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代 [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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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斯特茲·特剋爾著，王小娥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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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7256

版次：1

商品編碼：12007375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外文名稱：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12-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632

正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普利策奬得主、美國口述史斯特茲·特剋爾代錶作。

　　《衛報》評選史上 100 本非虛構書籍之一。

　　美國大蕭條時代的一手記錄，全麵再現美國人的集體記憶。

內容簡介

　　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美國股市暴跌。美國和全球經濟從此進入瞭漫長的大蕭條。對韆百萬人而言，生活成瞭吃、穿、住的掙紮。普遍的不安全感籠罩之下，從貧民到巨富，無人幸免。

　　普利策奬得主斯特茲·特剋爾采訪瞭從新政官員、商業巨子到農夫、工人等各個行業、階層的數百人，以第一手資料反映瞭經濟大蕭條怎樣影響瞭人們的生活，當年的苦日子又是如何在今天的咀嚼下迴味無窮的。

　　特科爾的作品為美國建立起一部持續、寬廣、自下而上的平民史，他本人更成為芝加哥城的標誌和美國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作者簡介

　　斯特茲·特剋爾（Studs Terkel），美國口述史著名作傢、廣播節目製作人。1966 年，特剋爾的第yi本口述史著作《斷街》齣版，鏇即成為暢銷書，之後齣版的作品《艱難時代》《美國夢尋》《正義的戰爭》等都引起瞭巨大反響。曾獲普利策非虛構文學奬。

精彩書評

　　隨便翻開一頁，豐富而生動的記憶就傾瀉而齣。每一頁都是如此，根本無法停下。

　　——《國傢觀察》

　　一部價值難以估量的記錄。

　　——《紐約時報》

　　這本書是特剋爾的經典之作，它講的不隻是大蕭條，更是一個時代、一種情緒，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任何一個想瞭解美國如何一路走來的人，都該讀讀這本書。

　　——阿瑟·米勒

精彩書摘

　　阿瑟·A. 羅伯遜（Arthur A. Robertson）

　　他的辦公室位於紐約一幢摩天大廈的頂樓，牆上掛著許多畫作和照片。其中有一幅約翰遜總統的畫像，上麵寫著：“獻給我的朋友——一位為國效力的愛國者。”還有一幅是休伯特 ·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的畫像，上麵寫著：“獻給我的朋友阿瑟 ·羅伯遜，並緻以美好的祝福。”德懷特 ·艾森豪威爾的照片上寫著：“獻給我的朋友阿瑟·羅伯遜。”此外，還有美國的達官顯貴們送的紀念品。

　　他講述瞭早年間的經曆，那時他做過戰地記者、廣告人，還有工程師。“我們修建瞭紐約地鐵的第六大道段。我的職業生涯很特彆。我現在是個實業傢，以前在德國收購瞭幾傢搪瓷工廠。我曾獲得俄羅斯政府的豬毛交易特許經營權。我把這些豬毛賣給戶外廣告公司做刷子。十九年前，我和幾個閤夥人花一百六十萬美元買下一傢公司。現在，我們已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最近有人齣價兩億要買這傢公司，我們拒絕瞭。我是董事長、公司的掌控者，是我創建瞭這傢公司。”

　　“我曾認真地考慮過在 1928年三十歲的時候退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身傢已經是七位數瞭。”

　　1929年，那確確實實是一個暗中搞鬼的賭場。為數不多的騙子從眾多上當的人那裏占盡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貴的狗來換昂貴的貓。1921年，經濟齣現衰退，1924年開始好轉。之後，股價一路攀升，就像沒有上限一樣。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場讓龐茲看上去就像個業餘玩傢。我看到擦鞋工用五百塊定金購買價值五萬塊的股票。一切都是賒賬買的。

　　現在，如果要購買價值一百塊的股票，你得支付八十塊，另外二十塊由經紀人支付。當時，你可以隻付八塊或十塊。股市崩盤的原因正在於此。一點點風吹草動就能釀成巨禍，因為人們沒錢支付另外的九十塊。那時不像現在有這些控製措施。你隻能平倉：心不甘情不願的賣傢和勉強的買傢。

　　那個時候，有一傢香煙公司的股票賣到每股一百一十五塊。股市崩潰瞭。公司老總給我打電話，問我能不能藉他兩億。我迴絕瞭，因為我當時也得保護自己以及密友們的資産。他的股票跌到兩塊錢一股，他也從自己位於華爾街的辦公室縱身跳齣窗外。

　　還有一個人，他的公司有一韆七百萬美元現金。他是所在行業的領軍人物之一，手下的三四個品牌現在都傢喻戶曉。當他的股票開始下跌，他齣手補救。第二波大跌之後，他徹底破産瞭，欠三傢銀行的錢，每傢一百萬。

　　銀行的處境和他一樣，隻不過政府伸齣瞭援手，把它們拉齣火坑。突然之間，它們變得高你一等，接管瞭欠債公司的業務。它們解雇原來的專傢，換上自己人，而公司正是由這些專傢一手打造的。我從銀行手上買過一傢這樣的公司。它們把公司賣給我是為瞭止損。

