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继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2015年豆瓣游记类年度排行榜榜首
作者胡成
孤身向西横贯西蒙古
用文字和摄影记录一段荒凉、漫长得似乎永无止境的戈壁公路之旅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这是一本蒙古国纪行。
蒙古国就在咫尺之外的北方,却又可能是我们永不会踏足的天涯。正如我们渊源如此之深,却又如此陌生。
陌生的国度,荒凉的国度,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乌兰巴托向西,孤身向西横贯西蒙古,几座城市,之间是无尽的草原与戈壁。漫长的旅行,漫长的等待,你永远不知道去往下一座城市的长途客车,会在何时出现在哪里。
晴朗、风雪与沙尘的艰辛旅途,可以安慰艰辛的,是在旅途与城市与普通的蒙古国百姓相遇——哈拉和林经营旅馆的嘎雅、借宿的阿尔拜赫雷市民甘巴特尔、午夜为伴的巴彦洪格尔餐馆服务员、阿尔泰汽车站的许多司机以及去往科布多的一车旅客——城市与人的故事,也即是国家的故事,关于蒙古国,关于外蒙古。还有曾经与我们反复纠葛的历史,还有那些重回蒙古国的中国商人,从起点的乌兰巴托,到终点的布尔干。
全书精选135帧彩色胶片摄影作品,是旅途之中的135个瞬间,用以佐证那些风景、城市与人的存在,路途、旅馆、街角与一切偶然相见。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等着你来发掘一段似乎永无止境的蒙古国戈壁公路之旅。
胡成
自由撰稿人。摄影师。
01 /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02 / 他不在空无一人的站台。
03 / 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04 / 我是否要去看那风波荡漾?
05 / 于是没有进去。一切已是过去。
06 / 我们因独行于寂静而失语。
07 / 时间还早,世界寂寥。
08 / 雾起,细雨,然后大雪。
09 / 风雪与寒冷之外,一切如常。
10 / 牧草渐长,渐能看见风的方向。
11 / 可是我却终将遗忘她的模样。
12 / 默默的阿尔泰,空无一人。
13 / 我们只是无助的砂砾。
14 / 许多牧人,无数牛羊。
15 / 科布多的雨,像是布彦图河的水。
16 / 午夜,漆黑的乌云旗。
17 / 这只是一座荒芜的苏木。
18 / 尾声。
03/ 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苏赫巴托广场。
以蒙古人民党(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与蒙古人民共和国(Бv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肇建者达木丁·苏赫巴托(Дамдины С?хбаатар,1893-1923)命名——
这会儿,理论上已经入夜,然而夜似乎逗留在路上,比如出门时遇见旧日的相好,于是倚在哪里只顾调笑。窗外的天空始终是饱浸着阳光的蓝,这让我有些焦躁,没有暗夜带来的褪黑激素,旅馆的旅客兴奋而嘈杂,没有一隙的安静,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去记述这座繁杂的城。
旅馆在乌兰巴托国营百货大楼(Улсын Их Дэлг??р)东门外一栋老旧的赫鲁晓夫楼底层。一切都是俄国式的。莫斯科式的乌兰巴托、红场似的苏赫巴托广场、古姆(ГУМ,Главный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Магазин,国营百货公司)式的国营百货大楼,俄国式的居民楼——四栋五、六层的坡顶赫鲁晓夫楼围成院落,临街一栋一端减去一单元作为院门。大而无当的院落,一座完整规格的篮球场不过占去三分之一,几十个蒙古男孩子在水泥斑驳的球场上发泄着过盛的精力。
内部意外地宽敞,客房有六间之多,摆满双层床拥挤的多人间与宽敞的大床双人间,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改作电视间的地下室。客厅隔出开放式厨房,世界各地的旅客蠕虫一般爬满肥腻的沙发,厨房里的老太太,是店主的母亲,从清晨开始守在那里,为每条蠕虫制作免费的早餐:一份加了碎肉肠的煎蛋,两片吐司,一杯速溶咖啡或者俄国红茶。店主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能说流利的蒙古口音的英语,简单的日语与韩语——他们乐得使用日韩游客的母语进行一些简单的寒暄,然而看见我的护照以后,却用英语请教我中文怎样说最简单的:“你好”。
我预定的六人间,品字形三张做工粗劣的木制双层床。本以为睡在下铺比较方便 ,可是昨夜里上铺的辗转,惊扰了我整晚的睡眠。我看见窗帘缝隙间的夜,转身离去,我悄悄尾随出门,门外空无一人。空荡荡的院落,空荡荡的百货大楼,空荡荡的和平大街(Энх Тайваны ?рг?н Ч?л??)。
当我回来,上铺的旅客早已不知去哪里继续她的旅程,今晚我将化作上铺的辗转。同屋的澳大利亚情侣与荷兰人加入地下室酗酒者的行列,传来的欢笑与惊叫代替他们占据着房间,没有片刻的安静,我该怎样去记述这座繁杂的城?
