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级研究生来说,除了张岱年先生以外,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朱先生。入学那时,除了张先生这样年纪的老先生我们称先生外,五十几岁以下的先生多称老师,所以我有好多年都称朱老师,后来才改称朱先生。在改口的开始几年,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叫朱老师亲切些,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初入学时,我们曾在张岱年先生课上问他,朱先生是不是他的学生,张先生说:“他解放前在清华上我的课,我两年都给他100分!”张先生还说“他现在已自成一家”。
评分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评分传统的单词书往往将所有大纲单词按字母顺序排列,这样虽然便于查找,但复习起来毫无重点可言。很多考生还因为全书从A到Z的记忆顺序过于枯燥,而产生强烈挫败感,最终半途而废,十分可惜。
评分朱先生不仅上课,还找大家到家里去谈,第一学期结束,大家交了对《管子》《内业》、《心术》篇的注释作业,假期中朱先生找我们十个人分别去谈,这种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很少有人做到,我自己也从来没做到过。1981年春夏,每个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都拿给朱先生去看,这大概不是教研室的规定,而是大家对朱先生的一种依赖,反正麻烦朱先生也没关系,他肯定会给我们的论文把关。我记得朱先生找我去谈我论文的时候,点头予以肯定,说我的论文“有点新东西”,得到朱先生的鼓励,我当时很高兴。
评分在上朱先生通史资料课时,讲到魏晋哲学和北宋哲学时,朱先生都提到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指出在欧洲哲学史上沃尔夫最先提出这个分别,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此分析汉代哲学和魏晋玄学哲学形态的差异。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在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已很少有人再用,当时的学者多认为本体论是旧哲学名词,不宜作今天哲学史分析的方法。但朱先生在课上还是强调这一点,这是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拨乱反正,这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对朱熹理气观演变的分析,除了利用冯先生逻辑在先的分析外,也利用了这个框架,论述了朱熹哲学从本体论到宇宙论的变化,这个分析就是受到朱先生讲课影响得来的。
评分我有幸协助永兴先生收集有关陈寅恪的史料。王老很想知道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这一段时间的史料。我立即想到钟翰先生,他对这段历史最为熟悉。2002年9月25日,二老在钟翰先生寓所相会。是年钟翰先生虚龄恰为九十,两位史苑耆宿相会,共话学界轶闻往事,实系很有意义且十分难得。钟翰先生深情地回忆了60年前的事,畅谈了陈寅恪在成都教书时的情况和对自己的帮助、教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评分《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学林漫话系列:远去的先生》是《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学林漫话”书系的第一册,精选1998年至2010年间于“学林漫话”栏目刊登的学人追思文章41篇,追思41位学林大师。
评分当代唐史学家王永兴,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因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识,于1937年转入历史系,成为其入室弟子。抗战胜利后,即随侍寅恪先生任其教学助手。1957年至1978年间,王永兴遭受迫害,虽身处逆境,然犹时时惦记着陈寅恪。至1978年才得知,陈寅恪于“文革”中遭残酷迫害,已于1969年捐馆。王永兴异常悲愤,决心收集陈寅恪的生平事迹,将其人品和文品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评分可以,只是其中很多先生,我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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