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评分不快乐是因为生活与预期不符。我们的要求不能满足,认为人生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我们就会快乐不起来。所以我们会说:“要怎样怎样我才会快乐。”但人生没有那么完美的。人生常出现愤怒、沮丧、成功、失败,提出快乐的条件其实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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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生,快乐靠自己决定。很多人一生的生活方式,好象有一天他们会抵达一个名字叫“快乐”的工车站。他们认为,有一天所有的事物都会变得完全符合理想,到时他们可以喘口气,说:“我终于找到快乐了!”所以他们的一生都可以用“只要怎样怎样,我就会快乐”做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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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评分“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评分我们每个人都得做一个决定“我们是每天要提醒自己,时间有限,应该好好把握利用?或虚掷现在,空想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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