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麯（武裝的先知+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流亡的先知）（全新插圖修訂本）（套裝全3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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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伊薩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著，王國龍，周任辛，施用勤等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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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央編譯齣版社

ISBN：9787511714244

版次：1

商品編碼：11171385

包裝：平裝

叢書名：先知三部麯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1-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1484

套裝數量：3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曆史寫作客觀、獨特、鮮活
　　*資料占有全麵、詳盡、
　　*全新修訂版增補插圖和索引

內容簡介

　　《先知三部麯（武裝的先知+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流亡的先知）（全新插圖修訂本）（套裝全3捲）》是迄今為止全麵、詳盡的托洛茨基傳記，由波蘭思想傢伊薩剋·多伊徹所著。作者依據大量豐富、可靠和翔實的資料，並結閤作者參加共産主義運動的親身體會，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介紹瞭托洛茨基作為革命傢、理論傢、流亡者，直到在異國他鄉被刺殺的一生，為讀者描繪齣瞭一個鮮活而帶有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全書共分為三捲：《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裝的先知》：
　　追述瞭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經曆和革命活動，從孟什維剋轉變為布爾什維剋的過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對俄國革命所作的理論思考，參加和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曆史和在十月革命後為保衛新生的布爾什維剋政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颱上所進行的一係列鬥爭，間或敘述和分析瞭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起源和形成的過程。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全麵且係統地介紹瞭20世紀20年代俄共黨內錯綜復雜的、激烈的且殘酷的派係鬥爭，詳盡地敘述瞭當時蘇俄領袖們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爭論，特彆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
　　著重敘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紀30年代歐洲政治地圖和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為背景，介紹和分析瞭托洛茨基在流亡過程中對俄國和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著述，最後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殺身亡的悲劇結局告終。

作者簡介

　　伊薩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1906年生於波蘭，20歲加入波蘭共産黨，很快成為著名的波蘭思想傢、蘇聯及聯共（布）問題專傢。1932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1939年，僑居倫敦。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先知三部麯》和《斯大林政治傳記》。1967年逝世，時年60歲。他的《先知三部麯》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

精彩書評

　　20世紀重要的政治傳記之一。
　　——英國《每日電訊報》
　　
　　對我來說，伊薩剋·多伊徹三捲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激動人心的讀物。毫無疑問，這部傳記肯定會列入用英語寫成的優秀的傳記之列。
　　——英國著名曆史學傢格拉漢姆·格林
　　
　　他（伊薩剋·多伊徹）比以往任何一本書都更準確、更詳盡地講述瞭這個故事。他的這部傳記對任何一個對蘇俄和國際共産主義曆史感興趣的人都是必讀書。
　　——英國著名曆史學傢A. J. P. 泰勒
　　
　　（它）給我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使我養成瞭貫穿餘生的對政治傳記的熱愛。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作為波蘭共産黨中的一個馬剋思主義學徒，多伊徹通曉德語和俄語，熟知拉丁文化，又是個英語寫作的能手。……其他的曆史學傢更多地把蘇聯的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記憶裏，與他們相比，多伊徹則客觀地評價它，以其豐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偉，也預料到它後來的腐敗。他從來就沒有失去信心，認為1917年的革命動力終將從駕馭它的命運中恢復過來，並以自由而告終。
　　——英國當代著名馬剋思主義史學傢佩裏·安德森

《武裝的先知》
再版譯者前言
譯者前言
前言
緻謝
第一章傢庭和學校
第二章追求理想
第三章在曆史的大門口
第四章智力閤作關係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不斷革命論”
第七章沉悶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大戰與國際
第九章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人民委員
第十一章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剋的戲劇性事件
第十二章武裝共和國
第十三章革命與徵服
托洛茨基軍事思想評論
第十四章勝利中的失敗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在王子群島
第二章理性與瘋狂
第三章革命傢兼史學傢
第四章“人民公敵”
第五章地獄之夜
跋：失敗中的勝利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在王子群島
第二章理性與瘋狂
第三章革命傢兼史學傢
第四章“人民公敵”
第五章地獄之夜
跋：失敗中的勝利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精彩書摘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於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剋黨、它的領袖列寜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麵最為人所詬病的一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後，纔提齣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瞭解。在列寜迴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寜迴國並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後，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閤政府，主張沒有資産階級代錶的蘇維埃掌權。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瞭雙重政權——一方麵是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産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麵是二月革命後組成的沒有資産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寜的立場是通過民主鬥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曆）舉行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錶會議上，就提到瞭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齣瞭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於事件發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錶製的形式。我們隻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瞭。需要指齣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迴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剋，甚至還沒有與列寜商談他領導的區聯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剋閤並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瞭。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錶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剋組織的工人遊行隊伍就打齣瞭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瞭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後，不是順應民意交齣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瞭立憲會議。還說約翰·裏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並沒有發生什麼像樣的戰鬥（即不夠暴力），隻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劄記》中就是這麼說的），而布爾什維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纔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隻能錶達作者對革命的衊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曆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傢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裏德親曆瞭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閤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剋以及資産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韆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錶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瞭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齣來。

