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集體領導體製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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鬍鞍鋼 著

圖書標籤:

• 政治製度
• 集體領導
• 中國政治
• 政治體製
• 決策機製
• 權力結構
• 政治發展
• 組織管理
• 行政管理
• 中共政治

齣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75409

版次：1

商品編碼：11277508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7-01

用紙：膠版紙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就是指由多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集體領導機製。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分彆代錶黨和國傢的不同領導機構，形成瞭分工閤作與協調閤力的“集體領導製”。因此，這一製度的重要特徵就是“集體”二字：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如總統）；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體現在五大機製：集體交接班機製；集體分工協作機製；集體學習機製；集體調研機製；集體決策機製。集體領導製比個人總統製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
　　中國“集體領導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製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趕超瞭幾百年來美國等政治製度的“一黨控製”、“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總統（個人負責）製”的實踐與理論，彰顯瞭中國共産黨人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
　　中國共産黨及其國傢機構實現民主集中製，這又形成瞭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非常適閤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文化背景，極其適宜於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社會條件，十分適應於來自國內外各方麵的考驗和挑戰，也特彆有利於中國創造發展奇跡、治理奇跡。當然這一製度需要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不斷進步。

作者簡介

    鬍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共十八大代錶，國情研究（當代中國研究）的開拓者與領軍人物，主持編寫的《國情報告》對國傢高層決策産生持續性重要影響，被國外學者譽為“當代中國最全麵也是最具務實主義精神的經濟學傢”。近年來關於國情研究的代錶性著作有：《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中國：走嚮2015》、《2020中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2030中國：邁嚮共同富裕》、《中國：創新綠色發展》、《中國道路與中國夢想》等。 

目錄

第一章 導論：中國政治製度成功的關鍵

一、什麼是中國成功之道

二、“集體領導製”的提齣

三、“集體領導製”的特徵

四、“集體領導製”的分析框架

五、“集體領導製”的運行機製

第二章 中國“集體領導製”的曆史演變

一、黨的集體領導體製的演變(1927―1948)

二、執政黨集體領導體製建立期(1949―1957)

三、集體領導製嚴重破壞期(1958―1976)

四、集體領導製恢復重建期(1977―1991)

五、集體領導製鞏固完善期(1992―2012)

第三章 集體分工協作機製

一、集體分工協作機製的曆史脈絡

二、集體分工協作機製是如何運作的

三、關於集體分工協作機製的評價

第四章 集體交接班機製

一、集體交接班機製的曆史脈絡

二、集體交接班機製是如何運作的

三、關於集體交接班機製的評價

第五章 集體學習機製

一、集體學習機製的曆史脈絡

二、集體學習機製是如何運作的

三、關於集體學習機製的評價

第六章 集體調研機製

一、集體調研機製的曆史脈絡

二、集體調研機製是如何運作的

三、關於集體調研機製的評價

第七章 集體決策機製

一、集體決策機製的曆史脈絡

二、集體決策機製是如何運作的

三、關於集體決策機製的評價

第八章 “集體領導製”的政治優勢

一、“集體領導製”的曆史發展邏輯

二、“集體領導製”的製度創新內涵

三、“集體領導製”的國際競爭優勢

四、不斷完善“集體領導製”

五、結語：穩如泰山、不可戰勝的中國

附錶1 中國共産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名單(1945～2011)

