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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德布雷，赵汀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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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
•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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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 书信
• 理论
• 近代史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5124

版次：1

商品编码：11446977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人类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那个启蒙时代，先哲先贤以通信的形式自由探讨社会精神、民主要义。二百多年后，一代中法知识分子因缘际会，致敬启蒙时代思想自由激发的精神，探讨革命与时代的走向，思辨社会变革前后的理想与现实，行文自由挥洒、思考恣意。
　　对于“革命”或“告别革命”，中国哲学家思辨与理想并存，切?格瓦拉的战友却更加现实与冷静——“任何暴力革命都无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有技术革命才真正改变人们。革命的激情与理想难以催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当“民主”、“自由”成为人们嘴上的谈资时，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其内涵和实际性的操作。“人们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民主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当今的民主仅为寡头民主，人民从奴仆转变为公民，又从公民转变为看客。”
　　两位作者对于权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权力是官僚金融资本、新技术、互联网等‘后台权力’，人民主权成为空洞的口号。
　　告别革命之后，回顾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与政治都在走向转型之时，应该怎样看待民主、完善社会制度的建设？是本书与现实的无尽思考。

内容简介

　　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战友，赵汀阳是中国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两人在法国偶会，深入讨论各自国家改革与全球化时代政治权力变迁等问题。
　　德布雷回顾了他亲历的20世纪风云，阐述了对革命喧嚣之后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纪中权力的隐性转移才是重要问题。赵汀阳点出中国三千年变革史的重要节点，指出应对狂热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18世纪，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数万封通信探讨时代精神与社会变革。300多年后，东西方学者也以通信体的方式致敬先贤，思辨革命、权力与民主。喧嚣之后，迷思尚存。仍需冷静思考，执着探索。

作者简介

　　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战友，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在法国已出版多部影响颇大的作品。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长城学者。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目录

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赵汀阳：我一直有个困惑：人类追求许多美好概念，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普爱、进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个概念单独来看都是好的，但这很像我听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4个弦乐艺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给他演奏其创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分别演奏得很好，真的，每个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经历一场危机，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正如你感觉到的一样。我们这儿任何人可以对一切发表任何意见（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谁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原义）变成了鬼魅，很明显，真正当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监督之外而被决定的，在自我封闭的（国家的、欧盟的、国际的）圈子里决定的。
第三组通信
赵汀阳：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精彩书摘

　　一、
　　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二、
　　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可谓一针见血。人们可能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一种价值。民主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好的公共选择，也同样可以用来产生坏的公共选择，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诉求或价值观所绑架，比如说，民主可以用来决定赖账、违约甚至发动战争和侵略别的国家。
　　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关民主（这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争取到的对野蛮的抵制）的疑问。它首先能使社会安宁，避免人们为了政权而自相残杀，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因素。但民主这个词，我该向你承认，当它被不加鉴别地利用时，就是一个我有所提防的词，一个到处都可以用同时又没有专用的词。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间很少有关系。
　　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四、
　　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五、
　　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六、
　　“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

