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以思想史切入历史社会各个层面,大大拓宽了思想史的视域,也在一个更新、更广阔的层面上为明清史提供新的洞见与启发。对“文字狱”和“禁书”的探讨,大大超过既往研究,为观察其他时代和地区的类似现象,提供崭新的认识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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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微细、日常、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至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书,均享有盛名。
目录
修订说明
序论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
第二章 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 清初的讲经会
第四章 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
第六章 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
第七章 从曾静案看18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
第八章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第九章 对《文史通义·言公》的一个新认识
第十章 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
第十一章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
附录 从东亚交涉史料看中国
精彩书摘
三礼学的研究是清代经学考证兴起的最重要一环。清代经学研究的兴起,有一个必要的心理距离或时间距离感。在明代,人们把经书当作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读者的世界与经书的世界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可以毫无任何异样地用。清代经学考证的前提是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古代极为不同,两者之间有极大的鸿沟,所以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古人;如果想好好地了解古人,就必须透过严格的文字考证训诂之学才能加以重建。我认为当时人极力主张“以经注经”,同时回避以己意注经,即是认识到“今—古”之间的距离。毛奇龄(1623—1716)及万斯大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佐证。毛奇龄《西河文集·经义考序》: 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荀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 至于万斯大的治经风格,根据万经(1659—1741)《先考充宗府君行状中的归纳: 人皆以己意释经,吾但以经释经,故虽多立异之处,而实非穿凿附会者比。 在回到古代礼仪世界的巨大热忱之下,人们往往发现古礼离今人的生活非常之远,如此难解,往往查了再查、考了再考,仍然得小到要领;用黄宗羲的话说是“礼经之大者,为郊社、稀拾、丧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 ……
前言/序言
修订说明
趁着本书再版的机会,我请助理将全书再次校读一遍,并核对全部引文及研究资料,同时也增添了若干新的研究信息,对少数内容做了修订。本来曾考虑加入新发表的文章,最后也打消了念头。所以,全书基本上仍然维持原貌,作为自己过往学术工作的记录。因为我对本书主题“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相关问题仍然持续关注,并陆续撰写新的文章,希望未来能够出版本书的“续编”,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序论
这一本书的编选经历过两个全然不同的阶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发动了一个计划,希望在大陆出版一套台湾学者的论著选集,每本约四十万字,当时我毫不考虑地答应下来。但是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应该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经集结出版的文章再集结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选集。最初的设想是要收入我从明清到近代思想学术方面的文章。我以这样的面貌规划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连导论《史家的逻辑与事件的逻辑》也都写好了。最近当我决定应该为这件工作做一个了断时,一种完全不同的编辑概念浮现在我脑海中,亦即缩小范围,只收集与清代有关的文章。
依我个人观察,清初以降逐渐形成四股力量的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这股思想是认为即使当时的现实并非如此,但理想上应该朝道德正统主义迈进;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四股力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像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这本书中有多篇文章都与前两股力量有关。几经思考,我决定用书中篇幅最长,且从未发表过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为书名,并加上一个副标题。收在本书的文章只有《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与我多年前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重复,其余都未收入我的任何论著中。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为题,并不表示它涵盖了本书每一篇文章的意旨,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帝国的黄昏:晚清士绅的转型与社会变迁》 图书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晚清社会最为复杂的十年间(约1895年至1911年),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所经历的剧烈转型及其对国家命运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聚焦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内部结构、精神世界和实际行动,旨在描绘一幅细致入微的社会变革图景,它既是旧秩序瓦解的缩影,也是新思想萌芽的温床。 