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全2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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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著杨祖功王甦译著，杨祖功王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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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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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20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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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5897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7216

包装：平装

丛书名：甲骨文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208

字数：88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大事。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中，阿隆一方面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赞同或反对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国重要思想家，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NormaleSuperieure）攻读哲学学习期间，他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　　杨祖功，男，祖籍河北涿州，1937年10月5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工作。1965-1969年在中联部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69-1971年下放中联部五七干校。1971-1981年回中联部欧美澳组（局）法比瑞小组（处）工作。1981年主动调动到社科院欧洲所工作。其间，多次去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并于1986年9月—1988年8月到巴黎政学院进修政治学一年。1997年9月——1998年9月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任让莫内客座教授一年。现为法国研究会副会长。　　王甦（1982—），巴黎十大社会学博士，法国国立人口研究院研究助理，译有《男人的历史》（第三卷）、《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即将出版）等。

上册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0001增订本出版说明／0029前言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0030第一部政治教育（1905～1939）第一章父亲的遗嘱／0003第二章学习与友谊／0030第三章发现德国／0066第四章在拉丁区中心／0110第五章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0147第六章浩劫之路／0187第二部政治愿望（1939～1955）第七章战争／0229第八章没有抒情的幻想／0277第九章记者和活动家／0313第十章瓜分欧洲／0355第十一章20世纪的战争／0402第十二章“知识分子的鸦片”／0435第三部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1969）第十三章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0477第十四章阿尔及利亚的悲剧／0506下册第十五章工业社会／0561第十六章将军的宏伟计划／0595第十七章和平与战争／0641第十八章“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0667第十九章“自信与统治者”／0707第四部当官的年代（1969～1977）第二十章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0753第二十一章后戴高乐主义／0789第二十二章论意识形态批判／0823第二十三章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0866第二十四章论历史评论／0902第二十五章西方的衰落／0938第五部死缓阶段（1977～1982）第二十六章心肌梗死／0969第二十七章在《快报》周刊／0980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插曲／0994第二十九章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1015第三十章走向苏联霸权主义？／1027第三十一章一代人的结束／1037结束语／1084作者书目提要／1118索引／1126增订本译后絮语／1141译后记（1992年版）／1144

精彩书摘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全2册）》：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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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简体中文版于1992年首次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两个版本依据的都是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删掉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这三章。RobertLaffont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增订本”，收录了初版中删去的三章。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正是对应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订本”。中文版“增订本”由杨祖功先生对原译文做了文字上的修订完善，王甦女士翻译了新收录的三章内容。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回忆录有助于读者理解偏重现实主义的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质及生活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也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并不认同书中的有关论断，但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阿隆的思想，我们对于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与201世纪历史相交织。他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05年，卒于1983年，这一年，以“欧洲导弹危机”为终极标志的冷战正愈演愈烈，六年后，苏联帝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垮台。阿隆在1930年确定思考计划时所依赖的基础是他对尼采预言的“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大型战争”时代的种种理解。当时的他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的没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他也从未偏离过这一思考计划：“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思考20世纪，并尝试阐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　　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1989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录》依然是对20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在这本书中，阿隆不但对自己作为学者进行了分析——为了以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战略的观点进行交叉分析，他从学科间传统藩篱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对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战士的介入参与，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和严格慎独的双重把关。民族和帝国之间、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一页页书稿编织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欧洲的文明的自我毁灭，大战让思想真空的豁口大开，各种关于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纷纷乘虚涌入，而这些意识形态又都将内战和对外战争当成统治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倒闭、失业、赤字和债务而来的大型经济危机，自由国家的根基被动摇。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预先写就或早已确定了的；是人民在决定历史。最后迎来的会是暴力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们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战争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1989年天鹅绒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后依然是民主战胜了帝国和极权制。　　但是，《回忆录》是否会因此而只属于过去呢？它揭示的是否仅仅是一个时期的真相以及一个已然过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他十分独特且具有重大影响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试图以最为实际的方式阐明历史诞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指出，21世纪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与阿隆那本遗作——《本世纪的最后这些年》描述的情景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阿隆讨论了苏维埃主义的未来和民族主权的位置，并以此得出了国际体系中两极世界具有稳定性和国家至上的结论。　　