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靖海澄疆(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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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幼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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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87307
版次:1
商品编码:1121421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704
字数:693000
正文语种:汉语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对海军史的叙述不是仅仅以人物、事件为中心,而是紧扣海军这一高科技兵种的特点,以舰船为核心,以详细的舰船数据、炮械数据和舰只型线图,直观地展示出中外海军的真实兵力。
  在掌握大量国内外海军史资料的基础上,在世界海军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重新评价中国海军发展史。例如通过对鸦片战争时侵华英军舰队的逐个分析,发现侵华英国海军并非所谓的“船坚炮利”,实际上兵力相当低下,而中国的战败并非不可避免,而很大程度上是策略错误导致的。
  从海军专业史的角度出发,不局限于民族情绪,对中国近代海军人物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例如辛辣地批评清代著名海军将领丁汝昌等人缺乏海军专业知识和政治常识,愚笨误国。

内容简介

  《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香港的表现等问题。本书对中外海军史资料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罗,运用海军科技知识,在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中展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对相关人物、史事进行独到的评价,发前人所未发之覆。本书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舰只照片,提供了详细的舰只数据和型线图,直观展现舰只设计和特征,使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马幼垣,广东番禺人。1940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文学士、耶鲁大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夏威夷大学,曾兼任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校教职。文史兼精,著作宏富,尤以水浒学研究著称,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史集稿》、《水浒论衡》、《水浒二论》等。研治海军史五十余年,1963年首次发表海军史学术论文,《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总结。

内页插图

目录

自序
参考资料简称表
清季篇
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
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
亨利华尔代沪所购美制舰考
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
——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
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平议
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
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
——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
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样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
——敬答孙建军先生
马吉芬与北洋海军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
——以向外购舰和国内造舰为说明之例
民国篇
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
汪伪海军舰只初探
灵甫舰
——流落异邦的中国海军孤儿
香港篇
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助守香港始末
与香港光复有关的两个海军问题
评论篇
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1949-2000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舰船名索引
特别名词索引
后记
再后记
又再后记

前言/序言

  自序:
  我对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产生浓厚兴趣,迅即进入独立研究阶段,是差不多同时间的事,即甫入高中之际。和现在不少研究生连学术文章的格式都弄不清楚的情形比较起来,自然得承认是早熟了。所以说独立研究,除因中学时期没有遇上本身进行独立研究的老师外(那时还没有中学老师课余修读高等学位的风气。当然续念学位一般与实际利益有关,往往算不上是为了推拓学术新知而进行的独立研究),更因待考入大学甚至入了研究院,同样没有机缘遇到在古典小说方面基于自己有足够研究经验而能确实指导我的老师。这段凭直觉,靠灵感,综合传统国学与西方汉学方法,独行独断,自我探研的日子前后维持了约十年,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开始建立声名,得藉以和行内确有成就的学者联络问难,才渐次踏入正常的研究状态。
