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收集了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630多座秦汉城址资料，并将它们进行分区、分级研究。分区主要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兼及自然地理及今日政区划分：分级既考虑当时的郡县制和郡国体制，也考虑到城邑沿用造成的等级差异。为了便于微观观察和宏观把握，书中对单一城址，重点考查其历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文化内涵：对整个时代的城邑，重点研究它们的分布规律、特点以及区域性差异。在分区、分级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城邑与秦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最后，对城邑的发展历程做了纵向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邑与文明产生发展进程的关系，以及秦汉城邑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作者简介
徐龙国，历史学博士。1964年5月生于山东费县，1984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2001年在山东淄博市博物馆工作，2001-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07-2008年赴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究院访学。先后参加了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遗址、桓台史家史前文化遗址、临淄商王村战国西汉墓地、临淄南马坊一号战国大墓、临淄齐国故城冶铸遗址，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宫殿基址、直城门和安门遗址、直城门大街和安门大街遗址、未央区梨园路住保大厦唐代粮仓遗址，以及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版考古发掘报告1部，发表考古简报、学术论文50余篇，《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主要撰稿人之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目录
序言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城与邑的演变
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城与邑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与邑
三 秦汉时期的城与邑
第二节 有关秦汉城邑的历史文献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汉城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一 配合基本建设的调查与发掘
（20世纪50-60年代）
二 以都城为重点的调查与发掘
（20世纪70-80年代）
三 都城与地方城邑的考古与研究并举
（20世纪90年代至今）
第四节 秦汉城邑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一 研究方法
二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三 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秦汉都城的考古发现与郡县制的确立
第一节 秦汉都城的考古发现
一 秦都咸阳城
二 西汉长安城
三 东汉洛阳城
第二节 秦代郡县制
第三节 汉代郡国制
第三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郡国城
第二节 县邑城
第三节 城址类型划分
一 城址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四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城内布局
第五节 东周城邑的沿用
第四章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郡国城
第二节 县邑城
第三节 城邑类型划分
一 城邑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四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城内布局
第五节 南方城邑的发展-
第五章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边城的设置与考古发现
一 北方长城沿线区域的界定
二 边城的设立
三 边城的考古发现
第二节 郡国城
第三节 县邑城与属国城
第四节 城邑类型划分
一 城邑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五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布局与功能
三 边城中的马面问题
第六节 长城沿线地带城邑的特点
第七节 边城与长城
一 边城的建筑年代
二 长城各段的走向与年代
三 长城沿线边城的年代
四 边城与障城、烽燧的关系
第八节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宁城图
第九节 边城居民与民族融合
一 边城人口数量
二 边城人口构成
三 边城管理与居民生活
四 边城民族融合
五 边城对中原城邑的影响
第六章 边远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河西走廊
一 河西四郡的设置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二节 青海东部地区
一 历史概况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三节 西域地区
一 张骞通西域与都护府的设立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四节 西南地区
一 西南地区郡县设置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五节 福建及岭南地区
一 百越王权的倾覆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六节 东北地区
一 乐浪四郡及高句丽政权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七章 秦汉城邑制度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一节 秦汉城邑与中央集权
一 筑城
二 秦始皇“堕名城”
三 刘邦“令天下县邑城”
四 秦汉城邑制度的建立
五 全国城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六 秦汉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二节 秦汉城邑的功能与形态
一 城邑功能的转变
二 封闭的空间形态
三 城邑等级化
第八章 秦汉城邑人口问题
第一节 郡县城人口的分布与构成
一 郡县城与人口的分布及变化
二 城邑人口构成与城邑经济分析
第二节 城邑人口的比例
第九章 秦汉城邑手工业与商业
第一节 城邑手工业及其布局
一 铁器手工业
二 铜器手工业
三 陶器手工业
四 其他手工业
第二节 城邑商业与市场
一 市场
二 抑商
三 商品经济评估
第十章 秦汉城邑与自然环境
第一节 城邑与地理环境
第二节 城邑与气候环境
第三节 城邑对环境的影响
第十一章 秦汉城邑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节 先秦城邑与文明进程
第二节 秦汉城邑的继承与发展
一 继承和发展了城邑的等级制度
二 继承和发展了战国形成的郡县制
三 继承了王国以来形成的两城制
四 继承了封闭的空间模式
五 继承了高台建筑形式
六 继承和发展了战国以来形成的城邑网络
七 官城与官署的变化及轴线的初步确立
八 宗庙位置的变化
第三节 秦汉以后城邑的发展变化
一 《匠人营国》的模式
二 单一宫城及中轴线的出现
三 皇城的出现
四 里坊制度的变化
五 佛教建筑的出现
六 城墙的变化
余论
参考文献
附表
附表一 《史记》《汉书》及考古资料所见秦郡设置一览表
附表二 《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郡国一览表
