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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勃留索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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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3946760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3872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纯质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瓦·勃留索夫——俄国象征主义领袖，与普希金比肩的经典作家，俄国ZUI有文化修养的作家。
　　《燃烧的天使》被誉为勃留索夫小说创作中ZUI优秀的作品。
　　这是俄国象征派诗人对长篇历史题材的叙事文学进行扩张的一次成功的标志。
　　从对历史文化的回溯、追忆、联想、含射之中创造一种“语言考古化”的风格。
　　勃留索夫要在长篇小说中显示人类生存的梦，展示这种梦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与不可重复的风采，呈现其不可避免的冲突、交替、更新、死亡与新生。
　　关于魔法、星相术、关亡术等招魂卜卦之类行为的记述与揭露。
　　是志怪、亦是传奇，是历史、亦是现实。
　　普罗科菲耶夫的五幕歌剧《燃烧的天使》改编自本部小说。

内容简介

　　《燃烧的天使》是俄国象征主义领袖瓦·勃留索夫ZUI负盛名的历史小说。这是一个情境异常奇特的神话，以十六世纪的德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魔鬼、骑士和多情少女莱娜塔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折射了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风貌。这里有魔法、关亡术、招魂术；有缠绵悱恻又令人扼腕的爱情；有以考古化的语言风格模拟描绘的异域异时的“古风遗习”，以此来比兴、折射俄国社会的时代氛围，反映当时“令人放心不下的沸腾的当代生活”。《燃烧的天使》被誉为勃留索夫ZUI优秀的小说作品，甚至为勃留索夫赢得了与普希金比肩的经典作家的声誉。

作者简介

　　瓦·勃留索夫（1873—1924），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和杰出代表。勃留索夫于1894-1895年先后出版了三本诗丛《俄国象征主义者》，标志着俄国象征主义的正式形成。其代表作品有诗集《青春集》《第三卫队》《瞬间》《远方》等，小说《燃烧的天使》《胜利的祭坛》《南方十字架共和国》等。