苏维埃帝国在1989年崩塌；民主制虽不再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依然因为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在与大规模恐怖主义的联合中重新复兴而受到威胁。世俗宗教的瓦解让修会宗教和政治神学恢复了地位。随着以2001年9月11日袭击为开端的一连串冲突的发生，昔日的冷战重新演变成热战。一个传统维度和多个不对称的方面交织于这些冲突中，而且冲突还侵入了诸如太空或网络空间这些新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运载工具的扩散，核威慑已经被架空。在服务和新技术的发展面前，在不同领土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面前，工业社会日益消失。在那场差点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崩溃的大危机来临之前，全球化通过让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脱钩，就已经将一种普世维度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化首先导致的是经济调控方式的一次新转变，公共干预的强力回归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变化还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20世纪后半叶由美国、欧洲、日本组织并稳定世界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世纪呈现为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在这个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与阿隆毕生研究的那种20世纪的刚硬且稳定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然而，这一表象并非事实。阿隆为了成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分析家和阐释者，一向坚决拒绝决定论，也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历史的终点。自1960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历着相同的唯一历史的人类社会的诞生——为主题的讲座中勾画了我们时代的原则。确切而言，全球化建立在一种紧张关系上，一边是市场统一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社会的崛起，另一边则是身份诉求的加剧和暴力的激进化。正是这种对人类自由、历史消逝和认知局限的强烈意识，让阿隆的思想在21世纪的冲突与危机面前反倒具有了现代性。如果想从他的《回忆录》中找出一种学说、一个预言或一个被揭示的真相，那只会是徒劳无功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一种公民的情操，这让我们得以理解那些让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让我们选择投入自由事业之中。同样，如果把《回忆录》当成一部叙述民主如何战胜极权主义且让自身得以存续的教材来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与此正相反，它给我们上了一堂自由主义应用课，展现了在各种危机、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编织人类历史纷乱经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是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战争和革命的。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这是阿隆喜欢引用的汤因比的说法，它提醒我们，历史既非线性的也不具有连续性。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动力——民主运动、资本主义、民族和帝国、战争——都不具备永恒不变的要素。它们都是历史现象，是变化不息的。对这些历史的转向时刻加以解释并从其后果中得出教益，这极其重要，却也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势力等级的改变，它们也是在对各种价值、思考模式和人类生活的管理制度重新提出质疑。　　阿隆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符合他曾在《历史哲学导论》这篇论文中探索研究过的人类历史命运——让·卡瓦耶斯（JeanCavaillès）曾强调，正是这篇论文将历史哲学引入了法国哲学史中。这也解释了为何阿隆会对20世纪节奏性发生的大动荡有超前而且准确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隆还是一名少年。当时的他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但在德国逗留时，他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明白了纳粹主义的性质及其危险，从而成了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莱维（ElieHalévy）一边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后半期，他就开始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做比较。1939年，他响应号召到伦敦，并于1940年6月加入了自由法国。从1945年起，他阐述了必然导致世界两极化的苏联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性质，随后又分析了冷战——其所有内容都可以表达为“无法实现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战争”——并像教师一样为世人讲解了核威慑带来的战略革命。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这让阿隆成了第一批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而且他在反抗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方面的积极努力没有妨碍他分析斯大林去世后苏维埃政体的演变，也没有妨碍他设想作为后冷战世界关键事件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最后，他还在经济方面捍卫了战后市场经济——从管制封闭的生产体系的重新开放到共同市场的建设，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进。　　毫无疑问，自雷蒙·阿隆辞世以来，历史加速发展，出人意料的事件层出不穷。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苏维埃帝国意想不到的骤然倾覆，而且这一切还是在和平情况下发生的。拆除柏林墙并非一个军事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和精神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产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而是因为被东方势力奴役的人民发动了起义，他们一方面反抗谎言和恐怖的联手，另一方面还反抗着变得无法自我革新、只能靠武力维持统治的腐朽的苏维埃体系。而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则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使宗教被重新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还为新一轮的尚武好战打响了起跑枪。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制造出泡沫和破产，直到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差点儿导致了一场范围和强度都超过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货紧缩。　　全球化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这关键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苏联入侵，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这两个事件会对将来苏联解体起关键作用；邓小平发起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穆斯林觉醒且导致了神权政治复兴的伊朗革命发生了；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也在这一年推动货币政策的转向；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成为首相，她为一种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调控标准开辟了道路。影响并塑造21世纪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现出端倪：一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二为民族主义及在种族或宗教上的认同感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报复，三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只是即便到了苏联解体时，这些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识层面上被理解，也未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关注。　　人们曾提出过对冷战之后的世界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乌托邦，它是一种与市场民主的全球崛起相连的历史结局，却在双子塔的废墟中化为了灰烬。另一种是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同亚洲专制政权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明冲突。事实证明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过鉴于亨廷顿的观点有助于让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条歧路合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更加危险。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让美国势力在战略和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级大国的假定所衍生的战略泡沫的破灭便是例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陷入了困境。认为银行和市场理应自我监管，这让房地产和信贷产生了经济泡沫，这类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证。　　与1945年发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后便仅满足于发放和平的虚假红利，并对世界和资本主义放任自流，且不再试图为21世纪设想原则、制度和规则。这是一种对冷战后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思考和构建的双重失败，2000年以来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冲突都直接源于这种失败。那些关于历史终极样貌的梦想，不论它们是以市场民主还是以欧洲式的永久和平为标志，不论它们是以新保守主义的过度滋长还是以对两极性加以延续的其他方式——诸如反恐战争或反对邪恶轴心的战争——为标志，都同样源自对全球化时代的不理解。　　