附錶2 中共十二大至十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分工情況

後記

精彩書摘

後 記


中國這艘巨輪在蒼茫的風雲激蕩的世界文明海洋中行駛瞭數韆年之後，終於在1949年正式迎來瞭新的國傢舵手——中國共産黨。從那時起，中國的曆史也翻開瞭嶄新的篇章。中國共産黨執政60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曆程，同時也是中國共産黨不斷走嚮成熟、不斷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光輝曆程；1978年以來開啓瞭中國經濟起飛的新階段，更加展現瞭中國迅速崛起之路和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巨大成功，同時也顯示瞭中國共産黨治黨治國之道的巨大成功，其中黨中央集體領導體製起著關鍵性作用。
2012年是全國人民關注之年，又是全世界各國矚目之年，在下半年將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全國代錶大會，鬍錦濤同誌代錶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嚮大會做政治報告，展現未來中國發展目標和藍圖；選舉和産生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再次順利實現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從而保證瞭在思想路綫、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上的持續性、繼承性和創新性，引導中國巨輪繼續乘風破浪，嚮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彼岸加速駛進。
早在1990年，鄧小平就指齣“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産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彆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隻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他預言到：“最關要緊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曆史已經證明，無論是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或外部衝擊下，還是在宏觀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調整、社會快速轉型、各類矛盾凸顯的深層次的國內變革或內部不平衡作用下，一個團結的高效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起著最關鍵的作用，使中國“我自巋然不動”，“這邊風景獨好”。
一個“好的政治局常委會”應該依靠什麼機製來確保黨和國傢重大決策的正確性呢？或者說，“一個好的政治局常委會”的根本標誌是什麼？基於對新中國六十餘年政治經濟史的深入研究， 我認為這一根本標誌在於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機製科學化、民主化、規範化與製度化水平。“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彆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根本在於創新和實行一整套嶄新的、科學的、民主的、高效的，又能夠經得起人民檢驗、經得起實踐檢驗、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集體領導機製。中國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的關鍵在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關鍵在於常委會的領導機製。這一領導機製的主要特徵是“集體領導製”，我將其形象地稱為“集體總統製”，以區彆其他國傢所采取的“個人總統製”。曆史錶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機製的運作情況與中國共産黨的事業發展密切相關。每當這一機製有效運作時，黨的事業就會蓬勃興旺；每當這一機製運作失靈時，黨的事業就會遭遇挫摺，受到嚴重損失。本書的焦點，正是集中於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機製的研究。
那麼，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或者說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呢？我想從曆史、中國和世界三個角度加以說明。
首先，從曆史角度看，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政治製度創新與實踐的曆史，從黨中央領導機製的變遷中發掘對未來富於指導意義的規律性經驗。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對一個政黨、一個國傢來說，總結曆史經驗、汲取曆史教訓是其持續成長和不斷成熟的重要標誌，更是其未來長治久安、長遠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本研究中，我們把目光聚焦於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實行的集體領導機製，隻有深入瞭解這一機製的曆史由來，纔能曉得今天這一集體領導機製是長達八十多年時間的一脈相承、不斷試錯的曆史産物，纔能曆史地認識它的製度構建、製度變遷的曆史邏輯，如同“讓曆史之鏡照見未來”。
的確我們從曆史中發現“黨中央集體領導機製高效運行”與“黨的事業興旺發達”之間存在著充要條件關係：在“集體總統製”下，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通過集體交接班確保瞭領導集體的可靠性、穩定性和繼承性，確保形成；通過分工與信息交流、集體學習、集體調研有效降低瞭決策信息和知識的不確定性、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有利於形成政治共識；通過成員間協作和集體決策機製有效減少瞭領導集體內部的決策權力的不對稱性、過度集中性和失衡性，進而確保瞭黨和國傢重大決策科學、高效。隻要堅持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製”的五大機製，中國未來的重大決策就會持續不斷地成功下去。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立八十五年來特彆是建國以來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曆史啓示。
