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的经典力作
◎再版数十次,销量超过50万册
◎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推开哲学的门 ◎聆听大师的声音
◎读哲人故事 ◎品国学智慧 ◎悟人生哲理
伏羲 周公 老子 孔子 子思 墨子 杨朱 惠施
公孙龙 庄子 孟子 管仲 邹衍 孙子 荀子 韩非子
《哲学的盛宴(中国篇)》是以国学大师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哲学讲义为基础进行整理的,该书在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一次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再版十数次,受到蔡元培、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的高度评价。内容从史前时期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伏羲、周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哲学大师为主线,在立足各哲学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其哲学思想的精髓,使读者首先被精妙的哲学思想所吸引,同时了解到哲学家爷是血肉之躯,他们的困扰与奋斗。读本书,是一次了解哲学大师、走进哲学大师的心灵之旅。
胡适,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序
再版自序
第一篇 导言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共两章)
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第二章 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共五章)
第一章 孔子略传
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义
第五章 一以贯之
第五篇 孔门弟子
第六篇 墨子(共四章)
第一章 墨子略传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学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杨朱
第八篇 别墨(共六章)
第一章 墨辩与别墨
第二章 墨辩论知识
第三章 论辩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第六章 墨学结论
第九篇 庄子(共两章)
第一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共两章)
第一章 《大学》与《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共三章)
第一章 荀子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共三章)
第一章 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第二章 所谓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学之中绝
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后记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曾子问·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聘,姓李氏(今本《史记》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索隐》云:“许慎云:聘,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序录》、《文选注》、《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聘。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公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曾子问》孔子日:“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人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五一八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五一八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五一一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五七○年左右。
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人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人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
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申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话》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曾子问》注:“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给、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聆,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人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最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天下多忌伟,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曹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
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印》诗说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莺,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一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勤斯。(编者注)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决”(《节南山》);“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懂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第一,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最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最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
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
大道汇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