附表三 《续汉志·郡国志》所载东汉州郡一览表
附表四 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五 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六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七 河西走廊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八 青海东部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九 西域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十 西南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十一 福建及岭南地区考古发现城址一览表
附表十二 考古发现高句丽早中期城址一览表
附表十三 秦汉时期著名商业城邑一览表
附表十四 两汉盐铁官及工官设置一览表
后记
精彩书摘
二 平面形制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及圆形、椭圆形、梯形、刀形、曲尺形等。在已知形制的190座城址中，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城址111座，方形或近方形55座，不规则形11座，其他形制各约一二座。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占87％以上，成为该地区城址的主流形制。长方形见于各类城址中，方形则常见于小型以下的城址，尤其是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并且多数建于汉代，如天津静海西钓台古城、黄骅伏漪城，山东即墨皋虞故城、即墨沉乡侯国故城、即墨壮武县故城、海阳昌阳县故城、临清东汉贝丘故城、博兴利县故城，江苏赣榆利城县故城等。另外，有大、小两城的，大城多为长方形，而小城多为方形，如河南鄢陵县鄢陵故城、商水阳城故城等。之所以长方形与方形城址最多，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形广大，为筑造长方形及方形城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从发现的先秦城址看，这里具有追求方正的筑城传统。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上述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并非完全都是中规中矩的形制。人们追求方正的愿望，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城址面积较大时，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山川、丘陵、河流、湖泊等地理条件的限制。秦汉城邑一般建在一条河流之侧或多条河流之间，靠近河道的城墙往往并非一条直线。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等，城墙受河流影响十分明显。河南偃师滑城建于滑城河与北河之间的靴形台地上，因此，城址建造也就不得不因形就势。而山东邹县邾故城建于峄山和廓山之间，城墙由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城墙因山而建，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种利用山势筑城，以此提高城邑防御功能的做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人们在建城立郭时，需要考虑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物产、人口等诸多因素，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是最基本的原则。然而，利与不利是相对而言、因时因地而宜的。河流是建城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城邑用水、排水、河运、防御等都离不开河流。但是，如果城址距河流太近，洪水泛滥会冲毁城墙，危及城内安全；如果城址距河流太远，又不利于城邑用水，给河流运输造成不便，防御功能也随之降低。因此如何做到恰如其分，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是城邑选址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对此，《管子·乘马》就做了阐述，该书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对照秦汉城邑资料，绝大多数都符合这一城邑选址原则。
黄河中下游地区亦有两城并存的形制，但数量不多，而且仅见于较大的城址，其中以大、小城相套者居多，约占城址总数的5％左右，个别为东西毗邻或南北相接的形制。这种城址多数是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秦汉时期在旧城内新建小城，或将旧城一分为二，仅用其一。个别两城制是秦汉以后另建新城形成的。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
评分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评分二 平面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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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二 平面形制
评分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上述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并非完全都是中规中矩的形制。人们追求方正的愿望，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城址面积较大时，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山川、丘陵、河流、湖泊等地理条件的限制。秦汉城邑一般建在一条河流之侧或多条河流之间，靠近河道的城墙往往并非一条直线。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等，城墙受河流影响十分明显。河南偃师滑城建于滑城河与北河之间的靴形台地上，因此，城址建造也就不得不因形就势。而山东邹县邾故城建于峄山和廓山之间，城墙由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城墙因山而建，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种利用山势筑城，以此提高城邑防御功能的做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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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收集了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630多座秦汉城址资料，并将它们进行分区、分级研究。分区主要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兼及自然地理及今日政区划分：分级既考虑当时的郡县制和郡国体制，也考虑到城邑沿用造成的等级差异。为了便于微观观察和宏观把握，书中对单一城址，重点考查其历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文化内涵：对整个时代的城邑，重点研究它们的分布规律、特点以及区域性差异。在分区、分级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城邑与秦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最后，对城邑的发展历程做了纵向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邑与文明产生发展进程的关系，以及秦汉城邑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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