雷蒙·阿隆的思想遗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的这种巨大转变。历史决定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否定了人的自由：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它完全取决于人，人既能够不断推动历史，使之朝向同属一个人类，甚至同属一个星球的归属感方向发展，又或让暴力在获得科技帮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时向极端升级。基于同样的原因，简单的想法——尽管它们的诱人之处也是它们的力量所在——会经常显露出错误和危险来：无论是力求和解的模式还是撒旦模式，无论是悲观模式还是乐观模式，一旦考虑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过渡时期所具有的复杂性、消解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模式就会统统失败。最后还有一点，出现于历史断裂时期的新问题是不能用过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决办法加以思考和对待的。简言之，21世纪的人必须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独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其中谋划行动，而不能将20世纪的甚至19世纪的种种类型或战略运用到全球化进程中。　　美国已经无法再单独预见或操纵多极世界的风险与压力，中国抑或软弱无力的联合国多边主义也同样无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残酷的新例证。同样，以前还可以用欧文·费雪在193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建立的原则——通过拯救银行、以公共开支来维持经济活力和支持就业、控制保护主义的影响力——来对抗通货紧缩和阻止经济衰退，但世界资本主义在走出危机这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却已无法运用这些原则来解决了。如何协调依然属于各国自身权限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化？如何调节金融领域、稳定汇率市场并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减少商业、金融业和货币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如何让合适的全球性风险的治理方式浮出水面——不论这些风险是金融的还是工业的，是环境的还是气候的，抑或鉴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和网络世界的扩大而是地缘政治的？既然就调控和监督而言，拥有特别强大的专制势力的发展中国家让资本主义从政治自由和开放竞争中解脱出来，那么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应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挑战？　　全球化的辩证逻辑　　21世纪的开端是以世界局势和民主状况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试图将阿隆为了理解冷战两极秩序及工业社会而构建的概念类别应用到这一全新环境的做法是无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宁也非希特勒；即便只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宗教性质和其源自西方之外这两点加以考虑，也能明白宗教激进主义是不能与20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混同的；与处于美苏关系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与非殖民化引起的冲突有着更多相似点；处于开放经济核心的系统性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与凯恩斯的增长机制正好相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一起上升，增值价值的分配方案不利于资本增长——这让利润和投资也受到了阻滞。　　阿隆用以分析20世纪历史的那种概念和思想脉络受到了启蒙思想和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公民化国家支配一国的内部生活，而丛林体系则超越国家继续支配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就是以二者的区分为基础的；国家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面对外部危险时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存在某种三元结构，纵横交织其中的三元分别是：国际体系——民主制和极权制之间、民族和帝国之间的殊死斗争支配着它；国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载体，各国之间为了自身势力的增长而相互对抗；社会——它受到了工业社会自身紧张关系及参与者从政治权威下日渐解放这一事实的影响。民族国家自17世纪以来就作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发展出了民主公民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联系等要素，在这一格局中，民族国家成为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内涵的关键因素。20世纪是西方自17世纪就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的延伸。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民主制的畸枝，世界冲突则是由支配力扩张至全球规模的西方所开展的内战的畸枝。　　全球化标志着与具有这种政治思想的世界的根本决裂。随着法外之地和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灰色地带的倍增，随着移民流控制中种种困难的出现，各种原始形态又重新进入各国内部，连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国际公民身份的萌芽迹象也大大增加。就区域层次而言，欧盟便是例证，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市场和自由而非以武力、征服和支配为基础达成的一个大陆的一体化。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化政治治理的孕育便是例证，从二十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到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再到关于气候的艰难协商，都是其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各个国家受到了位于自己实力之上及之下的其他国家的挤压，已经无法再在行使合法暴力和操控国家关系上实施垄断；一种以社会信息网为基础的全球性公共舆论也间或被调动，伊朗人对抗毛拉政权的暴动便是例证。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将发展放在绝对优先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追赶——正如人们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指出的，这些国家为了发展甚至不惜损害环境——加之经济和金融危机已让西方在资本主义调控的合法性上破产，西方因此失去了平衡。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它的这种强大不是一种绝对的强大，而是相对的；欧洲则因为各国对货币、预算、税收、社会和环境的各种规定形成了敌视生产和革新的环境，而被困于经济增长低迷和大规模失业的境遇中；日本因为20年的通货紧缩而无法前进，已经不再是世界第二大国，它在亚洲反倒受了新兴势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赶超和在政治上的排挤。　　全球化危机让世界资本主义向东方和南方加速倾斜。自此，新兴世界占据了工业生产的52%，而不再是20年前的30%，它还持有80%的世界外汇储备。亚洲创造了世界财富的21%，并拥有32%的世界资本，而美国和欧洲所占比例分别才到30%和20%。与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相反，现在是欧洲集中承受了2008年信贷崩溃带来的压力。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反映的是一个大陆的衰落及为其一体化所掩盖的适应全球化新局面上的失败。欧洲大陆的人口持续减少，据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欧洲人口还会减少五千多万；这也是一个过度负债且缺乏竞争力的大陆，这点体现为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锐减到了15%，而且自2000年起，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从28%减少到了22%。尤为重要的是，自希腊危机发生后，欧洲显露了它在处理内外打击上的无能，这与美国或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卓有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金融和货币上的各种压力并没有强化欧盟的制度，也没有迫使它实现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或是对具有连带性的预算政策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鼓励，因此这些压力不但没有再次促进欧陆的一体化进程，反而导致了各国转向本国战略，普遍采用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连那些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例外——而对这种政策的普遍采用又对欧洲经济复苏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问题除了关系到欧元的存续，还对欧洲的独立以及欧洲在21世纪世界中的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柏林墙的倒塌摧毁了东西藩篱，全球化取消了南北藩篱，但也消解了美国和欧洲因资本主义垄断权而取得的红利。曾主导过世界经济20个世纪之久——最近这两个世纪除外——的亚洲强势回归世界舞台，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紧随其后；特别是非洲因其充满活力的人口因素（2050年将有18亿人）、丰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可耕地资源储备）、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带来了每年6%的增长的大陆资本主义而成了一个发展的新天地。　　与1990年代人们抱有的天下无国界的幻想相反，国家远远没有消失，正如我们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强大的战略以及在这些国家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中见到的一样。不过，21世纪的格局由于更多参与者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明显愈加复杂。