  谈我的研究海军史,得先说这些,因探讨海军史所走过的路较此尤更曲折,还要独立。任何大学课程都不会正面论述海军史,连海峡两岸的海军学校也充其量只开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海军简史的课,而尚未闻有设立专讲中国海军史课程的。情形既如此,在大学图书馆里可望找得到的海军史书籍和学报多是普及性的,不系统地选购的,甚至仅靠偶然机会得以流入的。加上绝不可能有老师指导,图治海军史就非得走一段盲目摸索的路不可。
  对我来说,治海军史难纳入学术主流外,一度还另有职业上的障碍。香港大学毕业后赴耶鲁大学深造,念的是文学,离校后往夏威夷任教,负责的课程也是文学。这是一段奋发求存,必须善用时间,切忌错立形象的日子。等到确实在夏威夷大学稳定了,上距离港赴美已十二三年。在这段时间内,心不二用,只顾文学,海军资料哪敢多看一眼。凑巧西方海军史家和舰只爱好者在这十数年活动频密,著述繁杂,但多不是一般学术渠道内之事,过后追补,费时破钞往往至惊人程度。我自七十年代末重新出发研究海军史,竟花了二十年去竭力穷搜才终算差不多把应看者找回来,真是事数倍始为功。近年网业纵横,大陆开放,治海军史者数目剧增而水准锐进,新资料涌现(包括检读各国档案方便程度的大为改善),出版数量的急升和出版形式的五花八门,均非六七十年代所可梦想。因此敢奉劝今日对海军史有兴趣者切勿拖延,需知除立刻积极参与外别无他法,现在拖一日,以后花四五日去追都未必见效,况且将来还有将来的书要追读。
  然而现在种种一片大好的表面情况,并不代表治海军史者可以避免在成长中得走一段盲目摸索之路的必经历程,更不代表彼等终必能从这条路走出去。关键在探究者能否明了掌握研治时段世界海军状态的重要程度。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在空军足左右战局以前,海军的关要性尤其如此),但作战工具和海战观念(战术等等)是互动的,恒变的,没有必然准则的,时间一过,连基本意识都可以截然不同。自同治末年开始发展新式海军至国共内战,中国海军的所有装备全部源出外国(国产者仍不脱外国根源),不明白当时世界海军是怎样子的,如何对中国海军作出公平评价?时人喜谓卢沟桥事变时,日本海军舰只总排水量共多少,中国海军的数字则仅是多少,因而指前者的实力是后者的多少倍,毫不理会装备的品质和层次,这种荒唐语便冲口而出。治某时段的国别海军史必须明白那时段的世界海军状态,道理很明显。
  海军史是专门史,除了交代史事外,还得充分照料海军作为高科技兵种特有的项目。涉及海军的科技以舰只为核心,写海军史不从科技的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为重心失调的货色。试问不解管弦,五音莫辨者怎样写音乐史?不懂方程式者能负责化学史的编著吗?不明白金融运作者去写银行史可以不避重就轻吗?中国海军史的撰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刊印出来厚薄不一的书数目也不算少,但哪一本的作者留给读者他确实明白所涉舰只的情况?哪一本不是随意用些来历不明的数据编为若干点缀一下的表格便算交代过舰只了?哪一本确曾提供舰只型线图以及主要舰只的主炮的射程、射界、炮口能量、穿甲力、射速等详细数据?此等海军史基本上仅在串连史事,完全不明白海军是怎样的兵种者恒以为只要办得到排列史事(包括将领履历,海军编制之类看似颇内行,其实不外排比史料的事项),写出来的便足称为海军史。这与不理音乐而只管音乐家生平的所谓音乐史有何分别?没有从盲目摸索的路走出来者,表现很难超过这层次。
  我走出盲目摸索之路的方法很简单,却甚费时。我逐期细读十九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欧美几种主要海军年鉴、海军学报,以及造舰工程学报。自十九世纪中叶迄今,西方所刊讲舰只发展的专书,虽绝大部分表面与中国毫无关系,购得到者一定买(通过网站中的旧书市场,购买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书刊并不算难),出价再高也买不到者就影印(善用图书馆互借制度,经常可以借来十九世纪的出版物)。这样地毡式遍读莫非是为了要充分明白这数十年间舰只是怎样演变的,新舰种是怎样产生的,称得上是主要海军国者在兵力和主导发展力上有何表现,以及科技与海战观念是如何互动互变的。近二三十年在欧美出版关于世界海军史的书刊,我同样用渔翁撒网的方式去购买。这样培养好知识后才去评价中国海军,就不会为了表扬民族大义有所凭藉而又因不明白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是怎样子的,便随意澎涨或贬低中国海军的品质了。
  以前撰写中国海军史者,以及现在从事这工作而年纪在五十岁以上者,从没有一人觉得明了有关时段的世界海军状态是绝对不能减省的基础功夫。缺乏这种学识而去著述中国海军史,乱发井蛙语的错误就会像烙印般明显。
  不过这情形近来已有显著的改善。好几位和我有联络,年纪在五十以下的研究者,在大陆和在海外都有,且有年仅二十出头者,真是后生可畏,掌握西方海军资料已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下一浪潮的作品在质和量的突破是可以预期的。
  我的研究也到了关键时刻。因职业的需求,我至目前出版的书全属古典小说范围(特别是《水浒传》),海军史的书本集还是第一本。退休将届,得考虑以后的治学时间当如何分配。小说方面既然质和量都算成绩满意,在时间怎也不会够用的实况下,小说研究大可下调至第四位。第二的位置会留给念大学本科时的喜爱——中西海路交通史。第三是重新研治冰镇了三十多年的包公文学传统。那么海军史呢?四十多年来集得的海军资料即盈室满屋亦未足以形容,却仅用过很少,今后放海军史在第一位应最合理。在此以前,先把已写出来的文章整理结集,既是给自己来个成绩报告,也是为将来的工作部署基础。
  我写海军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刚入大学前后,写过两篇学报式的短文:(一)《首届海军学生出洋留学之始末》,《大陆杂志》,27卷7期(1963年10月),页8-11。(二)《甲午战役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大陆杂志》,29卷8期(1964年10月),页8-13。早早学会了如何组织和撰写学报文章自然很重要,但写出来的只是串连史料便成文章那类货色。资料不足,乏独立思巧,这些第一阶段作品都是不必入集的少作。
  二十多年后,我才再执笔写海军史文章。那就是八十年代后期为台湾几份报纸副刊写的稿件,题目不少随时事而定,如参加“二代舰”选购问题的论战。这些文章有因学术成分不高,有因内容过时,都不必保留。正因如此,收入集中之文源出报纸副刊者只有讲“灵甫”舰历史的一篇。但该文已彻底改写多次,且补入注释,与原先见报者相同之处很有限。这就是说,第二阶段之所作也不入集。
  本集所收诸文代表的就是第三阶段的成绩。除了“灵甫”舰文的底本,以及讲利萨海战和三景舰的两篇成于尚执铎夏威夷大学之时,其余尽是在香港,特别是移席岭南以后写的。岭南时期诸作有好几篇十分复杂,修订频仍,幸悉赖系秘书李颖芝小姐不厌其烦地不断替我易稿,最后并把全稿整理得事事统一,前后照应。近年我的学术作品源源而出,她居功至伟。
  这些文章虽各自成篇,归组起来并不难,就按时地分为清季、民国、香港、评论四组。这样归类,加上合集必须的调整过程,还足带出文章之间的连贯性来。