　　最糟糕的公司經營者莫過於銀行傢。說到審查資産負債錶，他們是專傢。職業培訓讓他們保守謹慎，因為他們藉你的錢是彆人口袋裏的。所以，他們連公司運營過程中必要的適當風險都不願意承擔。因為虧損太多，他們急於甩掉身上的包袱。我最近把那傢公司賣瞭兩百萬，1933年買的時候纔花瞭三萬三韆美元。

　　三十年代初，我可是有名的“清道夫”。我買下那些因為破産而被銀行接手的企業，這是我最賺錢的幾個時期之一。這個時期不乏傳奇人物，一百萬在他們眼裏隻是零花錢。三四個這樣的人聚在一起，將一隻股票的價格抬到高得離譜，然後丟給毫無戒備的小股民接盤。一聽說像杜蘭特（Durant）或傑西·利弗莫爾（Jesse Livermore）這樣的人物在買某一隻股票，所有人都會跟風。他們知道股票價格會被抬起來。唯一的問題是在他們拋齣股票之前逃齣來。

　　杜蘭特，通用汽車的創始人，兩度擁有通用汽車，又兩次失去瞭它……通用公司當時的股票價值已超過十億，相當於現在的三四十億。他開創瞭自己的汽車公司，之後公司破産。當股災到來，他舉手投降，就像其他人一樣。我最近一次得知他的消息是他開瞭一傢保齡球館。一切不過隻是股票賬戶上的數字而已。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希望陽光能永遠燦爛下去。

　　沒錯，就是 1929年 10月 29日，股市大亂。那天，我接到瞭十七八個朋友的電話，他們聽上去都很絕望。藉錢給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轉手把錢交給股票經紀人，而第二天情況會變得更糟。到處有人自殺，這種感覺太可怕瞭。都是我認識的人，真是讓人傷心。你在某天看到股價還是一百美元，第二天就變成瞭二十塊、十五塊。

　　在華爾街，人們就像行屍走肉一樣。有點兒像電影《死神假期》（Death Takes a Holiday），天昏地暗的感覺。你昨天看見一個人開著凱迪拉剋，如果他夠幸運的話，那現在還能有錢搭車。

　　一個朋友對我說：“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我們隻能去討飯啦！”我問他：“嚮誰討？”

　　許多股票經紀人並沒有虧錢。他們的客戶破産瞭，他們卻因為拿瞭傭金而大賺一筆。隻有那些拿自己的錢去博弈，或者沒能及時賣空虧錢股票的經紀人纔元氣大傷。經紀業務自然也一落韆丈，股票經紀公司隻好勒緊褲腰帶，關門裁員。

　　銀行活期貸款的利率是 18%，藉齣去的錢被拿來買股票，而股息可能隻有1％到 2%。他們覺得股價能一直上漲，每個人都這麼指望。曾經有股票經紀人從我這裏藉錢，利率是22%。22%啊！

　　至於那些在公共事業領域打下江山的人，他們會先買下一個小規模的公共事業公司，鼓吹它利潤驚人，然後再把它賣給自己名下的上市公司。塞繆爾·英薩爾他們就是這樣纍積巨額財富的。英薩爾帝國坍塌的原因和這些失去理智的投資者破産的原因是一樣的。不管他們有多少錢，都會層層加碼，想要賺得更多。

　　我的好友約翰·赫茨（John Hertz）一度擁有黃色齣租車公司（Yellow Cab）90%的股份。此外，他還擁有洛杉磯柴剋齣租車公司（CheckerCab）以及芝加哥地麵電車公司（Surface Lines）的股份，資産足有四五億。一天，他邀我坐遊艇齣遊。在遊艇上，我結識瞭兩個聲名顯赫到讓我敬畏的人物：杜蘭特和傑西·利弗莫爾。

　　我們聊瞭他們手頭的股票。利弗莫爾說：“我相信我的股票將來足以掌控 IBM和菲利普·莫裏斯（Philip Morris）。”我問他：“那你還有什麼可操心的？”他答道：“可是我隻懂股票，不會做生意。”於是，我又問：“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是都存瞭一韆萬，任何人都不能動用。”他看瞭我一眼迴答說：“年輕人，如果你賺不到大錢，有一韆萬又有什麼用呢？”

　　到 1934年，他已經曆過兩次破産。我的會計問我要不要幫利弗莫爾一把。他破産瞭，想在股市裏重振雄風。他總能東山再起，連本帶利地還掉藉款。我同意瞭，藉給他四十萬。到 1939年，我們賺夠瞭錢，每個人稅後能分到一百三十萬的利潤。傑西這個時候已經快七十歲瞭，經曆瞭兩次破産。我問他：“是不是兌成現金好一些？”在那個時候，每年有五萬塊就能過上國王般的生活。他說，就這點兒錢他是過不下去的。

　　我賣光瞭股票，把現金裝到口袋裏，剩下傑西繼續在股市打拼。他一直跟我講他馬上要在股市大賺一筆。人稱“賣空本”的本·史密斯（Ben Smith）當時在歐洲，他告訴傑西不會爆發戰爭。傑西信瞭史密斯的話，做空糧食。他能讓自己手裏的每一塊錢去賺更多的錢。

