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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李冬君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近代史
• 财政史
• 军事史
• 社会经济史
• 政治史
• 清史
• 民国史
• 近代化
• 国家能力
• 制度研究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8716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5437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8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
　　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本币制，这倒不是因为缺少金、银，搞不了本币，而是因为权力支配经济，无须本币，权力就是本币。试想一下，如有本币在，货币以其自身的价值尺度来流通，而非以王权授信来运转，那么，在流通领域，就有可能出现王朝害怕的“币权替代王权，市场官场”的局面。——货币经济是险滩

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
　　本书中，作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解读视角，首次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
　　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所说“近代化的许多事业，往往都从曾国藩开头，李鸿章来完成。”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博。
　　除了视角新颖，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民间海权时代；地缘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出五条地理线，推进历史发展。
　　文字表述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自成一体，读罢让人顿有酣畅淋漓之感。

作者简介

　　刘刚，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李冬君合著）、《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晴的近代史》（与李冬君合著），以及《中国史诗》卷一“从天命观到帝王术”、卷二“自由的寓言”等。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除与刘刚合著上述书外，还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与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孽海自由花》、《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译著《叶隐闻书》、《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等。

目录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宋城故事：近代化的选择——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
货币经济是险滩
喝茶喝通了世界——17至19世纪中国人如何参与世界历史
官商的后路——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民心”背后那只手
天朝新兵法——“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理学用兵
“圣人子弟兵”——曾国藩治军
跟朝廷扳腕子
国防之缘起
国家军系化——从湘淮军系到预备共和
通商与商战
商战与官战
李鸿章做“局”
勿忘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经制外的中国
大清“拆女”
老佛爷训政
颐和园挖坑
宫斗与官战
末世“不差钱”
李鸿章之死
“碰瓷”碰出新权威
自治的悲歌
新权威之殇
借洋债搞共和国
以兵法为国法
袁氏民元心曲——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考察
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
民元革命反思：孙、袁共和本末
袁记国体变脸
袁记“民选”
新军不出皇权
江山立国体

