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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是一本奇书,每一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朝郑和时代的科学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两本书。之所以说是一本奇书,不仅因为其内容和结论既违反常识又符合常识,还因为其体例和写法既简单明快又错综复杂。
该书挑战了世界史上三大经典学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带来中国。本书对上述三点提出不同看法。本书发现:利玛窦进献给明神宗的图,也就是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是中国人绘制的,并证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中国文献。本书也说明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
内容简介
明朝万历时期,一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地图流入中国,该图为华夏中国描绘了世界全貌,是国内现存较早标明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据载此图为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所绘,由此之后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西方科技知识陆续传入东方。然而,本书对《坤舆万国全图》详加分析,通过比较14至19世纪间六百多份地图,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分析地图中地名、语源、地形、按语等,证明此图为明代中国人所绘。如此推理,可以力证中国也曾到过美洲,参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进程。本书重新审视世界史,颠覆史学旧论,以现代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揭示真相,用刑侦推理去侦破六百年的历史悬案——谁先发现了美洲。
虽然本书是一部世界史著作,但却像历史侦探小说,具有故事性和趣味性。不仅为历史翻案,更重要的是,挑战固有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史观,改变国人对“西学东渐”的成见和迷信,力图展现中国在探索美洲上的成就。
作者简介
李兆良,美洲郑和学会会长,居美香港学者,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起,致力于东西交通史研究,利用电子文献、地图、博物馆和实地调查,从新的角度综合比较欧洲史、中国史、美洲史,发掘出几百项中国文化遗留在美洲的线索,特别是具有明代特色的文化源头,力证明代地理大发现与地图学成果,推翻西方地理大发现学说。该观点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
精彩书评
郑和航海、发现美洲这样的大问题,跨过一步就将石破天惊。对世界三大经典学说的改写,不仅仅是要改变一两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实际上改写的是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叙述格局,改变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历史话语体系。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世纪是西方地图和地图学大倒退的时期。相反,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地图和地图学大发展时期,直至17世纪中国地图学始终处于世界优势地位。
——廖克(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地图学协会国家与区域地图集委员会委员)
目录
总论篇:《坤舆万国全图》揭秘
地图与风水 /003
《坤舆万国全图》的背景 /007
《坤舆万国全图》版本 /010
不可能的黑郁金香 /015
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 /017
不很太平的太平洋 /021
太平洋名称沿革 /023
大西洋与小西洋 /028
古老的欧洲 /032
永乐、宣德的中国 /034
非洲王国的兴衰 /042
美洲—“先见之明” /052
《坤舆万国全图》成图断代 /055
小结 /062
美洲篇:《坤舆万国全图》先见之明?
诡秘的梁辀《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088
世界地图背后的艰辛 /090
经度的测量 /092
本初子午线 /095
第一张美洲地图 /097
1507 年《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 /098
1508 年《罗塞利世界地图》 /100
美洲—欧洲的新殖民地 /101
法国地图中的中国扶桑 /108
一半中文地名从何而来? /110
美洲地名考 /115
巴哈马群岛 /115
美国东部和南部 /123
加拿大北部 /140
加拿大东部 151
北美西海岸,阿拉斯加到巴拿马 /157
南美洲 /176
澳洲篇:鹦哥地、厄蟇、火鸡的启示
世界地图与鹦哥地 /194
鹦鹉的分类 与字源 /197
澳洲的“发现” /201
欧洲的鹦鹉 /205
中国与鹦鹉 /207
小结 /248
参考文献 /252
跋 /262
简体版后记 /267
鸣谢 /271
精彩书摘
坤舆万国全图》揭秘
地图与风水
以前电视还没有普及,有一位在电台讲历史故事的老先生,每一段都用“因果里面有一句”。谈历史、地图、地理,也要讲因果,知道来龙去脉,才可以判断是非。
为什么先要从风水开始?这里讲的风水,不是家宅的风水,是农业的风与水,中国立国之本的风水。中国人早就对地理、地图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家。风水实际是日照和水源,光合作用的两项要素,是农业的命脉。
中国在北温带。把田开垦在山的北面,没有日照,庄稼永远不会有好收成。山北为山阴,顾名思义缺少日照。山南多阳光,是大家都愿意居住的。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东西走向,两面夹山,河的北方是受日照的,故汉水、淮水以北命名汉阳、淮阳。河的南面是给山挡住,缺少日照。以山为准,山之北为阴,山之南为阳;以河为参考,河之南为阴,河之北为阳。中国人分辨阴阳,发明了阴阳学,也就是风水学。
阴阳家也是很好的心理学家和环境保护者。宋代的所有皇陵建在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巩义,坐南朝北,即山之阴,这又是为什么?按阴阳家说是与五行有关,但是我觉得这是阴阳家很聪明的做法,保留农业用地给庄稼,不好耕种的地做陵墓,只要说动皇帝就好办。洛阳市北的北邙山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称,这墓地在黄河之南。从东汉以来就是王侯公卿、文人雅士的墓地所在。