我得说,我从未读过一本像《量子纠缠与形而上学的坍缩》这样,将前沿物理学的概念如此大胆地应用于传统形而上学讨论的作品。这本书的作者显然拥有跨越文理的深厚功底,他没有满足于对哥本哈根诠释的简单介绍,而是将量子力学中观察者效应的悖论,巧妙地嫁接到了对笛卡尔以来“主体-客体”二元论的深刻质疑之上。书中关于“测量行为即是意义的创造”的论述,极大地挑战了我对客观世界的既有认知。作者的文笔严谨中不失思辨的跳跃性,他能在一页之内,从薛定谔的猫谈到康德的先验范畴,然后又迅速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这种跨学科的思维碰撞,使得书中的论证充满了张力和启发性。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探讨意识与物质的边界时,并未落入唯心或唯物的窠臼,而是提出了一种更具动态和关系性的视角。这本书的阅读难度不低,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基础科学概念的初步了解,但一旦进入其构建的思维框架,那种智力上的提升感是无可替代的。它成功地证明了,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往往能在最尖端的科学发现中找到新的注脚。
评分翻开这本《沉思的迷宫:西方思想的百年激荡》,我仿佛被一股强大的思辨洪流裹挟着,直冲进二十世纪欧洲那片思想的沃土。作者以极其细腻和深刻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知识图景。从现象学的细致入微,到存在主义的深沉叩问,再到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与重塑,每一个流派的兴起与消亡,都被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剖析。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阐述这些复杂概念时,并非生硬地堆砌术语,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大量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片段和思想演进的脉络,使得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哲学思辨变得鲜活而富有温度。比如,他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解读,不再是冰冷的文本分析,而是将其与战争的阴影、个体的孤独紧密联系起来,让人在理解概念的同时,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挣扎动容。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时而如疾风骤雨般密集地探讨技术哲学的前沿,时而又如同漫步在古希腊遗址,沉浸于对理性本质的追问,这种张弛有度的阅读体验,极大地降低了阅读哲学著作的门槛,使得即便是初涉此道的读者,也能感受到思想交锋的魅力与酣畅淋漓的智力快感。它不是简单的思想史梳理,更像是一场与人类最伟大头脑进行深度对话的邀请函,让人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观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重塑。
评分《梵高的麦田与柏格森的时间流》这本书,实在是一次对艺术感知与时间哲学的华丽跨界探索。我通常认为艺术评论和哲学探讨是两个平行的轨道,但这本作品却以一种近乎诗意的方式,将它们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作者以对印象派画作的敏锐观察为起点,尤其是对光线和瞬间捕捉的执着,引申出对伯格森“绵延”(Durée)概念的深度阐释。那种试图在画布上凝固流逝之物的努力,与哲学家试图在抽象概念中把握不可分割的时间本质的追求,竟达到了惊人的共鸣。书中对色彩、笔触与潜意识流动的描绘,充满了极强的画面感和感官冲击力,让人仿佛真的能感受到梵高笔触下的那种时间张力。与那些严肃的哲学论著不同,这本书的结构更像是音乐的奏鸣曲,有主题的引入、变奏的展开、高潮的爆发和尾声的沉思。它不是在教你如何“理解”艺术或哲学,而是在邀请你一同去“感受”它们在生命体验层面的共通之处。这种体验是极其私密和感性的,它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在读者的内心深处播下了关于“感知如何塑造实在”的种子。对于那些热爱艺术,同时又对时间本质感到困惑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抚慰与启迪。
评分我最近读完的这本《镜厅里的真相:媒介与现代性批判》,简直像是一剂投向当代社会感官的强力镇定剂,让人从日常的“信息过载”状态中猛然抽离出来,重新审视我们赖以生存的感知基础。这本书的切入点非常新颖,它没有停留在对社交媒体的道德谴责,而是深入探讨了从摄影术发明到虚拟现实构建的整个媒介演化历程中,人类对“真实”概念的不断侵蚀与重构。作者的论证逻辑如同精密的手术刀,层层剥开我们被屏幕过滤后的感知表皮,直抵权力运作的核心。他那段关于“奇观社会”如何从早期的工业展示演变为如今无所不在的“自我展示”的分析,尤其发人深省,让我开始警惕那些看似无害的“点赞”和“分享”背后所潜藏的凝视与规训。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犀利,带着一种近乎冷峻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但绝不枯燥。每一次理论模型的建构,都伴随着对经典电影场景、广告案例的精准引用,使得理论的重量被日常经验的轻盈所承载。它迫使读者反思,当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编码和算法推送时,我们个体的主体性究竟还剩下多少坚实的根基?读完后,我发现自己看手机屏幕的眼神都变得复杂而审慎,这无疑是一本极具颠覆性的作品,它不仅解释了我们为何如此,更提出了我们如何才能在充斥着虚像的世界中,努力锚定一份清醒的自我意识。
评分最近拜读的《城邦的幽灵:古希腊民主的衰亡与回响》,与其说是一本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政治伦理的深度冥想。这本书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它避开了对伯里克利时代光辉的过度赞美,而是将焦点集中在雅典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精英阶层的固化以及平民政治的非理性倾向如何一步步将其推向覆灭。作者对德谟克拉西(民主)的词源学考据极为扎实,他细致地剖析了“人民的统治”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演说家的圈套”的。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偏向古典的、略带忧郁的历史学笔调,充满了对理想政治形态的深沉追问。他引用了修昔底德的冷峻记录,并结合亚里士多德对不同政体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衰败模型。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困境,与当代社会在全球化和信息茧房下的治理难题进行了微妙的类比,揭示了某些人类政治本性的顽固性。它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消亡的故事,更是在提醒我们,任何追求完美的政治设计,都必须正视人性的局限性。这本书读起来需要耐心,因为它探讨的不是表面的政治事件,而是潜藏在制度之下的永恒的伦理困境。
评分不错的一本书,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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