  集中收入之文数目虽有限,文章则可以颇长。这是因为我写学术文章向主尽所知而为,不肯受制于长度的框限(研讨会出论集,我的文章可能较规定长好几倍,如会方不愿破格通融,就宁可不登),文章即使写到六七万字,仍坚持要把话说完才收笔。
  文章的实际长度经常还超过字数所能反映出来的。所以弄得这样长,部分原因是由于讲舰只时尽可能加入型线图。舰只是否交代得清楚详细直接决定海军史文章素质的高下,而一图胜千言,多用虽不复杂却能容纳足够细节的型线图是活现舰只的最佳法子,亦是显示考论海军史事有别于研治一般近代史课题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说,强调舰只在海军的核心地位是我所写海军史文章的特色,用型线图来助释舰只的设计和特征,更是我解说舰只之方明显与其他研究者有别之处。文章本身的长度,配上型线图的效应,成果可以相当惊人。讲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购舰计划和行动的一篇,初在学报刊登时竟长达116页,便是一例。如此一文,稍稍调整形式,便可印为一本独立的书来。
  除内容外,尚有待申说者,即此集何以取名《靖海澄疆》?这是一个具反讽意味的选择。发展海防事业以靖海澄疆为最终目标,海军是海防的主干,所树目标更应如此。无论是清季“师夷制夷”的标语,还是抗战时期的种种口号,总离不了靖海澄疆。可是自同治末年以来,哪一件与海军有关的事确曾带出靖海澄疆的结果来?在自民元至卢沟桥事变的好一段日子里,海军经常充当沿海军阀抢夺地盘的工具,形象尤更成问题。本集的副题标明以“新诠”为方针,用靖海澄疆为衡量尺度去重评中国发展海军所走过的路当合新诠之义。
  这些都讲过了,还得交代凡例。
  开宗明义,海军史文章自有其特色,与一般学术文章不尽相类。要在这里说明者有四事:(一)“舰只”指军事用途,且多数有武装的“舰”和“艇”,所属单位不一定限于海军,可以延及海关、水警等组织。“舰船”则包括商用船只,不过由于本书叙事的性质,这名词很少用。(二)舰船首见时,用括号交代其排水量和建成年份(一般海军史多用下水年份,我觉得选用建成年份意义较大)。舰的建成年代,一般都能交代;船的建成年代,则多数尚找不到。(三)记钟点用二十四小时法,如1715是下午5时15分。(四)记炮械用口径(尽可能采制造者选用的单位,不强求易为十进单位)/身倍,如6吋/35代表炮的口径是6吋,炮管长度是6吋的35倍。舰船的长宽吃水和排水量如原用英制衡量,同样不强求易为十进法。(四)另有一性质类似的项目更应在此说明。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军所用的小口径炮械(尤其是速射炮)恒按炮弹的重量来区分,如一磅弹炮(one-pounder)、三磅弹炮(three-pounder)、六磅弹炮(six-pounder)……意指整个炮弹(包括弹头、弹壳、火药、引信等)约重一磅、三磅、六磅……。在本集所收诸文里,多的是这种例子。如强易为十进法,就唯有说三磅弹炮的炮弹约重1.3608公斤,准教人莫名其妙,无法明白为何称之为三磅弹炮了。这是庸人自扰的做法。更有不明就里的人称上述炮械为一磅炮、三磅炮、六磅炮……那就等于说那些炮械整门只有一磅、三磅、六磅重了!这种混乱导源于治史者缺乏“名从主人”的观念,以致轻率作出无谓的改动。简单地说,凡是英美(或仿英美)来源的舰只、炮械和物件都应用英制来记录,而不该平添麻烦地易为十进法。这样做才符合“名从主人”的治史原则。治海军史者尤应铭记这一点。起码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度量衡用英制是世界的潮流。强易为十进法本身是违反治史精神的行径(我们不能称皇帝为总统,为国家主席,道理何尝不是一样)。谈那段时期的历史,就应用那段时期的名词和准则。这些话本来是不必叮咛治史者的。
  收入书中诸文有曾发表的,有在此首次公布者。发表过的现都已作不同程度的修订,而尽量避免用后记之类附加物。凡遇前后版面有别之处,均以此版为准。
  写这些文集,我的基本态度是一二手中外资料尽用,且力求用原文,因此参考资料的总数十分可观。常用的资料用简称(简称表放在书首),既省篇幅,复利行文。不采简称的资料,则各文独立处理,资料在该文首见处列齐出版数据。至于在一文之内重复引用而在别的文章少用的资料,会用仅限于该文的简称(解释附在首见处)。这种种安排为的是免读者上下求索地去配齐某书某文的出版数据。书末另有参考书目。经过这几番不同角度的照料,参考资料就不再列入索引了。
  书首的《参考资料简称表》足以交代该等书籍的出版数据和(如有此需)说明其特别背景。至于异常重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见图1)的档案,则刊布情形太复杂了,如在简称表中讲清楚,势必破坏体例;要是用注在正文中解释,又难普遍照料各有关之处。李鸿章毕竟是清季发展海军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此集中所收文章不少都和他有关,而出版他的档案的情形又殊不简单,牵涉到如何选用的问题,得解释清楚。衡量之下,还是以在此说明为最适当。李鸿章的档案虽早经其幕僚吴汝纶(1840-1903)编为《李文忠公全集》,却有不少删减改易之处,以致既不全,复不可靠。幸李鸿章档案的原件虽几经动乱,仍存于上海图书馆,顾廷龙(1904-1998)等沪图领导阶层遂据馆藏原物重新排印。可惜,1985-1987年间出了三册电稿后,连该类档案也未刊完,便放弃了计划。接手的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在沪图藏品外复添上其他新资料。但彼等另起炉灶,连顾等已刊部分都拟重排再刊;计划大略,见刘申宁,《关于李鸿章文稿的发掘和整理》,《中华文史论丛》,52期(1993年12月),页168-182。自刘文公布消息至今已悠长十二年有奇,若自顾编停刊算起更是快二十年了,尚未见淮系集团有任何出版物。待这个手续折腾,刊物重复的新全集整套出齐,真不知是何年何月矣。目前只有拼合吴编和顾编来用。电稿日期包括在顾编起迄范围内者,用顾编;其他各式档案用吴编。就本集诸文而言,因恒用顾编,故顾编有简称(《李鸿章电稿》),列入简称表内;吴编仅偶用,故按一般参考资料处理,无需设简称。
