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希特勒疯狂夺权，全世界为何视若无睹？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联袂推荐！
☆作者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现任纽约国际事务思想库东西学院副院长和公共政治系主任。驻地包括莫斯科、波恩、柏林等地，对20世纪德国历史有深刻独到的研究。
☆角度新颖全书原始材料为20世纪20~30年代驻德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军人、文体明星和访问学者的日记、信件或回忆录，以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角度见证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权力的过程，和第三帝国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近距离展示希特勒个性书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有的与希特勒过从甚密，有些采访和接触过希特勒，还有些甚至曾为希特勒而着迷过，他们的叙述和感受生动地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希特勒，为研究希特勒人格与性格，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披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真实、丰富的细节，特别是柏林地区文化艺术方面的独特氛围。
内容简介
《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是一部讲述德国纳粹崛起的通俗历史著作。作者安德鲁？纳戈尔斯基从20世纪20~30年代旅居德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政治外交、新闻记者、文艺体育等身份各异的美国人的亲身经历为材料，展现一战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万花筒般的景象，展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逐步攫取权力、扩张军队、灌输极权思想，使德国走向深渊的过程；并揭示了导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纳粹德国警惕不够、对二战准备不足的主要心理误区。
《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作者安德鲁？纳戈尔斯基通过梳理和分析当时目击者的证词，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政治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德国政坛权力，爬上欧洲权力扣人心弦的历史景象。
作者简介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现任纽约国际事务思想库东西学院副院长和公共政治系主任。曾长期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驻地包括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柏林等。著有《最伟大的战役：斯大林、希特勒和改变二战进程的莫斯科苦斗》等书。
译者简介：
吴冬，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现就职于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曾参与福建省省级课题《威廉？加迪斯小说中的熵》一书的翻译。
姚小菡，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现就职于中国电科集团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担任高级翻译，嘉兴市《南湖晚报》副刊部固定作者。已出版译作《诸神的黄昏》（重庆出版社）、《奥巴马的美国：捣碎美国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精彩书评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讲起历史来，格外扣人心弦！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审慎去“探测”史料——日记、信件、采访实录……这本书，简直就像是当年那些身在柏林的美国记者、外交官和其他所有旅德美国人全部来到我们面前，亲口讲述那个致命时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写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编年史——《希特勒的土地》将人们对于希特勒曾经的误解描绘地栩栩如生，这些“幻象”如今回顾起来是那么地不合情理。若有任何读者醉心于解开当今世界政局之谜，他必然会为历史竟然能如此轻易脱轨而感到惊讶不止。
—— 美国《经济学人》
《希特勒的土地》读起来让人有种负罪般的微妙快感……太令人着迷了！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又一次展现了新闻记者对戏剧化事件特有的深刻洞察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
目录
前言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
第1章 “精神崩溃”
--“一战”的创伤与平复
迷人的混乱中心
贫困之海中的狂欢孤岛
美国是朋友，法国是敌人
“婚介”记者与社交舞会
激昂的演说家--希特勒
预测纳粹是否将干预巴伐利亚局势
汉夫丹格：哈佛与希特勒的联结者
第2章 悬而未决
--德国将何去何从
领袖的魔力
美丽女主人家的常客
明眼人
艺术化的魏玛
美国支持下的经济复苏
牢狱生涯与声名式微
错把他乡当故乡--旅德美国人的错觉
日耳曼式的精神世界
从亨利?福特身上汲取“反犹”灵感？
经济崩溃的政治后果
第3章 大象还是老鼠？
--如何定位纳粹势力
纳粹崭露头角
希特勒“重装归来”
直指“军国主义”
向总统宝座发起“冲锋”
对领袖的好奇
来自美国记者的两次著名采访
第4章 “我会为他们做示范”
--美国人把纳粹领导视为小丑
德国政客的对策
美国记者关注些什么？
愚弄公众的游戏
“宫廷小丑”汉夫丹格
真相远比看起来复杂
令人恐惧的“纳粹蓝图”
第5章 逃走吧，越快越好
--疯狂的意识形态转型
德国的野蛮转型
罗斯福上任后的德美外交
“小酒馆”里的大争执
第6章 “就像足球和板球”
--清洗犹太人运动
