中最直观、最能体现时代特色的一面镜子。我期待它能给我带来视觉上的享受,更希望它能让我对清朝的社会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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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翻开历史书籍,最吸引我的往往是那些发生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决策与博弈。《清代人物三十题》,在我心中,承载着我对那些影响清朝走向的人物命运的浓厚兴趣。我渴望知道,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们,他们是如何在重重阻力下推行新政的?他们的思考逻辑是怎样的?又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敢于挑战陈规?同时,我也关注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复杂角色的帝王,他们是如何平衡各方势力,维持王朝稳定的?是否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宫廷斗争,或者暗流涌动的政治角力被揭示出来?尤其是晚清时期,在列强的侵略和内部的动荡中,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物,他们的每一次决策,每一次妥协,都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我希望书中能深入剖析这些关键人物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做出选择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考量,从而帮助我更全面地认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感受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起伏跌宕的个体命运,理解他们的选择,也反思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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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拿到《清代人物三十题》这本书,我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一幅幅历史画卷。我最期待的,便是书中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进行深入剖析,不仅仅是罗列他们的生平事迹,更希望能够触及他们思想的深度、性格的侧面,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抉择。想象一下,能够透过文字,仿佛穿越时空,与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甚至是默默无闻却影响深远的普通人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希望书中能为我打开一扇了解清朝社会肌理的窗户,不仅仅是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希望看到人文精神的流淌,艺术的繁荣,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例如,对于康乾盛世的描绘,我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疆域的拓展和经济的繁荣,更能窥见当时社会思潮的涌动,或是文人雅士们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创作和交流的。而对于晚清的动荡,我则渴望了解在内外压力下,那些关键人物是如何应对,他们的决策又带来了怎样的连锁反应。这本书,在我看来,应该是一部能够引发读者深刻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进而理解当下的百科全书,我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其中,探索那些尘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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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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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物三十题,包装太差,书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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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聊以解忧,冯先生好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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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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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精美,内容详尽,格调高致,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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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的作品很耐读,可以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到一些清代史料中的细节,对学习和阅读清史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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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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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强大,很不错,good,还是说实话,只是比较便宜,其实很一般,不想多说。。。。。还是可以吧。挺厚的一本书,虽是重印,但印刷质量很好,就是开本小了点,字也小点,16开的那种好了,总体来说很满意。 wonderful,great,perfect,good,!!!只是比较便宜,其实很一般,不想多说。。。。。还是可以吧。为了凑字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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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不错,大师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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