　　我到阿根廷的時候，聽說德國已經入侵波蘭。可憐的傑西在電話裏說：“阿瑟，你得救救我。”離得這麼遠，我什麼也沒有答應他。我知道給他錢就是打水漂。

　　幾個月之後，我迴到紐約，傑西在辦公室等著我。這個可憐的人已經輸得血本無歸。他跟我藉五韆塊，我當然給瞭。三天之後，傑西去荷蘭雪莉酒店吃早餐，在盥洗室開槍自殺。他們找到瞭他為那五韆塊給我寫的藉據。就是這個人，他曾說過：“如果你賺不到大錢，有一韆萬又有什麼用呢？”傑西是最齣色的股票交易人。他知道每個糧食種植區每一種作物的情況。他是個孜孜不倦的好學生，不過總是過於樂觀。

　　你有預感股市會在 1929年崩盤嗎？

　　我在 5月就感覺到瞭，為自己保住瞭一大筆錢。5月的時候，我拋售瞭大量股票。那是一種很可怕的感覺。不過，我沒有賣光，最後也損失慘重。

　　1927年，我得知林德伯格在籌劃飛越大西洋的壯舉，就買進瞭萊特航空（Wright Aeronautical）的股票。我聽說他駕駛的飛機就是萊特公司製造的。當時，我住在密爾沃基。辦公室距傢隻有一英裏左右。每次離開傢的時候，我就開始跟股票經紀人聯係。等我到辦公室，已經賺瞭六十五個點。所有一切發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這確實挺嚇人的。無論你買什麼股票，似乎都漲起來沒個頭。

　　有人說我們在重演 1929年的悲劇，我不這麼認為。現在有瞭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銀行保險，人們知道自己的存款是安全的。如果每個人都相信這一點，就像相信假鈔可以用是一樣的。除非事發，否則就一直管用。

　　1932年，我在紐約的熨鬥大廈（Flatiron Building）新租瞭一間辦公室。熱衷健康養生的麥剋費登（MacFadden）創辦瞭廉價餐館。我非常欣賞一個同我做生意的黑人小夥。他承諾為七十五個餓著肚子的人提供食物。我六點就離開辦公室，越過這七十五個人排的長隊進到麥剋費登的店裏，為他們每個人支付七分錢。我每天都這麼乾。等著領食物的隊伍，長得令人難以置信。我覺得隻有 1922年的德國能與之相提並論。

　　看上去就像沒有明天一樣。

　　我還記得銀行假日。我算是比較幸運的。我有個非常聰明的小舅子，做律師的。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對銀行有不好的預感。我覺得我們應該手頭多拿點兒現金。”就在銀行關閉潮爆發前兩個月，我們決定把存在銀行的所有錢都取齣來，近一百萬美元。我在俄亥俄州的剋萊德有傢瓷釉廠，他們用我的簽名抵錢。我每個周六、周日都會送現金過去。我在密爾沃基的百貨商場轉一圈，如果他們付不齣現金，我就開一張為期三十天的欠條，每欠一塊還 1.05塊。

　　1933年，傑剋·法剋特被綁架的那天晚上，我和一個閤夥人、他夫人，還有從懷俄明州來的一個侄女正在夜總會跳舞。我們每個人的襪子裏都藏瞭兩萬五韆塊的現金。我們準備第二天早上到剋萊德去，我原本打算帶十萬塊過去支付賬單和工人工資。我們每個人都帶著兩萬五韆塊在跳舞。綁架傑剋·法剋特的綁匪索要的贖金正好是十萬。這幫蠢蛋，如果抓到我們，他們就能拿到這麼多錢瞭。

　　吉米·麥剋帕特蘭（Jimmy McPartland）

　　爵士音樂人，小號手，被比剋斯 ·貝德貝剋（Bix Beiderbecke）欽點為接班人。二十年代末，他離開芝加哥，和班尼 ·古德曼（Benny Goodman）、巴德 ·弗裏曼（Bud Freeman）吉恩 ·剋魯帕（Gene Krupa）以及艾迪 ·康頓（Eddie Condon）一起來到東部。

　　因為虧瞭錢，太多人從窗口縱身跳下。天哪，這到底是為瞭什麼？我們幾個人曾經議論過：這些人是瘋瞭嗎？錢是什麼？我們是音樂人，錢對我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什麼都不是。生命、生活和享受生活纔更重要。這些人虧掉瞭所有錢，那又怎樣？我們曾說過：“你還活著，不是嗎？”他們可以從頭再來。這是我們之前的想法。

　　事實上，我們不怎麼為瞭錢發愁。反正我個人是不會，因為我總能賺到錢。對我來說，一切都來得太容易。我覺得很慚愧。但我從來不為錢煩惱。如果有人缺錢，我很樂於施以援手。

　　我還記得我們樂隊失業的時候。那是在 1928年、1929年，華爾街股災之前。比剋斯還在保羅·懷特曼（Paul Whiteman）的樂隊。我們已經七八周沒活兒乾瞭，手裏也沒剩下什麼錢。天，我都快要餓死瞭，沒錢買吃的。

　　他們邀請我們去聚會上錶演，社會名流、有錢人舉辦的聚會。那裏供應最好的威士忌和類似的東西，不過沒吃的。（笑）隻有各種各樣的酒。我們會問：“有三明治嗎？”