精彩书摘

　　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
　　进入王朝胡同
　　袁氏终于如愿以偿了，没南下去，改在北京宣誓就职。
　　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的地点，就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
　　这位“石大人”何许人也？乃明朝石亨，行伍出身，一如袁氏，因复辟，害死于谦，得以擅权，又以僭越乱政，而被处死。英宗复辟，石为首功，故赐石修府第，宅成，英宗惊问：“此谁家府第？”有人曰：“此必王府。”英宗曰：“非也！”又有人曰：“非王府，孰敢造次？”英宗唯唯。
　　想必这条“石大人胡同”，还留有僭越的遗迹，复辟的遗风？为什么要选在这里举行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呢？袁氏后来的所作所为，与这位“石大人”惟妙惟肖，是不是跟这里的心理暗示和文化联想有关呢？这就是北京的风水，王权的基因无处不在，换条胡同同样如此。
　　我想，袁氏之所以选择这条胡同，是因为大清朝的外交部就在这里，庚子新政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其设置由“总以亲王”改由尚书主理，而始作俑者为袁氏。
　　可以说，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外交部，晚清外事活动的中心就在这一带，由此亦可见，袁氏已将宣誓就职仪式安排成了外事活动。他所面对的，并非本国国民，因他无须选票。可他需要借款，所以，他要面对的是各国公使，他最期望得到各国承认，南京方面的认可还在其次。与会者百余人，中服洋服皆有，有辫无辫共处，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因此，袁氏未向孙中山，而是面对各国公使，宣誓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又代孙中山致贺词，袁答谢，辞曰：
　　“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就职当天，袁氏以“本大总统”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不在免除之列”。
　　同日，袁氏以“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连发数道命令，并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次日，参议院回电，承认袁氏就职，然“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
　　权斗使人邋遢。袁氏仓促上任，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硕的脖子坐落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既不蓄须，亦不修面，殊欠整洁，一副兵变后的邋遢相，显然蔑视这就任典礼。《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这样写道：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
　　事后，袁氏对其亲信说：“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在北京宣誓就职尚且如此，若南下，该当如何？打死他也不会去吧！
　　没有遗产不行
　　袁氏宣誓就任的第二天，就致电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表示：
　　所有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
　　可袁氏一说，就值得信赖，况且，他也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话分”，他若不说，便是无赖。何也？因为各国都把他当做前朝的合法继承人，前朝遗产和债权债务当然由他来承担。
　　对于各国来说，革命后，最担心的，莫过于赔款和还债，这方面，谁能让他们放心，他们就支持谁。孙以“驱逐鞑虏”唤醒了汉家天下的历史记忆，却难以博得各国政府的同情，因为政权的本质是利益，而非情谊，各国政府同前朝的利益之水太深，以至于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反倒退而其次了。以价值观论，各国政府，尤其欧美，理应支持孙，可从利益方面来考量，各国还是选择了袁世凯。
　　即以贷款为例，革命后，孙、袁都在谋求贷款，然孙以光棍上任临时大总统，乃“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者，中国传统文化尚能提倡这种理想主义，但这理想，恰与资本主义原则相悖，以之号召国人还可以，用来同各国政府打交道，尤其同那些代表各国政府的银行团打交道，就不行了。贷款可以，银行就是干这个的，可抵押呢？还有担保呢？英雄进当铺，用头颅作抵押，那一套江湖法门，对洪门有用，对银行不管用，跟银行打交道，得亮真家伙，表态没用。
　　民国肇始，孙中山就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其对外政策：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结果如何呢？纽约《太阳报》的说法，便反映了各国共识：“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而袁氏就不同了，拥有了前朝的遗产，他跟银行打交道，要抵押有抵押，要担保有担保，有的是真家伙，所以，银行都追着他要贷，他还能选择，不仅有能力跟四国银行团讨个价，还将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了。
　　那四国银行团，由英汇丰、美花旗、德德华、法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原是为了清末铁路大跃进筹款而设的，本想搞个史无前例的大家伙，没想到保路运动兴起，继而武昌起义，终于清室退位，四国银行团壮志未酬，铁路贷款泡汤，可“祸兮福之所伏”，新政权更需要钱，袁氏成了大买家。清室退位，他要买单，南京让权，他也要赎买。
　　袁氏派亲信度支周自齐往四国银行团说项，说南京政府善后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应紧急放贷。善后首款，就是为了赎买南京政府，由汇丰银行经手，很快付银二百万两，作南京政府军政维持费用。此乃四国银行团为民国政府所作的第一笔垫款，为“善后大借款”之缘起。其时，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可谓朝不保夕，时时面临破产，革命军来催饷，催得黄兴吐血。所以，孙也向外，主要是向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谋求贷款。孙曾放言，若能贷款，必不和谈，告贷无门，才不得不谈。此时，孙、袁交战，非兵战，乃银战，袁氏因有四国银行团作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