精彩书评

　　“俄罗斯有文化修养的作家”
　　——高尔基

　　“我爱他的《燃烧的天使》甚于爱他的诗”
　　——茨维塔耶娃

题记/001
致读者朋友/003
第一章我与莱娜塔初次相遇她向我倾诉她的遭遇/001
第二章乡村巫婆给我们作出预言我与她在杜塞尔多夫过夜/025
第三章我们俩在科隆城住下被神秘的敲击声戏耍/046
第四章滞留科隆城她对我发指令狂欢夜会上我目击魔幻景/075
第五章悉心探究魔法要领斗室试验咒语失灵/108
第六章为解惑上波恩寻访大师听博士论魔道愈发迷离/142
第七章销魂后受操纵寻杀亨利希着魔中被激怒果真下战书/182
第八章为难时觅得旧日同窗热心帮忙决斗中成了英俊情敌剑下败将/207
第九章寒冬里度蜜月人在巅峰圣诞节闹别扭雷声隆隆/226
第十章重见天使莱娜塔始明真相苦修行灵肉搏击薄命女终难承受弃红尘/246
第十一章落魄中反倒委屈情绵绵少女彷徨时街头邂逅浮士德博士/277
第十二章辞别科隆与浮士德博士结伴旅行城堡小住魔法试验中见海伦幽灵/300
第十三章滞留城堡违心为主人效劳兴师动众隆重迎主教驾到/323
第十四章修女创奇迹名声四扬起风潮主教斗恶魔动用兵力镇女妖/342
第十五章大主教作审判莱娜塔受拷问/364
第十六章刚烈女子宁愿一死赎罪大师辞世魔狗殉情沉水/390
志怪·传奇·历史·现实（译后记）/412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我与莱娜塔初次相遇她向我倾诉她的遭遇
　　从荷兰过来，我决定择陆路而行，因而就选定了经过科隆的那条道儿，这是因为我很想再一次看看这座城市，想当年就是在这座城里我曾打发不少美妙诱人快乐开心的时光。于是，我花了十三个西班牙埃斯库多埃斯库多：西班牙、葡萄牙的本位币名，这里指的是西班牙银币。买得一匹脾气温顺的马，这马不费多大气力就能把我与我的行头驮走，可是由于担心路上遇到强盗，我还是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并不富有的水手的模样儿。那件色彩花哨，布料相当精美的风衣——这件风衣曾使我在那十分讲究时髦的布拉班特布拉班特：比利时的一个省。大出风头——我把它换了下来，换上深咖啡色的普通的水手服，然后，套上那短至膝盖又肥又大的灯笼裤。随身行李中保留下来的，只有那在关键时刻可以派上用场的长剑，此物乃是我爱不释手的，我对它的倚重，并不亚于那号称是所有在陆地上旅行的人之庇护神的“圣格勒特路达”。当然，还要备出一路上食宿所必需的盘缠，为此我取出几块“约阿希姆斯塔列勒”约阿希姆斯塔列勒：由施里克伯爵自1517年在约阿希姆斯塔列勒所造出的一种银币。——面值不大的银元，至于那数目更大的积蓄，我则把它们全缝进“腰包”——在宽大的腰带的内侧，紧紧地贴在身上，那“腰包”里可全是金币“皮斯托尔”皮斯托尔：旧时西班牙、法国金币，相当于两枚“埃斯库多”。
　　经过轻松愉快的五天行程——途中，偶尔也碰上几个同路人，我并不过分仓促地往前赶——我穿过玛斯玛斯、芬洛：均为荷兰地名。来到芬洛。当我终于踏上久违了的故土时，当我的眼前已闪现出德意志民族服装时，当我的耳边已飘荡着那么熟悉的乡音时，当我的身心已触及那么热烈而奔放的国语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与骚动！固然，这种骚动乃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所不应有的，但我在这里还是如实道来，毫不掩饰。从芬洛上路时，我起得很早，指望在当日傍晚就赶到诺伊斯，故而还在费尔森就与那几个同路人分别。那几位要去格拉德巴赫，我则独自一人拐上了去杜塞尔多夫的道儿。就是由于必须分秒必争地往前赶，我开始策马加鞭，可是，马儿突然跌倒在石板路上，跌断了蹄腕骨。这件不足挂齿的小事故，竟犹如一个直接的起因，衍生出那长长的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打这一天起我就不得不承受的那一连串的事件。不过，我早就注意到，这些琐屑的、偶然的小事却常常是那沉重的磨难之链上的第一环，命运之神有时正是在无形无声之中为我们锻造着那沉重的磨难之链。
　　骑着瘸马我只能缓慢地前行，离城市还远得很呢，但已经是灰色的黄昏，景物已然模糊不清，草地上升起一股浓雾，很是呛人。就在这黄昏时分，我骑着马穿越一片长满山毛榉的森林，寻思着在这我全然陌生的异乡找个什么地方投宿，心头已经涌动起几分担忧。就在我拐弯的一刹那，我看见在道路的尽头，在一块很小的林间通道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子，它孤零零、冷清清，仿佛是被人遗弃在那里。这小屋的大门从里面严严实实地关上了，它那开口又低又矮的窗户更像是碉堡上的大枪眼儿，不过，屋顶下的一条绳子上悠荡着一个已经碎了一半的长颈大玻璃酒瓶——这酒瓶分明告诉路人：此地乃是一家旅店。于是，我策马向这小屋走去，靠近小屋时，我就举起长剑的柄去扎那护窗板。我那不容迟疑的敲门声，狗儿毫不客气的吠叫声，把这家旅店的老板娘给召了出来。可是，这老板娘许久许久不放我进她的小屋，她盘问我是什么人，向何方去，欲仔细打听出我的底细。我呢，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我在这旅店里投宿将为自己招来什么样的未来，只是固执地带着恐吓与叫骂要求投宿。人家终于给我打开了门，至于我的坐骑则被他们牵到牲畜栏过夜去了。
　　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在黑暗中，我被引到二楼上的形似斗室的小房间里，这房间长度与宽度很不成比例，好像一个装维奥拉琴维奥拉琴：西欧十五至十八世纪流行的六弦提琴。的琴盒。这种住宿条件可是比意大利差远了，在意大利，甚至在那些最低档的旅店里，也可以找到那舒软的、早已铺好的床，可以找到那令人可口的、桌上定有一瓶酒的晚餐。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行路人——除非是那些富人，他们总是随身用骡马驮着几十个塞得满满的行囊——依旧不得不用黑面包、劣质啤酒来犒劳自己，不得不躺在陈年的稻草铺上过夜。烦闷与拥挤——这就是我在故土的第一个栖身之地的第一感受，尤其是我刚刚在荷兰商人们所开设的小旅店里享受过那种整洁、那种舒适、仿佛是打磨过而光泽照人的卧室，这种感受就十分强烈。当然，我在那里之所以能住进那种旅店，也还是借助了手中的介绍信。诚然，我也饱尝那些条件十分艰苦的随地投宿的滋味，那是我沿阿纳古阿卡阿纳古阿卡：墨西哥地名。流浪的苦难岁月里的事，前前后后地对比一下，进进退退地寻思一番，我也就坦然了。于是，我用自己的皮斗篷蒙住脑袋，一心想尽快逃入梦境之中，此时在楼下的客厅里有人开始低声哼唱，我也竭力让自己听而不闻。那是一个醉醺醺的小嗓门在吟唱着一支新曲，我不想去听，可是那歌词却铭刻在我心中：
　　你看上了这姑娘，
　　可也别梦想；
　　既然穷光蛋，
　　你就别嚷嚷。
　　……