其次，從中國角度看，我們需要鮮明樹立衡量製度優劣與治理成敗的中國標準，增強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政治自信。
早在1980年時，鄧小平就提齣一個核心的問題：黨和國傢的各種製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究竟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他給齣瞭十分清晰的迴答。他指齣，“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傢，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傢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傢更多更優秀的人纔。” 我把它稱之為“中國標準”或“鄧小平標準”。顯然，這些標準是基於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追趕者的角色，以趕上和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為核心目標，涵蓋瞭經濟、人力資本和政治三個最重要的方麵，既簡單明瞭，又可以國際比較。假定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傢特彆是美國是最先進的、最發達的、最民主的，中國能夠實現這三條標準，那麼中國的製度就是有優勢的製度，比較好的製度，比較完善的製度。的確國傢競爭本質上是創新競爭，而創新競爭本質上是製度競爭。我們不怕競爭，也敢於競爭，中國正是在競爭中追趕，在競爭中超越。
人們不禁會問：中國是否實現瞭“鄧小平標準”？作者在本書第一章就給齣瞭十分明確的迴答：首先，中國經濟總量快速追趕美國，並將在不久的將來全麵超過美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GDP（PPP，按1990年國際美元值計算）數據，1950年，美國GDP為中國的近6倍，1978年，縮小至4.4倍，2008年進一步縮小為1.07倍； 根據我們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GDP（PPP，按1990年國際美元值計算）將相當於美國的1.74倍。即使按匯率法（現價）計算，2000年美國GDP為中國的8.25倍，2010年縮小為2.53倍，2020年之前將超過美國。
其次，中國已經造就瞭比美國更多的人纔，並將在人纔培養質量和人纔創新成就上超越美國。到2010年，中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人數超過3000萬人， 遠遠超過美國1800萬人的規模。 中國研究生在讀人數到2010年達到153萬人， 已經是美國的兩倍。 中國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已經達到1.2億人， 到2020年將突破2億人，高中與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將接近4億人，也大大超過美國總人口（約3.4億人），相當於美國勞動力總量（1.7億人）的兩倍。中國從事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科學傢和工程師已經超過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研發人纔大國。
第三，中國已經創造瞭更具決策民主、決策共識、決策效率的更高更切實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本書僅以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製度為例，也可稱為“集體總統製”，比較瞭美國總統製，已經顯示瞭極具中國特色的、極強政治優越性、極富有治理效率的民主決策製度。本書正是從這一視角，為世界揭曉中國奇跡的政治奧秘。正因為此，中國就更需要不斷完善“集體總統製”，就會像毛澤東所言“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最後，從世界角度看，我們需要為全世界提供關於“中國奇跡”、“中國道路”的權威解讀，為世界藉鑒中國經驗提供最具價值的參考。
我們來看一看，國際上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重新發現中國，重新評價中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瀋大偉將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取得的成就歸因於對改革的堅持：“中國共産黨發現它必須處在一個永恒的循環中：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對於中國共産黨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調適性和靈活性。” 牛津大學政治學係榮譽退休教授阿奇•布朗對中國共産黨給齣瞭很高的評價：“是（這）一批優秀的共産黨人在中國匯聚瞭國傢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想的優秀特色，建立瞭一個成功的政黨。”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前北京分社社長馬利德則認為，“中國共産黨的體製對中國的適應度超過許多人的想象，這是促成中國經濟大繁榮的重要原因。” 我們會相信越來越多國外學者會不斷發現中國政治製度的獨特性和優勢，並隨著資本主義國傢政治體製老化、僵化，更難以調整，引發的連續不斷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更加理性地關注和研究“中國製度”，特彆是“集體總統製”。本書則是作為中國學者，從內部角度的觀察、分析和解讀，客觀地介紹中國政治事實，理性地總結中國政治經驗，展示中國政治智慧。我們還會與國際上知名的齣版社閤作齣版外文版，真正“走齣去”，引領當代中國研究的前沿問題。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所謂“社會存在”，就是指中國社會的變革現實、發展現實、成功現實；所謂“社會意識”，就是中國學者對中國之“路”的求索、對中國之“道”的思考、對中國之“術”的認知。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本天書”，正因為中國發展實踐是如此宏闊、如此偉大，我纔會天天觀察中國、閱讀中國、研究中國，從中國大地發展變遷的客觀“社會存在”中抽象關於中國的“社會意識”；我之所以天天用心思考、用心研究、用心寫作，不斷創新學術成果，不斷創意政策建議，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發展建設實踐為我提供瞭極其豐富的素材，這是我形成“社會意識”的主要來源。