沧桑百年：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 导言：时代的洪流与个体的命运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所经历的剧烈动荡与深刻转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百年，旧秩序的瓦解与新力量的萌生交织，外部列强的冲击与内部革新的尝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面貌。我们关注的并非宏大叙事下的权力更迭，而是深植于社会肌理之中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不同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第一部：帝国黄昏与传统瓦解（约 1840s - 1890s） 第一章：天朝的裂痕：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构建 本书首先聚焦于两次鸦片战争，它们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中西方文明碰撞后，清朝“天朝上国”心态的首次致命打击。我们细致考察条约体系的建立过程，分析“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核心条款如何从根本上侵蚀了中国的主权，并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特别是租界制度的形成，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续的社会分层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经济脉络的断裂：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与白银外流 晚清时期，西方工业品的涌入对江南、广东等地的传统手工业构成了毁灭性冲击。本章着重分析这种冲击如何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数据和地方社会结构上。丝绸、棉布、茶叶等传统优势产业的衰退，导致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失业破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同时，白银的大量外流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境，为地方势力的坐大提供了土壤。我们试图描绘一幅传统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在外部压力下逐步瓦解的图景。 第三章：士绅阶层的重塑与地方权力的下移 面对内忧外患，清廷的统治基础——以士绅为主体的传统精英阶层——开始经历深刻的分化。一部分人积极投身于地方自治、兴办实业的尝试（如“洋务运动”初期的地方督抚），试图在维护宗法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现代化。然而，另一部分人则因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传统经济来源的枯竭而陷入困境。本章探讨了这种权力结构和精英认同的转变，如何为后续的政治变革埋下伏笔。 第二部：激进变革与社会重构（约 1890s - 1920s） 第四章：救亡图存的探索：从器物到制度的转向 甲午战败后，救亡的紧迫性促使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将目光投向制度层面。本章细致梳理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内在逻辑与失败原因。我们强调，改革的幅度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这些自上而下的尝试难以成功的关键。同时，留学潮的兴起，带来了西学，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的深度传播，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儒家伦理观。 第五章：城市化的萌芽与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 随着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的扩张，一批新的城市中心开始出现。这些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更是社会观念交锋的前沿。本章重点分析了买办、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产业工人等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传统农民和士绅截然不同，为后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城市空间中的娱乐、消费和道德观念的变化，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侧面。 第六章：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与共和的艰难开端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多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本章分析了革命党人如何利用新式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网络，以及如何争取到部分新式军队和地方士绅的支持。然而，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社会稳定。军阀混战的爆发，暴露了现代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地方社会力量过于强大的现实困境。 第三部：战乱中的现代化实践与社会底层的挣扎（约 1920s - 1940s） 第七章：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实验：财政、金融与地方控制 本章聚焦于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间，对国家机器和经济体系的重塑尝试。我们考察其在统一货币、整顿税收、发展官僚资本等方面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如中央权力对广阔农村地区的渗透不足，以及面对帝国主义经济侵蚀的无力感。金融市场的波动与通货膨胀，是理解当时城市生活压力的重要切口。 第八章：乡村的动荡与社会改造的力量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体仍然是农民。本章探讨了在社会动荡中，传统宗族结构和土地关系如何被进一步瓦解。无论是军阀的掠夺、地主的兼并，还是各类政治运动对乡村的渗透，都使得广大农民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审视了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改良主义尝试，以及激进思想在农村的传播轨迹。 第九章：文化与思潮的交锋：启蒙、激进与民族主义的形成 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五四”精神的延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各种思想流派相互竞争。本章分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激进的革命者以及逐渐兴起的本土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论战。民族主义不再仅仅是排外，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重塑国家认同和动员社会资源的核心意识形态。 结语：漫长黎明前的黑暗与光芒 本书最终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外部冲突如何暂时压倒了内部的阶级与政治矛盾，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民族统一战线。战后，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如内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终结。通过对社会经济结构、精英变迁和底层生活经验的细致梳理，本书试图描绘一个复杂、多层次的近代中国图景，理解其最终选择的必然性与历史的沉重代价。它不是一部简单的政治史，而是关于一个古老帝国如何在全球化冲击下，经历阵痛、寻求自我再造的社会史。