  类似之事还另有一件,涉及之处遍布全书,倘仅用一注系于首见处,诚难收周全照料之效,那条注也会太长了。在此解释,效果会较佳。那就是清季向英订舰恒常光顾的阿摩士庄厂的本名。此厂的历史很复杂,合并别厂与遭人所并,层出不穷,厂名由是屡易。凡得注明此厂之本名时,就不能笼统地称之为Armstrong and Company,而须按事件所涉的时间,注出其在该时段的正名。此厂的发展历程和名称的种种变化,见J.D. Scot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pp. 88-94; David Douglan, (Northumberland: Sandhill Press, 1970), p. 153; Michael R. Lane, (London: Quiller Press, 1989), pp. 49, 64-65, 68-73, 78, 103; Kenneth Warren, (London: Macmillan, 1989), various chapters; Norman L. Middlemiss, , Volume 1:(Newcastle-Upon-Tyne: Shield Publications, 1993), pp. 52-74, and Volume 3: (1995), pp. 87-101; Peter Brook, (Gravesend, Kent: World Ship Society, 1999)(简称表作), pp. 9-15; Robert J. Winklareth,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pp. 94-97, 103-106; H.C.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各有关人物的传记; Marshall J. Bastable,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various chapters; 李钢、李玉生,《阿姆斯特朗的造舰帝国》,《舰船知识》,318期(2006年2月),页58-61:(一)1847年10月-1863年12月,阿摩士庄厂采东主William George Armstrong(1810-1900)的姓名,用W.G. Armstrong and Company名称在泰恩新堡(Newcastle-upon-Tyne)西郊艾斯伟(Elswick)区开业。初年业务包括起重机、水力机、水闸、水雷、炮械的制造。其间子公司“艾斯伟炮械公司”(Elswick Ordnance Company)于1859年成立,由合伙人伦道尔(George Wightwick Rendel, 1833-1902)经营。(二)1864年1月-1882年5月,机械与炮械两公司合并,新公司取名Sir W.G. Armstrong and Company。这段时期足述之事颇多:(1)1867年,和泰恩河下游6哩下霍嘉(Lower Walker)地区的米曹公司(Charles Mitchell and Company,成立于1852年)签约,合作建舰。米曹公司的下霍嘉厂负责建造舰身,阿摩士庄厂装配武器。年底,第一艘合建的舰只“坚定”(Staunch, 180吨)于12月4日下水(同日试航)。中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经手为北洋及其他沿海地区订购的各舰即全为两厂合建之品。(2)取得制售美国格林机关枪(Gatling gun)的代理权。(3)日本代表团来访。(4)和俄国商议在俄建造阿摩士庄厂设计的舰只。(5)1877年,与巴西及中国商议代建舰只。(6)1882年,伦道尔辞职,转往海军部任文官委员(Civil Lord of Admiralty)。(三)1882年6-12月,公司易名Sir W.G. Armstrong and Company, Limited。11月间,吞并米曹公司。(四)1883年1月-1896年12月,合并后的新公司取名Sir W.G. Armstrong, Mitchell and Company, Limited。其后下霍嘉的船厂以建造商船为主要业务。1884年10月,在艾斯伟建造的船厂投入生产,专责建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渐次结束,总计建舰:英国40艘、中国22、日本13、巴西11、智利9、俄国8、阿根廷5、意大利5、挪威3、奥地利2、西班牙2、荷兰2、土耳其2、罗马尼亚1、葡萄牙1、美国1,共127艘。正因中国是英国海军部以外的最大主顾,研究中国海军史者应对该公司的情形有起码的认识。(五)1897年1月-1927年12月,因购入制造枪炮的Sir Joseph Whitworth and Company,公司的名称遂又改作Sir W.G. Armstrong, Whitworth and Company, Limited。其间东主阿摩士庄于1900年12月逝世,公司自此走下坡。至1927年12月,阿摩士庄厂终在长期亏损下为维克斯公司(Vickers Limited)所吞并。(六)1928年1月-,遭合并后,公司之名换作Vickers-Armstrong Limited。至于吞并阿摩士庄厂之维克斯公司,其名称在吞并前亦曾数易:(1)1867年时,其名为Vickers, Son and Company,(2)1897年11月易名为Vickers, Son and Maxim Limited,(3)1911年4月更名作Vickers Limited。吞并了阿摩士庄厂以后,其名称仍续变下去,终于1965年删去Armstrong字样。历史的长河不断前迈,该公司近年接连遭分割出售,现在的名称是BAE Systems Land System,经营的只是从前业务的一部分而已。经过如此长期的层层吞并以后,现要追查当年阿摩士庄厂的造舰档案恐已变得十分困难矣。
  类似之事还有一项。集中所收各文经常涉及风帆时期的舰只。那时计算舰船大小不是用以吨为单位的排水量,而是用“建造者单位”(builders measurement,简称bm)。这点书中第一篇《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在开始处已有足够说明(页7),该文又适排在书首,故不必在此重述。
《涛声依旧:海上巨变与民族复兴》 引言: 泱泱中华,屹立东方,历经风雨,终见彩虹。本书《涛声依旧:海上巨变与民族复兴》并非一本史料的堆砌,也不是冰冷的数字的罗列,而是试图以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深入探寻一个民族在近代风云变幻中,如何从陆地文明转向海洋文明,如何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挣扎求生,奋起反抗,最终走向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我们将目光投向那片辽阔的蓝色疆域,关注它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每一次潮起潮落,每一个惊涛骇浪。 第一部分:百年潮涌,巨舰初醒 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陆权国家,“重陆轻海”的观念根深蒂固。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沉睡的东方巨龙不得不正视海洋的重要性。本书的第一部分,将细致描绘中国近代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起步。 远航的渴望与最初的尝试: 早期,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一些有识之士便已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我们不会简单重复“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事件,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在这些历史节点背后,那些萌芽中的海军意识。