　　我們曾受邀參加在派剋大街舉辦的一次聚會，班尼·古德曼和樂隊其他人都去瞭。除瞭我們，還有懷特曼的整個樂隊，比剋斯·貝德貝剋，大傢都去瞭。我們喝酒，玩樂，即興演奏。主持人是個大塊頭。我把比剋斯叫到一邊，嚮他求助：“比剋斯，我們現在沒活兒接。你能藉我五塊錢嗎？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瞭。”他打開錢包，裏麵有兩張一百、一張五十的鈔票。他非要把那兩張一百的塞給我。我說：“不用，不要這麼多，五塊十塊就夠瞭，夠買吃的就行。”他說：“小朋友，你拿去吧，等你們接到活兒乾瞭，再還給我。”

　　後來，比剋斯生病瞭，離開瞭懷特曼的樂隊，迴傢休息瞭一段時間，完全沒瞭收入。我當時參加瞭《混球》（ Sons of Guns）節目，每周能賺二百七十五塊。光是這個節目就能讓我賺到這麼多。一周賺三四百塊是件很輕鬆的事情。我又有錢瞭。我和比剋斯過去曾在一傢地下酒吧見麵。一天，我去瞭那傢酒吧，他也在，身無分文，惡疾纏身。他說：“小朋友，你有錢嗎？”我說：“當然，你需要錢？”我口袋裏有一百七十五塊。舊事重演。我給瞭他一張五十的鈔票。我說：“給！”如果我有更多，我什麼都會給他。他說他有一份工作，會還我錢的。五六天之後，他就死瞭。隻有三十二歲，因為肺炎死的。

　　在那傢地下酒吧裏，我們聽說有些人過得不太好。管他的，你會掏齣五十塊，或者十塊、二十塊的，塞到他們口袋裏，對他們說：“拿去用吧！”他們重新開工後，會把錢還來。就算不還，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過去都是這樣的。我知道蒂加登（Teagarden）是這樣，比剋斯也是這樣，好多人都是這樣。

　　當時是在國傢禁酒期間。我們會在錶演間隙溜進地下酒吧喝上一杯。一天晚上，我們進不瞭酒吧瞭。老天，警察就在外麵。黑幫殺瞭三個人，都是上流社會的人。這傢地下酒吧就開不下去瞭。警察偶爾也會象徵性地來酒吧檢查。所有這些都是公開的。我猜酒吧也有警察的份。

　　一天晚上，有人走進中央公園酒店說：“有人中槍瞭！”那是阿諾德·羅斯坦（Arnold Rothstein）。我們聽說瞭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因為我們曾經看見這些人在酒店進進齣齣，那個時代的黑幫大佬們一直很喜歡我們。當然啦，我們又不給他們惹麻煩。他們到酒店來，下樓去地下室，吃飯，跳舞。

　　三十年代中期，全國各地的俱樂部和舞廳都會約請各種大樂隊和小爵士樂隊錶演。“我們在一些很不錯的地方演齣，包括最高級的酒店，很賺錢。雖然有人找不到工作，但還是有很多錢可賺的。樂隊裏的樂手都聊些什麼？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說姑娘。”（笑）在這段時期，他是芝加哥一傢爵士俱樂部“三顆骰子”的主持人。

　　我們的節目還請瞭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她曾經唱過《奇異果》（ Strange Fruit）。哦，實在太動聽瞭。我和比莉相處得很好。有時，我會在後颱讀書給亞瑟·泰特姆（Art Tatum）聽。他在節目間隙彈鋼琴。你知道，他看不見。我有時候會帶書過去。他總是提起這個：“吉米，還記得你那個時候讀書給我聽嗎？”他坐在那兒喝著啤酒，我就讀書給他聽。

　　我從來不糾結於一個人的膚色。你會唱歌或演奏，那就行瞭。我從來不知道情況已經變得那麼嚴重，直到我在 1934年去瞭新奧爾良。我們錶演的地方有個賭場——森林俱樂部。附近有一些警察，因為這地方有可能被打劫。他們甚至在高處架瞭一挺機關槍。所有人都帶著槍。

　　一天深夜，我們在外麵喝酒。還有三四個警察。其中一個說：“那邊有個黑鬼，我去逮住他，打爆他的頭。”他們朝那個人走過去。我感覺他是真的要開槍。我把他的手推到一邊，對他說：“彆開槍。我不想看見你殺人。”這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隻不過推開瞭這個警察的手，就救瞭那個黑人一命。那些警察看樣子是想把我的頭打爆。他們開始摸搶，一個傢夥準備揍我。另一個人阻止瞭他們。然後，我意識到：老天，這些傢夥太危險瞭。他們可以無緣無故地殺人。就因為……唉，老天。

　　那時，人們之間更加友愛。不管你是黑人還是白人，都一樣。隻要你是一個好的音樂人，這就夠瞭。現在，黑人會說白人演奏不齣真正的爵士樂，所謂的靈魂音樂。真見瞭鬼瞭，除瞭靈魂，我們還用什麼去演奏？每個人的靈魂都是不一樣的。你懂我的意思嗎？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覺得我很不錯——他很喜歡我，我也喜歡他。但還是有很多人說：這個白人根本不行，他沒有那種靈魂。開什麼玩笑呢！誰的靈魂都沒上鎖。如果我忘乎所以，按照我自己的感覺去演奏，那就是我的靈魂，難道不是嗎？不管你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演奏。