反犹暴力事件的证据
希特勒否认将有新战争
盲目的包容
责难与辩护
欧洲会迈向战争吗？
第7章 与纳粹共舞
--希特勒的“獠牙”
“长刀之夜”
军队向谁效忠？
狂热和暴怒的宿命论者
驻德记者不再是美差
希特勒应该娶个美国老婆？
罗曼史与“朝圣”之旅
第8章
“疯帽子的午餐会”
--1936年柏林奥运会闹剧
奥运时节来临
纳粹的“教义”
美国飞行家访问德国航空工业
“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沮丧和失望的美国人
第9章 “制服和枪支”
--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
认识德国的四个阶段
1938年的三件大事
联姻
在刀刃上行走的希特勒
“纳粹血旗”
德国的军事建设
武力扩张的新高潮
第10章 “孤立无援”
--德意志不惜背弃一切
世界大战的苗头
这是真正的战争
闪击波兰，惊骇世界
代价由谁支付？
民心渐远
第11章 喂松鼠
--希特勒希望别国勿管闲事
枪炮丛林
善良与残忍之间的奇怪对比
女性与家庭政策
纳粹的美国宣传员
东征苏联
柏林并非无懈可击
美国身份不再安全
第12章 最后一幕
--美国驻德记者全面撤离
莫斯科与“滑铁卢”
对美国宣战
受到上天眷顾的历史见证者
后记
致谢
精彩书摘
迷人的混乱中心
即便在今天，人们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 。有人会立刻联想到政治瘫痪和社会混乱，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头短兵相接；有人会回忆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将人们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成千上万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让一切都成为可能。
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一战”余波过后，柏林成了主要的政治战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动乱横扫整个德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那样充满了火药味。1919年2月，新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选择在魏玛召开会议起草新的宪法，就是因为柏林的环境太过动荡。然而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却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致激烈反对，他们似乎都盼着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和他们所做的议会民主的尝试快点垮台。形形色色的煽动者们也在此时招兵买马，拉拢那些还深陷战败耻辱，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乱催生经济低迷。随着马克的大幅贬值，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开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下降。日常采购——比如一片面包——动辄需要花费数千、数百万，甚至数亿、数万亿马克。现金一文不值的尴尬从一家城市剧院售票处的招牌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厅前座：半磅黄油的价格；正厅后座：两个鸡蛋。”当然在普遍贫困之下，也有人趁机大捞一笔，过起了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种奢华放纵在性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的描写，在他参加的诸多派对中，有一回派对上端送饮料的年轻姑娘们全身仅着一条“绣着一片银色树叶遮掩私处的透明内裤”——和美国俱乐部里的“兔女郎”不同，这些女孩“不要钱就听凭人们上下其手”，因为一晚上的开销里就包含了这些小福利。墙上的标语宣称：“所谓爱情，不过是愚蠢地高估了两个性对象之间那微不足道的差异。”
这种全民式的性自由体验是充满好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诱惑还在于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颇以拥有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琳?黛德丽以及乔治?格罗兹这样一些人物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富于创造力，又敢于冒险投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人们已经忘记，‘一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当然也不是伦敦或纽约，而是柏林。”迈克尔?丹姿这样回忆道。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美国音乐家，会弹奏班卓琴和每一种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光，“柏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首都——不管从哪一个欧洲城市开启的铁路，都以柏林作为终点。”
从一开始，很多美国人就对这里的混乱局势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汇聚在战后的德国，特别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并据此来揣测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但是，在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编的歌舞片和电影《歌厅》（Cabaret）中，美国人关于那个非常年代的记忆，往往都折射出那股终将吞噬德国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力量的影子。
