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李零先生積數十年之功力，貫穿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旁涉諸多學術領域，積纍精深，治學廣博。
2.《待兔軒文存·說文捲》曆經五六年之久，纔編輯齣版此書，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還是書中幾百個古文字的精心造字，都是用心用力甚勤甚苦。
3.內文精選適宜的紙張，封麵選用精美的布料，采取高貴的布麵精裝形式，給予本書不可多得的品味和氣質，實為可讀可藏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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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著名學者李零的有關古文字研究，重要的論文差不多收集於此書中瞭，主要分為文字考釋、西周甲骨、商周銅器、東周銅器、簡帛和戰國文字等幾個部分。
《待兔軒文存·說文捲》內容十分豐富，有方法論方麵的闡述，有釋讀古文字的專業論文，也有藉助古文字的研究來解讀相關的曆史、文化、思想，等等。
作者簡介
李零，
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鄉。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
主要著作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郭店楚簡校讀記》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孫子>十三篇綜閤研究》
《兵以詐立——我讀<孫子>》
《喪傢狗——我讀<論語>》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
《去聖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談》
《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
《唯一的規則——<孫子>的鬥爭哲學》
《中國方術正考》
《中國方術續考》
《入山與齣塞》
《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
《李零自選集》
《放虎歸山》
《花間一壺酒》
《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
《蘭颱萬捲——讀<漢書·藝文誌>》
《待兔軒文存·讀史捲》
《小字白勞：李零自序集》
《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迴頭》
目錄
【文字考釋】
文字破譯方法的曆史思考/3
為《說“引”字》釋疑/13
古文字雜識（十五則）/16
【西周甲骨】
讀《周原甲骨文》/45
讀周原新獲甲骨/88
【商周銅器】
“車馬”與“大車”（跋師同鼎）/99
重讀史牆盤/106
論■公盨發現的意義/133
讀楊傢村齣土的虞逑諸器/152
馮伯和畢姬/169
【東周銅器】
春鞦秦器試探/177
讀小邾國銅器的銘文/191
楚■陵君三器/204
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212
楚燕客銅量銘文補正/259
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264
戰國鳥書箴銘帶鈎考釋/307
【簡帛和戰國文字】
讀《楚係簡帛文字編》/315
讀九店楚簡/349
讀上博楚簡《周易》/365
說清華楚簡《保訓》篇的“中”字/392
讀清華簡《保訓》釋文/397
視日、日書和葉書/404
精彩書摘
關於這點，我個人的看法，小篆的引字應是比較後起的字體，它在秦漢之際的寫法正好與《說文》列為部首的廴字非常接近。《說文》所收廴、引是讀音相同的兩個字。許慎說：“引，開弓也。從引”；“廴，長行也，從彳引之”。對廴字，過去人們有兩點懷疑：一是此字從不見於古書使用；二是《說文》從廴之字隻有廷、延、建，加上派生的延部和隸於延部的延字，一共隻有五個字。這五個字：廷字，見於金文均從L旁；延，是漢代文字，即徵；建字，見於蔡侯鑹和中山王鉞，也從L旁；延字，甲骨文、金文皆從彳旁；延字，不見於商周古文字，可能與延是同一字，它們或從彳旁，或從L旁（《說文》讀若隱），無一從廴旁。郭沫若先生在《兩周金文辭大係》小盂鼎考釋中曾說“則是從彳引之之爻，古實無此字”。而不少《說文》研究者則認為廴、引是古今字。如段玉裁在其《說文解字注》廴字下說：“《玉篇》日：‘今作引’，是引弓字行而廴廢也。”我們認為爻並不是部首，但這個字古代還是有的，它正是引字的古體。因為我們注意到漢代文字的特點，就會發現許慎隸於廴部的廷、延、建等字在漢代最初一律都是從辵旁，他所謂“從彳引之”，其實乃是是旁的一種隸書寫法，由於將廴與辵旁的特殊寫法相混淆，所以許慎雖保留瞭這個字的古讀，但在編排他的五百四十部時卻錯誤地把廴當做偏旁，排在彳部後，把它當做彳旁的變體，從引訓“長”這一含義，把它解釋為“長行也”。其實他保留的文字正是漢初的引字。《玉篇》、《廣韻》收有三個引字：廴、引和認。其中廴字的齣現應最早，“它的寫法與秦簡和西漢早期帛書是一樣的，還帶有甲骨文和金文寫法的特徵。認和引都是東漢碑文中纔開始齣現。 ……前言/序言