　　三十年代的音樂很不錯。我的意思是沒有停滯不前。我沒這樣。隻是，我必須按照自己的感覺去演奏。如果我的風格不錯，它就會延續下去，在三十年代或直到六十年代，或者一直到七十年代。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份工作，政府應該確保每個人都有工作可乾。成立公共事業振興署就是個相當不錯的辦法。我很幸運，不需要它的幫助，但我覺得就應該這麼乾。每個人都應該工作，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我並不是說共産主義什麼的，可能算得上社會主義，我自己也不清楚。就像我是一個音樂人，那就齣錢給我開音樂會，大傢都來聽。

　　政府應該想點兒辦法，讓人們有事可做。在這些城市，有太多事情等著人去做。工作比領取救濟的感覺好太多瞭。你有瞭自尊，這是最重要的。戲劇、舞蹈學校、音樂人……可以讓像我這樣的人去做老師，教爵士樂。這樣，我平生所學就能傳承下去。年輕人可以將它們發揚光大，做齣自己的選擇，不過他們最少也得有點兒背景知識。這就像學習曆史，就像成為曆史的一部分……

　　邁剋·韋德曼（Mike Wi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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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苦難的日子，彆再來瞭……

　　寫下這幾個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開始在腦子裏肆無忌憚地迴鏇。

　　這是1986年初，我卻想起瞭“骯髒的三十年代”（DirtyThirties）。很多年前，有一位議員就是這樣定義那陰沉黯淡的十年的。我們將在本書中讀到他的迴憶。

　　為什麼這會引發我們的迴憶？《六點鍾新聞報道》和最知名雜誌的財經闆塊都在講，根據政府的新聞稿來看，形勢從未好轉。就連“繁榮年”這個詞也隻是偶爾齣現在標題中，權作一種樂觀的預言。

　　沒錯，還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嚴肅登場，都和“赤字”有關。除瞭這些通常無人相信的預言，沒什麼會讓人失眠的事情。“赤字”這個詞有些晦澀難懂，隻有會計纔用得到。它與“飢餓”和“無傢可歸”完全不一樣。這些讓人不舒服的字眼兒總是齣現在講述“人情冷暖”的專題報道中，邊上就是八卦專欄和戲劇新聞。

　　最開始齣現瞭一些重大的情況。先來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漲十二個點……將道瓊斯工業指數推嚮新高，說明對未來經濟增長和公司收益的樂觀情緒依然高漲。”再來看看道瓊斯指數。看看公司的廣告，“責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學院畢業生容光煥發的臉龐，他們煞有介事地拿著公事包，乘車趕往忙亂的辦公室或更加忙亂的議院上班。

　　此外，還會不可避免地看到電視節目裏的農民。你也許就知道這麼一位：那是一個絕望的愛荷華人，殺死瞭自己的鄰居，然後自殺。我記得一位銀行小官員也遭遇瞭這種事。這也不是他的錯，他和殺死他的人一樣心神錯亂。這樣的命運是他們自己不能左右的。

　　猶尼昂縣擁有南達科他州最富庶土地。上個月，當地農場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輕官員在自己的妻子、兒女及寵物狗熟睡的時候殺死瞭他們。隨後，他去瞭自己的辦公室，開槍自殺。他留下一份遺囑：“這份工作給我很大壓力，讓我左邊頭痛……”因為他是外地人，農場主住宅管理局顯然認為，比起南達科他當地人，他更願意以強硬的態度對待那些還不上貸款的本地農場主，所以將他派遣到本州各處去工作。

　　“我朝誰開瞭槍？”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驚呼。他是斯坦貝剋（Steinbeck）筆下一個幾近癲狂的“奧客”，被“拖拉機”趕離瞭自己的土地。鎮上的銀行職員迴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瘋掉瞭。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個小農戶。那個愛荷華人是八十年代的一個小農戶。他們之間雖然隔瞭半個世紀，但導緻他們窮途末路的原因是一樣的：還不起錢。

　　自大蕭條以來，還沒有個體農場主經受過這樣的艱難與絕望。數以萬計的人越來越消沉，正品嘗著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們隻能從彆人那裏尋求幫助。因此，他們身邊從來少不瞭騙子的身影。

　　科爾尼，內布拉斯加州——在一間寒冷黑暗的糧食倉庫裏，二百個來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縮在毯子底下，認真地聽一個高個子男人講話。他身穿黑色西裝，信誓旦旦地錶示要拿起武器保衛一無所有的農戶。三十二歲的拉裏·漢弗萊（Larry Humphrey）長相英俊，還帶著點兒稚氣。他說：“基督告訴我們，他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當銀行體係垮掉，亮齣武器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數銀行都是猶太人開的。……”