前言/序言

　　志怪·传奇·历史·现实——译后记
　　周启超
　　《燃烧的天使》是俄罗斯名作家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于1905年夏天动手创作、于1907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俄国象征派诗人对长篇历史题材的叙事文学进行扩张的第一次成功的标志。在象征派圈子内，这部小说被看成是勃留索夫小说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甚至为勃留索夫赢得了与普希金比肩的经典作家的声誉。小说叙述一个发生在十六世纪德国的爱情故事——但这是一个情境异常奇特的神话，它讲述一个魔鬼三番五次地乔扮成上帝的使者下凡，去捉弄一个多情的少女，勾引她去犯各种各样的罪过，讲述宗教界如何审判这个虽有过失但已志愿隐身于修道院自新的魔女，讲述骑士与浮士德博士相遇，设法拯救这个不幸的少女……小说情节的主线，是莱娜塔与鲁卜列希特之间那种“近乎于痛苦的、致命的决斗”的爱情心理历程。情节的副线是鲁卜列希特与“天使般的”亨利希伯爵之间的相遇与决斗。因而这部小说首先是一种以二男一女为主要人物的三角爱情故事，但是，作家以这爱情情节为中心，艺术地呈现出十六世纪德国历史文化氛围，以异域异时的“可爱可亲的古风遗习”来“比兴”、来折射俄国社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的时代气氛，是“令人放心不下的沸腾的当代生活”的象征。然而，小说的象征意味又不仅局限于这两个历史时代在类型上的相似。小说的三位主要人物鲁卜列希特——莱娜塔——亨利希之间的三角关系，直接地影射着当时俄国象征派内部三位作家之间的感情生活中的纠葛，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正呈现出1904年至1905年间勃留索夫与尼娜·彼得罗夫斯卡娅(1884—1928)与别雷他们三人在莫斯科文坛的现实关系；可是，这种影射又不局限于三人感情生活的隐秘世界。理性主义者鲁卜列希特，与神秘主义者亨利希，与沉潜于情欲深渊的莱娜塔在心理气质上的个性与冲突，正含纳着他们在文学家立场上的分野与文学生活中的争论，含纳着当时俄国象征派内部“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的美学、诗学、文学方面的对话与争鸣。亨利希与鲁卜列希特分别作为“光明的天使”、从星空下凡的天使，“米哈依尔”的化身与“神秘莫测的魔法师”、地狱的魔王“路西勿罗”的化身。在这两个形象的面具被剥落之后，它们又正是别雷与勃留索夫当时在象征派圈子内的形象的“象征”。亨利希与鲁卜列希特在小说中的决斗，恰恰是别雷与勃留索夫两人在私人感情与世界观上、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各种冲突的“象征”。总之，《燃烧的天使》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其多层面的象征意蕴，对历史与当代，对时代文化与流派生活，对感情纠葛与心理冲突等许多方面的现象，作出了生动深切、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形象呈现。正是小说的这种象征世界，使它赢得一片赞誉。
　　《燃烧的天使》1907年在俄国象征派文学的正式刊物《天秤》上连载，1908年由天蝎星座出版社以二卷本形式出版，1909年又由该出版社以一卷本形式再版。这部小说被赞誉为俄国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一些文学家当时就从这部作品看出“在外在的与心理的故事之后，还有更深切的、更为隐秘的意蕴——那些长着与之相应的耳朵的人才会听出来的意蕴”。米·库兹明语，参见《阿波罗》1910年第9期，第39页。在这部小说中有三重面具：这个故事的中世纪德国的叙述者，这部小说的俄文翻译者，以及这部手稿的当代出版注释者。这三重面具，使得勃留索夫有可能建立起叙述者与其客体之间相互关系上的那种十分精致的系统。故事的叙述者以他那个时代的风格形式来思考来感觉，对材料具有一种内在的亲近态度；小说的翻译者与手稿的出版注释者则以其面具对材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亲近”与“距离”被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某种“张力”。
　　勃留索夫作为长篇小说家在叙述形式上的个性，在于他是一位自觉的风格模拟者。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其长篇小说中是把读者的兴趣完全导向事件本身与隐含在其中的象征意味，那么，勃留索夫则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小说叙述本身并使之凝聚在“怎样用语言来体现”，即对材料的文学加工这一层。勃留索夫在这里表现出他是一位出色的言语装饰大师。在他的叙事艺术中，那种“刻意于用风格来思维”的诗学意识被凸现出来。这种诗学意识，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尤其是象征派的美学追求的产物，同时也是勃留索夫早年在短篇小说中就表现出来的那种“面具化”、“风格模拟”的诗学取向的坚持与发展。勃留索夫善于从对历史文化的回溯、追忆、联想、含射之中创造一种“语言考古化”的装饰。这当然与他本人历史文化知识渊博有关。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于历史文化之中作幻想性漫游的本领，使他在当年荣获“俄罗斯最有文化修养的作家”的美誉。虽然，今天我们已明显看出，问题不在于历史文化修养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对“文学性”的自觉自为，在于对文学创作乃是语言艺术这一品性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形式乃是由一系列假定性诗学手段而构成的认识，在于从别的文化中“引经据典”这一象征主义诗学原则本身，在于“审美化”这一象征主义美学目标本身。