前言/序言

　　2011年5月在法国南方的太一庄园(Les Treilles)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会议的第二天就社会的演变方式进行了辩论。这天主持讨论的是年轻时代在南美随切?格瓦拉打过游击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他注意到来自北京的赵汀阳的发言，赵汀阳讲到对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激情理想可能引起的非理性后果的一些疑问。德布雷虽然已离开政治舞台多年转而从事文学和学术，但面对“革命”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题材，不可能漠然置之，在多年的反思之后，德布雷有很多话要说。在西方左倾学者眼里，中国是一个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听到来自中国的学者的看法，德布雷深感兴趣。在休会进餐的时候，德布雷找到赵汀阳，建议用通信对话的方式更深入地继续讨论而形成一本合作著作。
　　免于喧嚣，远离媒体，让中法知识分子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了解、真诚对话，这本来就是德布雷的愿望。太一庄园会议原就是德布雷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提出的计划。德布雷在２０１０年前往上海世博会去参加一场讲座时，在飞机上与我谈起这个设想。三年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三次成功的圆桌会，两次在法国，一次在中国，参会者们成了朋友，对话经验没有使人失望。赵汀阳和德布雷也继续了他们的书信讨论，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从政治和宗教到历史和哲学等等。两个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家，不去使用学术黑话或专家调门，不去回避敏感的主题，也不躲避在各种简单化的口号后面，是否能够在当今中西方都多有偏见的环境里发言? 这正是这个不寻常的书信讨论所面临的挑战。雷吉斯?德布雷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赵汀阳也不是法国问题专家，两人各持的独特风格、立场和观点，都属于少数派，这正使他们的对话更加珍贵而有益。生活的偶然性使我碰巧掌握了中、法两种语言，我很乐意把这两位朋友的信件忠实地翻译为对方的母语，让双方能够更准确地彼此理解。
　　尽管赵汀阳对西方古今哲学了如指掌，却仍然自认只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运用中国古代思想来分析当今世界遇到的问题，引起了德布雷的兴趣。赵汀阳选择“行事”（他翻译为拉丁文facio）作为哲学问题的支撑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 (Médiologie)，因为媒介学关心的是技术发明对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带来的实际影响。两人的书信交流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赵汀阳的哲学思路连续而跳跃，从一个问题链接到所有问题，又回到原来的问题；雷吉斯?德布雷文字激扬，辩论风格直截了当，也许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这也增强了这次排除去僵化陈词和顽固成见的对话的价值。汉学家或法国专家不可能垄断两种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探险性的对话。
　　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种明显的道德危机，甚至可称文明危机，同样在东西方导致了不稳定的影响，类似的方向迷失盛行在这里也在那里。从本书的对话可以看到，中法两国相隔虽远，但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更相近。赵汀阳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一半现实是西方, 中国已经在“内化”西方。的确，中国很认真地把西方当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问题确实变成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个奇异的历史交叉引起了德布雷幽默的反应:“假如西方的诱惑(tentation de l’Occident)在你们那里成功地导致对我们的东方诱惑变得过时和无内容了，那将是够好笑的……”
　　人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产生误解或者虚假的同意，要把它们完全消除只是一种幻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围墙、语言和家谱等等，而充分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空间是必要的，这可不是为了在一起理解当前某个火爆的新闻，而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共同未来。
　　张万申 (Jean-Paul Tchang)
　　巴黎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激荡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并非一本单纯的史书，也非教条式的政治论述，它是一份穿越历史尘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珍贵思想回响。本书以通信的形式，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对话平台，邀请读者一同深入探讨“革命”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议题。它剥离了脸谱化的定义，直抵革命内核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深刻性。 何谓“革命”？一场永不停歇的追问 “革命”，这个词语本身就承载着巨大的能量，它意味着颠覆、变革、新生，也可能伴随着阵痛、混乱、牺牲。在《两面之词》中，革命不再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冰冷概念，而是化为了一封封充满温度的通信。这些通信的作者，可能是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激进分子，也可能是审慎思考的观察者；可能拥抱变革，也可能警惕其潜在的危险。他们之间的每一次往来，每一次辩驳，每一次认同与质疑，都构成了对“革命”理解的丰富层次。 本书不试图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它深知，关于革命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光谱的两端，甚至在光谱之外。它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到这场思想的探险中，去辨析作者们提出的不同观点，去理解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社会条件和个人经历中形成的。这种“两面之词”的呈现方式，正是对“革命”本质的一种隐喻：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伴随着赞成与反对、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阴影的交织。 通信：思想的脉络与情感的载体 通信作为一种古老而又独特的交流方式，在此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赋予了抽象的政治理念以鲜活的生命力，让那些关于权力、自由、压迫、解放的讨论，不再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文字表面，而是渗透着作者们的情感、顾虑、希望和失望。 通过通信，我们可以窥见思想是如何在碰撞中萌芽、发展，又如何因现实的阻碍而受挫。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人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某些通信或许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呼唤着彻底的变革；另一些则可能字斟句酌，审慎地分析着改革的成本与风险。这种情感与理智的交织，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引人入胜，也更具启发性。 每一封信，都是一次思想的播种，也是一次情感的抒发。作者们在字里行间，可能记录着他们对街头巷尾流言蜚语的倾听，对官方宣传的审视，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以及对现实苦难的体察。这些真实的记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而立体的历史图景，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革命的发生，并非是某个群体的一时冲动，而是无数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必然结果。 革命的复杂性：理想的翅膀与现实的泥沼 《两面之词》深入探究了革命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革命往往源于对不公义的强烈愤慨，源于对更美好社会的向往。它承载着人民对自由、平等、尊严的朴素追求，是阻碍进步的旧秩序被打破的强大动力。作者们在通信中，可能会描绘被压迫者的苦难，揭露统治者的罪恶，从而点燃改革的火种。 然而，另一方面，革命也并非总是通往理想彼岸的坦途。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可能变得失控，甚至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新的权力结构可能滋生新的压迫，而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又可能导致无辜的牺牲。本书的“两面之词”正是要呈现这种张力：一边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另一边是对革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化与扭曲的深刻警惕。 通过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参与者们，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可能在革命的某个阶段志同道合，但在革命的目标、手段、以及革命成功后的未来蓝图上，又会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并非简单的“好人”与“坏人”之别，而是不同人生经验、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发展路径的理解差异所致。本书正是通过这些细微的差别，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让读者能够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去理解革命背后的人性与制度的博弈。 历史的镜鉴：跨越时空的对话 《两面之词》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场思想的辩论，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当下和未来的历史镜鉴。通过对过往革命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变革的动因与挑战。那些在通信中出现的关于权力分配、利益博弈、社会公正、个体自由等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面对新的社会矛盾，新的变革呼声时，《两面之词》所呈现的“两面之词”，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它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要警惕潜在的风险，关注改革的代价，并努力寻找更加包容、更加人道的解决方案。它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样的变革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整体福祉的，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引导社会走向更加文明的未来。 本书的通信形式，也使得这种反思的过程充满了代入感。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些历史的时刻，与作者们一同经历着那些思想的挣扎与情感的起伏。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更容易让我们将历史的经验内化为自身的思考。 《两面之词》：不止于“革命” 尽管书名聚焦于“革命”，但《两面之词》所探讨的议题，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政治范畴。它触及了人性中关于权力与自由的永恒诉求，关于理想与现实的艰难平衡，关于集体行动与个体价值的内在冲突。这些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 阅读《两面之词》，我们不是在被动接受某个结论，而是在积极参与一场思想的盛宴。我们被鼓励去质疑，去比较，去形成自己的判断。通信的作者们，就像是引导我们穿梭于思想迷宫的向导，他们展示了不同的路径，揭示了隐藏的陷阱，但最终的选择权，依然掌握在读者手中。 这是一本需要细细品味的图书。每一次翻阅，都可能因为我们自身经历和认知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感悟。它是一次智识的探索，也是一次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它让我们明白，革命并非简单的推翻与重建，而是一个复杂、动态、充满矛盾的长期过程，而理解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两面之词”，并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去思考，去辨析。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正是一本邀请你加入这场深度对话的书。它所提供的，并非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你思考的火种，引导你深入理解“革命”背后那波澜壮阔的思想河流。