——苏赫巴托广场在和平大街街北,再北是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Улсын Их Хурал)所在的国家宫(Т?рийн Ордон)。国家宫前正中一尊巨制成吉思汗铸铜坐像,十年前,作为蒙古国精神象征坐落在那里的,是列宁墓式的苏赫巴托墓。后来,苏赫巴托陵墓拆除,苏赫巴托遗体火化,仅有一尊跃马的苏赫巴托雕塑,还在广场上作为十几年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标本。
甚至苏赫巴托广场,也只是中文资料里因循的旧名,端坐着的成吉思汗俯瞰着的,自然已是成吉思汗广场(Чингисийн Талбай)。
走过成吉思汗,国家宫西门向西,穿过一片旧市场,转折向北,甘丹寺(Гандантэгчэнлин Хийд)就在桑布大街(Самбуугийн Гудамж)尽头一座不高的台丘之上。
走上台丘的土路,路旁钉在院落木栅栏上的路牌,标注着:“Туул”(土拉)。
中国商贾现在在库伦定居下来,只有在需要进货的时候才到长城以南去。根据佛教法规,寺院附近不允许开设店铺,因此商贾应在距离寺院十里的地方居住,他们的这些早期的居住区就演变成为今日寺院以东的整整一座城市,其规模比大呼勒本身还大,汉文名字叫买卖城,也就是“商业城”。
然而十里的距离是太远了,不仅汉人感到不便,喇嘛自己更感到不便。大概正因如此,当寺院西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了几座汉人店铺时,喇嘛起先装作不知道,甚至可能还暗自高兴。据说,首先在这里造房开店的是格根的经纪人(通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格根的经纪人比任何别人更容易逃避寺院的法规。但是喇嘛对两三间店铺的这一让步到头来还是使他们自食其果:在格根的经纪人之后,其他汉商也在这里开起了铺子,在哲布尊丹巴五世期间(1815-1842),中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几乎扩展得同寺院连接起来了。
直到这时喇嘛们才开始要求驱走汉商,并向两位大臣甚至向北京进行申诉。……在愤怒之下,他们禀奏朝廷,说寺院在一个地方淹留已久,这里地势低湿,寺中许多人由于潮湿而生病,甚至死亡。根据这些理由他们请求皇帝允许他们迁移到新的地方。1836年(道光十六年)5月5日清帝就这一禀奏下谕说:“为了居民们的幸福,允许格根将寺院迁到土拉河(Туул Гол)北岸。”喇嘛根据皇帝圣裁,于当年就收拾好自己的殿堂和财产,迁移到了汉人店铺以西八里左右处,在离土拉河岸不远的地方造起了寺庙。
十九世纪末,俄国学者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波兹德涅耶夫(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Позднеев,1851-1920 )在他著名的《蒙古及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一书中,记载了库伦城市格局的最初形成——可是如果不熟悉蒙古历史,理解这段中文译成的文字,并不会比我抄录那些西里尔字母蒙古文f路牌或铭文感觉轻松,所以即便这会令我们彼此焦躁,我仍然需要再为译文注释:
格根,博格多格根(Богд Гэгээн),也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曾经的外蒙古政教领袖。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Галдан,1644-1697)击破漠北喀尔喀(Халх)蒙古,丧国失牧,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Занабазар,1635—1723)以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而蒙人与满人本有宗藩关系,宗教俗尚相近,于是决定弃北向南,“莫若全部内徒,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率喀尔喀三部——车臣汗(Сэцэн Хан)部、土谢图汗(Т?шээт Хан)部、札萨克图汗(Засагт Хан)部——南迁内蒙古。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册封罗桑丹贝坚赞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收复喀尔喀失地,遂以喀尔喀故土封之,使其复还旧牧。于喀尔喀蒙古,大清国有再造之恩。
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由哈拉和林(Хархорум)迁驻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扎的营地,蒙古语称为“呼勒(Х?рээ)”,波兹德涅耶夫解释道:“这个蒙语词统指围成圆圈的一群建筑物,特别是指寺院。这无疑是因为寺院里的僧舍根据法规都要建在寺院周围的缘故,实际上僧舍也是这样分布的。”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呼勒,自然是喀尔喀最大的呼勒,因而大呼勒( Их Х?рээ)渐而成为其驻扎之地的名称。大呼勒,也有中国商贾游戏般地写作“大圐圙”,然而最常见的译名,还是“大库伦”。