　　勃留索夫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勃留索夫的幻想并不对立。长期以来，苏联学者不厌其烦地强调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创作中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精神，并认为这是他走向现实主义的基本依据。其实，这两种“主义”，对于象征主义文学家都是牵强附会的。的确，勃留索夫的历史小说对历史文化场景与事件的描绘十分准确。《燃烧的天使》对十六世纪德国历史的出色展现，曾引起德国人怀疑这个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只能是德国文学家。但这样的描写，在勃留索夫看来并不是创作的目标。他对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准确描写都是为其象征主义的美学任务服务的：他是要用小说叙述所再现的历史时代的风格来思维。模拟历史风格本身，成为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文化的描写又总含纳着对当代生活的回声。这样，就构成了小说的象征意境：虽写历史时代，但这时代本身并不是描写目标；对这个时代风格的模拟由诗学手段变成美学目标；同时在这种对历史的再现中又嵌入对当代的投射。这种对当代的象征性投射，作者不仅凭借中心问题的提出(即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交替)而达到其本身的象征性(类似、比兴)，而且借助于另一诗学手段；极力在某些历史人物身上再现或影射当代人物的心理模型、情感模型、意识模型，由此使象征意蕴增生。这就是说，勃留索夫的“科学主义”，并不是那种决定着他的文学创作的诗学原则。想象、幻想、联想，甚至于奇想、梦魇、幻觉这些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机能，在文学家勃留索夫身上毕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器质，所谓“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面具。勃留索夫本人对幻想的机制，甚至有过专门的阐释。作家于1912—1913年间写成一篇论文《幻想的极限》，但未曾发表。他在这篇论文中表达了他的历史小说的观点——他心目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乃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作幻想性漫游”的一种方式。他写道：就本质而言，所有的长篇历史小说都带有幻想的成分，把情节转置于久远的时代中，长篇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幻想的环境，一种无论如何也不像我们现实生活那样的场景。《文学遗产》，莫斯科，1976年，第85卷，第369页。
　　勃留索夫小说的情节冲突在类型上是单一的，中心主人公经常被重复。这个主人公总是位于中介状态——在那些彼此取代的文化历史时代之间的中介。而过去与未来，在勃留索夫的艺术世界中也只不过是一种“面具”。这种面具所包裹着的乃是作家一向执着思考的一个主题：彼此取代的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作家总是在这些封闭的文化形态的“单子”所形成的长链上，发现这种交替与变更的不可避免性。对两个时代的交接状态的顽强的研究、执着的兴趣，是那些生活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绝大多数俄国文学家所共通的思维取向。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在文化转型、历史转折、社会变更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总是首先被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所吸引。一些作家直接从社会历史政治层面来思考这种状态的成因与前景；一些作家则间接地从文化历史哲学层面来观照这种状态的机制与命运。象征主义文学家一向着眼于世界各种存在状态之间相关相应的普遍联系，因而他们总是倾心于在这“非常时代”状态与那永恒存在之间的关系中、在此时此刻的“非常状态”中寻找那与永恒存在相关，或者从“此在”中看出它对“彼在”的包蕴。在俄国象征派的小创作中，这种兴趣更加突出。并且在他们接受索洛维耶夫的“整个世界历史终结”的学说之后，这种兴趣更加强烈。虽然勃留索夫不像“年轻一代”象征派诗人们那样，把索洛维耶夫的学说看成是指路明灯而奉若神明，但是，勃留索夫的历史文化时代交嬗的学说之形成，还是考虑到索洛维耶夫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勃留索夫与梅列日柯夫斯基同样不可超脱。