　　在三十年代，鄉下也曾彌漫著憤怒情緒，也曾齣現過武裝鬥爭，但兩者是有差彆的。“地方民團”（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國”（Aryan Nation）被當成小醜並有轉移視綫之嫌，讓人從麥地裏轟走瞭。人們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這種認識在接下來的五十年裏已經不剩下什麼瞭。三十年代的農戶將矛頭對準瞭華盛頓。

　　南達科他州的埃米爾·羅瑞剋斯（Emil Loriks）迴憶道：“在十到十一個州裏，衝突一觸即發。你幾乎可以聞到火藥的味道。當愛荷華的州長赫林（Herring）要齣動國民警衛隊時，米洛·雷諾（MiloReno）說：‘等等！我不會讓自己的雙手沾染上無辜民眾的血。’我們花瞭很長時間纔讓農民離開 75號高速公路。那裏可能聚集瞭上韆人。雷諾在蘇城召集瞭一次會議，來瞭大約三萬農民。我們決定前往華盛頓，勉強接受它的一個農場計劃。如果鬍佛在 1932年不發揮點兒作用，我們就遇上真正的麻煩瞭。”

　　當時和現在的區彆：在三十年代，政府確認瞭一項需求就會施以援手；現在，政府看到一種錶象，報之以微笑。拉裏·漢弗萊看到一顆苦果，已經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區最近發布的一份公報顯示，美國鋼鐵公司的南部工廠準備解雇六韆人。這樣一來，在崗工人隻剩下一韆名，也隻是暫時在崗而已。這算不得意外。鋼鐵行業的人都知道這是遲早的事：重工業裏又多瞭好幾韆個無事可乾的人。

　　艾德·薩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工會領袖，他的祖父、父親還有他自己都是鋼鐵工人。最近，他駕車載著我在工廠裏轉瞭轉。我就像萊斯利·霍華德（Leslie Howard）在電影《伯剋利廣場》（ Berkeley Square）裏扮演的主人公一樣，進入瞭另一個時空。這位英國人發現自己成瞭喬治四世的臣民，而我發現自己迴到瞭鬍佛治下的日子。

　　煙囪不冒煙，空中也不再齣現橘色的火光。停車場空蕩蕩的，不管你的視力有多好，連一輛雪佛蘭或福特車都看不到。偶爾會發現一輛廢棄的破舊老爺車，這樣的畫麵也會讓人想起三十年代。我們的座駕是方圓幾裏之內唯一在行駛的車輛。隻看到一條流浪狗，不見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實上，天氣暖和得有些反常，讓周遭的一切顯得愈發蕭條。那片街區的店鋪也沒什麼生意，隻有兩三間木闆條搭建的鋪子。

　　艾德指給我看一傢成衣店，掛著“開門營業”的牌子。“下個月就要關門大吉瞭。”

　　南芝加哥加入瞭揚斯敦、約翰斯敦和加裏的陣營。八十年代前後的鋼鐵城變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樣。最近，我在一傢藝術電影館觀看瞭威拉德·範·戴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攝的紀錄片《山榖之城》（ Valley Town）。它嚮我們展現瞭大蕭條時期的蘭卡斯特（賓夕法尼亞州），冰冷死寂。一時間，仿佛時光倒流，我看到瞭薩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長詩裏提齣瞭這些問題。他呈現瞭一個群體的集體迴憶，跨越瞭好幾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會完全失憶。現在，他會將他的詩重新命名為《人民，可能吧》嗎？

　　起居室裏的報紙越堆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漢的鋪蓋捲似的。我從中發現瞭那些與牛市有關的標題。其中，一個與眾不同的題目吸引瞭我的目光。發稿地，愛荷華州滑鐵盧：“迪爾公司（Deere and Co.）將再解雇二百人，自 10月以來，該廠已逾韆人下崗。”文章引述瞭美國聯閤汽車工會（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話：“你總是在說情況不會變得更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丹·佩奇和總統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頻道上，當然更不在同一個星球上。默多剋新聞集團的標題積極正麵：“輝煌重現”，子標題是：“美國正日益強盛——裏根”。盡管《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不那麼浮誇，但同樣興高采烈。

　　讓我們迴到那捆報紙。發稿地，紐約州斯剋內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渦輪發動機部門將於今年內減少至少一韆五百個工作崗位……”1974年，該廠雇用瞭兩萬九韆人。到瞭 1980年，這個數字降到瞭一萬七韆以下。

　　翻到漫畫版，是著名的《布魯姆縣城》（ 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舊圖新畫的手法，幾乎不著痕跡。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發布瞭一條很嚴肅的聲明：一韆七百名空乘人員將被裁減，留下的工作人員的工資將下調20%。運輸工人工會（Transport Workers Union）則錶示實際工資的降幅達到瞭32%。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也發布瞭一項聲明。它並沒有齣現在公司的電視廣告中。演員剋利夫·羅伯遜（Cliff Robertson）再也沒有必要齣現瞭。公司位於奧羅拉的工廠將把員工人數從四韆裁減到一韆五。就像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所說的那樣，就是這麼迴事。

　　上周，就在我的辦公樓附近，年輕人排著長長的隊伍，繞著街區蜿蜒前行。起初，我以為他們是在等著買芝加哥熊隊比賽的門票。一個街區之外，還排著一條這樣的長隊。這裏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約有兩百號人。其中一個孩子隻有十九歲，告訴我他們都是來求職的。當天晚些時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訴我一共隻有五個空缺職位。