我们将考察清政府在福建、广东等地设立的早期军事学校,例如福州船政学堂,它不仅是培养海军人才的摇篮,更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我们将深入了解船政学堂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以及那些怀揣报国之志的青年学子们,如何在西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中,为中国海军的建立奠定人才基础。 李鸿章的远见与“北洋水师”的崛起: 北洋水师的建立,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我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北洋水师”这个名称上。我们将深入探究李鸿章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如何在高层博弈中,力排众议,争取资源,推动海军建设。本书将详述北洋水师的舰船采购,从“定远”、“镇远”等巨型铁甲舰的引进,到巡洋舰、鱼雷艇等各类舰艇的配置,力求呈现其当时在亚洲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也将细致考察水师的组织架构、训练模式,以及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尝试建立一套符合近代军事需求的管理体系。 海军建设中的矛盾与困境: 然而,近代中国海军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本书将重点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阻碍。例如,朝廷内部的保守势力对海军建设的质疑,财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缺乏长远规划导致的决策失误。我们还将探讨,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中国在海军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滞后,以及官僚体制对海军现代化进程的掣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为日后海军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风雨飘摇,海疆的呐喊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屈辱的悲剧,它彻底暴露了中国海军在技术、战术、管理以及民族精神上的巨大缺陷。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围绕这场海战及其前后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解读。 甲午海战的战略背景与战役进程: 我们将还原甲午海战的宏大背景,分析当时东亚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中国觊觎的野心。本书将以更加细致的笔触,描绘黄海海战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从双方兵力部署、舰船性能对比,到战役初期的优势与劣势。我们将关注定远、镇远等巨舰的英勇作战,以及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壮烈事迹,用鲜活的笔触,呈现中国海军将士在绝境中的抗争与牺牲。 战败的深层原因剖析: 甲午海战的失利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书将深入剖析这场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停留在“指挥失当”或“技术落后”的表面。我们将探讨中国海军在战略指导上的短视,陆海军配合的脱节,以及军心士气上的巨大差异。同时,我们也将会反思,在国家整体衰败的大背景下,即使拥有先进的装备,也难以挽救覆灭的命运。 “海疆”的沦丧与民族的觉醒: 甲午海战的失败,对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书将描绘战败后,国家主权丧失的惨痛现实,包括割地赔款,以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占,这直接威胁到中国海疆的完整。然而,悲剧之中也孕育着希望。我们将重点关注,这场海战如何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促使更多仁人志士开始反思中国的出路,并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埋下思想的火种。 第三部分:浴火重生,海洋强国的梦想 尽管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沉重打击,但中国人民对海洋的探索和对海军建设的追求并未因此止步。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聚焦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在艰难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努力,以及对未来海洋强国梦想的不懈追寻。 民国海军的破碎与重塑: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海军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军阀混战、内战频仍,使得海军的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本书将回顾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关注不同派系海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在有限的国家财政支持下,海军建设所面临的窘境。我们将考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有无数海军官兵,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为保卫海疆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中的海军身影: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虽然力量薄弱,但依然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本书将重点描绘海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例如江阴海战中,那些年轻的舰艇,如何毅然决然地走向海峡,以“鱼雷艇的牺牲”阻挡日军的进攻,为陆军争取宝贵的时间。