　　然而，勃留索夫的历史文化时代交嬗学说还是有其独特的个性品格。对于折中主义者与“多元论”者的勃留索夫来说，他是把历史的进程看成有许多个“单子”相连接而成的“链”。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形态。每个文化形态都是一个由生长到消亡的有机过程。历史正是由这种系列圆环一一相续而发展开来。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是注重历史进程各个阶段上质的区别，在历史观上是个进化论者，与十九世纪的精神瓜葛甚深，在构建那“进化论的进步观”的时候，尚借助于黑格尔的三段论或索洛维耶夫的模式，宣扬他本人的那同样是模式的理论：多神教——基督教——未来的综合，肉体——灵魂——综合，基督——反基督——综合，那么，勃留索夫则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忠实的儿子，他倾心于“自我封闭的文明理论”。崭新的世界，在勃留索夫的艺术作品中与文学理论中，都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上诞生的。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试图通过维纳斯雕像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命运来显示“历史之链”的继承性与文化价值的延续性，那么勃留索夫则突破了这种横向的、线型的历时思维，而倾向于垂向的、环状的共时思维。勃留索夫认为那把各个历史时代联系起来的“链”，乃是一种“类似”律、一种类比力的作用，即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注定从童年到青春经中年至衰老，这种有机进程是任何文化都无法变更、任何时代都无力超越的。
　　在写作于1913年但终未完稿的长篇历史小说《被推翻的尤皮特》尤皮特：罗马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中，勃留索夫让基督教布道者尼古拉神甫那样回答多神教徒尤里，鲜明地折射着作家本人的历史观。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尤里：“真理不可能死亡。”尼古拉：“青年人，你错了，真理也会死亡的。每个时代都相信它所相应的那个上帝。曾有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信奉尤皮特。然而，这个时代逝去了……另一些人走入这个世界，他们带来了另样的上帝……新的时代一旦来临，基督教的真理也将死亡。”
　　由于接受“自我封闭的文明理论”，勃留索夫的审美取向，就不是各种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之间的共性或其延续性与继承性，而是每个文化形态、每个历史时代的个性特征。勃留索夫的审美视角不是指向统一——那种透过各种不同“布景”才能见出的，在“布景”之后的普遍性，而是指向每种文化形态的历史“布景”本身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勃留索夫的历史主义其实质是一种“被布景装饰了的历史主义，被审美化的历史主义”，而不是苏联文学史教科书中曾长期流行的那种线型进化的“历史主义”。对象征派文学家勃留索夫来说，历史文化景观作为其表现的对象，首先是审美把握的材料。勃留索夫对他在作品中所要呈现的客体一向“所持的不是科学的，而是审美的态度”《勃留索夫研究论文集·1971年》，埃里温，1973年，第91页。。米·加斯帕洛夫的评点是十分贴切的。实际上，勃留索夫所声言的“考古主义”的基础，并不在于其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而在于作家对异域文化情调、异域景观的个性特征的兴趣，在于他认定古代文化形态之中，就含纳着他所倾心的关于历史发展社会变更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本质性东西。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美学观与诗学观的支配下，勃留索夫要在长篇小说中显示人类生存的梦，展示这种梦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与不可重复的风采，呈现其不可避免的冲突、交替、更新、死亡与新生。并且，正像早年他在诗歌领域里拓荒，在短篇小说领域里创作出象征主义小说的新形式一样，他也要在长篇小说里为俄国象征派的艺术探索立下一块奠基石。况且，勃留索夫一直不满意梅列日柯夫斯基的长篇历史小说。于是，勃留索夫更加着意于小说形式本身的创新。这种创新，当然不在于勃留索夫的长篇小说是以几种叙述者——现代人、事件的参与者与事件的阐释者的名义来讲述故事，而是在于：相应于这些面具，相应于这些虚构的人物的视野与视点，整个叙述在其所有水平上被“风格化”——“风格化”模拟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风格来叙述，成了勃留索夫在其长篇历史小说中一种主要的诗学方式，并且达到了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