当今国家体系是多极的，其中不光混杂了为了争夺领导权而相互对立的两个超级势力——美国和中国，还包括了各个次级极点——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欧洲和南非（如果它能够成功逃脱与津巴布韦相似的变故的话），那些拒绝服从国际社会的国家——比如伊朗、委内瑞拉或朝鲜，最后还有一些向外输出暴力的危机横行之地——从近东途经巴尔干或高加索，直到巴基斯坦。一些新的全球化参与者也与国家一起存在于国际活动领域中：全球化企业、市场运营商、非政府组织、各种活动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团体。在某些领域中，比如人权领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或环境保护领域中，国家不但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压力，而且承受着不定时被调动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家还越发经常地处于与个体参与者的竞争中，尤其是在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权的争夺中。　　在21世纪，被阿隆置于现代社会核心部位的三个辩证逻辑——平等、社会化和普遍性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全球化——阿隆从1969年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已经改变了这些辩证逻辑的利害关系且赋予了它们一种全球维度。在普世史的时代，只剩下位于亚马孙或大西洋的某些民族还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冷社会，而几乎全部人类都已生活在各种热社会中，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这些社会持续变化的节奏。　　经济发展和平等之间的辩证逻辑也不再是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或交锋来定义的。全球化因为让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且让十多亿人脱离贫困，所以大大缩小了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以及各民族内部，各种不平等也加剧了。法国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特例：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领域的膨胀，发达国家的增值价值分配转向了有利于资本收入、不利于工作收入的方向。此外，在服务型经济及充斥着个人主义的复杂社会中，社会阶层变得模糊不清，各种不平等也发生了转化：基于出身、性别、社会地位和学历的不公正待遇，与财富和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具有了同等重要性。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多处不稳定让就业主力军对可能失去既有社会地位心生忧惧，从而形成了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氛围。新兴国家的超速增长表现出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这一指标水平在中国和俄罗斯都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在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状况相似——身份认同的冲突，尤其是宗教身份的冲突，趋于创造出比收入或发展不平等更为严重的隔阂。　　社会化依然以家庭、教育和工作为基本动力，不过方式已迥然不同。开放社会通过信息的、各种人类学体系的，尤其是种类繁杂的家庭结构的市场和技术，让直接且即时的关系得以形成。家庭没有遭遇预言中的衰落，相反，它似乎成了亚洲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中，人们在面对失去原有社会地位和遭遇社会排斥的风险时，家庭能提供最好的保护。家庭不但没有被全球化削弱，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正如它也是漫漫生命历程中个人安全和活动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作也远没有消失，它依然是建立社会联系、实现社会融合和获取公民身份的第一媒介。与此相反，结构性失业体现的则是人口或领土整体朝着完全失序的方向转变，社会排挤也因此替代贫困成为发达世界中社会的头等大敌。社会异化不再是不平等工作的后果，而是放任失业的后果。　　普遍性的发展动力与全球化有着同样的源头。一面是市场的相互融合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面则是身份认同感的强化和价值观的极端异质性，全球化被这两面左右拉扯着。就经济方面而言，资本主义只受到马尔萨斯递减理论的质疑，即便在它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奢侈理论是由正在老龄化的欧洲富裕国家提出的，在北美和新兴世界中反响微弱。全球化遭受的风险尤其来源于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而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和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在人口老龄化冲击来临之前获得更高生活水平而加快追赶步伐的愿望，都在不断对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推波助澜。这与20世纪初的情况相似。其时，19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正是因为欧洲谋求强大才被挫败，同理，全球化也可能会在民族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保护主义）和宗教（继续作为人类最深层的激情）的联手之下而粉碎。暴力对人的蛊惑始终如初、丝毫未变，随时都可能让开放社会暴露于狂热崇拜和恐怖主义、战士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法盗用和网络卫士的交叉攻击之下：在欧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不论是人还是国家，都还没有‘永别武器’”。　　因此，我们时代的最艰难挑战乃是如何从各个势力的野心、不同价值观、多样化的甚至处于公开对立状态的各种文化出发，制定出维稳所需的全球性原则、规则以及相关机构，还在于如何能够以此将全球化维持下去。从多哈回合谈判和世贸组织谈判的举步维艰，到后来哥本哈根国际大会的流产，这些都充分表明，由于两百来个国家因主权问题而相互猜忌，全球性秩序的建立依然困难重重。欧洲大陆的一体化会因为各国在欧元启用后重新获得了力量而受阻，这本身就是主权强大的证据，它也说明了以各国人民及其合法政府自由加入为基础而建立的超国家机构和超国家政治是多么脆弱。　　历史格局已经翻转，处于21世纪如此开端下的人们因此也遇到了阿隆穷尽一生去研究的那些问题。首先是现代自由的自相矛盾问题。一边是一直在对技术、行为和机构精益求精的理性，另一边是燃烧着的集体激情，现代自由在这两者之间无所适从。民主政体也存在矛盾之处，它们要么在个人主义、社会主体原子化和公民的政治冷漠的作用下变得再无理想与活力，要么就是在非理性和惧怕中遭到动荡的威胁。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选择现在面对的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立势力的雄心勃勃、狂热崇拜的压力以及逃脱了国家全套监控之空间的增多所带来的风险。还有，世界资本主义的调控既无法以市场自我调节为原则——这种放任是2008年的崩溃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所在——也无法将重新回到管制经济模式作为解决办法。最后，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保护环境的要求相结合，这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寻求地方、国家、大陆及世界层面上不同层级的公民权的结合，是一个敏感而必需的问题。　　投身自由事业　　阿隆是一位秉持启蒙思想的人，他在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中为了捍卫自由和理性而斗争。就思想层面而言，他注意到了新康德主义实证论的失败，这种思想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暴力及大战导致的欧洲社会粗暴化而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极度推崇面前，或是在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无法避免的价值观战争引起的晕眩面前退却。阿隆像揭露虚无主义的危险那样揭露了阶级狂热和种族狂热制造的谎言，他捍卫的是自由之多元开放的定义。不过，阿隆没有放弃对康德意义上的那种理性抱有希望，这种理性是人性的基础，且让人类重拾和平变得可能。就政治方面而言，阿隆自1930年代直到辞世，一直都站在了支持多元政体、反对极权主义战斗的最前端：面对纳粹主义的抬头，他批评和平主义；他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世俗宗教的分析家；在伦敦，他是《自由法兰西》的总编；他是唯一站在安德烈?马尔罗一边对冷战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法国思想界获得垄断地位提出异议的人；他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这本书不但在第一次法共与路人浪潮和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在人民民主政权中以“萨密兹达”形式被广泛传播；他还是一位坚持不懈的哨兵，为那些与苏联展开殊死斗争的自由国家执行警戒。　　因此，阿隆是20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位伟人，与孟德斯鸠、孔多塞、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托克维尔和埃利·哈莱维的思想一脉相承。只要自由没有扎根于宗教性质的上帝、意识形态的骗人学说或传统中，它就会深植于政治与历史之中。自由处于首位，但这一首要地位也具历史性，且与任何形式的超验性都没有关系。自由强调的是偶然性，而不是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或法则。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本人也不记得他这样说过：“在自由主义原则中，并不存在任何能让自由主义成为不变学说的东西，不存在任何既稳定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规则。我们在行事中只需要知道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发之力，尽可能少地使用强制力；不过这一原则本身又在运用中包含着无穷变化。”　　有鉴于此，自由是以蕴于人民历史文化之中的公民意愿、领导人的明智以及体制的稳定性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不但多元而且异质性强，它与多种原则和权利并立而行：源自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和启蒙思想的公共自由；国家主权和权力分立；普选制；社会和经济权利；环境保护。现代自由虽然脆弱——因为它建立在公民美德和抽象规定之上，集体的冲动随时能将它夺走——但也拥有毋庸置疑的耐受力。如果说在权力、生产、知识、信息和真理的种种秩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在自由国度中，它们是、也必须是维持了自主性的。