早年间，纳粹还只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小型激进运动组织。他们认为柏林是一个邪恶堕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于巴伐利亚州这个拥有众多纳粹支持者的地方来说。“（慕尼黑）和柏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库尔特?卢戴克注意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党，是一名热心的募资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曾数次前往美国。“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心中的圣城，而另一个是他们宿敌的大本营。”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坐拥整个柏林城时，他还是无法真正信任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据最早一批抵达战后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克特这位未来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明星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1918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外记者来到德国，当时他只有24岁。在柏林的两年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愚蠢而偏执的政治小丑、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为者”就像在街头剧院表演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关乎政治：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在写给远在芝加哥的总编亨利?贾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里，他这样总结道：“德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激昂的演说家——希特勒
韦根称，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1年，但直到一年后他才在报道中大篇幅地增加对他的特写。考虑到巴伐利亚州极端分子的急速增加，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不可能对每一位左派或右派激进分子都进行独家报道，有些人甚至都不值一提。但是到了1922年11月，随着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整个欧洲的右派分子在激增，这也给了记者们一个理由去找这名德国“法西斯党”的首领作专题报道。
1922年11月12日，韦根在赫斯特报业旗下的《纽约美国人报》上发表了题为“希特勒效仿墨索里尼引发日耳曼危机”的头条新闻。“法西斯党的阴影在德国迅速蔓延”，韦根写道。希特勒正在“领导一场运动，这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与在柏林和慕尼黑政府中引发了同样的恐慌”。那天希特勒向韦根阐述了他的蓝图，但是普通读者却很难从韦根据此写出的摘要里读懂这场新的政治运动的真正内涵。
尽管希特勒一面痛斥《凡尔赛和约》，但却仍坚持要和法国和解。他告诉韦根，战争“如果不是白痴做法，就是自杀行为”。在对内政策方面，他呼吁德国人每天加班两小时，以支付战争赔款和还清债务。对于任何恢复君主制或推动巴伐利亚分裂的企图，他都坚决反对。并且，他还正面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阶级。因此我们反对阶级战争”，他这样宣称。
但是对于几乎还没听说过这位新政客的美国读者而言，在韦根的文章里笔墨最多的是他个人对希特勒的描述。韦根称希特勒是“一介平民”，曾在“一战”的战壕里冲锋陷阵，战后离开军队做了一名木匠，后来转行成为一名工程队队长（显然是对希特勒早年间做杂役工的夸张说法）。韦根将他描述成“一位有魔力的演说家，一名具备非凡组织能力的天才”。他详尽描述了这位被他称之为“德国的墨索里尼”的人物：
“34岁，中等个子，身材清瘦，黑头发，胡须就像被整齐修剪过的牙刷，眼睛有时像要喷出火来，鼻梁笔挺，轮廓分明，拥有让很多女人都羡慕的细腻肤色，他的行为举止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能量充沛又很有节制的人……”
“这就是希特勒——很多个月以来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
“希特勒那信徒般的狂热、极具说服力的口才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令他的追随者们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脱离出来。希特勒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将仅仅领导一支队伍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他坚信他的使命就是唤醒和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德国……”
在报道的结尾处，韦根这样写道：“巴伐利亚的法西斯党，像意大利人那样，偷偷潜伏在国防军和警察的队伍里。人们都在恐惧，终有一天希特勒将宣布自己就是巴伐利亚的统治者。”
汉夫丹格：哈佛与希特勒的联结者
1887年，汉夫丹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半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并且他们都家世显赫。“普奇”（在巴伐利亚方言里是“小男人”的意思，从很小开始就一直是他的绰号）很骄傲地描述了他的父系家族：“汉夫丹格家的人都是大个子，曾连续三代担任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公爵枢密院的成员，而且是有名艺术鉴赏家和资助者。”普奇的祖父以精湛的工艺品复刻手艺而闻名，并且是最早使用摄影技术的先驱之一。普奇的父亲继承并拓展了家族生意，在伦敦和纽约都开了画廊。
普奇的母亲名叫凯瑟琳，出嫁前的本姓是赛奇威克，来自新英格兰一个真正显赫的家族。她的舅舅约翰?赛奇威克将军是一名内战英雄，父亲威廉?海涅是一名建筑师，曾收过在1848年革命后逃出德累斯顿的起义者为徒，并为巴黎歌剧院做过装修，后来才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成为上将佩里远征日本舰队的官方插画师。在内战中，他也当上了将军。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他还是护棺者之一。因此，普奇在1905年被派到哈佛大学深造也不足为奇——一来可以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美国血统，二来也是为他今后接管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做准备。