我们将还原,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海军官兵如何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在敌后战场进行英勇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 海军建设的时代反思与未来展望: 历经百年沧桑,中国海军的建设充满了艰辛与挑战。本书将以历史的眼光,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时代反思。我们审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例如,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平衡,海洋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军事力量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最后,本书将眺望未来,展望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从维护海洋权益,到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洋强国梦想。 结语: 《涛声依旧:海上巨变与民族复兴》是一部关于探索、关于抗争、关于梦想的书。它带领读者穿越百年历史的迷雾,感受中华民族在海洋上的每一次搏击,每一次腾跃。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近代海军走过的艰难历程,理解海疆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并激励我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建设强大的海洋大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海风依旧,涛声依旧,而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脚步,将更加坚定而有力。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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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内容深度,绝对超出了我之前的任何预期。作为一名对军事史,尤其是海军史有一定研究的爱好者,我阅读过不少相关的著作,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靖海澄疆》在上、下两册中展现出的学术功底和史料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作者不仅仅是罗列史实,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穿针引线,将看似零散的事件串联起来,挖掘出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因果关系。例如,在论述北洋水师的兴衰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归咎于某位将领或某场战役的失利,而是深入剖析了当时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财政困窘、技术引进的局限性以及战略决策的失误等诸多因素。这种多维度、深层次的分析,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书中对于一些关键人物的评价,也显得更为客观和 nuanced,避免了简单的脸谱化,而是试图还原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选择与困境。下册关于民国时期海军的论述,尤其让我感到惊喜,填补了我之前知识上的空白,让我看到了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海军依然在艰难地维系和发展,展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本书的史料引用极其丰富,参考文献也十分详尽,这对于我们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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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真正能够引发思考的著作。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往往侧重于陆战或政治斗争,而对于海军的着墨相对较少。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靖海澄疆》的出现,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作者在梳理近代海军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那些沉重的历史教训,而是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导致失败的深层原因。比如,在探讨甲午海战的失败时,作者就充分展示了当时海军内部存在的派系斗争、指挥体系的混乱以及对西方技术盲目崇拜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悲剧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总结,它还试图从中汲取经验,为我们理解当下和未来提供启示。作者对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战略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海军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本书的逻辑清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即使是对近代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清晰的历史脉络。