这样,现在的库伦还是沿色尔必河(Сэлбэ Гол)分布着。总的来说,这个地方是一块群山环抱的盆地,出口只有东西两边土拉河狭窄的谷地。……这个城由三部分组成:呼勒(又称库伦或寺院),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居之所;二、甘丹,为参尼殿堂所在地,对佛教教义进行深造的喇嘛也住在那里;三、买卖城,即商业城。所有这三部分都位于土拉河右岸,距河约三俄里。由北向南穿过呼勒中心的色尔必河则把城市的其余部分分隔开。
这是波兹德涅耶夫记述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大清国库伦城:甘丹、呼勒、买卖城——中国人依据地理关系称之为:西库伦、东库伦、东营子。
又二十年。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十二月,俄国借中国内乱之机,煽动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Агваанлувсанчойжинямданзанванч?г,1869—1924)于库伦登基,僭称大蒙古国(Олноо ?рг?гдс?н Монгол Улс)“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四年(1915年)六月,中俄蒙三方签订《恰克图条约》,无可奈何的北洋政府舍实求名,以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代价,换取俄国承认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两年后,俄国十月革命,苏俄陷入内战。
八年(1919年)十一月,北洋皖系将领、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1880-1925)兵临库伦,软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撤销自治。
九年(1920年)六月,苏赫巴托与他亲密的战友霍尔洛·乔巴山(Хорло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1895—1952)分别领导的独立运动团体合并组建为蒙古人民党。七月,直皖战争,徐树铮部战败,自此无力北顾。
十年(1921年)二月,俄国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史登伯格(Роман фон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1886-1921)进入外蒙古,留驻库伦的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败走,恩琴扶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建傀儡“大蒙古国”。七月,苏联红军侵入库伦,组建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十一月,改为“人民革命政权”。
十三年(1924年)五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暴卒。十一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库伦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
库伦的市街以西库伦、东营子、俄国地三者为最重要。西库伦有官厅、电报电话局、住宅区,市街的东头,兵营及外蒙古政府总理府在焉。其西,有岗登庙,金色辉煌的屋顶数及几百,及同数的僧房:实为雄大的庙宇。但自赤化以后,这些屋子都已改为学校兵营,无复往年气象,被剥夺特权陷于穷困之后的喇嘛,已无跪在佛像之前诵经的地位,代之者乃是赤旗招展下的青年党员兵士学生们的阔步,这转换,就说明了从封建时代一跃到共党主义的外蒙状况。
西库伦之东部,与兵营连接之处,是俄国地。有贯通东西的一直线大街,大街左右,俄国式建筑鳞次栉比,主要有俄国使馆、报馆、学校、邮局、俄蒙印刷所等。除俄国人居住以外,亦有蒙古政府的要人,以俄国势力的逐渐增大,移住的俄国人也随之激增,商业最盛。
在俄国地的东面,是东营子。此地在赤化以前,为库伦唯一的商业区,国人甚占势力;赤化以后,势力大减,其地之繁华也移于西库伦及俄国地。
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第十四卷第七期《海潮音》杂志,一篇署名“铭新”的《库伦纪略》,简明扼要地记述了经历战争与变革之后的乌兰巴托。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仅得到苏联的承认,外蒙古名义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中国人仍然坚持或者习惯性地称呼乌兰巴托为库伦,然而城市格局却已不同: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法禁止寻找哲布尊巴丹呼图克图转世灵童,限制藏传佛教传播。如马鹤天日记所载:“数年前哲布尊丹巴因病去世,蒙古国会讨论‘活佛存废问题’,全体议员二百七十余人,一致通过废止。并议决此后如有人敢称为活佛转世者,即予枪决,于是活佛废止,改国号为蒙古民国了。”活佛废止,东库伦的寺院平毁,核心之地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黄宫,改建为国家宫;黄宫前的空场,改建为苏赫巴托广场。