谈及在哈佛的日子时，普奇总喜欢停留在他的名气和人际关系上。“我讨厌自己这样说，但我在班上很受欢迎。”他迫不及待地指出。虽然非常虚荣，但汉夫丹格在这点上没错：无论是弹奏瓦格纳钢琴曲还是为足球队高奏进行曲，他总能在哈佛校园里吸引大批观众，而且他总能轻易地和T. S.艾略特、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本奇利和约翰?里德等人打成一片。
但最让他声名大噪的却是校外的一次经历。1906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在查尔斯河畔等待船队选拔赛的训练。据普奇回忆，“皮划艇队的一个傻瓜在激流中遇到了麻烦，他的船翻了。”普奇毫不犹豫夺过身边的一条船，划至正在奋力挣扎的落水者身边。他来不及脱衣，就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把那人推上了船。第二天《波士顿先驱报》就刊登了题为《汉夫丹格，哈佛的英雄》的头条新闻。
普奇坚持认为，这个事件让他结识了另外一位有名的哈佛校友、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冬天，罗斯福的父亲——普奇描述为“一个性格外向的人”——邀请他去华盛顿作客。在与西奥多?罗斯福几次会面中，他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最为深刻：在白宫地下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无女伴的聚会上，他“毁坏了那架施坦威大钢琴的7根低音弦”。
从哈佛毕业后，汉夫丹格返回德国，在巴伐利亚皇家步兵团服了一年的兵役，主要就是为王宫站岗。他渐渐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落伍的世界里。之后他又去格勒诺布尔、维也纳和罗马等地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美国接管在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生意。因为经常在哈佛私人会所吃饭，所以他认识了另一位罗斯福——那会儿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州参议员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当然他也和西奥多?罗斯福恢复了联络。这位前总统告诉他，服兵役的经历对他来说一定会是件好事：“我了解过你们在邓伯立兹的皇家军队，那样的训练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以那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堕落的。”
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到艺术和政治。“汉夫丹格，你的工作就是挑选最好的画作，但是你要记住，在政治里，选择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前总统这样告诉他。毫不讽刺的是，普奇——在后来竭力帮助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到这句话“自此几乎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夫丹格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他去效忠自己出生的祖国。在美国参战之前，他通过邀请那些被阻滞在纽约港的德国船只上的乐队来自家的画廊表演，以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而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后，普奇不得不找来一名律师——前参议员伊莱休?鲁特，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并承诺不再从事任何反美活动才被免于拘留。
1917年2月，美国司法部在报告中提到了对汉夫丹格的评估。显然，调查员对他进行过仔细的观察：“他没有犯罪动机，但如果德国和美国开战，最好还是将他拘留，因为他完全具备领导美国或者墨西哥军队的能力。”尼古拉斯?罗斯福——罗斯福家族的另一位名人，在给有关当局的信中称普奇有“强烈的反美倾向”，并宣称直到德国大使馆关闭前他都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直言，普奇“是他的祖国的狂热拥护者”和“一名危险分子”。
无论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如何，汉夫丹格——刚刚结婚并育有第一个孩子——决定在1921年回到德国。回国后，他发现那是一个“几乎被内讧和贫苦撕裂”了的国家。他称，“很显然，从政治上来说，德国就是个疯人院……”，这与本?赫克特认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次精神崩溃的观点遥相呼应。正当普奇苦于在这个面目全非的国家找不到方向时，他接到了时任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官员的前哈佛同学罗宾斯的电话。
当史密斯抵达慕尼黑时，普奇尽可能地为他多引见一些人。普奇在回忆录里写道，史密斯是“一位年约30岁的随和军官，毕业于耶鲁。尽管不是校友，我对他还是十分友好。”普奇对追随丈夫来到慕尼黑的凯也很友善。尽管后来因为沉迷女色而声名狼藉，但他在凯面前却是一个十足的绅士。有一次下着小雪，他带凯去看风景。来到圣母大教堂时，这位美国客人显然为中世纪的艺术所倾倒。当他们来到他自家的艺术品商店时，他将一幅教堂内壁的雕塑作品送给了凯。“这是我了解慕尼黑的一个有趣的方式，”凯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也许这一天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
事实证明，凯的丈夫并不需要普奇太多的帮忙。在普奇的印象里，杜鲁门“工作起来像海狸一样卖力”，他几乎见到了所有的大小政要。“很快他对巴伐利亚政治的了解就超越了我”，普奇承认。
史密斯待在慕尼黑的最后那天，两人相约共进午餐。“今天上午我见到了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史密斯禁不住赞叹道。
普奇问他指的是谁。“阿道夫?希特勒，”史密斯回答说。
“你肯定弄错了，”普奇说，“你不是在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希尔佩特吧，尽管我不敢说我觉得他有多了不起。”
