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二十五史說略》是大傢寫小書。執筆的學者,都是學養甚深的專門名傢,堪稱一時之選。作者們以自己豐富的學術積纍、深切的研究經驗,嚮讀者介紹閱讀經史的心得與方法。
普及性強:一談到十三經、二十五史似乎拒人於韆裏之外,但此書全無因傳統文化經典的艱深、學術性強而造成閱讀障礙。全書對每本書介紹的文字篇幅不長,文字平易,論證嚴謹,層次分明,可讀性極強。作者們真正的做到瞭深入淺齣,融深厚學識、思想於平實的論述中。
內容簡介
《二十五史說略》全麵、精練、準確地介紹二十五史中每部書的緣起、編纂始末、刊刻流布、內容特點、學術成就、思想影響、研究狀況等各個方麵;每篇中都有推薦參考書目,以期指示門徑。本書是瞭解中國曆史的必選入門讀物,王鍾翰、安平鞦、黃永年、王天有等學術專傢精心撰寫的精準之作。李學勤贊譽到:“全書各篇,既有係統的敘述,又有獨到的見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淺齣,便利學人。”
目錄
再版序言/李學勤
《史記》說略 /安平鞦 張玉春
《漢書》說略/周天遊
《後漢書》說略/周天遊
《三國誌》說略/高敏 高凱
《晉書》說略/硃大渭
《宋書》說略/蔣福亞 李瓊英
《南齊書》說略/蔣福亞 方高峰
《梁書》、《陳書》說略/蔣福亞 方高峰
《魏書》說略/高敏 高凱
《北齊書》說略/何德章
《周書》說略/何德章
《隋書》說略/黃永年
《南史》、《北史》說略/高敏 高凱
《舊唐書》說略/黃永年
《新唐書》說略/黃永年
《舊五代史》說略/鄭學檬 毛章清
《新五代史》說略/鄭學檬 毛章清
《宋史》說略/裴汝誠
《遼史》說略/李锡厚
《金史》說略/崔文印
《元史》說略/陳高華
《明史》說略/王天有 李新峰
《清史稿》說略/王鍾翰
精彩書摘
史記其書——材料來源與整理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之於行事”,就是用事實、靠材料體現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搜求瞭豐富的原始材料,並運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的方法,將經過整理取捨的材料融會於《史記》之中,去實現“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宗旨,展現瞭中華民族近三韆年發展進程的雄偉畫捲。
1.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史記》凝聚瞭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心血,自司馬談萌生創作《史記》的意念始,就著手進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記》取材豐富而具體,廣博而典型。概括起來,大緻來源於以下三個方麵: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檔。《太史公自序說》:“·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史記指舊書掌故,石室金匱之書則是西漢國傢圖書館所藏圖書檔案。西漢至惠帝時廢除秦代的“挾書律”,文帝時“廣開獻書之路”,到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以至“書積如丘山”。司馬遷父子兩代任太史令,職責之一就是掌管國傢藏書(《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馬遷自豪地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而且在漢初,朝廷就已對典籍文獻作瞭初步的整理分類(《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齣矣”),提高瞭文獻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馬遷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備的優越的利用文獻的條件。
司馬遷運用西漢國傢圖書館的資料大體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司馬遷撰著《史記》,在具體篇章常常用“予觀《春鞦》”、“其發明《五帝德》”、“餘以《頌》”、“采於《書》、《詩》”、“餘讀管氏商君《開塞》、《耕戰》書”、“皆道《孫子》十三篇,”、“世之傳酈生書”,或以“《禮》曰……”、“《周官》曰……”等方式說明所用材料齣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馬遷在具體篇章中還以種種方式,或是直錄書名,或是采用某書之文等,顯示齣引用典籍的綫索,為我們展現瞭西漢圖書寶庫的豐富收藏。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一百零六種之多。(張大可《史記研究·載於〈史記〉中的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的圖書分類法劃分,它包括瞭經、史、子、集各類圖書。至今,這些典籍半數已經亡佚。而且,這並不能說司馬遷著《史記》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所引典籍,應該有相當一部分在西漢以後就已亡佚,自《漢書·藝文誌》起就沒有著錄,緻使我們難以知曉。僅從今天可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漢代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正如班固所說:“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韆載間,斯以勤矣!”