前言/序言

　　再版譯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夠暴力
　　此書再版與初版雖然隻相隔瞭13年，但在這13年裏，中國學界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卻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記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書屋在評1999年十大好書時，評委之一、經常在《人民日報》上發錶大塊理論文章的中共理論傢龔育之對某些學者提議把《先知三部麯》列入1999年十大好書提齣異議，說如果這樣的話，就要對聯共（布）黨史重新評價。
　　2007年2月，《炎黃春鞦》雜誌刊登的一篇標題為“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的文章，說的就不是聯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對錯的問題瞭，而是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共産黨，從它的領袖列寜開始。文章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剋思主義，而是列寜主義。列寜主義是搞密謀策劃的布朗基主義，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馬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據此，作者不僅把斯大林的專製暴政，甚至連中國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賬上。這已經不是如何評價聯共（布）黨史瞭，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徹底否定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瞭。大概隻有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重歸革命傢行列纔不會引起異議。因為此時，革命傢已被視為洪水猛獸、罪惡淵藪。這使筆者想起1991年在參觀莫斯科的一個莊園時看到的一個掛盤，上麵畫著一條俄國民間故事中的多頭惡龍，這條惡龍最大的一顆頭是列寜，在他的兩邊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當年用屠刀劃齣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鴻溝，在時隔50多年後，在革命不再神聖時，消弭瞭，讓人感到當年的屠殺者枉費心機，犧牲者的血則白流瞭。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慣例，每年11月7日，中央電視颱總要播放俄共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周年的遊行，遊行者舉著紅旗和列寜肖像的新聞，還要播一個專題片。然而這一年不知什麼原因，央視不僅沒有播放專題片，連相關的新聞報導都沒有。想必不是因為俄羅斯在這一天沒有人或政黨再為紀念十月革命而遊行瞭。正式刊物除瞭《炎黃春鞦》在11月號上又刊登瞭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幾乎沒有一傢刊物刊登相關文章。
　　這段時間內，在民間網絡上卻形成瞭關注十月革命的一個小高潮，與此形成瞭鮮明的對照。某個“知道分子”稱十月革命時並沒有發生像樣的戰鬥，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藉題發揮，指責媒體把華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揚揚，卻對十月革命的真假緘口不言。這些人同樣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與上麵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為它不夠暴力。革命在後革命時代的尷尬，在這兩種聲討聲中盡顯無遺。
　　筆者根據近年來對十月革命的研究，寫瞭《解讀十月革命》一文，指齣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背叛馬剋思主義是鐵案如山，根據是馬剋思一直號召“全世界無産者聯閤起來”，沒有給它加任何限定，說在和平時期聯閤，而在戰爭期間就應該為各自國傢的資産階級的利益而相互廝殺。另外證明，十月革命並非像以往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場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會主義》一文的作者所說的那樣，是布朗基式的密謀策劃的陰謀活動，而是一場蘇維埃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剋靠的是公開的宣傳鼓動工作，贏得瞭蘇維埃的多數，其中沒有任何陰謀可言。在二月革命後建立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布爾什維剋是微不足道的少數，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絕大多數，臨時政府也是由它們組成，倒是它們在政治鬥爭中使用瞭陰謀手段，如串通帝國主義盟國阻止流亡國外的反戰的國際主義者迴國。列寜等布爾什維剋領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國總參謀部提供的鉛封車返迴俄國。持閤法手續迴國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國海軍截下，在戰俘營中拘押瞭一個月。在6月18日為帝國主義盟國和本國資産階級利益而發動的進攻失敗後，剋倫斯基政府和蘇維埃多數派把失敗的責任推給反戰的布爾什維剋，藉列寜乘德國鉛封車迴國一事把布爾什維剋領袖誣陷為德國特務，宣布布爾什維剋為反革命政黨，搗毀布爾什維剋的機關，查封它的報紙，通緝列寜等布爾什維剋領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監獄。然而，這些陰謀再加上權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進程。原因並不是布爾什維剋陰險，而是他們嚴格遵循革命的內在邏輯，並把這一邏輯貫徹到底。
　　革命本是社會矛盾極度激化的産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號是“和平、土地、麵包”，其中的階級內容是顯而易見的。和平就是停止戰爭，反對資産階級擴張和爭奪市場的野心，土地就是農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貴族的土地分給農民。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戰爭，大概是不能否定的。這不是布爾什維剋下的定義。在大戰爆發前，第二國際開過三次大會，譴責戰爭。而市場和殖民地是各國資産階級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戰爭，就要反對那些挑起戰爭或要發戰爭財的人。二月革命後組建的立憲民主黨和進步集團的政府雖然不是發動戰爭的政府，但它堅持把戰爭進行到底，是為瞭俄國資本傢的利益：控製達達尼爾海峽，占領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繼續參戰，除瞭盟國的脅迫，也齣於想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分一杯羹的本國資産階級的要求。
　　“和平、土地、麵包”是普通群眾的要求，而不是資産階級的要求。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是勝利的二月革命後組建的人民革命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和領導黨，他們麵臨著兩種選擇，或是履行革命黨的職責，滿足群眾在二月革命中提齣的要求，將革命進行到底，因為二月革命隻是推翻瞭沙皇，並沒有實現人民對“和平、土地、麵包”的要求；或是乾脆把政權交給資産階級，讓它把戰爭進行到底，實現其擴張野心。但他們既不領導群眾完成革命，也沒有把政權完全交給資産階級。他們隻是請杜馬臨時委員會齣來組閣，而自己仍作為蘇維埃的領導黨，在第一屆資産階級政府垮颱後，他們堅持要建立聯閤政府，即社會主義者與資本傢的聯閤政府，企圖充當革命人民與資産階級之間的協調者的角色。這是任何一個政黨在革命中都無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資産階級要求把戰爭進行到底，這二者之間是不能調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與大地主和貴族有著韆絲萬縷聯係的俄國資産階級是不可能滿足人民的這個要求的，這也同樣是不可調和的。妄圖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決定瞭他們的必然失敗。他們既不能讓資産階級、地主貴族放棄擴張野心，把土地分給人民，也不能讓經過革命洗禮的人民群眾繼續像以前一樣地為前者當牛做馬，為他們的利益而流血犧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八個月中，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剋沒有為解決這兩個關鍵問題——和平和土地——嚮前邁齣一步，倒是在這兩個問題上迎閤資産階級的要求，現在他們打著保衛俄國革命的旗號繼續戰爭，打著維護革命秩序的旗號鎮壓農民自發奪取地主土地的鬥爭。但他們畢竟是蘇維埃的多數黨，承受著這個革命機構的壓力，不能完全無視人民的要求，徹底站到資産階級一邊。就這樣，他們迅速地耗盡瞭他們在二月革命中贏得的資本，灰溜溜地退齣瞭彼得格勒蘇維埃。在6月舉行的全俄第一屆蘇維埃代錶大會上，他們能得到5/6的選票，而在科爾尼洛夫暴亂後，他們在彼得格勒市杜馬的選舉中就已落敗，在9月舉行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中，兩黨的席位加在一起還比布爾什維剋少4席。在10月召開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錶大會上，布爾什維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錶占壓倒多數。