评分☆☆☆☆☆

翻开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并非某个惊世骇俗的论点，而是那种字里行间弥漫的、仿佛触手可及的时代气息。那些关于“革命”的讨论，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理论探讨，不如说是一种身处变革漩涡中的灵魂呐喊。我特别关注的是，作者们如何捕捉并呈现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是激情澎湃、不顾一切的狂热，还是理性审慎、权衡利弊的思考？是面对未知未来的憧憬，还是对既有秩序的深深眷恋？“通信”这种方式，无疑为这种情感的传达提供了绝佳的载体。那些省略的背景、未竟的争论、甚至是偶尔流露的个人情感，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我期待看到的是，在一次次的往复书信中，参与者们如何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如何被对方的论证所触动，又如何在坚守原则的同时，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对“革命”这一概念的定义，更是他们通过对革命的“辩词”与“反辩词”的交织，所展现出的个体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与局限性。这本书，我想它不仅仅是关于革命的理论，更是关于人如何在变革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在思想的碰撞中塑造认知。

评分☆☆☆☆☆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这个书名，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一场深刻思想辩论的无限想象。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两位（或更多？）思想家，在动荡的年代，通过书信往来，将“革命”这个议题剖析得体无完肤。我设想，这种通信的形式，必然会承载着作者们最真实的情感、最即时的思考，以及最尖锐的观点。它不像学术论文那样规整，也不似历史叙事那样宏大，而是充满了个人印记，仿佛能听到他们低语、争论、甚至叹息的声音。我期待的是，在一次次的笔墨往复中，他们如何定义“革命”？是颠覆性的变革，还是社会肌体的有机生长？他们又将如何审视革命的“两面性”？是它带来的进步与解放，还是它潜藏的暴力与失序？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看到，在思想的激荡中，个体是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如何在集体叙事中寻找个人价值，又如何在历史的巨变中，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这本书，我想它不仅仅是关于革命的理论，更是关于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着实引人遐想，我拿到它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勾勒出无数可能的画面。想象一下，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笔尖与纸张摩擦出的火花，承载着激昂的理想与深刻的忧虑。两位（或者更多？）身处不同立场、不同境遇的思考者，通过书信的方式，一层层剥开“革命”这个宏大叙事的复杂肌理。我期待的是，这种“通信”的形式本身就能带来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不同于论著的严谨铺陈，也区别于历史叙事的线性推进，书信往往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色彩、情感温度，甚至是即时性的思考痕迹。这就像是窥视了历史的私人角落，看到了那些不被官方史书记录的挣扎、辩论和情感碰撞。我好奇的是，他们会如何定义“革命”？是旨在推翻旧秩序的暴力抗争，还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他们对革命的成果又抱有怎样的期待？是全民解放的曙光，还是新的压迫的开端？“两面之词”这个副标题更是点睛之笔，预示着这场思想交锋绝非一边倒的歌颂，而是充满了质疑、反驳与自我审视。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看到革命进程中那些不易察觉的阴影，那些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同声音。我想通过这本书，去理解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改变了参与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