其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也足以让资深研究者从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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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本书带来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当我翻开第一页,便被作者的文字所吸引,他能够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却又不失学术严谨的方式,讲述那些遥远而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尤其喜欢他对于“靖海澄疆”这一主题的解读,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保家卫国,更是贯穿整个近代中国,海军发展所承载的民族复兴的梦想和探索。书中对于一些鲜为人知的海军人物的刻画,也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可能是风云变幻中的小人物,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同样构成了近代海军史的重要篇章。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常常会引用一些当时的书信、日记、奏折等一手资料,这些“原声”的呈现,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和感染力。读到动情处,仿佛能听到百年前的呐喊与悲愤,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的挣扎与不屈。这本书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海军的建设不仅仅是器械的堆砌,更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战略到个人命运的交织,让我深深沉浸其中,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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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两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对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深度“洗礼”。以往我对近代海军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一些零散的事件和人物上,比如甲午海战、邓世昌等等。而《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靖海澄疆》则为我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宏大的叙事框架。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政治气候、技术发展以及外交关系都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而使得海军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一些细节的挖掘,比如海军官兵的生活状态、训练方式、甚至是舰船的命名和装饰,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却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变迁。书中对“海权”概念的探讨,也让我耳目一新,理解了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迫切地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上册对于洋务运动时期海军的孕育和早期发展,以及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水师的兴衰,叙述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下册则将目光投向了民国时期,展现了海军在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下的抗争与发展,让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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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关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巨著,着实让我眼前一亮。作为一名对历史略有涉猎的普通读者,我常常在阅读相关史料时感到信息碎片化、视角单一的困扰。而这本书,则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导游,带领我一步步深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近代海军发展历程。从晚清“洋务运动”中萌芽的初步尝试,到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再到民国时期海军的艰难转型与重建,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石,辅以严谨的考证,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而详实的画面。其中,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有着独到的见解,不再是简单地将海军发展割裂开来审视,而是将其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变革的大背景下,揭示了海军建设的深层动因与阻力。读来,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更是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探索图强的艰辛与智慧的深刻感悟。书中对海战的战术分析、舰船技术的演变、海军人才的培养等细节的描绘,也让非军事专业的我也能领略到那份专业与严谨。