　　托洛茨基後來總結說，如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在他們當權時，能夠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其實，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的失敗之處，就是布爾什維剋的成功之處。他們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與土地的要求，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把權力交給資産階級或與資産階級聯閤組閣。他們對人民耐心地解釋，隻有建立人民政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纔能給人民帶來和平和土地，而資産階級政權（聯閤政權也一樣），隻能讓人民繼續為英法美交易所老闆和本國資産階級的利益流血犧牲。當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滅，布爾什維剋的預言和對臨時政府及蘇維埃的多數黨的批評一次次地被現實所證實時，人民轉嚮瞭布爾什維剋，把他們對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這個黨的身上。而布爾什維剋也沒有欺騙人民。它以大無畏的精神與本國和盟國的資産階級決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國拒絕的情況下，毅然與德國和奧匈帝國單獨媾和，並把土地分給農民。滿足瞭人民的這兩個基本要求。這就是譴責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腳的原因，也是它不夠暴力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蘇維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於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剋黨、它的領袖列寜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麵最為人所詬病的一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後，纔提齣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瞭解。在列寜迴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寜迴國並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後，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閤政府，主張沒有資産階級代錶的蘇維埃掌權。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瞭雙重政權——一方麵是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産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麵是二月革命後組成的沒有資産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寜的立場是通過民主鬥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曆）舉行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錶會議上，就提到瞭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齣瞭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於事件發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錶製的形式。我們隻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瞭。需要指齣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迴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剋，甚至還沒有與列寜商談他領導的區聯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剋閤並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瞭。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錶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剋組織的工人遊行隊伍就打齣瞭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瞭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後，不是順應民意交齣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瞭立憲會議。還說約翰·裏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並沒有發生什麼像樣的戰鬥（即不夠暴力），隻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劄記》中就是這麼說的），而布爾什維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纔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隻能錶達作者對革命的衊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曆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傢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裏德親曆瞭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閤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剋以及資産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韆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錶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瞭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齣來。至於十月革命是否震撼，並不取決於奪取政權時是否進行瞭大規模的流血戰鬥，而取決於政權的性質是否發生瞭根本變化以及方針政策有無變化和變化的大小，更取決於它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無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將私人企業國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僅退齣帝國主義戰爭，而且還要公布各盟國與沙俄政府簽訂的秘密條約。當初頌揚它是人類曆史上的新紀元，並不誇張。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為窮人的利益剝奪富人的政權；它完全不遵守外交遊戲規則，公布秘密條約，以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是為瞭滿足各國資産階級的貪婪的胃口；它越過各交戰國政府直接嚮它們的人民呼籲，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以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不僅是麵臨被剝奪的俄國資産階級被這次“政變”所震撼，就是各交戰國的政府在麵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剋的宣傳在厭戰的士兵中引起的反響時，能不膽戰心驚嗎？
　　筆者無意否認立憲會議即民主形式帶來的好處，也不否認斯大林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形成的局麵有一定的聯係。但如上麵那位學者那樣，說布爾什維剋就是憑著許諾召開立憲會議纔獲得政權，而得到政權後就過河拆橋，解散瞭立憲會議，則是筆者不能苟同的，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麵的。
　　如上麵所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剋奪取政權，主要靠的並不是許諾立即召開立憲會議，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發發動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號。立憲會議是政黨的口號，它的提齣要早得多，是反對沙皇專製製度的各政黨提齣的口號和目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早提齣這個口號，是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錶大會上，次年，社會革命黨也提齣瞭同樣的口號。但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更為緊迫的是解決和平與土地的問題。在那時的俄國政黨中，唯一一個要認真地解決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的，就是布爾什維剋黨。即使把立憲會議的口號看成與和平與土地一樣重要的口號，它在布爾什維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和平和土地一樣重要，那也不能據此指責布爾什維剋背信棄義，因為它至少真正地落實瞭兩個口號，即和平與土地。而孟什維剋、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在它們執政的八個月的過程中，沒有為解決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采取過一項嚴肅的措施。
　　而且在立憲會議的問題上，應該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剋一個黨。時任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納博科夫說過，天真的人在理論上可以認為，政府召開立憲會議就是為瞭製定基本法，然後根據選舉結果把政權交給選齣的多數黨，然後就自動解散，實際絕非如此。一語泄露天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也根本不想召開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在他們的手中，成瞭拒不解決和平與土地問題的擋箭牌。所有與群眾利益相關的措施，他們都說自己無權決定，推給立憲會議，而對資産階級有利的措施，則立即拍闆，也用不著等立憲會議瞭。群眾對他們的不滿，部分就是由此而來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瞭真實的民意，也是值得懷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到2100萬張選票，占總票數的60%。但他們的票源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在城市裏，他們的得票不僅大大落後於布爾什維剋，還少於立憲民主黨。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錶大會錶明，社會革命黨作為執政黨在2—10月間的錶現，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任總理的政府在後來幾個月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它聲譽掃地。工人階級和它的武裝——赤衛隊——對它深惡痛絕，軍隊的絕大多數也支持布爾什維剋，在10月中旬，當布爾什維剋成為全國各主要蘇維埃的多數時，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退齣蘇維埃。一個僅靠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而成為多數的黨，甚至支持它的農民也主要來自邊遠地區，而在城市和軍隊中都得不到支持的黨，在主要行政資源都來自城市的現代社會中，能組建一個什麼政府呢？肯定不會是該黨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強硬政府，而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指望這個政府來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執政幾個月的政黨，連它的基本綱領——把土地分給農民——都不能實施，甚至連為實施它的準備都不做，隻是一味地把它推給立憲會議。這樣的黨即使讓它再次組閣，它又能做什麼呢？在它過去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執政黨的六個月中已經給齣瞭答案。這個事實不會因為這個黨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獲得多數而改變，何況這個多數本身也是有疑問的。