史密斯这才意识到普奇从没有听说过希特勒，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外面贴满了关于今晚集会的布告，”他指出：“据说他贴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志，但对于国家荣耀、工人权利和新的社会秩序，他倒有一套很具说服力的理论……我有这样的预感，他将来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史密斯有一张记者通行证，当晚可以在慕尼黑一家名为“儿童酒窖”的著名啤酒馆里见到希特勒。但他必须赶夜班火车返回柏林，所以他问普奇是否可以代他参加。“你能不能去见见他，然后告诉我你对他的印象？”他补充道。
汉夫丹格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出于好奇，他答应了。“从哈佛到希特勒，中间隔着千山万水，但在我身上，两者的联系就这样发生了。”他在多年以后这样写道。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当他回忆起一系列牵引他来到希特勒面前的事件时，他这样总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艺术。”
认识德国的四个阶段
1936年夏天，霍华德?K. 史密斯从新奥尔良市的杜兰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当地一家报社，每周能赚到15美金，直到突然时来运转：他的一个短篇故事获得了100美元的奖金。虽然钱包一时充盈了，但他很清楚这笔意外之财最多能支撑多久，所以他决定前往德国。他注意到，对于美国人来说，那时候的德国是欧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国家。他那些新奥尔良的年轻朋友没有一个能支付远赴德国的旅费，却经常和他讨论那里的新政。“新任政府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解决和美国同样的那些问题。”史密斯回忆道。他解释说，本质上他们是在问：“纳粹德国到底是好还是坏？”
尽管史密斯和他的朋友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倡导反对独裁，但是大萧条令他们的某些核心信仰发生了动摇，令他们觉得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此，史密斯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踏上了他的“实情调查”之旅。“就像政治界的笛卡尔，我尽力摒弃先前的观念和偏见。”他宣称。史密斯受雇成为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货船上的甲板水手。当他第一眼见到他即将踏入的那个国度时，他的反应和普通人并无二致。“在我没有踏足德国之前，它就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他写道，“从不来梅港沿着威悉河往上，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让人幻想的迷你小镇，河畔是一排排可爱的房子和大型的露天啤酒店，一切都无可挑剔。”
很久之后，史密斯成了美国有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播。在回顾第一次接触纳粹德国的经历时，他不仅谈到了德国的情况，还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史密斯作为合众社的初级记者在德国旅居六年。基于这期间的思想变迁，他提出了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于德国的认识过程的理论。他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四个阶段：
“乍看之下，德国非常有吸引力。第一印象甚至让许多坚决反对纳粹的人在发起攻击之前就乖乖缴械投降了，”他写道，“德国干净整洁，是一个真正优雅的国家。这里的大城市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干净……给人的印象就是秩序、整洁和繁荣——这对纳粹来说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在被史密斯称为“我在不来梅港神奇的第一天”里，一名码头工就对他指出，德国人“整洁、干净，这在希特勒上台前就已经由来已久”，意思是其实外来者们都错误地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归功于纳粹新政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确实是那样以为的。一些外来者从来没能超越第一阶段。据史密斯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只有犀牛皮一般的敏感度和茶托一般的深度”。史密斯以他在海德堡见到的一群女学生作为例证。“我认为，阻止她们进一步提高认识的最大障碍在于：德国男人英俊潇洒，而且身穿制服。”
在第二阶段，纳粹德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制服和枪支，在那时德国就已经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这让我大吃一惊”。成倍增加的穿制服的人——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同性恋民兵——突然使得纳粹的军备重整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现实。处在第二阶段的外来者们被所见到的一切撩拨着神经。“或者，不仅如此，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兴奋。”史密斯承认。他从纽伦堡的一个窗户往外看到“一两万人身穿制服排成一条宽广起伏的长河，淹没了房屋之间的街道，他们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整齐地踏步，进行曲如此嘹亮以至于窗户都被震得咯咯作响，连你的心脏也不禁跟着军乐的节奏澎湃起来”。
史密斯继续说道，当这些魅惑人心的军国主义场面渐渐淡化后，许多外来者就会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人们开始主动思考眼前的这个国度，而且会得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你开始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被训练成只有条件反射的机器，”他写道，所有的操练只是为了教会他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去杀人……收到简短的指令后，他们的人格会转变得比杰基尔博士化身成海德先生（来自《化身博士》里的典故）还要利索，他们在学习如何打砸抢烧”。