　　1931年，艾德·保爾森（Ed Paulsen）十九歲。他也是一名求職者，在舊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點起床，趕到碼頭區。在史倍剋糖廠（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頭，門外擠瞭上韆人。每一個人都很清楚這裏隻招三四個人。負責人帶著兩個保安齣來說：‘我需要兩個小工，另外兩個下到坑裏乾活。’上韆個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樣衝上去搶這幾根肉骨頭。最後隻有四個人能得到工作。”

　　年輕的保爾森開始瞭他的流浪生涯，和他遭遇相同命運的還有好幾百萬人。他搭乘貨車，一半的時間都待在貨車車廂裏，空間僅夠立足而已。也許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麼地方，會有一份工作在等著他。

　　路易斯·班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戰”黑人老兵。他迴憶道：“白人黑人都一樣，因為大傢一樣窮。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營地裏。我們有時候會派一名流浪漢四處轉轉，看看有沒有哪個地方在招工。他會迴來說：底特律，沒工作。或者說：有人在紐約招人。有時候，一節貨車車廂裏會擠上十五到二十個人；有時還會更多。還有女人，很多女人為瞭上車甚至假扮成男人。唉，每個人都在搭車，滿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後，《薩剋拉門托蜂報》（ Sacramento Bee）派兩名年輕的記者戴爾·馬哈裏奇（Dale Maharidge）和剋爾·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啓程上路。他們搭乘貨車走瞭好幾個月。長輩們給他們講述三十年代的事情，他們自己也研究瞭多羅西亞·蘭格（DorotheaLange）、沃剋·埃文斯（Walker Evans）等人的攝影作品。在路上，他們看到瞭同樣的麵孔。威廉姆森說：“窮睏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們也看到瞭擠得無法動彈的貨車車廂。這些新的流浪者來自“鐵銹帶”、廢棄的農場以及破産的小店鋪。其中許多人曾投票給裏根，因為“他讓我們感覺不錯”。現在，他們感覺不那麼好，但很少有人怪到總統頭上。他們討厭被稱作“失敗者”，但現在彆人就是這樣叫他們的。在三十年代（至少迴想起來是這樣），他們被稱作“受害者”。如果說當時和現在之間存在什麼主要的差彆，那就是在語言上。當時，在失意者麵前，意氣風發的人言語中透著不安，現在則是些微的衊視。

　　一名流浪者說：“我不知道在美國貧窮也是違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睡在車裏是違法的嗎？你知道在波特蘭睡在天橋下是違法的嗎？你知道在勞德代爾堡從垃圾箱裏找吃的是違法的嗎？有人告訴馬哈裏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裏會投放老鼠藥。

　　事情並非像錶麵看來那樣令人吃驚。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見的罪名。盜竊緊隨其後。現在，根據聯邦調查局（FBI）的數據，當工廠倒閉成為常態，盜竊和搶劫案件增加瞭一倍。

　　一位越戰老兵帶著他的妻子、兩個小孩子和一頂帳篷四處奔波。他正在盤算一些自己難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媽的努力去當一個好市民，之前從沒乾過違法的勾當，現在卻想著去打劫那傢 7-11便利店。我不會為瞭給孩子弄口吃的，就朝彆人開槍。”

　　艾德·保爾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個人都是罪犯，真是該死！你總得活下去。從晾衣繩上偷衣服，從後門廊偷牛奶，偷麵包。我還記得搭著一輛貨車穿過新墨西哥州的圖剋姆卡裏。我們短暫停留瞭一下。那裏有一傢雜貨店，相當於現在的超市。我下瞭車，搞瞭些麵包捲和餅乾迴來。那個男人貼著窗戶衝我揮拳頭。這沒什麼大不瞭的，不過激發瞭我們的狼性。你從彆人那裏搶東西，你不得不這麼乾。”

　　現在的報紙又在報道股市上又一個破紀錄的日子。財經專欄歡欣鼓舞：“經濟即將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績單，讓其他一切都隻稱得上‘平庸’。今年將比許多經濟學傢（其中一些在華爾街上班）願意承認的要好上許多。”

　　唯有《商業周刊》（ Business Week）不那麼樂觀。它刊發瞭一篇封麵文章《賭場社會》（The Casino Society）。在這篇令人驚愕的文章中，作者以迥異於其他知名期刊的筆調寫道：“不，這不是拉斯維加斯或大西洋城。這是美國的金融體係。交易額已經遠遠超齣支撐經濟所需的數額。藉貸（說得好聽點兒，就是杠杆）正在失控。因為期貨的存在，人們無須擁有股票便可投機倒把，操縱市場。結局便是：金融體係從投資轉嚮投機。”

　　這篇文章給未來敲響瞭警鍾。假如阿瑟·A.羅伯遜（Arthur A.Robertson）還在世，他一定能分辨齣喪鍾的聲音，至少能聽齣警告的意味。他是一個實業傢，“一個清道夫。曾買下那些因為破産而被銀行接手的企業”。他二十四歲就成瞭百萬富翁。他認識市場上所有的傳奇人物，這些人“將一隻股票的價格抬到高得離譜，然後轉手給毫無戒備的普通民眾”。

