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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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题跋丛书:越缦堂书目笺证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史部
评分洗羊毛
评分公一五五三五年,高欢、宇文泰分裂北魏,在中国北方产生了东、西魏两个政权,公一兀五五七年,宇文觉灭西魏,建立北周政权。但是敦煌艺术自有其特殊性!我们所讲的敦煌西魏艺术,并非严格依照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来划分,而实际上跨越厂北魏晚期和西魏这两大统治时期,也就是东阳王兀荣家族统治敦煌的约公元五二五年!五五七年之间。①据《魏故金城郡君墓志》载:魏明元帝第四代孙元荣于北魏孝昌元年(公元五二五年》前出任瓜州刺史,来至敦煌。永安二年(公元五二九年》又被封为东阳王。②到西魏大统八年(公元五四二年》以前,元荣一直任瓜州刺史,是敦煌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元荣任职敦煌正值北魏晚期,时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相激化,河西、敦煌地区也不能幸免,所谓王路否塞,魔事滋扰,正是当时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兀氏家族为了稳定局势,将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之一,再加上元荣本人体弱多病,十分崇佛,并且乐此不疲。受其影响,其家人及属下也大力提倡佛教。目前发现的东阳王一兀荣写经共达十卷之多,与元荣有阅的北朝写经也有四卷,其崇佛之烈可见一斑。
评分读书就如同一个科学家去读当代文学作品,一个诗人去读某个考古学家的记录一样,读是因为喜欢,读是源于兴趣,有一句话说的好:“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正是这种兴趣的阅读,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小学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各种各样的“闲书”,从爸爸妈妈给订阅的儿童杂志,到一些文学名著,我都照单全收。即使是上中学以后,也是依然爱读书,也要在繁忙间隙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些许的休憩。拿起一本喜爱的书籍,就好像随手推开一扇窗户,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这风景或粗犷豪放,或细腻委婉,或雄伟磅礴,或感人肺腑,令我浑然忘却了学习中的烦恼与不快,仿佛排徊在青山绿水之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挥着思想的翅膀,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捧一帧书册,看史事五千;品一壶清茗,行通途八百。无须走马塞上,你便可看楚汉交兵;无须程门立雪,你便可听师长之谆谆教诲。莘莘学子,自幼苦读经书,不惜为此头悬梁,锥刺骨,为的是什么,就是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这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开卷”。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成“红楼巨著”;纪晓岚“饱览群书,徜徉书海”,方得“天下第一才子”称号……他们都是从“开卷”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益处。 初读好书,如获良友;重读好书,如逢故知。书,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事。书,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书,可以使我们变得有修养。书,还可使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读书的好处有很多,就等着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同书一样,报纸上形形色色的消息,五花八门的知识,都像磁铁般吸引着人们。世界天天在变化,社会天天在发展,新人新事新科技层出不穷。这样,报纸就天天有新内容,每天都会给你新的启发,新的感受。忠实的读者因经常读报,不仅乐趣无穷,而且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有的人因此而走上了成功之路。毫无疑问,报纸是千百万人终身的良师和益友。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勤读报,会读报,你就会和大千世界息息相通。这样的好机会,我们从小就因该抓住;这样的好习惯,我们从小就因该养成。
评分杂考类
评分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评分《书目题跋丛书:越缦堂书目笺证》为抄本《越缦堂书目》的首次整理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内容包括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传记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目录类、史评类、越缦堂书目让渡记等。
评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如果说敦煌艺术崛起于北魏时代的话,那么,当历史进入西魏后,敦煌艺术就大步跨入了一个兼容并蓄、融会中西的新时代。太和年间的孝文帝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魏鲜卑族的汉化运动,再加上当时南北方之间交流进一步加深,使得中原、南朝文化艺术的影响也远披西陲。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西魏时期的莫高窟艺术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艺术风格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清新雅致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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