总而言之,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近代海军的全新窗口,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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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甲午战败,马老师似乎更强调软体,而不是硬件,所以,在后面的多篇文章里,马老都强调日本海军的软体素质(人才、训练、纪律等)优于北洋海军。典型即是,现在海军史著能把黄海海战的过程讲清楚,就得益于日本海军留下的详细、且依行规作的记录(按分秒记录战程,并附以照片和详确的海战进展图)。否则,单凭中方间接片段偏颇护短的记述,根本无法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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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的整体印象是——马幼垣雄霸,可与何炳棣、黄彰健并称“海外史学三雄”。因为三人都脾气比较大,对自己的专业研究相当自信,而且在史料的掌握上涸泽而渔,相当扎实。所以,在这本论文集中,不但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这些海军掌事者被马老骂作“废物”,张荫麟、王家俭、唐德刚这些名家也尽被他数落。民国天才史家张荫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被他批评“长于资料挖掘但英语不够好,海军知识贫乏”。唐德刚论史亦庄亦谐,《晚清七十年》里说“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也去伦敦住它个把月,我保证把这些个小格林威治的成绩单,翻他个娄底朝天。”可刘步蟾、林泰曾根本没有在格林威治读过书,你去哪翻成绩单啊?因此被马老斥为“大放厥词”、“不经大脑”。王家俭更被他讥为“经常作出伟大发明的王先生”,“乱说一顿”,“文章遍布陷阱”, “清季的海校根本没有一所取名北洋水师学堂,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海军三十多年,著述丰富,享誉弥远的学者怎么会连这类基本常识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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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目录即可知《靖海澄江》不是系统的研究,它的主要意义我认为是拾遗补阙和开拓视野。而在读《靖海澄江》之前,把大陆的甲午/北洋资料尽量浏览一过是有好处的,因为非如此则不足以理解作者的情绪和态度,也不足以评估他对那些草率之见作出的引述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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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目录即可知《靖海澄江》不是系统的研究,它的主要意义我认为是拾遗补阙和开拓视野。而在读《靖海澄江》之前,把大陆的甲午/北洋资料尽量浏览一过是有好处的,因为非如此则不足以理解作者的情绪和态度,也不足以评估他对那些草率之见作出的引述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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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人工港,而曹妃甸是渤海湾天然的钻石级的不冻不淤港。”上述官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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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研究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应对挑战,何况还有不严肃的研究:因为甲午是民族史上的大题目,挪款修园之类典故又是尽人皆知,所以急于定论之下,有些滥调被传续,有些错误被长期将就,有些模糊问题一直空白。与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貌似对立,实则性质同一的,是粗加考订也可以故作翻案文章以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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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住!我们还是接着聊恐惧吧!我们不用抬高嗓门,也不用尖叫。我们保持理性,你和我。我们聊一聊恐怖作家是怎样用令人惊诧的速度,猛然间掀开锦帕,将下面的乾坤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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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套装,还可以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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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产生浓厚兴趣,迅即进入独立研究阶段,是差不多同时间的事,即甫入高中之际。和现在不少研究生连学术文章的格式都弄不清楚的情形比较起来,自然得承认是早熟了。所以说独立研究,除因中学时期没有遇上本身进行独立研究的老师外(那时还没有中学老师课余修读高等学位的风气。当然续念学位一般与实际利益有关,往往算不上是为了推拓学术新知而进行的独立研究),更因待考入大学甚至入了研究院,同样没有机缘遇到在古典小说方面基于自己有足够研究经验而能确实指导我的老师。这段凭直觉,靠灵感,综合传统国学与西方汉学方法,独行独断,自我探研的日子前后维持了约十年,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开始建立声名,得藉以和行内确有成就的学者联络问难,才渐次踏入正常的研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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