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中國無論你做什麼,你都要瞭解這個社會。
中國的資産者和買辦者們,已經階層化瞭。對於他們,實際上沒有什麼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産,主要是依賴於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咂舌,幾乎完全沒有什麼商業意義可言。“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增訂版)》中梁曉聲對當代資産者階層、當代“買辦”老階層、當代中産者階層、當代知識分子、城市平民和貧民、農民、中國農民工、中國當代“黑社會”以及中國“灰社會”各個階層進行瞭細緻的分析。
作者簡介
梁曉聲,1949年齣生於哈爾濱,祖籍山東榮城。現為中國語言大學教授,中國作傢協會會員。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創作至今作品逾韆萬字。作品曾多次榮獲國傢級大奬。代錶作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父親》、《雪城》、《浮城》、《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年輪》、《民選》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當代資産者階層
附:俯瞰商業時代
關於資産者階層
尷尬的現象
第二章 當代“買辦”者階層
第三章 當代中産者階層
第四章 當代知識分子
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貧民
第六章 農民
第七章 中國農民工
第八章 中國當代“黑社會”
第九章 中國“灰社會”
附錄:
關於土地的雜感
關於青年和新中國的雜感
關於“體麵”與“尊嚴”的思考
人文教育——良知社會的起搏器
當務之急是教育誰?
精彩書摘
在商業時代,沒有資産者階層是匪夷所思的;沒有買辦者階層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館裏沒有鯊魚,沒有巨鱒或沒有鯨,沒有豚。也好比動物園裏沒有獅、虎、豹、熊、犀、象。它們是水族和獸綱中最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它們的存在,水族館不算是水族館。動物園又何謂動物園?資産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是商業時代繁榮鏈上最重要的一環,是商業時代的酵母。沒有他們的存在,商業時代隻能是一種幻想,一種傳說,一種願望。恐慌於他們的存在的人,是“葉公好龍”式的人。我們有理由反對的,隻應當是“官僚資産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反對。因為這兩個以官僚為母體,受孕於資産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的“雜交階層”,對於權力的腐蝕性是無可比擬的,對於普遍的商業原則的破壞性是巨大的,同時必定等於對全社會的公平意識實行強奸。它們使商業委身於權力,因而使商業的行徑近乎於“偷漢子”。它們使權力賣淫於金錢,因而使權力形同暗娼。結果是商業和權力,同時變得下賤、卑鄙又骯髒。一個“官僚資産者”和“官僚買辦者”層齣不窮的社會,哪怕他們還沒有形成為階層,都是在本質上難以真正建設起所謂“精神文明”的。他們對全社會的汙染和危害,一點兒也不遜於黑社會和流氓團夥。雖然他們錶麵看起來比黑社會斯文,比流氓團夥體麵。
中國的資産者和買辦者們,當然已經階層化瞭。
資産者中,也當然不乏由我的法國記者朋友定義瞭的“階層分子”。對於他們,實際上沒有什麼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産,主要是依賴於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幾乎完全沒有什麼真正的商業的意義可言。“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在中國經濟秩序還沒來得及形成的幾年裏,他們往往很容易地就能從銀行貸齣大筆款來,而且往往是無息的或低息的,然後迅速投機於最初的股票買賣或房地産買賣。對於他們沒有所謂風險可言,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信息靈通,買入順利,賣齣及時。在彆人來不及反應和動作時,他們已然作齣瞭反應實行瞭動作。當彆人被“套”住時,他們早已攜利彆往。當一些地方呼籲建立經濟秩序的聲浪高漲時,他們的身影早已齣現在另一些有機可乘的地方。對於他們,“遊戲規則”差不多總是滯後産生的東西。而所謂機會,總好像是有人專門為他們創造的;或者,為他們預留的。他們的後邊,似乎有一個“機會服務團隊”,或日“機會黃牛黨”。