本书的叙事并非仅仅关注宏大的政治事件或朝廷的谕旨,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身处权力边缘、却掌握地方社会脉搏的士绅——那些在传统科举制度中获得功名,却又在时代洪流中面临职业危机和身份认同重塑的群体。 第一部分:旧秩序的裂痕与士绅的身份焦虑 晚清的开端,标志着一个以儒家正统为基石的精英体系开始动摇。甲午战后的刺激,使得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实践暴露了其体制上的局限性。本书首先考察了科举制度的衰微如何直接削弱了士绅阶层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对各省学政报告和士绅私人函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维新变法之前,士绅群体内部已然出现了深刻的“失业恐慌”——拥有功名但缺乏实际政治权力的中下层士绅,其社会价值和经济来源受到严峻挑战。 我们特别关注了“候补官员”群体的命运。他们是等待被授予职位的士绅,其升迁机会受制于中央的财政压力和地方势力的坐大。本书通过对几个重要省份(如江苏、浙江和湖南)士绅群体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他们如何在新兴的经济领域(如铁路、矿产)中寻求立足点,但这种经济转型往往伴随着与地方传统势力和新晋买办阶层的利益冲突。他们的身份焦虑,不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修身齐家”,而演变为关乎生存和未来社会地位的现实困境。 第二部分:地方自治的兴起与士绅角色的重塑 本书的另一核心议题是“地方自治”运动在晚清的实践及其对士绅角色的重塑。清政府试图通过设立商会、巡警局和地方议会来巩固其统治,但这些机构的实际运营权却日益落入地方士绅手中。我们认为,地方自治并非简单的权力下放,而是士绅阶层利用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制度性嵌入”的过程。 我们详细分析了《国税条例》和《公司法》等新法规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士绅如何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他们既是中央政策的传达者,又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士绅在地方治理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际权力,尤其是在处理族务、水利和乡绅治安方面。然而,这种权力的获取并非没有代价,它要求士绅必须学习和采纳新的“现代”管理语言,并与新兴的知识分子、商会领袖进行复杂的权力博弈。 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绅商”现象。许多士绅为了维持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不得不向商业转型,这导致了传统上对“士”与“商”的界限模糊。我们通过考察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周边的家族企业档案,发现一些显赫家族的经济活动是如何深度介入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他们利用其社会声望来为商业活动背书,同时也使商业利益反过来影响其政治立场。 第三部分:思想的张力与政治取向的分化 晚清士绅的思想状态是极度多元和充满内在张力的。本书探讨了两个主要的分化路径:保守的“卫道”与激进的“革命”。 首先,我们深入研究了“义理派”士绅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他们并非完全排斥西方的技术,但坚决捍卫儒家伦理的绝对核心地位。本书分析了清末兴起的“理学复兴”思潮,它是在面对西方物质主义冲击时,士绅阶层为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性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抵抗。他们的理论家们(如某知名学者的著作分析)试图将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进行嫁接,但其核心诉求仍是维护宗法社会结构。 其次,是接受西方教育并转向政治改革的“新派”士绅。这些人大多是留学生或新型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对光绪年间的政治改革(如预备立宪)抱有极高期望。本书区分了“立宪派”与“同盟会”中前科举士绅的差异。立宪派士绅往往更注重程序正义和改良,他们利用其社会资本在各省咨议局中发挥影响力,力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权力分享。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士绅阶层试图将自身地位从“皇权的附庸”转化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合法参与者”的努力。 第四部分:社会网络的解体与革命的温床 晚清的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士绅社会网络逐渐解体和重组的结果。本书探讨了新式军队、新式学堂如何成为传统士绅联系网络的替代性动员渠道。保路运动是分析这一转型的关键案例。在四川、湖北等地,士绅们为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发动运动,这一行动标志着士绅阶层从效忠皇权转向捍卫地方利益,甚至以武力对抗中央。 然而,这些地方性的反抗往往被更具组织性的革命党所利用。本书细致分析了革命党(如共进会)如何渗透到地方士绅的次级网络中——例如宗族内部的年轻一代、新式学堂的教员,甚至一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的候补官员。这些边缘化的士绅,成为了向革命转化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倒戈,使得晚清的政治高层失去了社会基础的有效支撑。 结论: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代价 本书总结道,晚清士绅的转型是一场失败的自我救赎。他们未能成功地将自己的传统地位转化为现代社会的领导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固守(如拒绝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对地方自治的过度控制),以及在面对中央集权衰弱时,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具有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政治联盟。帝国的黄昏并非由自下而上的革命直接推翻,而是由这个支撑了帝国两百年的精英阶层在结构性危机中“退场”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所加速的。通过对这些社会细节的考察,本书试图提供对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复杂性的一个更为精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