评分☆☆☆☆☆

拿到《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这本书，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它传递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我能想象，这并非一本枯燥乏味的理论著作，而是通过书信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载体，来探讨“革命”这一宏大而又沉重的话题。我特别期待的是，这种“通信”的形式能够带来一种怎样的视角？是近距离观察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间的思想碰撞，还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家们对同一议题的反复思辨？“两面之词”这个副标题更是让人浮想联翩，它暗示着一场关于革命的辩论，充满了不同声音、不同立场、甚至是对立观点的较量。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看到，在革命的进程中，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又如何承受其带来的后果的。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质疑、甚至是矛盾，都将比冰冷的史料更能触动人心。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对“革命”本身是什么的定义，更是他们对革命的意义、价值以及可能付出的代价的理解。这本书，我相信能够带领我深入历史的肌理，去理解一个复杂概念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具象化。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框架。我设想，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场革命的论辩，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那些书信，定然承载着作者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深刻洞察，也必然充斥着他们个人情感的起伏与时代的脉搏。我尤为好奇的是，“两面之词”所暗示的，是正反两面的论述，抑或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交锋？是赞扬革命的伟大，还是审视革命的代价？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导我深入思考“革命”这个词汇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它是否是进步的代名词，还是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与动荡？通过通信这种私密而直接的交流方式，我期待能窥见到革命者内心深处的挣扎、困惑与坚定。那些字斟句酌的遣词造句，那些往复辩驳的逻辑链条，都将成为解读历史真相、理解人性深度的绝佳窗口。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去理解革命的复杂性，以及在变革面前，个体选择的艰难与意义。

评分☆☆☆☆☆

第六组通信[1]

评分☆☆☆☆☆

好书，值得买

评分☆☆☆☆☆

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格瓦拉的战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话 ，但两人的对话却十分协调，没有违和感。这些对话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智慧的锋芒，充满了对历史、政治和人类现状的思考和忧虑，读后令人感觉到如沐春风。此书是一本优秀的政治理论书籍。

评分☆☆☆☆☆

赵汀阳说得真心诚意，亦步亦趋地摆观点，一副虚心就教的样子，德布雷倒是大打太极，用漂亮话蒙人。感觉没生发出什么新的东西，就像昆德拉说的，一来一去的对话变成俩人一拿到话筒就抓紧机会净讲自己的事。相比而言，赵汀阳态度更诚恳些。读来还是很愉快。赵对革命的认识，相对而言比李泽厚深刻一点，但对革命与受压迫阶级最终救济手段之关系，革命的意义与传统认识就连德布雷也不如，至于赵推销的天下体系，呵呵。但那句“这么多只手在改造世界，却没几只眼睛去好好端详这个世界”说得好，这个复杂的世界又岂是两面之词所能概括的呢。一个中国的体制内哲学家看起来像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法国的前革命家看起来却像个冷眼旁观的虚无主义者。两人的通信却大谈“革命”以及后革命的“商品拜物教”的问题。这算是后现代的反讽么？关于革命，是个吸引人的点，至少对我来说是的。看了一百多页，有讨论革命问题的内容，毕竟通信的一方，法国人德布雷参加进南美洲切-格瓦拉的革命，对何谓革命，有表述、评论的资格。但更多的内容是关于哲学、认识论、文化、政治等等话题，两作者以通信形式交谈探讨，我看的却国越发头脑发木，看到中途，索性将书合上，不再有继续看下去的兴趣。对于哲学，始终缺乏兴趣和入门的勇气。一方面，深感玄奥无解，自以为头脑简单无法参悟，另一方面，又深以为哲学谈论的东西，平白无趣，无非是物质精神，对立统一，尽是些原来如此的事情，却要翻来复去讲个不停，不知研究出个什么成果。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此种认识也算是一种“矛盾统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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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梁实秋没有松劲，又用一年的时间译完了莎士比亚的三部诗集。至此，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40册算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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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布雷，赵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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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之后，回顾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与政治都在走向转型之时，应该怎样看待民主、完善社会制度的建设？是本书与现实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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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聊天里看思想的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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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对革命持有更负面的看法，他更多的是从革命对人性造成的败坏、对原有和谐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颠覆，以及革命动摇了生活世界的意义秩序等角度来反思革命。他基本上认为革命是非理性的狂欢，尽管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但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实践中，这种乌托邦往往无法着落到地，甚至可能因追求这种乌托邦而造成民族的集体心灵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