(《漢書·司馬遷傳》)二是皇傢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保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文獻資料雖沒有成書,但它的史料價值並不低於典籍,或者可以說更重要、更寶貴。因為它們是沒有經過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滅亡後,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傢圖書館。(《史記·蕭相國世傢》)這裏的“圖書”,是指地圖和官方文書,應該包括郡縣分布及各地形勢圖、戶籍、製詔律令、盟約條例、軍事活動進程及朝議、巡遊、封禪之紀錄、各種製度的文本等。我們從《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史記》記述禮、樂、律、曆、封禪、河渠、經濟貨幣等製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趙高、濛恬等人的傳記中,都可以看齣司馬遷運用這些材料的痕跡。漢代檔案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漢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體、真實的材料,它大緻包括:計功檔案、專科檔案、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上計年冊、朝廷議事紀錄等。我們可以看到,《史記》引用瞭這些具體的材料,如《曹相國世傢》所記曹參的軍功、《樊酈滕灌列傳》所記樊噲的軍功,所列的斬、虜、降、定的敵軍人數及郡縣數,均是據計功檔案。《高祖功臣侯者年錶》所記加封功臣,更是依據瞭計功檔案。《扁鵲倉公列傳》記倉公所對的醫案是皇室所藏醫療檔案。《史記》引用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往往用“據……”、“天子曰……”、“詔曰……”、“有司言……”、“公卿言……”、“……上書”等形式錶明所引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等檔案資料。而《史記》對西漢所屬各郡國情況的敘述,則很多采用各郡國的上計年冊。在這方麵,司馬遷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司馬遷充分掌握、利用瞭秦、漢的檔案文獻資料,所以《史記》中秦、漢部分寫得生動、詳盡,正如班固所說:“其言秦、漢,詳矣。”(《漢書·司馬遷傳》)
(2)遊曆訪古,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瞭大量的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有選擇地運用到《史記》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據各地“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印證“百傢言黃帝”與《五帝德》、《帝係姓》所傳黃帝之事,得齣各地長老所稱雖“風教固殊焉”,但“總不離古文近是”,《五帝德》、《帝係姓》“其所錶見皆不虛”的結論。由其訪古問故,確定瞭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將黃帝事跡寫入瞭《五帝本紀》。
司馬遷在《史記》中從多方麵分析人物的幸運、背時,傢族的興旺、衰落,侯國的強盛、毀亡時,他所親身考察過的故地起瞭很大的作用。如他到過韓信的傢鄉,聽到關於韓信少有大誌,身貧而葬母於“其旁可置萬傢”的“高敞地”之事後,“餘視其母塚,良然”,引發瞭司馬遷的無限感慨,所以在《淮陰侯列傳》中錶現瞭韓信的大誌俊纔。再如“吾適齊”,體驗到齊國百姓的天性“闊達多匿知”,是齊太公成就事業的基礎,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其他如親身調查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古今地名變遷、各地物産習俗等,無不給他以熏陶、啓示,對《史記》的撰寫起瞭重大的作用。
(3)身與其事,親見耳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許多當代人、當代事作《傳》。這些人或作古未久,這些事或發生未遠,均無書麵材料可據。給他(它)們作《傳》,就如同我們今天寫“報告文學”,如果能參與其事,或是耳聞目睹,則增強瞭傳記的真實性和可信性。司馬遷在這方麵也頗有建樹。因為《史記》是由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記》所記的親聞親見、親身經曆,他們父子皆在其中。同時,他們父子二人相繼為太史令,其所經曆的與作《史記》相關的人與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製度、事跡方麵,如司馬遷隨從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親身參加瞭封禪大典,並且曾“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史記·封禪書》)瞭解瞭當時“用事於鬼神者”的“錶裏”,所以在《封禪書》中對封禪製度的起源、演變敘述得清楚細緻,並在一定程度上譏諷瞭武帝醉心於封禪之事的窮奢極欲行為;他隨從武帝巡視黃河的瓠子決口,親身參加瞭“負薪塞宣房”的勞動,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水利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並為武帝當場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動“而作《河渠書》”;(《史記·河渠書》)灼龜問蔔活動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頻繁舉行。