依照适度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自由因此也必须“提防自身的狂热盲信”——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　　阿隆的自由主义有异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对他而言，自由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不应该被缩限或混淆为经济（即市场），或是社会结构，又或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技术发展。阿隆对人类能力打了个帕斯卡尔式的赌，他相信人们会为了肩负自己的自由责任以及在必要时能够自卫而开展自我教育。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但是，人并非通过萨特那样的反抗变得自由，而是通过教育和参与城邦生活才变得自由的。国家在城邦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却没有对公民（即值得享有自由的个人）的塑造实行垄断。民主制度的价值永远不是现成的：公民必须不断对其重新定义，使之与时俱进，具有时代价值。这尤其让我们能够超越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存在于劳动者联合、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系统之中的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自由和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基本联系，这种联系是克服集体冲动和意识形态欺骗性学说的最好药剂，就像它同时也是公民解放的动力一样。为了避开实证主义那种一味和解的乐观主义以及为了辨识技术可能导致的歧路，阿隆一直让自己作为进步的——尤其是科学进步的——坚定辩护者，只要这种进步是有益于人类解放的，而不是会导致人类的堕落甚至导致种族灭绝式的人类大屠杀。理性，这一人性的最终黏合剂，它本身也还需要我们认识和思考其局限性，而这种认识和思考有可能与自由对立。当我们面对21世纪的各种冲击和挑战的时候，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更是前所未有地适用于当下的现实情形。　　首先，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对等确实存在。事实上，20世纪的极权主义已经表明，在没有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在民主制之外发展，正如昔日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又如今日处于另一个层次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影响力的秘密所在”这一总结完全没有丧失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体现自由意愿的经济理念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资本主义和技术应用的普及远远没有自动导致民主降临或让谋求强大的意愿消失，它反而加剧了自由国家与专制或集权体制之间的竞争。就连新兴大国阵营也显现出分裂，一方面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对抗。如果民主国家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属于军事胜利的话，那么在东方处于经济停滞、日益贫困的情况下，西方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就在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民主国家遭到由某些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挑战，后者试图对那些曾经殖民过自己的殖民者施行报复，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提升自己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等级的同时拒绝政治多元主义，并继续维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显然，民主国家在这场考验中并没有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虽继续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仍由于在苏维埃主义陷落后的行事过分而遭到持续削弱。这种过分体现在美利坚帝国和美国军事的过度扩张上，最终导致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这种过分还体现在那场可算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其后果就是削减债务的要求和大规模失业持续阻滞着经济增长；它还体现为已经对法治国家造成重大打击的安全问题——前有《美国爱国者法案》与中央情报局的绑架和秘密监狱，后有关塔那摩监狱。欧洲则因缺乏合理有效的决策体系而无法在全球化中获得影响力，并因此陷入可能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对实施反通货紧缩措施的动员加大了国家从欧盟手中重新取回控制权的力度，欧洲诸国将共同体政治重新本国化的做法使得连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德国都达到了不再遭受整体风险的程度。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及其经济发展在人口老龄化、竞争力缺乏、过度负债、欧元估值过高及缺乏有效率的政治决策体系（这一点在2010年国家负债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综合影响下受到了阻滞。　　在整个发达世界中，增长疲软、持续失业以及大经济部门因新兴国家的竞争而状况不稳的情况使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抬头。全球化不但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优势受到质疑，而且还逼迫西方不得不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有所创新。面对这样的全球化，面对恐怖主义的顽固威胁，民主国家内部以安全名义牺牲自由的想法很强烈。1940年6月法国溃败及随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垮台，显示了民主原则及其制度在重大打击面前何其脆弱，这让雷蒙·阿隆终身印象深刻。他及时对21世纪的人们发出了警告：因外部危险而牺牲自由的做法就是在为自由之敌助势，而且谨慎和节制本身并非就意味着公共权威的瓦解，也不代表要主动与武力或那些与民主制为敌的国家妥协。　　全球化危机远没有让政治自由主义信誉扫地，相反，它显示了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多么迫切的需要。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严重偏航，其根源可以在集体不理智中找到，这种不理智存在于投机泡沫中，存在于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中，还存在于在既无限制也无牵制的情况下对经济和企业领导权实施的吞并中。在与危机解决办法相连的主要风险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公共债务、发达世界中央银行和原材料产生的泡沫经济的复苏，以及由于环境所迫而产生的向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危机时也显现出了其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领域的崩溃以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灾祸助长了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虽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天然办法，却充满危险。因为极端主义只会通过扩大政治危机来达到降低经济危机的目的。　　我们在解决危机时所遇到的关键选择在于是继续坚持全球化还是任由全球化崩溃。如果缺了坚持不懈的理性教育，如果缺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如果与个人主义策略反道而行的合作观念没能战胜民族主义和人人为己所产生的各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是无法超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这场危机的。因此，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解决办法，它保障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保证集体决策的优先地位——只要集体决策依旧是自由选择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且它还使存在于企业、市场、民族、大陆或全球各层面上的所有权力均衡有度。对危机及其恶性连锁反应的解决，体现的不是天数，而是人愿。　　介入的旁观者的方法和伦理　　阿隆同法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通过拒绝一切封闭思想体系、一切刚性学说和一切建立学派的企图，一直坚守着他秉承的自由的多元开放概念。他毫无建立学说的念头，他定义了一种让人们能够不再被动承受历史，而是可以理解历史且在历史中行动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他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框架，而是一种持久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现实的，也是比较的、或然的和辩证的。之所以说它是现实的，那是因为“最严重的错误乃是无法以世界之本来面目去看待世界”，确立事实是分析、解释和判断事实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之所以说它是比较的，那是因为观点的增多能启发理解：正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哈莱维通过描绘英国或美国来论述法国，阿隆从工业社会的结构出发，强调了民主和极权之间的绝对对立。之所以说它是或然的，那是因为历史从来就未事先写成，它于各种深层力量的交汇处结成，而这些力量又都是对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格局及人民和国家执政者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在危机或战争时期的行为——具有影响的。最后，之所以说它是辩证的，那是因为人及其历史处于一种持久紧张关系中，一边是偶然性和瞬时性，另一边则是普遍性和永恒性。　　有鉴于此，阿隆坚定地选择了与乌托邦及暴力阵营都不同的阵营，站在了负责任的一方。乌托邦通向的最好前景乃是本身的软弱无力，最坏前景则是以创造新人类的空想制造恐怖，这种新人类因为把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或某个社会阶级视作优等而证明了自身的存在。毋庸置疑，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但这需要以尊严、自由和人的生命这等血腥牺牲为代价，而人类的激情又只会对诉诸武力推波助澜。历史前进的速度越快，冲击越是让人措手不及，选择改革还是选择暴动就越是生死攸关。因此，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伦理不在于对集体冲动阿谀奉承，也不在于激化仇恨和不满或鼓励人们诉诸武力，他们应该为了平息紧张和冲突而去帮助阐明现代性的困境。　　教育人们热爱自由、呼唤责任感及以讨论为优先，这些都不应该被混同成某种与存在或政治脱节的冰冷概念。节制同疏懒毫不相干；谨慎也是不介入的反面。