　　十月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分裂為兩派，一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另一個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官員剋倫斯基、阿夫剋森齊耶夫逮捕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施社會革命黨的基本綱領——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立憲會議各黨派代錶的名單還是在7、8月間定的，在9、10月間已經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交替齣現在同一個黨的名單中，而且其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占全部社會革命黨代錶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後這兩派在群眾中的實際影響。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錶大會選舉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70個席位，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隻有16席，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6席，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都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緻，他們所得的全部選票也要少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化的原因可能在於下麵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後，電報郵局係統對蘇維埃政權的消極怠工，臨時政府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分裂的消息遲遲不能傳到外省，更不用說是邊遠地區瞭。大多數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卻把票投給瞭作為政府代錶逮捕他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誰應該對一黨專政負責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立憲會議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黨專政演變成的斯大林個人專製製度，以及由此給國傢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其實，解散立憲會議並不意味著民主製的終結。在公認的民主國傢中，解散議會和重新選舉之事也屢見不鮮。而當初布爾什維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解散瞭立憲會議之後，再也沒有召開，確實也有客觀曆史原因。
　　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就應對此負一定的責任。
　　當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是蘇維埃的多數時，他們韆方百計地不讓一個布爾什維剋進入主席團，當布爾什維剋已占蘇維埃的1/3席位時，也是如此。當布爾什維剋在蘇維埃中占瞭一半的席位後，在9月進行瞭主席團改選，結果是布爾什維剋在主席團中成瞭多數，托洛茨基成為蘇維埃主席。當布爾什維剋黨團建議按各黨派在蘇維埃的席位建立聯閤主席團時，遭到從蘇維埃多數淪為少數的孟什維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斷然拒絕。策列鐵裏說：“我們在六個月的時間裏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使它從一個勝利走嚮另一個勝利，我們希望你們在你們現在準備占據的位置上哪怕隻維持這個時間的一半。”對一個他們認為連三個月都維持不瞭的黨派，他們當然不會認真對待，更不會以少數派的身份充當閤作夥伴。實際上，在這種對對手的輕衊和強硬的態度之後，隱藏著極度的失落和絕望。他們曾是蘇維埃絕大多數，他們還掌握著政權，在這種情況下，讓“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經被徹底消滅的布爾什維剋打敗，留在他們心中的絕不僅僅是苦澀。其實他們心裏早就明白，他們在蘇維埃中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們人為地拼湊一個“全俄民主會議”，籌備“預備議會”，就是為瞭繞開蘇維埃，這也錶明他們實際上對靠民主鬥爭重新贏得多數沒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剋曾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剋提齣聯閤組建政府的建議，並與他們進行相關的談判。在談判中，被擊敗的少數卻對勝利的多數提齣瞭根本不能接受的條件：列寜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聯閤政府。這是連最溫和的布爾什維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溫和的加米涅夫也說，沒有列寜和托洛茨基，就是“砍瞭黨的頭”。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剋也允許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作為蘇維埃的少數在蘇維埃製度下有充分活動的自由。但由於曾經的多數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失敗，不願意承認政權的更迭是布爾什維剋贏得蘇維埃的多數的必然結果，更不願意在蘇維埃中履行自己少數派的職責，他們把十月革命斥責為陰謀政變，不予承認。也就是說，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失去瞭在蘇維埃中的多數和對主席團的控製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使得在蘇維埃民主框架內的多黨閤作與鬥爭失去瞭前提。在十月革命後，他們更是與“陰謀政變”直接對抗，進入戰爭狀態。雖然他們在作為執政黨的六個月裏，沒有錶現齣任何魄力和果斷，但在失去瞭執政黨和多數的地位後，卻一反常態，立即行動起來。蘇維埃政權建立後麵臨的怠工抵製，就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與資産階級一起組織的。新生的工農政權遭到瞭強有力的挑戰，不僅各部職員、郵局、電報局和鐵路工會不為新政權服務，政府部門連翻譯和繕寫員都找不到。後來他們參與和組織瞭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在內戰中，他們和資産階級一起組織白衛軍，不少人加入瞭形形色色的反蘇維埃政權。在戰爭形勢下，禁止敵對政黨的存在，查封它們的報紙，應屬正常措施，並不能說明布爾什維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剋並肩戰鬥，一起推翻瞭臨時政府，後來又與布爾什維剋一起組成聯閤政府。但在布爾什維剋簽署瞭他們認為是賣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後，他們又走上瞭恐怖主義的老路，為瞭挑起與德國的戰爭，他們刺殺瞭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同時發起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聯閤的破裂和對它的鎮壓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剋的一黨專政就是這樣曆史地形成的，它並不完全是布爾什維剋意誌的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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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重大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十分正常的，何況是十月革命這樣一場天翻地覆的革命。可現在看到的，無論是過去對它的頂禮膜拜，還是今天對它的否定，都缺乏史料支撐，情緒多於理性。《先知三部麯》的齣版為重新研究、認識這場革命提供瞭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係，因為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絕不是簡單地為一個冤假錯案的犧牲者平反，而是事關對整個無産階級革命或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再認識。托洛茨基在列寜因病退齣政壇之後，直到他被斯大林派的殺手刺殺之前，對斯大林在理論、內政外交乃至社會生活領域推行的政策的批判中，提齣瞭一條與斯大林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路綫。在世界革命和反法西斯鬥爭的舞颱上，他是當時唯一一個在希特勒上颱之前就洞悉納粹本質和它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的人，並提齣一條能戰勝納粹，阻止它掌權的切實可行戰略——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戰勝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同時，他嚴厲地批判瞭斯大林推行的導緻德國共産黨不戰而降的自殺性的“第三時期理論”和後來右傾投降的“人民陣綫”政策。正如俄國曆史學傢瓦迪姆·羅高文在傾其最後15年精力完成的7捲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種選擇》——中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的理論、方針、路綫是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且這一選擇很可能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符閤人類發展進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切實可行的道路。遺憾的是，《先知三部麯》於1999年齣版後，在國內隻引起瞭一股小小的托洛茨基熱，但很快又復歸平寂，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布哈林熱。直到90年代，國內仍有研究布哈林的文章和專著齣版。然而，無論是在革命、內戰還是後來的黨內鬥爭中，布哈林所起的作用都不能與托洛茨基相比。對他來說，幸運的是，他的平反是在革命後期，而托洛茨基是在後革命時期纔重歸革命傢行列的。《先知三部麯》引起的興趣沒有後續。筆者在近幾年內翻譯瞭托洛茨基在黨內鬥爭時期的文集3捲，流亡海外時期的文集3捲，至今沒有聯係到願意齣版這些文集的齣版社。筆者還曾嚮多傢齣版社推薦托洛茨基的專題文集，如在1905年革命100周年時齣版托洛茨基的文集《1905年革命》，在反法西斯鬥爭勝利60周年時齣版《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鬥爭》，以及《托洛茨基論中國問題》、《托洛茨基論文化》、《托洛茨基論文學》等，均無結果。從2008年開始，托洛茨基的三本專題文集——《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鬥爭》——纔由陝西人民齣版社先後齣版。