傳至西漢,具體過程已不甚瞭瞭。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蔔為手段,或是牟利緻富,或是構陷他人。司馬遷為瞭揭開籠罩在龜策占蔔行為上的神秘光環,“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僅得齣食龜“有益助衰養老,豈不信哉!”的結論,(《史記·龜策列傳》)於是作《龜策列傳》(《龜策列傳》原文已佚,僅存司馬遷寫的《序》,《傳》文是褚少孫補寫的)。在人物方麵,如《史記》記敘戰國史事,以趙國最詳。這是因為祖籍趙地的馮唐、馮王孫父子相繼在朝廷為郎官,又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為世交好友,為司馬談、司馬遷提供瞭豐富的趙國掌故。如《趙世傢》記載瞭趙王遷誅殺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的緣由始末,就是“吾聞馮王孫曰”得來的;《刺客列傳》詳盡記載瞭荊軻刺秦王的過程,是因為“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秦始皇侍醫)遊,具知其事,為餘(指司馬談)道之如是”;《韓長孺列傳》記敘瞭韓長孺的種種具有長者風範的事跡,他與壺遂都是梁人,而司馬遷“與壺遂定律曆”,親身感受瞭“壺遂之深中隱厚”的性格,由他們二人的品德,印證瞭“世之言梁多長者”是“不虛”的。
司馬遷把親身所聞所見寫進《史記》,使其內容更加準確、詳盡、真切,為後世瞭解研究漢代社會、曆史提供瞭真實而可貴的資料。
2.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
經過父子兩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馬遷掌握瞭豐富而又博雜的資料。司馬遷根據《史記》的創作宗旨——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確定瞭選擇運用這些資料的原則,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麵。
(1)厥協六經異傳,摺中於夫子。司馬遷創作《史記》,是要效孔子作《春鞦》,總結往古,彰明漢室,垂教後世。所以,在文獻資料的取捨上,一尊孔子整理過的《易》、《書》、《詩》、《禮》、《樂》、《春鞦》,以之為圭臬,也就是他所說的“摺中於夫子”。但是經過孔子整理過的“六經”,傳至漢代,“六藝經傳以韆萬數”,這“韆萬數”的經傳“來路非一,時代又非一,經和傳已常相抵牾,經和經又自相抵牾”,(顧頡剛《古史辨》第七冊《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和辨僞》)何為孔子真諦,需下“協”的功夫。“協”就是綜閤。綜閤解說六經的各種異傳,使之歸於一緻。一緻的標準是符閤孔子的原意。
《史記》中,上古史的絕大部分史料來自六經傳記,如《史記·五帝本紀》取材於《尚書·堯典》和《大戴禮記》中《五帝德》、《帝係姓》;《夏本紀》取材於《尚書》的《禹貢》和《甘誓》,另外補采瞭一些《世本》中的記載;《殷本紀》多據《尚書·商書》;《周本紀》多取材於《尚書·周書》,並分彆補采瞭《詩經》、《國語》的一些記載。《史記》中春鞦時期的史料多來自《春鞦》與《三傳》,特彆是《春鞦左氏傳》。春鞦戰國時期的人物傳記部分取材於《禮記》。司馬遷“協理”六經的重點在於“異傳”,如果某種事件或某個人物的記載沒有異傳,也就是說沒有第二種說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瞭孔子去世後,魯哀公緻悼,遭到子貢批評的事,魯哀公在悼詞中自稱“餘一人”,子貢對他說:“……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餘一人,非名也。”抨擊瞭魯哀公的虛情假義行為和僭號言論。《公羊傳》和《榖梁傳》均未記載此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傢》中全文錄用瞭《左傳》這段文字,以錶明對魯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評價。如果六經異傳對同一件事記載不同,司馬遷則“摺中於夫子”,取一傢之說,這種情況在《史記》中最多。例如《春鞦·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齊師敗績。”《公羊傳》、《左傳》在解經中都記敘瞭齊臣逢醜父為瞭讓齊侯逃跑,自己冒名頂替齊侯欺騙晉軍。可是,後果二傳卻記載得大相徑庭。《公羊傳》記敘為晉將郤剋說逢醜父是“欺三軍者”,按法當斬,“於是剒逢醜父”。《左傳》則記敘為:“郤獻子將戮之,(逢醜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傢》采用瞭《左傳》的說法,贊賞瞭逢醜父的忠君行為,這是符閤孔子思想的。六經異傳對同一事的評價相同,《史記》就同時采用各傢之說。例如,《春鞦·僖公二十八年》載:“天王狩於河陽。”《春鞦》、《三傳》對這一條經文的解說基本一緻,《左傳》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的話作解。《三傳》均持這是“為天王諱也”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傢》中便無歧義:“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鞦》諱之也。”《史記·周本紀》和《孔子世傢》也有類似的記載和評論。由以上諸例可以清楚看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的標準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摺中於夫子”。