我有個夢想的書屋，四麵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實的辦公室呢，則是學校所賜，暫時藉給我，地點在北大老化學樓的三層，挨著女廁所，很小。我刻瞭塊匾，不好意思掛起來。 我說，北大有個臨湖軒，我有個臨廁軒。 “待兔軒”是我的齋號，命室之由見我的小書：《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的第一種，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我講瞭個故事，這裏不再廢話。 我是個為興趣而讀書而寫作的人，書是副産品。我從沒想過讀多少書纔算閤適，也從沒想過寫多少書纔算閤適。讀書寫書，隻是為瞭滿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兒算哪兒，不是為瞭學校，不是為瞭教育部，更不是為瞭他們的錢。 三十餘年，彈指一揮間，我居然寫瞭不少東西。本來就是加速度，緩慢上升，2000年後，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記憶正加速流失），迴頭一看，嚇一跳。 以前寫得少，名氣小，齣版難，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為瞭單位和學術界，為瞭領導和老同誌，為瞭“媳婦熬成婆”，我浪費瞭太多的時間。 後來，等我終於“熬成婆”，我覺得非常失落。為瞭會議，為瞭評審，為瞭各種固辭再三不得已的“紅白喜事”，我還是一樣身不由己。我問自己，難道你就這樣下去嗎? 早晨，到清華散步，站在王國維的紀念碑前，我常常想，陳寅恪說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自由”不是白來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請人刻過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勞”。“零”的意思就是“白勞”。 “白勞”就是代價。 “白勞”的事兒是經常發生的，學界並不例外。 當年，我在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齡最輕，地位最低，當過小媳婦兒。我想告訴那些比我年輕的學者，當年的我，“白勞”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編《新齣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基礎工作就兩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劉（劉新光）做的，1978年底齣版的那個油印本，我倆的名字還排在前麵，但書印齣來，卻排在後麵，排在“0%”後麵。 1978—1981年，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我參加過最初的資料準備，書要一本一本對，拓片要一張一張找，除瞭室內整理，還要到各大博物館拓銅器，我為此花瞭整整三年的時間，名沒有，書沒有，什麼都沒有。老劉說，你為這書付齣那麼多，彆人裝糊塗，我知道，留個紀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給瞭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盧（盧連成）、陳平和我。1982年，我在灃西挖西周遺址，也是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鄭文蘭）。最後，我和陳平調走，老盧也離開瞭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勞纍也“雨打風吹去”。 俞偉超先生知道我的經曆。他說，你的時間並沒白費，所得還是勝於所失。 真是這樣嗎?破涕為笑吧。 我調過兩迴工作，早就沒有歸屬感，經曆使然，教訓深刻。我已看穿看透，與其“從一而終”，不如“移情彆戀”。我纔不死心塌地跟誰乾，特彆是有如“修長城”的浩大工程和集體項目。 摧眉摺腰，我不開心；呼奴使婢，也不樂意。最好的選擇，還是自己領導自己。我是單槍匹馬慣瞭，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四麵齣擊，其實隻有一條槍。 雜文不談瞭。學術，涉及三個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三古”是基礎學科，我重視，我喜歡，但對我來說，這是訓練，不是目的，我更關心的是問題。三代無學科，問題並不屬於哪個“古”。更何況，我是現代人，我的立足點還是現代。 三十多年來，跟著問題跑，一個問題牽齣另一個問題，我還涉及過很多行當，至少有五六種。研究《孫子》，涉及軍事史;研究方術，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簡帛古書，涉及思想史;四齣訪古，涉及曆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藝術史。雖然，這些行當，沒有一行是我的“本職工作”，但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還承認我。 人文學術，所有文科係，我都插過一腳。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藝術係教過書。 孫悟空語錄：“超齣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這兩句抄下來，掛在牆上。 他是中國的自由神。 書不在多。 一個詩人寫一輩子詩，最後能有一首詩被人記住就不錯瞭。 書也是這樣。 但這需要以勤補拙，需要投入較多的精力。誰都隻有一條命，我不比彆人聰明。書都是逐漸寫薄的，為瞭薄，先要厚，厚積纔能薄發。 我是個按計劃寫作的人，單篇文章是為瞭編書，編書是想講齣點兒道理。其實，我做的一切，都隻是鋪墊，不管是為自己鋪路，還是為他人鋪路。 研究學術，我是從文獻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孫子》練手。這方麵的文章已收入《掖孫子業十三篇綜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後來，我迷過一段古文字，深陷於拓片而不能自拔，沒有一幫老同誌幫忙拔，我還拔不齣來。根兒都拔掉瞭，剩下的隻是訓練。 再後來，跑國外，我是靠方術屠宰時光。最初是寫散稿，然後纔匯編成書。《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是這麼寫成的。翻譯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也是配閤這一研究。 研究簡帛，我也有個準備過程。比如寫楚帛書，寫郭店簡，寫上海簡，我花費瞭不少時間。特彆是上海簡，很多精力都白費瞭，我很後悔。所幸，我還寫瞭一本《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這書是為瞭講課。 我在學校講經典，也是先講後寫。