阴阳学家的罗盘上面有四灵: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南面受日照,所以朱雀是红的,北面背日,是阴的,所以玄武是黑的,都是很有道理。中国君主都面南而王也是这个道理。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中华第一龙,6500年前的墓葬已经南北分明,墓主是头朝南、脚朝北,脚踏北斗,因为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死者升天望北斗而去。明清时代的墓葬也有反过来,如万历、慈禧的葬法是头朝北、脚朝南的。古代中国殡葬观念中,正式下葬的墓主身体南北取向基本上没有例外。伊斯兰的墓葬也有南北取向的习俗,伊斯兰教是7世纪开始的,绝对晚于中国这种葬俗。
综观所有历代中国的都城,也几乎无一例外,有南北中轴线贯穿,最有代表性的是长安、开封、北京。元上都、大都不止南北向,相隔270公里,还用直线把中轴连起来,需要非常准确的测量,虽然因此把都城的中轴线偏离了一点。朱元璋受道教影响,南京外城墙依北斗形象建造,但是京城还是有南北中轴线。不只都城,许多普通城市也是依南北中轴线而建的,沿着黄河所有的小村都是以南北向建立,所有的田亩都是大致方正,
南北向,这是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摇篮,以农立国定下的规矩。茫无头绪在北京叫“找不到北”,只要找到北就知道方向。中国有“方向”这个词,没有圆向,说明“方”的重要性。
反观欧洲以及中东国家,开始是以狩猎畜牧为主的。野兽没有固定的方向,逐水草而居,继而贵族分割,按权力、武力划分,没有固定的规划,所以西方的都城没有一个是方正的,主要街道从城中心扩张放射出去,巴黎、莫斯科是最有代表性的,马德里、罗马、柏林、巴格达、开罗亦如是。伦敦大概是最容易迷路的城市,完全没有规则。在亚洲,印度的德里、日本的东京、越南的河内也没有一个像中国都城的方正规划,只有日本古都京都是方正的城。
从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开始,都城方正与国家观念几乎同时形成,洛阳二里头村夏代都城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中国的方位观和大一统,决定了土地规划,城市规划。自周公井田制,丈量田亩,六尺一步a,百步乘一步为亩,把田亩以此规范。土地面积决定国家大小,用地图来分界,这是很自然的。地图是政治、军事的机要,决定农耕、人口、税收、人文的制度。荆轲刺秦皇的诱饵就是地图。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清楚绘出湖南附近的地理,比例与今天无异,已经奠定了地图的基础。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关于中国古地图,有多种书籍(刘钢,2009;曹婉如,1995;刘镇伟、王若、姜桐华,1995),这里就从略了。
中国自古有地方志,周礼已经有方志这词。全国性的元、明、清有一统志,以下省、府、州、县、镇都有志。方志的内容有历史、地理、人物、风俗、名胜、水利、交通等等,记载得清清楚楚,所谓左图右史,每隔一段时间更新,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典籍。经过战乱,历代一万多册,很多流失在外国的图书馆,它们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工具。
中国早已把地图的绘制规范化,晋朝裴秀(268年)用“记里画方”的方法,把地图的比例固定。举个例子,黄冈方志记里画方很清楚,方向,逐水草而居,继而贵族分割,按权力、武力划分,没有固定的规划,所以西方的都城没有一个是方正的,主要街道从城中心扩张放射出去,巴黎、莫斯科是最有代表性的,马德里、罗马、柏林、巴格达、开罗亦如是。伦敦大概是最容易迷路的城市,完全没有规则。在亚洲,印度的德里、日本的东京、越南的河内也没有一个像中国都城的方正规划,只有日本古都京都是方正的城。从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开始,都城方正与国家观念几乎同时形成,洛阳二里头村夏代都城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中国的方位观和大一统,决定了土地规划,城市规划。自周公井田制,丈量田亩,六尺一步a,百步乘一步为亩,把田亩以此规范。土地面积决定国家大小,用地图来分界,这是很自然的。地图是政治、军事的机要,决定农耕、人口、税收、人文的制度。荆轲刺秦皇的诱饵就是地图。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清楚绘出湖南附近的地理,比例与今天无异,已经奠定了地图的基础。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关于中国古地图,有多种书籍(刘钢,2009;曹婉如,1995;刘镇伟、王若、姜桐华,1995),这里就从略了。中国自古有地方志,周礼已经有方志这词。全国性的元、明、清有一统志,以下省、府、州、县、镇都有志。方志的内容有历史、地理、人物、风俗、名胜、水利、交通等等,记载得清清楚楚,所谓左图右史,每
隔一段时间更新,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典籍。经过战乱,历代一万多册,很多流失在外国的图书馆,它们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工具。中国早已把地图的绘制规范化,晋朝裴秀(268年)用“记里画方”的方法,把地图的比例固定。举个例子,黄冈方志记里画方很清楚,
有了这段了解,我们再看《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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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明代贸易与文化交流:跨越欧亚大陆的互动图景》 引言:海禁与开放的交织 明代,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王朝,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对东方的古老帝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影响。本书旨在深入考察明代社会在“海禁”政策与民间商业活力之间复杂拉锯下,所展现出的独特贸易模式和文化交流景观。我们将聚焦于商品流动、技术传播、思想碰撞以及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以期勾勒出一幅多维、立体的明代全球互动图景。 第一部分:白银洪流与东南海疆的脉动 明代中后期,全球贸易格局的核心变化之一,是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葡萄牙商道等途径大量涌入中国。