讀者自然會問：那麼，你這本書又是怎樣寫成的呢？我寫書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如中國政治決策機製是如何運作的？又是如何不斷演變？對中國的發展産生瞭什麼效果？與國外相比，特彆是與美國相比，中國有什麼獨創性，有什麼政治優勢？中國又如何不斷改革和完善政治決策機製？這就需要長期思考，長期跟蹤，長期研究，長期寫作。同時我作為公共決策研究者，本身也和中國決策機製的改善形成瞭互動關係。這裏我主要是通過《國情報告》來影響決策者， 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本書是對這項研究的集大成和最新總結。
2000年8月，我們就提齣瞭應建立黨內相互民主監督製度，保證黨的領導人人事交替製度化、穩定化的建議。
2002年6月12日，在準備召開黨的十六大之前，我在題為《黨的十六大與中國走嚮》的國情報告中特彆指齣，黨代會最重要的任務是選舉和決定黨的領導集體及領導核心，它也關係到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嚮。這需要使領導人的交替能夠納入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其重要標誌之一是黨的領導人“到點退休”，而不是“半退”或轉任。重要標誌之二是十六大黨的領導機構成員（政治局常委、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進一步年輕化，應達到十三大的平均年齡水平。 當時即使是在內部討論這些問題是十分敏感的，也是具有政治風險的，提齣這樣的大膽看法還是需要政治勇氣的，我是本著黨和國傢的根本利益還是提齣瞭上述看法。我在國情報告的結語中指齣，沒有變革型政治領導人中國不能加快發展；沒有良好政治製度中國則不能持續發展。從曆史的角度與曆史的評價來看，領導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國傢製度建設，最重要的曆史貢獻是製度創新的貢獻。 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分析給中國領導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激勵。
後來的事實錶明，我的這些看法是與黨中央的思路基本一緻。2004年9月，江澤民在《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對這一做瞭介紹：召開黨的十六之前，我就提齣瞭實現黨和國傢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主動嚮中央提齣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退齣中央委員會。 大會選舉産生瞭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實現瞭新老交替。實際上結果超過我的預期，也使全國和世界為之震驚。
同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後，我在題為《十六大與新老交替》的國情報告中分析瞭黨的領導人交替的曆史過程，既總結瞭有益的曆史經驗，也吸取瞭深刻的曆史教訓。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建黨八十年來，特彆是1949年以來的曆史經驗錶明，隻要黨內生活存在民主化、製度化，領導集體就穩定，也容易達到政治共識，促成中國發展的繁榮時期；反之則反。中國穩定的核心是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的核心是領導集團的穩定；領導集團的穩定，核心是領導體製製度化、民主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針對當時的疑問，江澤民不是沒有全退嗎？我的迴答是，其實江澤民的做法和當時鄧小平的作法比較類似，因為製度的建立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對黨的十六大的評價是，總之，中國領導人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進程，一旦開始就會形成自身的發展邏輯，使其不可逆轉。 當時，我並不知道中央決定江澤民留任黨和國傢的軍委主席， 直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決定鬍錦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正如2004年9月江澤民所言：從黨的十六大到這次全會，我們黨、國傢、軍隊的高層領導完整地實現瞭新老交替和平過渡。
2007年10月22日，黨的十七大閉幕，公布瞭十七屆一中全會公報。當晚，我在清華大學大禮堂舉辦黨的十七大報告專題講座《二○二○中國》，全校和外校學生聞風趕來參加，大禮堂爆滿，門口雲集很多學生，這是齣乎舉辦方的意料，他們在徵求瞭我再舉辦一次講座之後纔離去。而後我又在清華大學做瞭兩次全校性講座。在此基礎上形成瞭兩份國情報告：一份是《中國領導人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進一步總結領導人新老交替曆史過程和曆史經驗與教訓，說明瞭領導人新老交替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既是“吐故納新”的製度基礎，也是共産黨長期執政、國傢長治久安的製度保障。誠如曾慶紅所說，我們一屆又一屆，一茬又一茬，黨的各級領導乾部都是“流水的兵”，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纔是“鐵打的營盤”。 這意味著，當每一個領導人進入之際就可以預知他退齣之時，更加具有透明度和可預見性。這也標誌著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新老交替越來越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這是中國長治久安的重要製度基礎。
另一份是《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機製設計——以中共第十六屆為例》。我提齣瞭一些關鍵性問題：黨中央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如何政治運作的？如何建立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它是如何作齣決定？又是根據什麼作齣決策的？有哪些機製保證瞭重大決策的正確性？為此，該報告以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例，將其工作機製概括為五大機製：集體學習機製；國內調查研究機製；國外齣訪開放機製；民主集體決策機製；自律機製。這五大機製的核心是決策機製，它們之間具有互補性，是一整套相互關聯、相互匹配的重要機製，是保證實現黨的目標（如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設定目標）的製度安排。 這就成為本書討論五大機製的框架和基礎。我的基本結論是，建立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既需要一個好的機製設計，還需要一個好的帶頭人。一個好的機製並不一定就能保障好的結果，它隻是必要條件。因為一個好的機製是由人來設計，由人來實施，也可以由人來破壞，由人來違反。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需要一個好的帶頭人，即帶頭遵守規則，帶頭執行規則，帶頭反對違反規則的行為。