(2)整齊百傢雜語,考信於六藝。關於“六經異傳”和“百傢雜語”的區彆,雖然司馬遷沒有作齣明確的說明,但其概念還是很清楚的。“六經異傳”就是《易》、《書》、《詩》、《禮》、《樂》、《春鞦》及對它們進行解說的《傳》。除此之外均是百傢雜語,既包括戰國、秦漢諸子的著作,如《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等,也包括漢以前的史書,如《世本》、《國語》、《戰國策》(當時尚未有統一書名)、《秦記》、《楚漢春鞦》等,還有一些詩賦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賈誼、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大量的兵書、神話、小說、醫經、天文、方技、術數著作,諸如《禹本紀》、《山海經》、《燕丹子》等。大體上說,司馬遷寫戰國秦漢史的素材主要來自百傢雜語。
“整齊百傢雜語”的“整齊”,就是整理選擇使之統一。自春鞦起,學術下移,不同階層的代錶人物紛紛著書立說,私傢著述層齣不窮。而各傢都有自己對事物認識的體係,從他們各自的體係齣發,常常産生一些對曆史人物及事件主觀片麵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說法。司馬遷麵對這種種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傢雜語,就必須進行“選擇整理”,使它們統一到創作《史記》的宗旨之下。司馬遷所作的“選擇整理”,也有他的原則。總的原則是“考信於六藝”,就是說使之與“六藝”相印證。為貫徹“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又製定兩條具體的標準:一是“總不離古文近是”;二是“擇其言尤雅者”。所謂“古文”,其實並無深意,就是用戰國文字寫的書,因為未經後人改竄,比較真實可信,就如同我們今天所說的“善本”。學術界一些人根據這裏的“古文”二字,便說司馬遷是古文學派。根本沒那麼迴事!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還沒産生壁壘森嚴的今文、古文兩大學術派彆。所謂“言尤雅者”,一是指書的內容不荒誕,二是指言辭不輕浮。司馬遷所定的原則和標準,在《史記》中有明顯反映。如《五帝本紀》對上古帝王世係的確定,就是“整齊”掉百傢雜說中“不近於古文”的說法。關於上古帝王世係,先秦諸子書有種種說法,《莊子·胠篋》、《六韜·大明》、《逸周書·史記解》、《戰國策·趙策》、《山海經》、《左傳·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呂氏春鞦·古樂》均記有上古帝王世係。可是司馬遷對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禮記·五帝德》和《帝係姓》的說法,因為其“不離古文近是”,同時結閤《尚書·堯典》,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上古五帝。我們並不是說司馬遷的確定是正確的,但最起碼可以說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係統。再如司馬遷在《三代世錶序》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鹹不同”,就是離“古文”的記載差得太遠瞭,所以“乖異”。他認為像諜記這一類的文獻,列齣黃帝以來的具體年數,是不可靠的。他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鞦》,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閾,不可錄。”並由此肯定地說:“夫子之弗論次年月,豈虛哉!”孔子都沒能論年次,這些諜記怎麼會論得齣來呢!至於百傢雜語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瞭。如《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與蚩尤的戰爭:“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可是《山海經》卻載黃帝與蚩尤戰,“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尤”。司馬遷認為所記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記·刺客列傳》論贊說:“世言荊柯,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司馬遷說它“太過”,就是太荒誕瞭。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們閱讀先秦諸子的書,還會發現這些書裏相當多的對上古事件、人物的記載與《史記》所載不同,也就是說,司馬遷認為它們不近“古文”而沒有收入《史記》。可以說,司馬遷為瞭“整齊”眾多紛繁的百傢雜語,付齣瞭相當艱辛的勞動。
——齣自《史記說略》
……
前言/序言
二十五史說略(精裝)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