　　幾十年的誣陷、禁錮，僅憑一套《先知三部麯》是無法打破和消除的。讀者難以全麵認識托洛茨基的另一個原因是此人著述甚豐，據西方學者統計，托洛茨基的全集可達150捲之多，另一種說法是80多捲。譯成中文的隻有10多捲，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齣版的中國托派翻譯的《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後兩個譯本隻能在圖書館找到，讀者非常有限。1949年以後齣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都是內部讀物，發行和讀者麵均很窄。1992年外國文學齣版社齣版的《文學與革命》一書，大概是解放後國內第一部非內部齣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因而，國內至今對這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瞭解十分有限。雖然如此，對這個在聯共（布）黨史研究中繞不開的人物又好像誰都能說上幾句，而且言之鑿鑿。過去，托洛茨基和托派是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詞，托洛茨基是列寜主義的最凶惡的敵人。如今則給他扣上“革命狂人”和“左”的帽子，不是革命時代“左”比右好的左，而是現在令國人深惡痛絕的極“左”。因而這個堪稱革命經典的真正的思想寶庫對中國讀者來說，仍繼續被塵封。
　　托洛茨基和列寜一樣，是馬剋思主義從理論走嚮實踐——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開拓者，是領導革命走嚮勝利的領袖，十月革命和內戰的勝利就是證明。列寜因病於1923年初就退齣瞭政壇因而無緣領導或提齣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觀點和防止執政的革命政黨的官僚退化的鬥爭方法。托洛茨基在這場鬥爭中雖然失敗，但他參與領導瞭這場鬥爭，其間寫下瞭大量文章，不僅僅是對對手破壞民主的官僚退化的批判，還有對這個現象的曆史理論思考。這是他留給國際無産階級運動的一筆巨大的財富，可惜的是各國共産黨把它視為異端邪說，完全忽略瞭它，緻使斯大林體製的弊端幾乎成瞭後來所有執政的共産黨的通病。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深刻思想、遠見卓識、辯證法的嫻熟運用，俯拾皆是。在此隻舉幾個例子。例如，他對各社會主義國傢普遍推行的黨委製的批評，十分經典。眾所周知，黨委製起源於內戰時期普遍推行的政委製。其原因是當時不得不起用舊軍官。為瞭監督並不十分情願為革命作戰的舊軍官，防止他們叛變倒戈，設立瞭政委製。後來，這一本是臨時的措施被製度化，而且從軍隊推廣到所有領域中。托洛茨基在其《斯大林評傳》中說，政委製就像蓋樓房時搭的腳手架，一旦樓房蓋好後，就應該拆除它。
　　本書中提到的他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辯護，親自給巴甫洛夫院士寫信，調和心理分析與條件反射學說之間的對立，錶明瞭對人類文化科學創造的真正的馬剋思主義態度：以博大開放胸懷對待人類文明。在此隻想提一下，中國和蘇聯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纔開始對心理分析解禁的。再迴想一下斯大林時代對摩爾根遺傳學和基因說的態度，其印記在我國於20世紀60—70年代齣版的詞典中還能看到。當時曾無限抬高米丘林，貶抑瓦維洛夫院士的遺傳學研究，稱後者為反動的摩爾根遺傳學的徒子徒孫，直至將他迫害緻死。二者對比，高下優劣自然分明。這說明對人類文明的狹隘的仇恨和批判，是官僚無知和宗派主義的産物，而不是馬剋思主義的立場。
　　當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最大的差異錶現在國外階級鬥爭和革命之中。斯大林的宮廷陰謀和背後搞小動作的伎倆，是不能保證在這些戰場上贏得勝利的，實踐證明，在這方麵，斯大林的記錄中是一連串的敗績：1923年的德國革命、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1927年的中國革命，尤其是30年代的德國反納粹鬥爭和歐洲的反法西斯鬥爭，都充分證明“英明偉大”、“永遠正確”的斯大林根本沒有能力在世界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舞颱上、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法西斯）之間的鬥爭中成為勝利的領袖。他所擅長的在特殊條件下的黨內鬥爭中使他得到勝利的宮廷傾軋、幕後搞小動作的伎倆在這裏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它們在國際舞颱上的運用，結果隻能是《蘇德和平友好條約》及它的秘密協議。這雖然能使斯大林為所謂“贏得時間”和與德國一起瓜分波蘭而得意一時，但在麵臨德方“背信棄義”地撕毀條約大舉進攻蘇聯時，他竟“失蹤”瞭好幾天，纔緩過神來。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産國際，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他發現，對他來說，領導外國共産黨進行奪取政權的革命，遠不如在“一個國傢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樣得心應手。這裏的一切都在他的控製之中，但在國外，他能夠控製的隻是共産黨，他無力讓他控製下的共産黨領導各國無産階級戰勝資産階級，更不用說法西斯瞭。既然如此，不如把它解散，踏踏實實地在“一個國傢中建設社會主義”。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有這樣的話，當時各國政治傢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瘋子，在巨大的災難降臨之後纔確認他是瘋子，但為時已晚，幾韆萬生靈已經塗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颱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直到那時歐洲各國政治傢仍未能清醒地意識到他是一個能給人類帶來如此之大的災難的瘋子，各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想把禍水東引的《慕尼黑協定》和《蘇德和平友好條約》以及其中的秘密協議瞭。而托洛茨基早在希特勒上颱之前就洞穿瞭納粹的本質和它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兩相比較，差距是何等之大啊。90年代末，德國重新齣版瞭托洛茨基當年反法西斯文章的文集——《納粹肖像》。書中收入瞭托洛茨基於1930—1934年間寫的十篇文章。編者前言寫道：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納粹上颱是不可避免的，命裏注定的。但托洛茨基的文章錶明，如果共産國際和德國共産黨能夠接受他對德國形勢和法西斯的分析、判斷，對它們在與納粹鬥爭中錯誤理論和路綫的批判，以及他提齣的正確鬥爭方法，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納粹上颱的，而且他當時提齣的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來對抗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確實是戰勝納粹的切實可行的戰略。
　　托洛茨基對德國形勢發展的準確判斷和預見來自於他對納粹黨性質的科學認識和剖析，來自於他對德國主要政治力量對比的準確把握。“第三時期”理論把社會民主黨定性為法西斯政黨，而且認為德國共産黨應該集中力量打擊社會法西斯黨，這樣就把法西斯這個反革命陣營中的特殊的黨與一般的資産階級政黨混為一談。針對這點，托洛茨基對納粹進行瞭科學定性。他把納粹定性為代錶小資産階級絕望的黨，納粹運動與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運動不同，它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反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史和歐洲工人運動史證明，小資産階級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鬥爭中，他們往往追隨錶現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與國傢麵臨的睏境作鬥爭的一方。俄國布爾什維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就是因為追隨它的除瞭工人階級之外，還有大量動搖不定、分散孤立的城鄉小資産階級。因此，在德國當時極端嚴重的社會危機下，小資産階級並不是注定要追隨希特勒的，它也有轉嚮革命的可能。但這要求德國無産階級先鋒隊——共産黨——站在時局的至高點上，錶現齣它的力量以及能夠扭轉乾坤，使整個民族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的能力。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1929—1933年間，托洛茨基始終堅持德國局勢的鑰匙在德國共産黨手中，依據的就是他對小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政治、曆史、心理的準確把握。因此他相信，隻要德國共産黨能夠製定並推行閤理的政策，工人階級錶現齣它的力量和必勝的信心，就可以把中産階級下層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邊來，使來源於工人階級軟弱和小資産階級過於膨脹的虛榮心的納粹力量化為烏有。至於希特勒是不是瘋子，托洛茨基的觀點顯然要高明得多。他認為，德國的危機使小資産階級誇大瞭它對階級鬥爭的恐懼，産生瞭狂熱的民族主義的自豪感，這是數百萬淪為赤貧的小資産階級患上的政治神經官能癥，希特勒是身患這種病癥的典型人物。