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一种奇特的深度恐惧”。来到第四阶段的人们往往恐慌于：全世界对这股正在崛起的力量一无所知，并且那些毫无疑虑的局外人根本无法与这股黑暗力量相匹敌。史密斯自己已处于这一阶段，他焦虑纳粹“事实上已经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造成了一种真实、直接而迫切的威胁”。民主社会虽然有种种值得赞扬的特质，但却极为脆弱；而希特勒的帝国却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和残暴的。它从苍穹向这个世界发出藐视的尖叫，只有聋子才听不到它的声音”。
史密斯指出，有的人最短可以在一周内从第一阶段走到第四阶段，而其他人可能停滞在前两个阶段，也有人进入到了第三阶段但是却无法前进到第四阶段。
……
前言/序言
前言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
在“一战”后至“二战”期间的所有美国驻德记者里，没有人比西格瑞德?舒尔茨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她1893年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挪威人，从8岁起，她的大部分少年时光都在欧洲度过。父亲是位成功的肖像画家，主要在巴黎工作，所以西格瑞德从小上的是法语学校。后来父亲受命前往符腾堡王国 为国王和王后画像，她又跟过去上了几个月的德语学校。这段经历不仅教会了她德语，也让她很早就洞悉了当地的人情做派。
舒尔茨回忆道：“那时还很少有外国画家能被邀请到德国宫廷作画，那些德国小女孩也在尽力对我示好。但是很明显，‘不是德国人’这一点本身就是个缺陷。任何没能在德国文化和‘日耳曼效率’面前感到目眩神迷和自惭形秽的外国人，充其量就是个被同情的对象。”
舒尔茨在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后来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身居战败国的舒尔茨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从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争，她和父母就必须以“敌国侨民”的身份每天向警局报告，不过好在她还可以在柏林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一战”余波未尽，《芝加哥论坛报》已聘她为柏林站记者，与理查德?亨利?利特搭档，她的语言能力给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1919年初她与利特合作、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起，她还展现出杰出的报道能力。
舒尔茨和利特一道采访了几十名德国军官，想要了解他们在德国战败后的感受。大部分人满腔怨愤，但没有谁能盖过一名“尖酸愠怒的，穿一身蓝色海军制服的小男人，他名叫雷德尔”，舒尔茨写道。这名德国军官还告诉两位记者：“你们美国人用不着骄傲。用不了25年，我们两国还会开战。那时候赢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美国记者们不以为忤——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的那一天，我们都为一心想要复仇的小雷德尔深感惋惜。”舒尔茨在笔记中写道：“他把战败这事看得太严重。我们感觉到他正在被仇恨吞噬。”
1926年，舒尔茨成为《芝加哥论坛报》中欧分社的首席记者，直至1941年，她一直扎根柏林。战后，一波又一波的美国记者团接踵而至，团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舒尔茨对于德国的了解和对故事的执着探询一直让他们印象深刻。她在“二战”期间写作出版了《德国将卷土重来》（Germany Will Try It Again）一书。在书中回顾自身经历时，舒尔茨认为，其实雷德尔的同胞们都怀着与他相同的仇恨以及对复仇的渴望。
当然，那时舒尔茨已经看到了这股民族仇恨带来的后果，但也有人据此质疑书中的某些描述是否经过事后润饰。不过仅就她对雷德尔的这段采访回顾而言，她只是在末尾稍加渲染，以示其预言精准：“将近23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此时统领德国海军的，正是帝国元帅埃里克?雷德尔博士。”
市面上关于“一战”到“二战”期间旅居英法的美国人的书籍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对美国人在苏联生活的记述。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舒尔茨和她的同事在内，还鲜有作者会关注那些在希特勒当权以及打造“第三帝国”时期在德国生活、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事实上，这群人经常为世人所遗忘。或许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家还能被人们记得，但那和他们的驻德经历没什么瓜葛。就拿乔治?凯南来说，他传记中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他如何构建出令自己声名大噪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被战后连续几届美国总统采纳为对付苏联的长期策略，相形之下，他在德国的经历就黯然失色了。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此，美国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魏玛共和国的垮台、纳粹的骤然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爆都发生在一个陌生而隔绝的国度。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问，有哪些美国人亲历过这些事件，他们对此如何看待和报道——不论其立场是出于工作职责还是普通的好奇看客，而这些报道对于美国人看待当时的德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今，人们都普遍认为希特勒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在德国生活或者过境的美国记者、外交官、演艺人员、社会学家、学生以及其他各色人士居然没能立刻看清并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他们坐在最前排的席位，可以从最优越的视野注视这起20世纪最戏剧化的事件。其中一些人不仅远远观察过希特勒，还和他有过近距离的会晤和交谈，目睹他从一个慕尼黑的街头煽动者变成后来权倾柏林的独裁者。对这些人来说，希特勒不是某个抽象的邪恶化身，而是一名真实生活里的政客。一些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他，也有些人等到他上台之后才开始留意。即便是那些没机会接触到他的人，也亲眼看见了他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