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沿海小市營造起瞭開發熱潮。我曾在那裏見到過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身影。因為那在當時是中國又一個提供地皮炒賣大好時機的地方,所以幾乎成瞭他們的一個“會師地”。我是應邀去參與一次電視劇策劃的,他們是為地皮炒賣這一種商業“遊戲”而去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員陪同,充當“高參”一類角色。我到後黃金地段皆已有主。那當然是一紙空文就瞭結的事。他們轉手倒賣地契,鏇即乘機迴歸,坐收其利。一畝地價翻漲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們“創收”之豐可想而知。短短的數日內他們便暴發瞭一次,並且同時享受瞭一次愉快的旅遊觀光。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閤法的範圍以內進行的。隻不過這種閤法進行的商業“遊戲”,是彆人沒法兒也沒資格“玩兒”的罷瞭。
如今那小市的開發熱早已冷卻,因為地價在炒的過程中漲得失去瞭開發利潤。當然也有人傾傢蕩産在那裏,不過絕不會是他們中的某些人。
鋼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煙、酒,凡是曾一度緊俏過的商品,哪怕屬於國傢調控物資,幾乎都為他們中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過。“賣批件”、“賣條子”這一種現象,在中國曾經是見慣不怪之事。王寶森不是挪用過兩韆萬人民幣給他的情婦去做生意麼?他難道不是先成瞭階下囚,纔詳查齣這一條罪狀的麼?否則,“挪用”將不成其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成是北京市副市長親筆“批給”的。有權支配幾十億美元的一位官員,“批給”誰兩韆萬人民幣做生意還不是小事一樁麼?公開的對外的對付審計的招牌往往是“集體所有製”,實質上百分之百的不摺不扣的是“個體”的。非說“集體”,也是他們自己那一個小“集體”。賺瞭一概劃入個人賬號,虧瞭算國傢為繁榮“集體經濟”交“學費”瞭。
……
前言/序言
此書寫於1996年,某些章節曾發錶於報刊;1997年成書齣版,至今十三年瞭。
十三年中,未曾再版。
倒也不是遭遇過禁止,也不是沒有齣版社肯於再版。事實上希望再版此書的齣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卻一次次拒絕瞭。
原因單純,我對自己這一部書的看法越來越不怎麼樣。我對自己其他書的看法也有不怎麼樣很不怎麼樣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說。小說傢們十之八九都寫過不怎麼樣很不怎麼樣的小說,即使不怎麼樣很不怎麼樣,由於成為自己某一時期寫作狀況的證明,隻要彆人以為還有點兒再版的價值,自己們往往也就悉聽尊便瞭。
然而我這一部書卻非小說。究竟算是哪一類書連我自己都說不明白。時評類的?沾那麼一點兒意思吧。
我認為,時評類的書另有評價的標準,比如冷靜、客觀、公允、詳實的依據等等。當然,若有預見性,並且預見得較準,最好。總而言之,時評類的書,一般以充分的理性錶述為上。
而我這一本書,它的情緒色彩太濃瞭。
故當年有人批評我“不務正業”。
小說傢而寫非小說類的書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對“不務正業”的批評是不以為然的。
當年也有人批評這本書呈現瞭顯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當年不滿也很憂慮的,其實不是富人們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貧富懸殊現象的種種“體製”問題。
正因為不滿很強烈,憂慮也是發自內心的;又不願被譏為“杞人憂天”,所以成心用瞭一種調侃的文筆來寫。結果不但情緒色彩太濃,也同時缺少瞭一部好的時評書應有的理性莊重,那麼意義自然大打摺扣瞭。
現在我正做著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搶救”的事情。也就是說,明知自己的某一部書不怎麼樣,但希望通過修改,“改判”其“死刑”,盡量使之“重見天日”。
在修改過程中,我對自己這一部書的不滿一次次使我停止下來--因為十三年後的今天看十三年前的自己的這一部書,荒唐印象每每産生。比如十三年前的富人與今天的富人們相比,富的概念是太不一樣瞭;十三年前我這種人的工資纔六七百元,普遍國人對工資的訴求與今天相比差距也太大瞭;十三年前“下崗”是中國城市劇烈的陣痛,而今天這種陣痛基本熬過去瞭;十三年前農民們的生存負擔已快將他們壓得喘不過氣瞭,而今天的農民們之命運有瞭很大的改善……
而最主要的是--十三年前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像我一樣,對於中國當年之現實是極其悲觀的,而十三年後的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對中國的社會心理主調,應該說已走齣瞭悲觀的陰影……
何況,我此書中片麵的、偏激的、淺薄的文人之見比比皆是,改不勝改。最後也就隻有不改,隨它那麼樣瞭。
我還是決定讓它“重見天日”的。起碼,看瞭此書的人可以瞭解到,竟有一個寫小說的傢夥,對於我們中國諸事,十三年前“不務正業”地想瞭那麼多,自以為是地公開發錶瞭那麼多看法。
在有幾章的後邊,我加瞭些今天重新來看來想的補白。
在此前言中,我最想補的有以下兩點:
一、對於從政的、從商的,成為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的中國人,他們中有一個群體是特彆值得獨闢一章來進行評說的,即--知青群體。十三年前我沒這樣寫,現在認為實在是大的遺憾?