　　如今，由於極左濫用，人們對於馬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已經不以為然瞭。不過，看瞭托洛茨基對當年德國納粹所作的階級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製定的鬥爭策略，足以證明在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真正的馬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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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麯的意義和價值在第一版的《譯者前言》中已經說過，這裏不再贅述。在此隻談談筆者對作者某些個彆觀點和說法的異議以及根據近來的研究和發現對他的敘述加以補充。
　　列寜抵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
　　筆者管見所及，關於列寜於10月24日來到斯莫爾尼宮的時間以及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有兩種說法。《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10月24日夜晚，列寜到瞭斯莫爾尼宮，直接領導起義。”《列寜全集》中文第2版在對列寜於10月24日夜晚緻中央委員會要求立即舉行起義的那封信的注中，說列寜寫完這封信之後，就前往斯莫爾尼宮，於深夜抵達那裏並領導瞭十月革命。伊薩剋·多伊徹在其《武裝的先知》一書中，也說列寜是10月24日夜晚（evening）喬裝來到斯莫爾尼宮，但他補充瞭一句，“他從最近幾天藏身的維堡區悄悄前往斯莫爾尼宮的路途中，他並不知道他經過的首都實際上已在他的黨的手裏瞭”。《教程》和《武裝的先知》都說列寜是在10月24日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的，但在對列寜與起義之間的關係各執一詞。《教程》說列寜在抵達斯莫爾尼宮後親自領導瞭起義。而伊薩剋·多伊徹則說他抵達這裏之前，起義已經開始，並控製瞭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區。注釋與斯大林的《教程》都說是列寜在抵達斯莫爾尼宮後領導瞭十月革命，不同之處是注釋說的是深夜，《教程》說的是夜晚。深夜隻能是在12點之後，而8至12點以前都可以稱為“夜晚”。
　　列寜的那封信證明他根本不可能於10月24日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當時正在躲避臨時政府通緝的列寜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委員會在10月24日上午作齣起義的決定。他在這封敦促各地區領袖立即發動武裝起義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同誌們：我寫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勸同誌們相信，現在正是韆鈞一發的關頭，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決不是會議或代錶大會（即使是蘇維埃代錶大會）所能解決的，而隻有……武裝起來的群眾的鬥爭纔能解決問題。”列寜在信中指齣瞭他是在24日晚上寫這封緻中央委員會的信的，這同時也證明瞭他不可能在深夜之前抵達斯莫爾尼宮。因為列寜寫信是在他的藏身處，而他的藏身處是在維堡區，在彼得堡郊區，據列寜夫人剋魯普斯卡婭的《迴憶列寜》一書中說，那時電車已經停駛，因此即使像注釋中所說的那樣，列寜在寫完此信後就立即起程前往斯莫爾尼宮的話，他到那裏至少已是深夜瞭。因而《教程》和《武裝的先知》所說的列寜於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是根本不可能的。
　　筆者查閱過多種資料，都沒有關於十月革命何時開始及列寜抵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的確切記錄。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中譯本書名為《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一書中提供的一個生動的細節可以幫助人們推測列寜到底是什麼時候抵達斯莫爾尼宮的。
　　第二屆蘇維埃代錶大會會議於25日開幕。當唐恩和斯柯彆列夫來到斯莫爾尼宮時，正好經過瞭我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坐在裏麵的那個房間。他臉上紮著一塊手絹，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著一副大眼鏡，頭戴一頂破便帽，樣子很古怪。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練，當他看到我們時，打量瞭幾眼，用胳膊肘捅瞭一下斯柯彆列夫，眨瞭眨眼睛，走瞭過去。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也用胳膊肘捅瞭我一下，說：“認齣來瞭，惡棍。”
　　唐恩和斯柯彆列夫是來參加代錶大會的。我想時間最早也不會早於7、8點鍾。根據正常推理，如果列寜是在24日深夜乃至淩晨抵達斯莫爾尼宮的話，他不會把他的這副裝束一直保持到早上7、8點鍾，更不要說以這副打扮指揮起義瞭。從而可以推斷，列寜來到斯莫爾尼宮不會早於10月25日早上6點。即使同意伊薩剋·多伊徹的說法，列寜一到斯莫爾尼宮，就對起義領袖提齣一連串問題，顧不上卸裝，給他留一個小時的時間也足夠瞭吧。如果筆者的推理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教程》、《列寜全集》的注釋以及《武裝的先知》在列寜到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上都錯瞭。
　　斯大林政權道路的盡頭是資本主義復闢
　　托洛茨基在其1928年的文章中將斯大林統治定性為倒放的十月革命影片，是從左到右的剋倫斯基反動政策。斯大林政權的終結，將會齣現資本主義復闢。多伊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這個觀點，他指齣在斯大林之後，俄國並沒有發生資本主義復闢。相反，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剋服官僚專製製度提供瞭可能性；由於工業化的實現，蘇聯工人階級的人數激增，因而削弱瞭資本主義復闢的因素。所以，斯大林之後齣現的不是資本主義復闢，而是黨內的改良。在作者看來，這更符閤曆史發展的邏輯，也使他認為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批判是在嚴酷的黨內鬥爭和30年代大清洗的影響下作齣的，因而有失偏頗。
　　時至今日，可以在更大的曆史時間跨度中對二者的觀點進行檢驗。《先知三部麯》的最後一捲《流亡的先知》於1963年齣版。此書齣版28年後，經斯大林官僚集權製歪麯的工人國傢就轟然倒塌，取代它的確確實實是資本主義。與托洛茨基斷言不符的隻是30多年的時間差距。資本主義復闢不是發生在斯大林死亡之時，而是在經曆瞭赫魯曉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停滯，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統治以及最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後。
　　同樣的問題也齣現在作者對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瞭的革命》和《斯大林評傳》這兩本著作的評價上。大概是因為作者在撰寫此書時，蘇聯正處在赫魯曉夫改革和非斯大林化時期。雖然作者懷疑這些本身也不乾淨的人能否洗乾淨斯大林的“髒襯衫”，但他寄希望於後來人，指望這些曆史清白者能將改革進行到底，使蘇聯共産黨重新成為馬列主義的政黨，蘇聯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傢。其實，赫魯曉夫的改革是非常有限的。他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報告揭露的斯大林迫害黨的領導人，所涉及的僅僅是後來被清洗的斯大林派成員，更早的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派、布哈林派根本就不在其內，更不用說托洛茨基反對派瞭。然而，就是對斯大林罪行的這樣的初步清算，在法共總書記多列士飛到莫斯科，告訴他秘密報告被西方媒體披露後，導緻半數法共黨員退黨之後，對斯大林的揭露也就停止瞭。主要的是總書記的絕對權威和永遠正確保持瞭下來，對他的個人崇拜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民主也不可能得到恢復，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依然闕如，恰恰是這幾點纔是直接關係到一個政黨和國傢的生命力及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正所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復使後人復哀後人也。赫魯曉夫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的齣現，也就不足為奇瞭。更加可悲的是，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把改革與新思維吹得天花亂墜時，蘇聯社會和共産黨已經病入膏肓、積重難返，曆史不再給他機會。同樣是共産黨員的葉利欽推翻瞭戈爾巴喬夫，紅色帝國轟然倒塌。在復闢的或新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部分高官都是前蘇聯共産黨的黨員，還有不少前共産黨官僚或他們的子弟依仗他們的社會資源，搖身一變，成瞭財團的寡頭，完滿地兌現瞭托洛茨基的預言。
　　從一黨專政到斯大林個人獨裁的必然性和托洛茨基為什麼會失敗
　　對這兩個問題，作者在書中對它們分彆進行分析，對第一個問題得齣的結論是，斯大林個人獨裁是一黨專政的必然結果。但這個結論是值得商榷的。列寜無疑是堅決主張一黨專政的。他對布爾什維剋贏得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團選舉後，建議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一起組成聯閤主席團的做法不滿，對十月革命後進行的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剋組建聯閤政府的談判也不以為然。但列寜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剋黨是一個非常民主的黨。列寜在布爾什維剋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從來不是一個獨裁者。重大問題都是集體決策，即使是在內戰期間，所有決議也都經過政治局討論決定，不是列寜個人獨斷專行。無論是在十月革命前還是在十月革命後，所有分歧都是通過民主程序解決的，列寜在其中的一票絕不比其他人的一票更有分量。他要使自己的方案成為決議，必須爭取到多數。那時年年都要召開黨的代錶會議和代錶大會，這是各派的各種不同意見真刀真槍地交鋒的舞颱，而不像後來那樣是對幕後交易的正式認可，即橡皮圖章。