　　“1929年，那確確實實是一個暗中搞鬼的賭場。為數不多的騙子從眾多上當的人那裏占盡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貴的狗來換昂貴的貓。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場讓龐茲（Ponzi）看上去就像個業餘玩傢。一切都是賒賬買的。”

　　西德尼·J. 溫伯格（Sidney J. Weinberg）迴憶起 1929年 10月 29日那天，驚愕地吹瞭聲口哨：“那簡直就是晴天霹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華爾街的人也普遍覺得睏惑。他們並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們覺得會宣布點兒什麼。”我不忍心問他誰來宣布點兒什麼，是埃米爾·庫埃（Emile Coué），是上帝，還是羅傑·巴布森（Roger Babson）？溫伯格是高盛的高級閤夥人，同時還是總統顧問。

　　“不可能再齣現經濟蕭條瞭，至少不會嚴重到 1929年那種程度，除非通貨膨脹失控，價格遠超過真實價值。沒錯，股市的深層反應會引發經濟蕭條。政府當然會立即迴應——暫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們會亂賣一氣，不顧股票的真實價值。現在，股民人數已經達到兩韆多萬。當時，這個數字隻有一百五十萬。股市現在的跌幅要比 1929年深。”

　　現在有一種政府行為，但不是溫伯格所想的那樣。1929年股市崩潰後製定的條規已經放寬瞭許多。對我們的銀行尤其如此。

　　潘妮·樂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們信銀行》（ In Banks We Trust）描述瞭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於俄剋拉荷馬州的賓州廣場銀行（Penn Square Bank）倒閉，這可能就是個象徵，當時馬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 W. C.菲爾茲（W. C. Fields）正流行。這條小魚在瘋狂追逐高利息債務人的過程中，吸引瞭一群群更大的魚。我們永遠不知道大通銀行、伊利諾伊大陸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銀行是有多僥幸，纔逃過一劫。因為太僥幸，反而讓人感到不安。政府救瞭它們一命，但與 1929年幫助那些被大蕭條擊垮的銀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監管機構因為裏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癱瘓，激進的銀行業務（這個詞是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者所樂見的）成為常態。在營造齣來的投機氛圍中，銀行成為瞭布魯斯特（Brewster），慷慨地藉齣他們（我們）的資金，期望得到更豐厚的迴報，結果是血本無歸。

　　拉美國傢是最大的債務國，欠著好幾傢美國銀行的錢，數額高達三韆五百億美元。如果它們當中有一兩個國傢無法還上欠款（比如說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們九大銀行的資金。我們來談談恐慌，談談兩三傢或者全部九傢銀行的擠兌。

　　大衛·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剋鬆任命為財政部長，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職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Reserve Board）。他錶示：“1929和 1930年，數韆傢銀行倒閉。紐約有一傢銀行——美利堅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閉之前有兩百傢小銀行破産。因為它的存款來自這些小銀行。”

　　潘妮·樂培霓得齣一個結論：“這樣下去的結局會讓 1929年就像是一場生日派對。”

　　但是，我們也經常聽到不同的聲音，告訴我們不管現在和當時有多像，未來根本沒那麼糟糕。詹姆斯·內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築商協會（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國現任總統一樣看到瞭一個光明的未來。內桑森是芝加哥熊隊的超級球迷，持有他們的季票。“如果熊隊贏瞭比賽，我會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都當作芝加哥樓市的積極信號。”他指的是即將開賽的超級碗（Superbowl）橄欖球賽事。（熊隊當然贏得瞭比賽。）

　　幸好，這座城市（這個社會）有著沃爾特·佩頓（WalterPayton）的雙腿、吉米·麥剋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裏（William Perry）的塊頭。彆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煙的煙囪和木闆條搭建的店鋪，彆管那兩百多個排著長隊求職的年輕人，也彆管什麼曆史。內桑森的樂觀絲毫未減：“在芝加哥，一旦我們成為贏傢，就會在生活中開始像贏傢那樣去思考問題。如果成瞭輸傢，我們的態度難免會染上失敗者綜閤徵。” 羅納德·裏根也說不齣比這更精闢的話。

　　有很多人起先像“贏傢”一樣思考的人，突然有一天就變成瞭輸傢，令人猝不及防。他們的說法會齣現在下麵的章節中。西德尼·溫伯格迴憶說：“就像是晴天霹靂。”風嚮標是被拆除瞭嗎？暴風雨來得徵兆全無？我們是否從之前的痛苦經曆中吸取瞭教訓？對有些人來說，這經曆仿佛就在昨天；對另一些人而言卻像是過瞭好幾個世紀。一位年輕姑娘的祖父母曾嚮她講過大蕭條時候的事情，她說：“對我來說就像童話故事一樣，有點兒像睡前講的那種故事。”

　　吸取瞭教訓？就像那個站在法官麵前的醉漢，當被問道是否承認有罪，他的答復就是：保持緘默。我們的國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傢，但在迴憶中可能是最窮的。也許過去一個時代的幸存者的記憶可以用來提醒他人或者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