大呼勒,东库伦不复存在,因此铭新所称的西库伦,不再仅指“西侧的寺院”岗登庙——甘丹寺的另一译名——而是涵盖了改建为兵营与政府机构的原东库伦地区。“俄国地”,则在新的西库伦与东营子之间,“贯通东西的一直线大街”,延伸拓展为现在的和平大街。
民国不复存在的东库伦,至今总有踪迹可寻。可是民国仍在的东营子,库伦东郊那座曾经由中国商人构建的买卖城,而今却已了无痕迹。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离开甘肃兰州整整三个月之后,旅途历尽艰辛与磨难的马先生,终于抵达了库伦。那时的库伦,已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库伦。转过阳历新年(1927年),一月十日,马先生去到了东营子,那时的买卖城早已人去屋空:
据说从前汉商几千家,约六七万人。自陈毅败走以后,被枪弹打死的约二千人,移到西库伦的几千人,余都回国。我们到街上游览,看见街道整齐,商号云连,想见当年的繁盛,但现在都成废屋,空无人居。外蒙政府,不许典卖,也不许拆毁,如有人居住或代经理,便须估价纳税,每年按价抽百分之一。若无人居住或代管,便要充公。所以汉商不堪其苦,蒙古政府却得一笔大收。因蒙古政府采取苏联政策,对商人不惜苛待。
最大的西胜街,原有许多大商号。中有关帝庙,系山西商人在前清道咸时建立……南行也是大街,东转为都护使署……又东有鲁班庙,库伦多木,木工完全是汉人,鲁班庙必系他们建立的……更东有城隍庙……再东有吕祖庙……
统计四庙,费洋不下数百万元,可知当时汉商的势力。现在一落千丈,据说:目下东营子汉商,不过数家,连住居看房的,统共不过二百多人。西库伦汉商,亦不过五六十家,共一万多人。惟北通和号每年可得利十万元左右,东富有、隆和玉等,也可得数万元,余都甚小。从前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已随活佛而消灭了,损失百数十万元。
十年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与二十八年(1939年)的《杂志》杂志,断续连载有署名“安唐”的《外蒙生活追忆录——漠北见闻》。二十八年第三卷第三期,十年后的东营子,不见了吕祖庙:
这是一座有土墙成堞的堡寨,有东南西北四门。二十年前,这里是中国商人的大本营。城内俱是平、津、晋、绥、察各省大商号的总批发处和货栈。城外则为西北式之旅店,门壁上髹漆着斗大黑字:“安寓客商,仕宦行台”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的对联贴在门柱上。房屋建筑都是十足道地的山西式。所以那里又叫做“买卖城”,到现在俄国人和蒙古人还都称东营子叫“买卖城”。城内有中国商人所建的庙宇数座,计城隍庙、鲁班庙、 关帝庙各一,规模相当伟大。关帝庙最大,庙外一条正街,两首各有骑街牌楼一座,上刻斗大金字“威震中外”和“外扬千秋”。这二座牌楼建筑虽不若北平东单和西单牌楼的雄伟,却也具体而微,颇为神似了。庙内有戏台一座,其格式有些像上海四马路旧福建三山会馆内的戏台,有前后台、鼓乐亭、影屏、“出将”、“入相”二门,台下为一大院宇,可立看客五百人。这庙建筑尚新,内部很整洁,有庙祝住在那里,有许多中国的劳动者和商人,常到那里去求签拜祷,直到一九三二年秋,这庙中的香火,绵延不绝。
再之后,是战争;短暂的蜜月之后,又是交恶。
库伦几乎完全消失于中国人的视野。直到中国人可以再次回到乌兰巴托,却回不到东营子,回不去买卖城。国营百货大楼的顶层,角落里有一爿书店。绘制详细的乌兰巴托地图上,苏赫巴托广场以西之地,唯一能够找到与中国相关的地名,是苏赫巴托广场北侧东去的的北京大街(Бээжингийн Гудамж)。然而走过去,所见的与和平大街并无不同,“大街左右,俄国式建筑鳞次栉比”,仅此而已。
昨天685次列车抵达终点站之前,在乌兰巴托东郊一座名为阿穆隆(Амгалан)的小站停站许久。列车上多半中国工人,就在阿穆隆站下车,成群结队,狼狈地走出飘雪的站台。同卧铺隔间的老者猜测他们大多是在城郊建筑工地打工。在半年之后工地重因天寒地冻停工之前,他们都得生活在蒙古国。准确地说,生活在工地里。不敢随意外出,还要担惊受怕上门侵扰的蒙古酒鬼。
库伦东郊——乌兰巴托东郊,我能看到的历史与现实唯一的关联——牵强的关联——是一百年前的东营子中国商人,是一百年后阿穆隆的中国工人。
至于其他,和平大街向东,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什么堡寨?什么货栈?什么庙宇?什么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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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挺不错的游记…没时间 没钱出去…看看别人的也另有一番滋味啊
评分挺不错的游记…没时间 没钱出去…看看别人的也另有一番滋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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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荒凉的国度,漫长的等待,一段似乎永无止境的蒙古国戈壁公路之旅。胡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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