　　破壞這個優良傳統的是開始於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的鬥爭。這是齣於當時的多數派把托洛茨基排除齣列寜繼承人的位置的需要。這也就是筆者把這兩個問題閤二而一的理由。為瞭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擇手段，除瞭結成“三駕馬車”（後來擴展成“五人小組”、“七人小組”），控製內政外交大權，還要把無法錶達自己意誌的列寜拉到自己的一邊，用列寜主義來反對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為此還需要進一步抬高列寜，製造列寜永遠正確的神話，領袖永遠正確論就是這樣齣籠的。列寜生前從來沒有享用過的淩駕於黨之上的領袖地位，就這樣強加給瞭他，但這確實為斯大林成為淩駕於黨之上的獨斷專行的獨裁者製造瞭理論依據。但隻要有黨內民主，他們的這些陰謀就不能得逞，於是他們就毫不手軟地破壞瞭黨內民主。這些人被權力欲濛蔽瞭心智，在他們因成功地排除瞭托洛茨基而得意時，根本意識不到他們所用的這些手段對黨的敗壞。除斯大林之外，這些人中的其他人當時何曾想到，他們自己有朝一日也會淪落為反對派，還要求助於黨內民主，更想不到斯大林會實際成為“永遠正確”的領袖，而他們自己會成為這個至高無上的領袖的祭壇上的犧牲。因此，個人獨裁（開始時是以把列寜偶像化和列寜永遠正確的形式齣現）和黨內民主的破壞，不是齣於一黨專政的需要，而是齣於排擠托洛茨基的需要，後來則是齣於維護斯大林個人獨裁的需要。其實，蘇聯共産黨和蘇聯由盛而衰，與當初僅僅為排擠托洛茨基而使用的伎倆有很大關係。就是領袖永遠正確，使斯大林能夠淩駕於黨之上，使布爾什維剋黨最終淪為斯大林個人獨裁的工具。領袖永遠正確英明偉大，實際上破壞瞭黨內民主的基礎，從而失去瞭對領袖監督的可能，同樣也失去瞭糾正錯誤的可能。在斯大林個人專製製度下，維護領袖的威望，證明他英明偉大，掩蓋他所犯的錯誤，成瞭黨的最重要的工作。一個領袖犯的錯誤甚至罪行，要等下一任領袖來糾正：如斯大林的錯誤要由赫魯曉夫來糾正，赫魯曉夫的錯誤要由勃列日涅夫來糾正。這樣的黨怎麼能有生命力呢？怎麼能不垮颱呢？
　　多伊徹把托洛茨基的失敗稱為“失敗中的勝利”，同理，斯大林的勝利就應該稱為“勝利中的失敗”。不過更為嚴重的是，它不僅是斯大林一人的失敗，而幾乎是整個蘇聯共産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記得一次我與朋友聊起聯共（布）20年代黨內鬥爭，我說在這場鬥爭中，斯大林從一個失敗走嚮一個失敗。朋友吃驚地說，不對，斯大林從一個勝利走嚮一個勝利，從一個失敗走嚮一個失敗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我對他說，你說的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方麵，即權力鬥爭的結果，而我說的是政治鬥爭的另一方麵，即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鬥爭的結果。單純從誰贏得權力，搞垮瞭對手來說，斯大林是大贏傢，但從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的鬥爭來說，贏傢就不是他瞭，而是托洛茨基。如果存在黨內民主的話，政治鬥爭的這兩方麵的結果應該是統一的，即使有背離，也是暫時的。在黨員和民眾還無法分辨方針政策、路綫的對錯時，錯誤的一方可能獲得勝利，正確的一方可能暫時失利。一旦實踐作齣瞭裁決之後，廣大黨員和民眾為瞭黨和國傢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會迴過頭來支持正確的一方。然而在布爾什維剋黨內、蘇維埃俄國中，在列寜病重和逝世後的特殊條件下，由於黨內民主被破壞，政治鬥爭的這兩個方麵齣現瞭長期嚴重的背離。這種背離就是勝利者的代價。它使勝利者隻能享受勝利的果實，卻根本體會不到勝利帶來的強者的優越感和自信，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寬宏大量。寬宏大量是強者的品質，憑著卑鄙伎倆搬倒巨人的侏儒是絕不會這麼做的。他深知他的所謂的勝利是怎麼得到的。當他（曾經是他們）一次次地看到他（和他們）開始時大肆嘲弄和瘋狂攻擊的托洛茨基的批評和預見成為事實，不得不匆匆放棄他（和他們）自詡為穩健正確的方針政策，改用後者建議的方法和策略時，他（和他們）心中充滿瞭苦澀和仇恨。雖然他憑著手中的權力和對黨的壟斷而贏得瞭勝利，但他可以感覺到失敗者對他的輕衊和睥睨的目光，甚至在那些已經投降的反對派的領導人身上，他也可以看到他們道義上的優越感和對他的不屑。這大概就是30年代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上麵提到的兩個原因是布爾什維剋黨失去黨內民主和淪為個人獨裁工具的黨的主要原因，也是托洛茨基失敗的主要因素。
　　後一個問題是很多中國讀者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外國讀者也一樣。也是所有研究托洛茨基的人都要解答的問題之一。它同樣也受到俄國學界的關注，沃爾科戈諾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書中用瞭不少篇幅對此加以分析。2005年在俄國齣版瞭В�蔽髀尢亟鸕淖ㄖ�，其書名就是《托洛茨基為什麼會失敗？》。從現在所能接觸到的材料來看，多伊徹在三部麯中對當時鬥爭雙方力量對比的描述不夠充分，有必要在此加以補充。作者在《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中隻提到反對托洛茨基而結成的“三駕馬車”，沒有介紹它在1923年10月就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增加瞭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組”代錶的是一批有實權的中央委員。１９２４年召開的八月全會期間，季諾維也夫等人召開瞭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魯祖塔剋、伏羅西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啓則、彼得羅夫斯基、古比雪夫、烏格拉諾夫等人，“七人小組”就是這次會議選齣的執行機構，其候補人員有捷爾任斯基、加裏寜、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伏龍芝。會議對新建的領導集體的活動製定瞭嚴格的章程，其中一條是嚴守紀律，即“七人小組”在內部調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對付托洛茨基。從這些材料可以看齣，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遠比作者說的要大。
　　此外，稱當年的鬥爭為黨內鬥爭，這僅僅是從形式上來說的，因為鬥爭的雙方都在同一個黨內。而實際上，多數派從一開始就把托洛茨基當成敵人。托洛茨基在一次會議上就革命軍事委員會人事變動一事指責古比雪夫，說變動的真正理由與公開宣布的理由毫無共同之處時，後者毫不掩飾地說：“我們認為必須與您鬥爭，但又不能宣布您為敵人，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采取這種辦法的原因。”時任烏剋蘭基輔省委員會書記的約·米·瓦雷斯基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更加直言不諱地說什麼“托洛茨基的黑窩”。這使得托洛茨基在這場所謂的黨內鬥爭中，除瞭實力上的劣勢外，還有鬥爭方式的劣勢。對敵鬥爭，無所不用其極。黨內鬥爭是同誌之間不同觀點和立場的鬥爭，其方法隻能是擺事實講道理。
　　作者說托洛茨基在黨內鬥爭開始階段過於消極，沒有投齣列寜讓他投嚮斯大林的“炸彈”，貽誤瞭戰機。這種說法也不夠準確。托洛茨基並非不打算履行列寜的委托，他曾在民族問題委員會會議上宣布，他要在講話中履行他對列寜承擔的義務，即為格魯吉亞人辯護，反對斯大林的少數民族政策。但在大會還沒有討論民族問題之前，斯大林就攻擊他，說他對政治局隱瞞列寜的文件。鄭異凡：《天鵝之歌》，遼寜教育齣版社1996年版，第87頁。1923年4月18日，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對季諾維也夫關於公布“列寜遺囑”建議的意見匯編》——這份標著“絕密”字樣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與會其他人的意見分彆如下：
　　1�蔽胰銜�，這篇文章應該公布，如果沒有妨礙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話。在公布（在公布的情況下）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論閤作社》、《論蘇漢諾夫》）是否要有些區彆。
　　托洛茨基
　　2�輩荒芄�布：這是沒有講的政治局講話。僅此而已。文章的基礎和內容是個人鑒定。
　　加米涅夫
　　3�蹦取た怠ぃ�剋魯普斯卡婭）也持這種看法，隻應該轉交給中央委員會。關於公布的問題我沒有問，因為我當時認為（現在仍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可以提齣這個問題。在公布的情況下就沒有區彆。隻是這份記錄（《論國傢計劃委員會》）稍晚些時候轉交給我——在幾天前。
　　季諾維也夫
　　4�蔽胰銜�沒有刊登的必要性，況且沒有得到伊裏奇對公布文章的批準。
　　斯大林
　　5�倍�季諾維也夫的建議隻是讓中央委員瞭解此事。不予公布，因為從對廣大群眾的公布中誰也不會搞清任何東西。
　　托姆斯基
　　6�備ァひ痢さ囊餳�不是寫給廣大群眾的，而是給中央委員會的，所以把這麼多篇幅用於個人鑒定。論閤作社的文章就與之不同。不應該發錶。
　　索爾茲
　　7�輩脊�林同誌、魯祖塔剋同誌、莫洛托夫同誌和古比雪夫同誌——同意季諾維也夫的建議。
　　斯洛瓦廷斯卡婭
　　引這麼長的一段引言，是為瞭錶明托洛茨基當時在黨的最高層是多麼孤立，他不僅失去瞭進攻能力，而且失去瞭自衛能力。正如季諾維也夫得意地說的那樣，他“被箍住瞭”。
　　現在有學者認為，列寜“遺囑”的說法不準確。原因如下：一是列寜是黨的領袖，而不是其遺願必須執行的傢長。列寜把他對黨的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告訴黨，是為瞭給黨在選擇未來的領導班子時作參考。二是如果是遺囑的話，那隻能在列寜逝世後纔有意義，而上述討論是在1923年4月，列寜當時還健在。三是包括“遺囑”在內的列寜晚年口述的所有文件涉及的都是他認為亟需解決的緊迫問題，是應該在黨的第十二次代錶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如《我們應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的副標題就是“嚮黨的第十二次代錶大會提齣的建議”。而且根據列寜的秘書等人的說法以及一係列內外在證據，這批文件都應該是交給黨的第十二次代錶大會的。這份文件是交給黨的第十三次代錶大會的說法，齣自斯大林。斯大林的說法是不足為憑的，因為他在病中的列寜問題上和黨內鬥爭中使用瞭太多的手腕和詭計，無法令人相信。他甚至利用他是患病的列寜的監護人身份，收買列寜的秘書。列寜晚年口授的絕密文件，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就交到瞭斯大林的手中。因而說列寜囑咐這些文件在他死後啓封的秘書的說法，也是不可信的。所有這些說法，其實都是“三駕馬車”的緩兵之計。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力量一邊神話列寜一邊公開與他對抗，他們需要時間來加強他們的陣地。
　　後來揭示的“三駕馬車”與列寜的對抗，遠遠超過瞭多伊徹在書中的描述。早在列寜發病後，季諾維也夫對列寜的攻擊就變得劍拔弩張，不再掩飾。2000年纔發現的檔案錶明，1922年3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決議確認瞭謝苗諾夫案的審判方案，決議中有一條是對謝苗諾夫的起訴書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雅羅斯拉夫斯基主筆，而有關文章的性質和語調則應與托洛茨基同誌商量。這點讓季諾維也夫怒不可遏，他從中看到瞭列寜越來越傾嚮於讓托洛茨基做他的接班人。於是，他在黨的第十一次代錶大會上以抨擊被告謝苗諾夫為名，不點名地攻擊列寜。從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停止過對列寜的含沙射影的攻擊。在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代錶會議上，季諾維也夫繼續攻擊列寜的“路標轉換派”的新經濟政策。一直自稱是列寜的忠誠學生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寜第二次中風時，竟抑製不住內心的喜悅，喊瞭聲“列寜完蛋瞭！”（俄文是Ленин капут）。看瞭這些材料，大概會令人更加感到這些自命為列寜的學生的人的虛僞和歹毒，把他們與托洛茨基的鬥爭稱為捍衛列寜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居心叵測，和這麼多年來一直把斯大林尊崇為列寜和列寜主義的捍衛者的荒誕。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批判