不过这些人对德国和希特勒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他们中有人亲眼见过希特勒，认为他代表着一股原始力量，并拥有某种能够煽动德国人民情绪、激起他们愤怒的神秘能力；有人认为希特勒只是政坛上一个来去匆匆的丑角；也有人在初始阶段对希特勒本人及其作为怀抱同情，甚至一度拥护；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能的担忧，随即迅速转为全面的警觉，他们意识到希特勒对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其实不仅美国人不了解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又是什么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德国人也一样。奥特?施特哈瑟是希特勒早年的追随者，后与其分道扬镳并逃离德国。他回忆起1927年纽伦堡纳粹大会期间与几名纳粹高官共进的一次晚餐，当时，显然还没人完整地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这几名高官一致同意，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获得免单的优惠。“结果没人读过《我的奋斗》，所以大家都得自己买单。”施特哈瑟告诉我们。
回顾过去，历史的一步步演变总显得无法规避，而对目睹了这段演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各自的判断也基于多种不同的因素：他们自身的倾向，他们看到的事实片断，并且有时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那部分情节，而忽略那些暗示着相反事实的信号。
舒尔茨着重援引雷德尔在1919年的言论，为的是强化自己后来的论点，即一旦美国与德国再次开战，希特勒的行动就可坐实为战败国民族仇恨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另一些美国人则喜欢沉浸于“一战”后美国受到的热烈追捧，他们相信这场战争已经向人们索取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必将留下一记深刻的教训。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报》的驻柏林站记者，他回忆说，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在德的美国人都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认为德国战败后的屈辱、通胀以及其内部的混乱会让大部分德国人认识到再谋称霸欧洲是个愚妄想法。”
像舒尔茨和莫勒这样的记者，还有像凯南这样的外交官以及他的几个同事都不是甫出国门的新人，他们都曾在欧洲各国求学和工作。相比之下，这段时期来德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未经历练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免会被左右，行动也会受到影响。战后的德国不管在政治还是两性行为上，都处在一种旧世界的刻板与战后新世界的极端主义交融的状态，他们也时时为此心醉、震撼并着迷。
正因为美国的角色很特殊，所以在德国的美国人也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美国也是“一战”的参与国，但在后期才加入战争。大部分美国人都极不情愿被卷入到一场新的欧洲世界的冲突中来，因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在德的美国人则被归入一个不同于其他战胜国国民的类别。人们觉得他们的立场几近中立，远不像法国人那样复仇心切，不论就个体还是总体而言，他们更愿意给战败的德国人民质疑的权利。作为旁观者，他们可以跳出来，从这些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就像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在德的美国人也喜欢享受特权阶级的生活，他们目睹着这里的物质匮乏、暴力陡增，却往往都能独善其身。他们彼此间密切交往，一起庆祝感恩节和其他节日，享受旅居异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关注身边大事。当时的美联社驻德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就曾不经意间提起这段在“美属殖民地”的生活，还有美国记者间“甚至是在那些存在激烈竞争的记者之间”的“令人羡慕的友情”。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之间也常常会爆发冲突，原因是对希特勒和纳粹以及对德国的军备建设可能带来的隐患意见不合；他们相互间的妒忌憎恶也不算少见。相比今天的各类使馆，那时的美国驻柏林大使馆还是个相当寒酸的前哨基地，超负荷工作的职员们和他们的配偶常常因为政治观点和其他琐碎的小事争吵不休。政府任命的大使与专业的外事人员以及武官之间也常有摩擦。如果再算上某位大使女儿的丑闻，真凑足了一台好戏。当然这些事在任何一个外交机构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城里那无处不在的紧张氛围中，它们被不自觉地放大了。
相比之下，那时驻柏林的美国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今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多达到过50名。在当时的美国，除了纽约和华盛顿，还有大批市属通讯社、报业公司和日报社向海外派遣记者，并放任他们追踪各自的新闻。无线电广播员也很快加入了这场媒体混战。
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闻周刊》的驻外记者，再反观当下媒体行业的整体衰退，我深感自己曾有幸生活在这个行当的黄金时代。但我的那些前辈们在柏林的生活还要有声有色得多。比方说，腓特烈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交汇口是闹市区的显赫地段，那里有家著名的克兰茨勒咖啡馆，莫勒就在它楼上设立了一个《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新办事处。从此，这儿就以美国访客的二楼接待站而闻名，人们可以过来聊聊天，读读美国报纸，偶尔还能指挥一下办事处的秘书。这里不仅仅是家新闻社，几乎已经成了个小使馆。