这不仅重塑了中国的货币体系,引发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深刻地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 第一章:白银的地理轨迹与经济渗透 本章追溯了来自新世界的白银如何经由葡萄牙的澳门、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汇入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重点分析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商人群体如何迅速适应这一新的金融环境,成为白银流动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探讨了白银的输入如何刺激了国内手工业(尤其是丝绸、瓷器)的专业化生产,并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商业资本积累。同时,也剖析了白银过量输入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及其对传统地主经济和自给自足模式的冲击。 第二章:海禁政策下的“合法”与“走私” 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长期且严厉的限制政策,即“海禁”。然而,历史的张力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禁令,在庞大的民间需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运作下,常常形同虚设。本章详细考察了官方授权的“朝贡贸易”的局限性,并将其与规模更为庞大的民间走私贸易进行对比。通过研究倭寇的演变、月港的兴衰以及政府对海盗的军事和经济控制策略,揭示了明代海洋管理策略的内在矛盾与实际效果。海禁不仅未能阻止贸易,反而催生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灰色地带经济体系。 第三部分:物种的迁徙与餐桌上的革命 全球化初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动植物物种的跨大陆交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历物种大迁徙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 第三章:美洲作物的“中国化” 本章专注于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等原产于美洲的经济作物和嗜好品如何传入中国,并在明代后期迅速扎根并扩散。重点分析了这些高产作物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丘陵地带的推广,它们如何成为缓解人口压力、开垦边际土地的关键因素。探讨了作物的引进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食谱,也深刻影响了人口地理分布和农业生态结构。例如,番薯在福建和广东的成功推广,与其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特性息息相关。 第四章:农耕与畜牧的边界拓展 除了粮食作物,来自南洋和西方的牲畜、水果也进入了中国。本章讨论了这些新物种对传统畜牧业和园艺业的影响。例如,引进的优质家禽和新奇水果的栽培,成为了新兴商人阶层财富展示的一种方式。通过对农书和地方志的梳理,展现了明代农业技术人员对这些外来物种的适应性改造和本土化实践。 第三部分:思想的碰撞与技术的引入 明代不仅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流,更是知识、技术和宗教观念的交汇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外部世界的独特视角。 第五章:耶稣会士与科学知识的桥梁 重点考察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明代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中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分析了中国传统儒家知识体系对这些“西学”的接受、批判与融合过程。通过考察《几何原本》的翻译、浑天仪的改进以及历法改革的尝试,揭示了明代士人对“格物致知”这一传统探究精神在面对新知识时的复杂反应。 第六章:印刷术的扩散与地图学的进步 明代中期,西方透视法和写实地图绘制技术开始影响中国传统地图学。本章分析了欧洲制图技术(如经纬网格系统和精确测地)是如何被引入并应用于中国制图实践的。同时,关注印刷技术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西方铜版画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图像艺术,也为地理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这种技术交流的成果,远超单纯的学术探讨,触及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构建层面。 第四部分: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海外经验的积累 海外贸易的兴盛,必然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并塑造了一批具有“全球经验”的新型社会群体。 第七章:商帮的崛起与跨国经营 徽商、晋商等传统商帮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本章不再将他们视为单纯的国内贸易者,而是深入分析他们如何构建起跨越东南亚、甚至延伸至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业网络。研究了这些商帮如何通过宗族关系、契约制度和与地方官员的周旋,来管理海外的风险,并积累巨额财富,最终影响了明代的社会政治格局。 第八章:南洋的“华人社区”与文化回流 明代中后期,大量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前往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等地定居和经商。本章考察了这些早期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社会组织模式以及他们与当地土著及殖民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这些“下南洋”的移民在财富积累后,对故乡的投资(如宗祠、水利建设)以及他们带回的异域文化元素,如何微妙地改变了原乡的社会风貌。 结论:明代世界的开放性与复杂性 本书总结认为,明代并非一个孤立自守的帝国,而是一个在强大内生动力和全球外部压力下,被迫进行深度调整的社会。贸易的活力、作物的交换、思想的交锋,共同编织了一个比传统叙事更为复杂和开放的明代世界。对这些动态过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后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