21阿隆采取的是一种混合了学者的方法和为了自由而战的姿态：“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的知识的局限性；从现时中超脱出来，但又不满足于当旁观者。”《回忆录》是这种修行的忠实体现，从这种修行可以看出，与自我辩护相反，阿隆毫无宽宥地反思了自己的介入行动和各种分析。　　对客观性的执着追求，于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离经叛道的批判性和公民性中扎根，但没有阻止他在评论上散发活力、甘冒风险。阿隆因而不但站在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第一线，还站出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尽管他无法在《费加罗报》的字里行间为此斗争——并揭发了“五月风暴”的伪革命性质：他认为这场革命不但没给第五共和国带来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还导致了法国大学的衰落。从1930年代初期隐秘地帮助德国反纳粹人士离境，到1940年去伦敦坚持斗争，再到在冷战期间被大学冷落和他对戴高乐派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揭发，最后还有对东欧异见人士与越南船民的支持，这些都体现出阿隆身心所具的卓尔不群的勇气。他的人生和思想不但超越了语言，而且也完全有异于那种毫无建树的思想炫技。它们证明了自由主义只适合于强大的灵魂而非胆小鼠辈，只适合拥有批判精神的人而非软弱求同之辈，只适合英勇的公民而非胆怯的懦夫。　　阿隆是要求严格的爱国者，是对欧洲信服有加的欧洲人，还是大西洋联盟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他才对法国、欧洲和西方的弱点做出了无情的批评，他以孟德斯鸠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准则：“在一切面前都诚实如故，即便对自己的祖国也如此。每个公民都必须为祖国而死；没有任何人为国撒谎。”这种清晰的逻辑和面对放弃民主制等歧流时所生的愤慨，在这个西方受到公开质疑、美国处于相对衰落阶段的时期，在民主国家的诸多歧路和遁世面前，具有前所未有的现时性。这是一个欧洲在摒弃了武器且放弃了如此多的谋求势力的工具和意愿之后又去尝试放弃生产和革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法国因为有了脱离现代的可能而倍受威胁的时期，而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形成，又是因为围绕极端集中的权力组织而成的机构的存在以及社会经济模式对发展的阻滞——这是一种以过度负债、生产力低下、极端冗复的公有领域、狭窄且缺乏竞争力的私有领域、持续性大规模失业，以及在移民融入方面的长期失败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　　这种对民主国家的弱点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之脆弱怀有的忧虑之情，完全不能与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或失败主义相提并论。阿隆呼吁的是，用公民的美德和领导者的明智来采取措施应对困难，为了应对危机形势而重新提出质疑并推进必要的改革。确切说来，冷战后时代和全球化危机要求民主国家做的也正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设的工作。美国已数次成功证明了自己具备革新能力，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证明美国社会和政治主体意识到了必须采取激进改革——即便这些改革也有缺点且结果难测。美国民主及其吸引力始终历久弥新；美国即便在被削弱的情况下也依然会在往后几十年中继续成为唯一拥有所有实力手段且唯一势及全球的国家。相反，如果欧洲最终没有实现政治统一，那么我们就只能对欧洲能否在那些建构21世纪历史的各大极点中算得上一极而忧心忡忡。身处于正在衰落的欧洲之中，法国尤其受到了威胁，法国的现代化努力已经因为这场社会经济危机而深受打击。这场危机远没有让伪法国模式再次焕发青春，却反倒使封闭社会和管制经济在法国死灰复燃，让奉行向后看和对法国昔日强大的那种“民族-追念”崇拜再次启动，它还让本质上属于非自由主义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让我们明白法国的路途何以挫折重重，也正是这种思想让国家得以脱离全球化进程——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而这一切又都加大了法国国家地位降级的风险。　　阿隆没有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任何现成的应对方法。不过，他及时提醒了我们，欧洲和西方先后取得的现代世界领导权，并不是靠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或某种天生的优越性来维持的，而是靠能够明确自身困难和弱点的才能、能够得出新解决办法的想象力以及能将公民动员起来实施举措的能力。简而言之，靠的是质疑自己的能力，这种质疑为的是自我革新和自我创造，而不是灰心气馁。他的行动伦理要求每一代人都不去一味重复既有模式，而是要弄明白自己所属历史时代的动力——每一代人都深陷于自己的时代中，需要由自身去找到适应时代所需的意愿和方法，而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到虚幻上帝的手中。全球化既非福佑也非邪恶。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格局，而身处其中的民主国家必须找到关键，才能让全球化在进步方面所具有的可观潜力增值并成功操控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风险。对全球化一味追捧与否认全球化一样，都是轻率冒失之举。我们必须在思考全球化的同时行动起来，这样才能让全球化为人类捍卫自身的自由与尊严所用。　　***　　雷蒙·阿隆，这位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誉为20世纪法国人民的“思想保健师”的人也是一名全球化公民，而全球化在初期就呈现出了陷世界历史于困境的混乱局面。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已用下面这段话解释过了：“人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如此多的理由不再自相残杀。他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如此多的理由感到人类被相同且唯一的事业所联结。但我不会就此认为，普世史的时代将和平盛行。我们知道人类是理性的存在，然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吗？”　　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开端的普世史时代依然有待书写，它的进程从未如此不确定。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在让大部分人享受其成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十国集团的体制化便可被视作全球化治理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伊斯兰世界并非命中注定只能被仇恨和暴力所困，温和力量是有能力最终取胜的，伊朗人民在反抗毛拉独裁的起义中探索出来的新道路便是一例。不过，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冲突也有可能会因为诸如巴基斯坦这类已陷崩溃的国家，或因为伊朗这种不服从的国家，甚至因为恐怖主义团体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而发展到灾难性的规模。被殖民过的人们所发起的报复也有可能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战略领域，并在武力交锋中改变方向。世界贸易和支付体系也可能会在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压力下坍塌。　　决定权属于21世纪的人们，他们虽从传统和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却又再次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的情况前所未有地充满了戏剧性，因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行动、知识和技术上所拥有的出色手段自由地造就极好或极坏。这是一些数目更加庞大且处于老龄化社会中的人，他们必须就如何管理一个无法再为他们提供无限资源的星球达成一致。这是一些既变得更加统一又更加孤独、距离既变得更近又变得更远的人，他们必须确立一些原则、制度和规则来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还是一些在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也比以前更加脆弱的人，他们的活动已经延伸到了网络世界这个处女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还让他们能够通过改变遗传基因来干预自己的本性，从而为新疗法及令人生畏的优生学开辟了道路。　　安德烈·马尔罗曾写道：“伟大的知识分子是注重细微差别、讲究尺度、追求品质、直面真理本身及复杂性的人。就定义和本质而言，他们是反善恶二元论的。”阿隆就属于这一小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拒绝那些虽能快速得出却实属错误的确定性，拒绝那些虽具决定性但确实存在偏差的评价，拒绝那些形式上完美无缺却与事实脱节的思想构建。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在依然残缺不全、捉摸不定的知识面前，在总是有着比人类想象力更加丰富惊奇之处的历史面前保持谦虚。　　没什么比以为这体现的是一种悲观的本质或放弃的形式错得更离谱的看法了。意识到知识或行为的局限性并非就是在抹灭人类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及对真理的寻求而赢得自由这一事实。正如极权主义遭遇的失败以及2009年伊拉克起义表明的那样，自由从来就不是镜花水月。历史之所以充满悲剧性，仅仅是因为人说到底还是在自由地塑造历史，除了依靠自身意识，人在其中别无所依，历史的悲剧和灾祸如同历史的成功一样，都只能由人一肩承担。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退缩或漠然变得合理，反而构成了一种对行动的呼唤，它对公民和领导人发出了有益的邀请，邀请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们民族、大陆或星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隆的最后启示因此而充满了乐观与希望。没有任何宿命可以证明仇恨和暴力会重新主宰一切。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民主或自由之未来感到绝望。与盲目狂热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剂是保持理性。正是理性让阿隆的人生和他相继写成的那些既哲学又论战、既社会学又历史学、既学术又社论的丰硕成果获得了统一。作为一位法国爱国者和世界公民，作为一位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战士，阿隆对行走于21世纪历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而21世纪历史的关键已经在《回忆录》中被清楚阐明：“如果那些既雄心勃勃又不牢固稳定的文明必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先知们的梦想，那么除了理性，还有什么普遍使命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呢？”　　增订本出版说明　　本书为《雷蒙·阿隆回忆录》首次出版的增订本。书中包括1983年版的出版者认为过于臃肿而撤掉的几章，即“社会主义插曲”（本书第994页）、“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第1015页）和“走向苏联霸权主义？”