2007年12月14日，我參加中央紀委、監察部召開的專傢座談會，賀國強、何勇等同誌參加，我就如何加強黨中央的自身建設提齣瞭六項具體建議。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做齣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齣瞭“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製，積極發展黨內民主”的重大任務。同年10月27日，我參加瞭由中央紀委召開的專傢學者座談會，賀國強、何勇等同誌專門聽取意見，根據中央的《決定》精神，我就關於加強黨中央民主決策製度建設的建議做瞭發言，提齣瞭八項具體建議，後來整理成國情報告。
2011年1月17日，鬍錦濤主席在對美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書麵采訪。對於中國今後的發展，鬍錦濤主席錶示，中國將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他指齣，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已經驗證中國現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這引起西方媒體的極大關注，他們對此是半信半疑。為此1月24日，我撰寫瞭題為《從政治製度看中國為什麼總會成功？》的國情報告，直截瞭當地迴答三個問題：中國政治模式為什麼是成功的？其評判的標準與標誌是什麼？它將如何演變？我認為，無論是曆史事實還是國際比較都錶明，盡管中國的政治製度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它適閤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也適應於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還能夠迴應來自內外部的各種挑戰，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充分顯示齣瞭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這也源於過去30多年實現瞭中國式的政治製度重建與改革：一是領導人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證瞭政治領導集體的穩定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二是領導人堅持瞭“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綫；三是公共政策決策實現瞭民主化、科學化和製度化。這是中國為什麼總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這也使我從國際競爭的新視角，對中國政治製度特點和優勢的認識更加深入，更趨成熟，更加自信。
2011年7月1日，鬍錦濤同誌在慶祝中國共産黨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更加自信地錶達瞭中國社會主義製度曆史進步性和巨大政治優勢，更加自覺地推進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2011年8月我直接指導博士生楊竺鬆圍繞“中央領導人調研與重大決策——以黨的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例”一題，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圍繞重大決策展開調研的情況做瞭研究。這也為本書相關章節的內容提供瞭資料準備和數據支持。
直到2012年3月，在楊竺鬆的協助下，我完成瞭題為《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製”》的國情報告，報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十分重視，並推薦給有關省市委書記參閱。
之後，在此報告的框架和基礎上，我和楊竺鬆對書稿結構做瞭新的調整，補充瞭大量有價值的內容，特彆是增加瞭國際比較，在反復修改之後，終成此書。
對於中國特色“集體總統製”課題而言，這既是一個十分政治敏感的話題，在國內是很少有人直接觸及，這又是一個極有政治價值的研究課題，對國內而言，我們是采取的是“中央領導集體製”，但是國外人還是搞不懂，主觀地認為是一黨製，非民主製即專製，因此提齣“集體總統製”這個新概念本身就非常有價值，在近200個國傢中，隻有（個人）總統製，從沒有聽說過集體總統製，這就是中國的創新。我也把它稱之為超級規模國傢的超級國傢機構，早已經超越瞭美國的“三權分立製”、“總統製”、“兩院製”、“兩黨製”，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錶八大機構，集體調研，集體學習，集體決策，集體行動，集體交接班。
我已經在國外講學過程中，提及中國特色集體總統製，外國人還是首次聽到這一提法，他們總是問：什麼是集體總統製？它包括瞭哪些機製？它是如何運作的？又是如何領導中國不斷成功的？與美國等典型的總統製國傢相比，有什麼特色？有什麼優勢？本書正是提齣瞭這些問題，也力圖迴答這些問題。這也促使我研究和寫作。
最令我欣慰的是，我能夠有時間、有機會，比較從容地選擇這樣令人興奮的自主課題，持續地跟蹤，持續地研究，持續地建言，持續地寫作，最重要的在其中不斷創新公共決策知識，不斷推動中國政治製度進步，也在其中享受著因這種進步而帶來的政治自覺、政治自信和政治自強。本書就是一部曆史記錄，盡管時間還不長，但是可以讓讀者和後來人曉得中國是怎樣在創新世界曆史上最大也最有效的政治製度，我們不可能是事前諸葛亮，但是我們已經感受到它的獨特的創新力和巨大的生命力以及強大的競爭力。在此，與廣大讀者分享我的知識和感受。


鬍鞍鋼
二〇一二年六月於清華園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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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經濟占世界總量比重的變化：U字形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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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題目，但沒有實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