评分☆☆☆☆☆

这部作品的视角着实是独到而深刻的。作者没有流于表面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而是如同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医生，精准地切开了近代中国社会肌理中的那些关键脉络。尤其是在探讨国家权力重构的过程中，那种对底层社会经济结构的细致描摹，让人不禁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产生怀疑。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热衷于描绘宏大叙事，反而更专注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决定走向的“涓涓细流”。比如书中对于某一时期地方税制改革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乡绅阶层的政治倾向，那段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分析，将“钱”如何成为推动或阻碍变革的隐形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原以为我对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读完后才发现，自己过去捕捉到的更多是表层的政治风云，而这本书则带我进入了决策背后的经济驱动力场，那种如抽丝剥茧般的智力上的享受，非常值得回味。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但这烟火气却是建立在冰冷的数据和严谨的文献考据之上的。它成功地将宏大的国家叙事拉回到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交易场景中。例如，作者对某一时期军需物资采购链条的追溯，简直让人惊叹于其信息整合能力。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合同细节、运输路线的损耗、中间商的利润率，共同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近代军事后勤网络。这完全颠覆了我对那个时期军事力量对比的粗浅认知，原来决定战役胜负的，不仅仅是前线将领的谋略，更是后方那套复杂到令人咋舌的金融与物资调配系统。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时而如同身临其境地感受着战火边际的紧张，时而又像置身于档案室中，与枯燥的数字和文书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与批判精神。作者似乎拒绝掉入任何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解释历史，而是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细致，去观察和记录特定历史时期人们“为生存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例如，书中对某一特定省份在战乱时期，农民为了保护其微薄财产而采取的各种“非正式”防御策略的描述，生动地勾勒出了国家权力真空下的民间生存智慧。这些细节往往是宏大叙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但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历史变迁中最坚韧的底色。阅读过程更像是一次对历史“韧性”的再认识，认识到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是如何在政治风暴中，依然顽强地维持着某种内在的平衡与运转逻辑。

评分☆☆☆☆☆

这本书的文字功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有一种老派历史学家的沉稳，但笔触却又不失现代史学研究的锐利。最吸引我的是其对“权力分配”这一核心议题的解构。作者仿佛带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社会财富和暴力工具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转移过程，剖析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地方性武装团体如何通过对特定资源的垄断，逐步转化为具有独立政治话语权的力量的分析。这种力量的“非对称性增长”，在以往的阅读中常常被简单归结为“军阀混战”的表象，而这本书则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掠夺机制。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仿佛看到了那些看似偶然的冲突，实则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必然爆发。

评分☆☆☆☆☆

坦率地说，初读时我有点被其深厚的学术底蕴所震慑，某些章节的专业术语和理论框架需要反复咀嚼。但一旦适应了作者的思维节奏，便会发现这是一次极其丰厚的思想探险。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多维观察”的视角。它不是单一线性的因果论，而是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编织成一张复杂的网，展示近代中国是如何在一个内外部的巨大压力下，进行痛苦而复杂的自我重塑的。特别是书中对“信用”在近代金融体系建立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极其精彩。它揭示了在缺乏强力中央信用背书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力量如何试图填补真空，以及这种尝试带来的巨大风险与机遇，这是我之前阅读其他相关著作时极少触及的深层话题。

评分☆☆☆☆☆

这种书不是一般人看的，领导喜欢。

评分☆☆☆☆☆

内容还不错，缺点是文章之间没有联系性，总体还算对得起这个价格～

评分☆☆☆☆☆

非常不错，质量很好，下次继续再来，给予五分，给多了骄傲。

评分☆☆☆☆☆

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

评分☆☆☆☆☆

这本书写的很好，朋友的反映挺好的！

评分☆☆☆☆☆

还没看，但都是一直关注的书籍

评分☆☆☆☆☆

不错。。。。。。。。。。。。。

评分☆☆☆☆☆

多一种视角来思考财政和power

评分☆☆☆☆☆

凯旋式结束后的同年9月，屋大维宣布，将在【古罗马广场】（Forum？Romanus）为义父恺撒神君建立一座神殿；同时，元老院议事厅也将依照恺撒生前的计划，紧邻【恺撒广场】而建。（现在看到的议事厅遗址，因后人改建，位置稍有偏离。）此外，屋大维还决定，在帕拉提诺山丘上，建造一座阿波罗神殿。除了上述的计划，以复仇之神马尔斯神殿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当时已在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