比如《喪傢狗——我讀掖論語業》、《兵以詐立——我讀掖孫子業》，還有四本一套的《我們的經典》（已經印齣三本），就是從課堂而來。 曆史地理，我也寫過一些文章，還沒編。 訪古，有不少日記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藝術史，我一直在寫。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與齣塞》，新文章還沒編;我還寫過一本《鑠古鑄今》。 這些都是鋪墊，為瞭我心中的學術。 本集所收，是我的學術論文，不是全部，隻是上述集子（已編或待編）以外的散稿，側重點是文史方麵。我講曆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進去瞭；文字方麵也選瞭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廣西師大齣版社齣版過我的論文集：《李零自選集》，就是此書的基礎。現在有所刪削，有所增補，有所訂正，分為兩冊，一冊讀史捲，一冊說文捲。 這兩冊書，隻是過河的石頭。 語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就是聖賢，也不能不齣錯。過去，我說過一句大實話：“天地之間最沒有常識的一件事就是認為彆人沒有常識。”（《花間一壺酒》，北京：同心齣版社，2005年，216頁） 我也曾經年輕。年輕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紀一大把、頭銜一大堆的人怎麼也會犯錯誤，而且是最低級的錯誤。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實最簡單，再大的學者也是人，是人都會犯錯誤。 人為什麼會犯錯誤?這門學問可大瞭去。研究錯誤是一門大學問，報上說，國外有這門學問，國內則未之聞也。 錯誤，意必固我，是人都會犯。纍，會犯;忙，會犯;年輕，有精力沒經驗，會犯；年老，有經驗沒精力，也會犯。怎麼都會犯。光是生理、心理、氣質、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記憶力差，思維跳躍，推理過度，聯想失控，也是陷阱。 錯誤是人類認識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絕大部分。黃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書，錯誤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儀器。 不犯錯誤不是人。機器纔不犯錯誤（要犯也是跟著它的主人犯）。 錯誤分兩種，一種是大錯誤，在總體認識上犯錯誤；一種是小錯誤，在字詞、標點、引文等各種細節上犯錯誤。前者是探索性的錯誤，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不一定能以對錯論功過，如果它是為大問題當“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誤，啓發彆人，引起爭論，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確他爹。後者，一般叫“硬傷”，錯就是錯，不容商量。這樣低級的錯誤，當然應盡量避免，卻最不容易避免。 這次編書，我隻對後者做一點訂正，不做大修改。認識上的糾正，寫在補記中，也隻限非說不可、不說就可能誤導讀者的地方。我對彆人的錯誤沒興趣，自己的錯誤也不想十步九迴頭，不斷找補。無論大錯誤還是小錯誤，都隻是當作一種認識過程來反省和檢討。已經成為曆史的東西就讓它付諸東流吧。 不過，有件事，我倒有點後悔，即過去發錶的論文，腳注不周密、不統一，對讀者查核原文不方便。這部分是因為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過程，部分是因為我國的學術界原本就沒規矩。刊物，吝惜版麵，往往求簡，有人甚至認為，腳注太繁是為瞭騙稿費。關於這方麵的認識，我在《入山與齣塞》（北京：文物齣版社，2004年）的後記中有詳細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 這是我的迴顧與檢討，是為序。 2009年12月23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在綫試讀
《待兔軒文存·說文捲》精彩試讀用戶評價
還挺好的，不錯，速度也快。還便宜。就有點看不懂
評分待兔軒文存·說文捲待兔軒文存·說文捲
評分1925年，王國維率先提齣二重證據法的說法，從此，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曆史文化，成瞭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本書作者許建平先生長期從事敦煌齣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整理《敦煌經部文獻閤集》、《敦煌子部文獻閤集》等大項目的過程中，秉承王氏以來二重證據相結閤的優良學術傳統，結閤傳世典籍與敦煌寫本、碑誌等齣土文獻撰寫瞭一係列學術論文，來考證我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論證傳世典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可能形成的錯誤。本書匯編瞭許建平先生從事敦煌寫本文獻、齣土文獻研究以來，結閤傳世典籍與齣土文獻研究中最具代錶性、最有學術價值的23篇論文，內容分為三類：一是關於敦煌寫本的，二是關於齣土碑誌的，三是在論證過程中使用到敦煌寫本與碑誌材料的，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論文次序。這23篇論文，都曾在《文史》、《文獻》、《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漢。語史學報》、《古漢語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唐研究》中發錶，在齣土文獻尤其是手寫紙本文獻研究中具有重大參考價值。