　　國內一些學者僅僅根據斯大林推行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方針是托洛茨基最早提齣的，就指責托洛茨基“無疑是贊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的方針的”，因而說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批判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懷疑，說這些話的學者未曾讀過托洛茨基的相關批判文章。筆者讀過托洛茨基於1930年2月13日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經濟上的冒險主義及其危險”，從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齣，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定性為冒險主義，並斷言它會帶來危險。文章對五年計劃中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作瞭全麵批判，這種充滿瞭理性和曆史主義的精彩批判，至今讀來仍令人贊嘆。為瞭避免轉述的訛誤，讓讀者更好地領略作者的風采，將整段文字摘錄於此：
　　土地耕作生産集體化要求以一定的技術基礎為前提。集體經濟首先是大型經濟。但是，經濟的閤理規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質所決定。雖然把農民的木犁和農民的駑馬聯閤起來，不能從中創立大型農業經濟，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漁船製造輪船一樣。農業經濟集體化隻能是其機械化的結果。由此得齣結論：國傢工業化的總規模預先決定瞭農業經濟集體化的規模。
　　但現在，這兩個過程事實上是完全分離的。蘇聯工業的發展無論多麼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後的，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很久。高增長係數是對總體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鍾也不能忘記，工業即便在完成擬定計劃的情況下，在五年計劃末，頂多能為20%—25%的農業經濟提供拖拉機和所需要的農機具。這是集體化的實際限製。由於蘇聯仍是孤立的，農業經濟的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等）隻能在連續幾個五年計劃的前景中來考慮。
　　十分清楚，今天集體化的速度不是由生産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決定的……農民是小商品生産者，它本身沒有市場是無法生存的。消滅新經濟政策使中農——商品生産者麵臨抉擇：或是迴到自然的消費經濟，即走嚮滅亡，或是為市場而展開內戰，或是在集體經濟的新路上碰運氣。
　　這段引文不僅駁斥瞭斯大林的集體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說法，也駁斥瞭他消滅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
　　至於消滅富農，托洛茨基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在實踐中，消滅富農導緻用純行政的方式消滅富農：沒收財産，剝奪土地，最後把他們流放。這項政策是如此貫徹，好像富農在與農村的關係上完全是異物，就像是來自異體的肝髒或是波洛優齊人波洛優齊人係11—13世紀歐洲南部的突厥係遊牧民族。。事實上，富農隻是中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重點號是本前言作者加的。——譯者注。單獨消滅每一個富農，在兩位民警（全副武裝的）的幫助下就可以瞭。阻止富農的産生，哪怕是在集體農莊內部，要睏難得多。為此需要的是工業和文化革命。
　　反對派從未提倡過“在短期內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世界。我們要求加快工業化，是因為隻有通過這種方式纔能保證城市對農村的領導角色。
　　我們對工業化的可能性的評價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廣泛和大膽得多。但我們從不認為，工業化的資源是無窮盡的，它的速度隻取決於官僚的鞭子。我們永遠把係統地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作為工業化的主要條件。我們永遠讓集體化取決於工業化。我們總是把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放在幾十年的遠景中考慮的。……因此，我們從未要求在斯大林—剋爾日紮諾夫斯基的五年計劃的框框內消滅階級。我們要求限製富農的剝削傾嚮，為工業化而有計劃地削減富農的積纍。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工業化方針始終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態度：在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1927年）齣颱時，他批判它太保守，當它後來變成冒險主義時（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進。筆者上引文字所齣文章，托洛茨基寫於1930年2月13日，由於當時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這個計劃的第一時間寫的。單純從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來說，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和左派反對派的計劃“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本質上相同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卻分為保守的和冒險主義的。在這個層麵上，它們又有本質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寜的話來說明二者之間的區彆：不僅要看乾什麼，還要看是什麼人和怎麼乾。
　　這些引言足以駁斥對托洛茨基贊成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與斯大林實施的工業化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論斷瞭。另外，我還想到，如果領導蘇聯和共産國際的是托洛茨基的話，他的著作也像馬剋思恩格斯列寜的著作一樣被譯成中文，作為乾部必讀書目的話，他關於集體化、工業化的睿智論述大概可以讓我國人民避免“大躍進”的災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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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已經齣版的傾注心血的書有瑕疵，對作者和譯者來說是一件非常無奈的事。齣過書的人大概都有這種體驗。本書的譯校者雖然盡瞭極大的努力，此書的譯文質量也得到瞭讀者的認可，但書中仍難免有一些毛病。中央編譯齣版社再版此書，使這部書的譯校者有機會來彌補這個遺憾。再版校對工作是筆者完成的。除瞭改正個彆彆字，對行文以及不夠準確的譯文作修正之外，最主要的是根據筆者近幾年找到的書中俄文引文的原文重譯初版時根據書中英譯譯齣的譯文。此外為瞭便於讀者查閱，還補譯瞭該書的索引。
　　筆者在此書初版前校對時，一位權威人士建議把“戰時共産主義”改為“軍事共産主義”，並說推行這種製度並不僅僅是因為戰時的緣故。“戰時”一詞的俄文是“военный”，譯為“戰時”和“軍事”都可以。筆者當時對這段曆史並不清楚，就采納瞭他的意見。後來發現他的這個觀點來自布哈林的一段話：“戰時共産主義在我們想來並不是‘戰時的’，也就是並不隻適閤於內戰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也就是勝利瞭的無産階級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鄭異凡：《布哈林論稿》，中央編譯齣版社1997年版，第227頁。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不少學者把布哈林吹捧為列寜身後聯共（布）領袖中最好地掌握瞭辯證法的人，他捍衛的列寜的新經濟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唯一正確的模式”。而且似乎斯大林專製、破壞黨內民主，都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反目之後纔開始的。這是不符閤曆史事實的。讀者在此書中可以看到，破壞黨內民主，是包括布哈林在內的多數派的共同工作。事實是他辜負瞭列寜的希望，不僅沒有學會辯證法，還在派彆鬥爭的泥潭裏沾染瞭不少壞習氣。當布哈林與斯大林反目後，他曾對斯大林說他一直獻身於為革命服務，現在內務部卻誣陷他。斯大林以他特有的無恥迴答說：“怎麼，你想談自己過去的功績，誰也沒有把它們從你的身上剝奪去。不過，這種功績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樣有這麼多的革命功績。這僅在我們之間說說，我們之間說說。”鄭異凡：《布哈林論稿》，中央編譯齣版社1997年版，第482頁。想必布哈林對此無言以對。斯大林的迴答有兩重意思：一是提醒布哈林彆裝糊塗，托洛茨基是咱們用同樣的方法搞垮的；二是告訴他你的命運已經決定瞭，你對革命的貢獻怎麼能和托洛茨基相比，托洛茨基都能整，怎麼就不能整你。上麵引用的布哈林的那句話錶明，列寜說他不懂辯證法的評價非常準確。的確也隻有根本不懂辯證法的布哈林纔用不著考慮現實的需要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閤的問題，而去設想在當時的俄國經濟條件下、在內戰和帝國主義乾涉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剋會推行“並不隻適閤於內戰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因此，在這次校對中，沿用《列寜全集》對這個術語的譯法，把它改為戰時共産主義。
　　本書再版，是對十年前逝世的組織本書選題和翻譯的鄭超麟老先生和2004年逝世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譯者周任辛先生和2010年逝世的譯者王國龍的最好的紀念。
　　中央編譯齣版社和龑社長和邢艷琦副社長對此書的再版給予極大的支持，責編賈宇琰、侯天保為此書付齣瞭大量辛勤的工作，在此筆者代錶三部麯的所有譯者對他們錶示由衷的謝意。
　　施用勤
　　2008年4月16日初稿
　　2012年11月7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