（第1027页）。　　前言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茨维坦·托多洛夫　　再回首，人们就会发现，雷蒙·阿隆（1905－1983）似乎是20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而这本《回忆录》则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更近乎集知识和经验之大成的巨著。作为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从为日报撰写社论到出哲学文集，还写了历史研究专著和论战小册子。今天，他的主要论点已经被一切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士所接受。从他的正式传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他的成就并非始于今日。他生前发表了四十余本著作，同时定期为《战斗报》、《快报》周刊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撰写文章。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授课。他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最高学府做过无数次学术报告。他得到过许多最负盛名的奖项和名誉博士称号。他会见过当时法国、欧洲和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他们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他是个思想得到公认的胜者，但这种表象容易让人误解，这是因为阿隆思想在形成时期与其说是非主流的，毋宁说是反潮流的，是反对成见和约定俗成的。《回忆录》的细心读者还会发现，作者不仅分析精到，而且是一个随时2准备怀疑一切，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人。他敢于揭自己的疮疤，袒露自己的忧虑和不足。因此，人们看到其传记的杰出作者尼古拉·巴弗雷提到“这个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时也就不会诧异了。　　要更好地了解雷蒙·阿隆，仅仅归纳和概括一下他的理论是不够的——当然，只注重其个人命运而忽视其理论也不对。思想的活力和人性的脆弱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重大选择　　像阿隆一样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年幼未能参加战争的20世纪的欧洲人，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阿隆每次都坚定地选择了个人立场。　　他发现了国家社会主义，但不是从书本知识中发现的：他从1930年3月到1933年8月在德国工作和学习，先在科隆，后到柏林；他目睹了民主制度的垮台和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危机。这些事件改变了他对政治生活的观察方式：阿隆与当时在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和平主义决裂了，他还为不同报刊撰写文章，发出警告说希特勒的威胁已经暴露无遗。但那时，他还是个无名小辈，他的警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随后几年，他尝试着更好地了解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并引进了“世俗宗教”概念，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属于此类。他在战争初期应征入伍，1940年6月撤退到法国南方。他听说有些法国人以伦敦为基地继续抵抗侵略者时立即做出抉择，把妻儿留在法国，于6月23日成功登上驶往英国的船。在英国，他参加了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经历了战争，直到1944年9月回到巴黎。　　早在战前，阿隆就对共产主义这另一种“世俗宗教”持批评态度。尽管1942年俄国人与西方人结成了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他还是对“这种超越地球的信仰”（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210页）提出质疑。他感到因站对了队而得到回报的时候，特别是战胜纳粹之后，便投入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情斗争中。“铁幕”一词出现在他1945年7月以后写的文章中。为了这场斗争，1947年他选择去《费加罗报》而不去宽容共产主义的《世界报》当社论撰稿人。和平主义再次不合时宜。出于同样的想法，1950年他成为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组织——“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的委员包括莱昂·勃鲁姆（LéonBlum）、大卫·鲁塞（DavidRousset）、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阿尔贝·加缪等法国人（由于有人揭露该组织的部分基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们于1966年终止了活动，但其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从未受到限制）。阿隆经常在这个组织的刊物《论证》上发表文章；1955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吸引西方知识分子。他还有其他著作，是研究苏联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1970年代中期，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之际，他进一步揭示了法国左派抱有的执拗幻想。在法国左派看来，只要是为了崇高的理想，集中营也就不残酷。诚然，阿隆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但至少，他是法国坚持时间最久和为战友提供最有力论据的人。　　尽管在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人们是否有权把它们同“世俗宗教”或“意识形态专制”，甚至极权主义归于同一类别呢？对于这个问题，阿隆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公众看到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但应不应该同样严厉地谴责二者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隆认为不该如此对待，因为尽管它们的实践有些近似，但计划目标是对立的。他解释道，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在于已将纳粹计划付诸实施，而“共产主义的罪恶”则是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背叛。他还是从这种意识形态论证出发，认定斯大林消灭农民尚且有合理性，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则绝非如此。然而，阿隆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又得出结论，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共产主义纲领只起一种掩盖作用。于是，他对这两种制度的评判又趋向接近了。“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可憎程度不亚于纳粹主义。为了区分阶级救世与种族救世，我多次使用过的论据已经几乎不会再触动我了。阶级救世论的那种表面的普遍性最终变成了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　　殖民地问题往往不大引起阿隆的注意，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其观点的连续性：他始终认为应该同法兰西民族保持团结，但赞成最好让殖民地独立。在伦敦期间，他支持放弃印度支那。当1946年越南起义爆发时，他不愿公开谴责投入战争的法国军队，但他看出了法国政府的实践有悖于其声称的普世原则与平等原则。“用暴力来维持，而不是维护法兰西。”他满怀激情地热爱他的祖国，但这种热爱要求国家忠实于自己的理念。1951年，他重申自己的愿望：印度支那应该独立。然而，他后来不再经常发言支持政府的那种非殖民化政策。　　他确实直到1957年6月才通过一本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的小册子真正介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爆炸性影响。此时，法国已经有人为他辩护，赞同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他与别人不同，他支持的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而是支持他们提出的理由。他反对维持殖民统治，因为殖民统治意味着维持人类族群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与法国的理想背道而驰的。结果，维持殖民统治几乎把他的国家引向内战。他不仅向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且向政府和议会里的政治家们补充了一条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理由：维持一个殖民地——尤其是在冲突期间——太得不偿失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阿隆并没有走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和号召新兵开小差的地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服从法律要高于顺从民意。　　阿隆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因为他实际上认定了自由民主制度。后者意味着在两种要求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尽管这种妥协往往是脆弱的：“把自主权交给个人，但国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些生存手段，帮助其行使本应享有的权利。”一方面要有建立在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反对不平等的斗争。这种妥协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始终是不完善的。因此，不能只想着如何批判各种民主制度；即使出于留恋过去或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抱有幻想，这种批判也不能成立。人们是用民主理想本身来批判民主的。阿隆尽管从总体框架上接受和支持民主制度，但也指责这个社会中个人利益排斥总体利益，压力集团使国家瘫痪，公民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辩论似乎永无止境。　　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威胁是：民主国家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化身，企图用实力来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阿隆写道：“不能也不应当用十字军东征的办法来推广自己的制度。”让国际关系服从于国内原则，纯属一种危险的幻想。“人权不能成为一种政策”，这是他的访谈录《介入的旁观者》中的一个小标题。在同样的背景下，阿隆对后来试图要建立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公正也表示怀疑。