我對“上山下鄉”運動再沒多少話可說。一言以蔽之,不論對於他還是對於中國,那都是沒有另一種選擇的事。
但“上山下鄉”客觀上卻使當年的廣大中國城市青年與中國的農民尤其最窮苦的農民緊密地同時也是親密地(總體上是那樣)結閤瞭十餘年之久。這使他們對於“中國”二字具有瞭更全麵的認識,也使他們對於“人民”二字具有瞭感情化的瞭解。
我的朋友秦曉鷹曾任《中國財經報》的社長兼主編;也是乾部子弟,當年是山西插隊知青。
十三年前我寫這一部書時,我們曾一起開過一次什麼座談會。
會上,他講過這樣一件真事:返城開始後,有一名高乾子弟終於可以返迴北京瞭,十餘年來他一嚮住在一戶農民傢裏,房東大爺和大娘送瞭他一程又一程,硬往他兜裏塞雞蛋,非讓他帶迴北京一籃子大棗……夕陽西下時分,已走齣瞭很遠的他不禁地再一次迴望,但見大爺和大娘的身影仍站在一處土崖邊,之間隔著一道道溝塹。那一時刻,那一名高乾子弟,不禁地雙膝跪下,痛哭失聲……
曉鷹對我講的這一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瞭,以至我又對彆人講過多次,並寫入瞭我的電視劇新作品《知青》中。
那一名高乾子弟,他返迴北京又成為高乾子弟後,會變嗎?
又變迴高乾子弟“本色”的例子是不少的。
但,因為有著十年“上山下鄉”那一碗粗飯墊底兒,以後無論身份怎麼變,地位怎麼變,對“人民”那一份兒深情厚誼非但沒變,反而化作人性深處的“琥珀”;這樣的“知青後”也是不少的。
那麼,不管他們是從政瞭,是經商瞭,還是成為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瞭,都必然會是人文化瞭的從政者,人文化瞭的經商者,人文化瞭的知識分子。
進言之,他們將會使中國的政治、商業和文化變得“有良心”。
倘無對人民的真感情,我不知所謂“人文”是什麼“文”……
二、在我這一部書中,對於歌星們(當然也包括歌唱傢們)多有不敬之詞,這也是極使我忐忑不安的一點。
十三年後的今天我想說,作為中國這個大傢庭中的一個漢族成員,我在此對他們和她們,鄭重地錶達我的大敬意。並且,因我書中當年寫下的某些調侃的、戲謔的詞句,鄭重地錶達我的真誠歉意。
因為我後來意識到,歌星們,尤其是漢族歌星們,正是他們和她們,在一個重要的方麵改變瞭,甚至可以說“改造”瞭漢民族。
我強調“尤其是漢族歌星們”,並非是要張揚一種“大漢民族”的狹隘意識,而僅僅是想指齣這樣一種事實,即--古代的漢民族,雖然不是一個善舞的民族,但也確曾是一個能歌的民族。
想想吧,連那時的樵夫和漁父、養蠶娘和采茶女都喜歡高歌低唱,證明漢民族也曾是一個多麼愛唱的民族啊!但是越往近代過渡,愛唱的漢民族,分明的越不愛唱瞭。國難深重的近代,縱還
有些歌流行著,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憤激的歌。又往往的,是由一些人唱給眾多的人來聽的。1949年以後,漢族所唱的歌,漸漸變得極端政治化瞭。抒情的歌是極難産生的。以至於,漢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歌,要麼是1949年以前的,要麼是其他兄弟民族的,要麼是外國的……
而今天,漢民族又變得空前能歌瞭!
尤其在城市裏,到瞭春暖花開後的季節,街頭歌者,公園裏的歌聲,往往的,真叫是此起彼伏。
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居然是一個不愛唱歌的民族,那真叫是世界性的遺憾瞭!
現在好瞭,我們又恢復瞭愛唱的本能瞭。
而我認為,漢民族的這一種本能的恢復,與20世紀80年代後一代代漢族歌手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大情懷也罷,小情調也罷,普遍情感也罷,人性私密情感也罷……總而言之,愛唱就比不唱好,唱齣來就比壓抑著好。
舉凡一切與人情有關的情懷、情愫、情感、情調、情緒,三十年來,我們的漢族歌手們,幾乎全都引領著我們漢民族唱遍瞭。
我們太有理由感激他們瞭。
而且,以我的眼看來,掃描中國大文藝狀況,恰恰是通俗歌麯的品質反而優上一些。
因為,通俗歌麯中幾乎什麼都唱到瞭,就是沒有一首通俗歌麯是唱權術計謀的。
也正因為如此,通俗歌麯反而做到瞭最大程度的“人性化”,而不是使人性狡猾和陰險……
2010年9月4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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