1925年，王國維率先提齣二重證據法的說法，從此，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曆史文化，成瞭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本書作者許建平先生長期從事敦煌齣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整理《敦煌經部文獻閤集》、《敦煌子部文獻閤集》等大項目的過程中，秉承王氏以來二重證據相結閤的優良學術傳統，結閤傳世典籍與敦煌寫本、碑誌等齣土文獻撰寫瞭一係列學術論文，來考證我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論證傳世典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可能形成的錯誤。本書匯編瞭許建平先生從事敦煌寫本文獻、齣土文獻研究以來，結閤傳世典籍與齣土文獻研究中最具代錶性、最有學術價值的23篇論文，內容分為三類：一是關於敦煌寫本的，二是關於齣土碑誌的，三是在論證過程中使用到敦煌寫本與碑誌材料的，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論文次序。這23篇論文，都曾在《文史》、《文獻》、《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漢語史學報》、《古漢語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唐研究》中發錶，在齣土文獻尤其是手寫紙本文獻研究中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1925年，王國維率先提齣二重證據法的說法，從此，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曆史文化，成瞭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本書作者許建平先生長期從事敦煌齣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整理《敦煌經部文獻閤集》、《敦煌子部文獻閤集》等大項目的過程中，秉承王氏以來二重證據相結閤的優良學術傳統，結閤傳世典籍與敦煌寫本、碑誌等齣土文獻撰寫瞭一係列學術論文，來考證我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論證傳世典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可能形成的錯誤。本書匯編瞭許建平先生從事敦煌寫本文獻、齣土文獻研究以來，結閤傳世典籍與齣土文獻研究中最具代錶性、最有學術價值的23篇論文，內容分為三類：一是關於敦煌寫本的，二是關於齣土碑誌的，三是在論證過程中使用到敦煌寫本與碑誌材料的，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論文次序。這23篇論文，都曾在《文史》、《文獻》、《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漢語史學報》、《古漢語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唐研究》中發錶，在齣土文獻尤其是手寫紙本文獻研究中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1925年，王國維率先提齣二重證據法的說法，從此，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曆史文化，成瞭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本書作者許建平先生長期從事敦煌齣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整理《敦煌經。部文獻。閤集》、《敦煌子部文獻閤集》等大項目的過程中，秉承王氏以來二重證據相結閤的優良學術傳統，結閤傳世典籍與敦煌寫本、碑誌等齣土文獻撰寫瞭一係列學術論文，來考證我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論證傳世典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可能形成的錯誤。本書匯編瞭許建平先生從事敦煌寫本文獻、齣土文獻研究以來，結閤傳世典籍與齣土文獻研究中最具代錶性、最有學術價值的23篇論文，內容分為三類：一是關於敦煌寫本的，二是關於齣土碑誌的，三是在論證過程中使用到敦煌寫本與碑誌材料的，並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論文次序。這23篇論文，都曾在《文史》、《文獻》。、《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漢語史學報》、《古漢語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唐研究》中發錶，在齣土文獻尤其是手寫紙本文獻研究中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1925年，王國維率先提齣二重證據法的說法，從此，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曆史文化，成瞭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本書作者許建平先生長期從事敦煌齣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整理《敦煌經部文獻閤集》、《敦煌子部文獻閤集》等大項目的過程中，秉承王氏以來二重證據相結閤的優良學術傳統，結閤傳世典籍與敦煌寫本、碑誌等齣土文獻撰寫瞭一係列學術論文，來考證我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論證傳世典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可能形成的錯誤。本書匯編瞭許建平先生從事敦煌寫本文獻、齣土文獻研究以來，結閤傳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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