有许多家喻户晓的美国名人也曾顺道造访新德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辛克莱?刘易斯，建筑学家菲利普?约翰逊，广播员爱德华?默罗，前总统赫伯特?胡佛，黑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当然还有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说来奇怪，对于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说，在那时探访这个神秘的暗黑世界也并非什么壮举。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1938年曾和他牛津大学的几个同学一起周游欧洲，也顺道走访了德国，他说：“人们都忘记了那时候去德国转一趟有多简单，比去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容易多了。”
我对这段历史一向很感兴趣，一直想了解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在最短时期内做到了对德国的绝对掌控，并将它一步步带进毁灭的深渊。这段历史对包括我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的父母在波兰长大，父亲曾加入波兰陆军并参战，之后他逃到西部，加入了英国指挥下的波兰部队。战后我在爱丁堡出生，随后父母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从小就是美国籍，而不是波兰籍。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两次到过德国，第一次是冷战结束前最后几年中的波恩之行，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去柏林。我常常写到关于德国人如何对待纳粹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那个戏剧性的时代在柏林工作的美国人知之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认识威廉?夏勒，他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德国统一后，阿德隆饭店经过重建后再次开业，夏勒、多萝西?汤普森以及其他明星记者们经常来此小聚。但我很少探究他们的个人历史。
后来我为了写这本书去和他们接触，才发现他们的故事里饱含丰厚的脉络，不仅让我了解到那个动荡时代里、在漩涡中心的德国工作和旅行的真实景况，也让我得以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自己以一种少见的、强烈而直接的方式重新经历了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我希望尽量和读者分享这些第一手资料，分享这些受访者的视角——不论是回忆录、笔记、信件，还是那零星几位尚在人世的目击者的采访记录。
书里有些故事原先发表过，不过早已被遗忘；有些没发表的手稿和信件存在各地的档案室和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保管在作者的子女手中。拿年轻的外交官雅各布?比姆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任职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他的儿子亚历克斯是我在莫斯科时认识的朋友，我们那会儿都是驻俄记者，他向我提供了一份他父亲尚未出版的手稿的副本。而书中很多关于在德生活的精彩描述则来自凯瑟琳（凯）?史密斯的私人手稿，她的丈夫杜鲁门?史密斯上尉是第一位会见希特勒的美国官员，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官。
有一点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中的各位见证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将德国导向何方。确切来说，制定犹太人大屠杀详尽计划的万湖会议远在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德国陆军才刚刚开始在东线战场遭遇第一次严重溃败；而此时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和希特勒对美宣战，遗留在德国的美国人正在大批撤出。当然，美国人有大量机会目睹或耳闻纳粹政权对犹太人以及任何所谓敌对分子的大肆迫害，他们亲历了“二战”初期希特勒的节节胜利，也读到过有关大屠杀的早期报道。其中不少美国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也有一些人畏缩不前，转移视线，个别人甚至公开倒戈，与纳粹为伍。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和大屠杀前夕在德的美国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和经历。作为记者，我有幸参与报道了近代的几个大事件，例如苏联解体和中欧剧变，我明白要在一段颠簸的历史时期厘清风云变幻，并就置身其中的人们该如何行动提出正确的道德指引，有多么困难。即便身处风暴中心，你还是可以继续惯常的生活，只是时不时地需要自欺欺人，尽管种种畸形、荒谬和不公正的事儿都一眼可辨。
我不会急着给这些在希特勒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下任何定论，我的重点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假如有可能，我想让这些故事自己来说话。对这群美国人的历史评价，他们的是与非，他们的道德罗盘是完全精准还是彻底失衡，都应该从他们的自身经历出发，而不是由我们凭事后聪明妄下结论。
用户评价
还没看…对希特勒很好奇…会慢慢看的
评分 评分非常好，所然还没看，但是纸质不错
评分很好，以后还会来买的
评分想买很久了，还没看，内容应该不错
评分京东商城京东快递购物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读不下去了，我要放弃了，趣味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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