“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庭。”纽伦堡法庭在这一点上不能成为反证。纳粹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被判处“反和平罪”，这是一个战胜国唯一有权判处的罪行。“谁赢了战争，谁就可以指定由战败者对战争负责。”（参见《介入的旁观者》第299页）换句话说，所谓行使权利，实际上就是强者为王。　　为什么和怎么办　　上述就是阿隆的基本政治立场。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同代人之中，能够为这种明智的选择而自豪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阿隆本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中学毕业时他接触到哲学，这促使他采取了这种“思考我们的存在而不是忍受存在”的立场。然而，他是怎样摆脱知识分子的陋习的？是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还是因为他得到过名师指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出人意料的：他并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板凳上，而是在柏林的大街上度过了求学生涯的关键阶段。决定其政治方向的关键人物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1932～1933年，他亲眼看到了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于是他自愿选择了这条罕见而艰难的道路：面对周围世界，不要闭起自己的眼睛，不要用幻想和抽象来代替现实，而要把亲身经验当作理论的试金石。阿隆留给后代最重要的教训是：拒绝把生活与思考割裂开来，始终“把理念同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变的、所扭曲的事实加以比照”。他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刻强调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独特的个人反应能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他说：“我从来不会为辩证而辩证，为不能辩解而辩解。”　　他在旅居德国的时候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行为方式。在那里，他不仅发现了非理性力量的强大和群体暴力，也发现了可以应对政治弊病的某些规则。规则之一来自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条规则就是：在公共行动领域中，少看行为人的意图，多看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另一条规则来自一次偶然路遇，他在巴黎碰到了某位法国政治家。阿隆向其陈述在德国日益升级的危险，后者反诘道：“你说的当然很在理，但具体一点，如果你坐在总理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不要只看到那些正当的抱怨，要把自己放在行为人的位置上。不要仅仅以高尚原则的名义去批评他们，不要仅仅从愿望出发，要想想有无可能性，不要被美丽的形式所陶醉，要将其付诸实践来检验。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教益，也是阿隆旅居德国几年得到的教益。　　与此同时，他也从中找到了未来优先研究的对象。他不满足于纯粹的哲学思辨——尽管他为此做了几年的研究准备——而更愿意认识和解读卷入历史运动和纷繁社会的人。他漫步在莱茵河畔或施普雷河畔，想出了一个终生不渝的课题：“思考正在形成的大写的历史”。(1965年的论文，转引自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338页)马克斯·韦伯又成为他的楷模，在这一点上甚至胜过其他哲学家或学者。他善于把研究对象引入正在前进的历史中——让世界震撼的历史。他懂得如何“把持续和瞬间的含义”连接在一起。这次轮到阿隆自己来全身心地投入身边的世界了，成为“倾听其声、关注其怒和探究其意”的同代人了。　　生存与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有一种初看有些矛盾的必然结果，那就是阿隆经常重申的“不要把善与真混为一谈”。回过头来，他自责在来德国转变观念之前的早期著作中就把两者混淆了，以作者的良好愿望代替了对事实的明确分析。凡是想了解政治的人，都会对他的判断感叹不已。他的判断是，要弄清行为人的本来面目，而不要看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想法。阿隆于1937年写道，政客本人应该不讲“人性和仁慈，但要果敢而严厉”（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125页）。发现和捍卫真理，需要勇气。当多数同代知识分子缺乏这种勇气时，他具备了：阿隆早在1933年就看清了希特勒的威胁，早在1945年就看到了斯大林的危险。　　当然，明确区分真与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并不意味着可以消灭其中某个观念或偏好某个观念。恰恰相反，不把二者混淆使得我们可以厘清它们的关系。阿隆的贡献在于，他批判了把二者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将其纳入了新的价值结构之中。在政治上，把“现实主义者”同“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后者，那些怀抱愿景的人，与只满足于记录现状的纯粹看客是对立的。而现实主义者们还要做出抉择：他们在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之前，首先要对世界有精确认知。现实主义者的行动既反对安于现状，把现实当作愿景；也反对陷入自我陶醉的梦乡，把愿景当作现实。现实主义者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乌托邦。同样，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不是对立的，但与纯粹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水火不容。责任伦理本身需要有信念，需要了解客观情况。行动要取得成效，这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主张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负责任的政治，既不是安于现状也不是犬儒主义。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拒绝把这种理想当作认识现实的一个工具。　　阿隆本人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他在德国看到纳粹分子夺取政权之时如何明确了自己面临的选择。一位学德语的朋友决定倒向新潮，那位朋友对他这样讲：“你将永远是个旁观者，一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你没有勇气投入群众和历史潮流的实际行动。”阿隆回应道：“他说对了。”人们不会同意这个德国人的判断。阿隆旋即勇敢地付诸行动，无论是1940年还是1945年，抑或1957年。不错，除了投奔伦敦那一次，他的行动主要是在知识领域，而并非政治行动。而且，只要他能呼吸到学术独立的空气，就永远不会再对等级制权力感兴趣。历代著作家深得他的推崇，从修昔底德到韦伯（包括孟德斯鸠），他们都是追求了解世界胜于改造世界的伟人。这种选择注定将使阿隆处于某种孤独状态，远离战友之间那种热烈的兄弟情谊。　　同样，由于他没有明确地介入党派斗争，也就无须坚持这些党派的基本信念。但他可以对这些信念进行细致的分析。阿隆宣称：“我对社会深层力量的态度是明确的。我始终觉得自己被分割了，我对事态的发展，无论是远期发展还是近期发展，都感到没有把握。”当然，要想对世界有一个尽可能深刻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当作进行判断的必要前提，就不能不明确这一点：人与社会是异常复杂的，一些良好的意愿却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亦然）。尽管伟大的原则可以是坚定的和无可争辩的，但具体情况很难符合恶善二元论的判断。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颜色。阿隆在《介入的旁观者》一书中写道：“永远没有善与恶之争，只有可取与可憎之争。”　　因此，探索知识的研究工作绝不会是封闭的。对人类世界的阐释一定是多样化的，是相互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阿隆从来没有自诩掌握了最终真理和完整的阐释体系。因此，他提出的判断不是说一不二的，而是留有可供争论的余地。1940年，他在伦敦为《自由法兰西》——一份抵抗纳粹德国的法国流亡者办的杂志——撰写社论时，一方面对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鲜明的立场，同时申明杂志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和尊重各种信仰”(巴弗雷著作，第173页)。1955年，他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论战小册子作序时，描述他的思想伙伴是“懂得战斗但不记仇的人”。他对一些敏感问题——如停火与合作，维希与贝当——也提出了巧妙而平衡的判断。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要求残酷清洗的思想。萨特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怒气冲冲，与之相比，阿隆在《回忆录》中对萨特的描绘则显得宽宏大度。阿隆对其他昔日论敌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始终坚持要从他所批判的理念中看到好的一面，从他为之辩护的理念中看到不足的一面，这种倾向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小骂大帮忙，说他好出惊人之语，语焉不详，每次下个断语又加上许多限定词，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坚持什么。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不禁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反对恶善二元论反对过头了……　　但并非如此。阿隆摆脱了恶善二元论和相对论的羁绊。恶善混合说虽然曾滥觞一时，但并不妨碍他明确揭示出世纪性的政治弊端。他于1956年写道：“估量恰如其分并不等于真实，20世纪的专制暴行是无法估量的。”阿隆对恶的谴责毫不含糊，对善的前景则没有把握。　　边缘化的阿隆　　阿隆的思想今天已经得到公认，几位同代的思想界大家对他倍加赞赏，这可能会误导我们以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个如此关切真理的人物，不可能长久地适合任一政党或任一机构的口味。阿隆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尽管他种种荣誉加身。卢梭深谙其中奥妙，他曾指出，“党同伐异，仅凭这一点，就会成为真理的敌人”Oeuvrescomplètes,Gallimard-Pléiade,t.Ⅰ,1964,p.965.。阿隆对此也有自知之明，1965年的这幅自画像就是证明：“怪人一个，过分关心行为中的真理，过分关心思想中的行为。［……］这就是我，许久以来，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意见不是冲撞这些人就是顶撞那些人，尽管他想竭力保持温和，仍然令人难以忍受。”(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38～339页)　　阿隆首先是一个始终被政权边缘化的人。有人可能以为他是“君主的顾问”，因为他与第五共和国的各位总统（如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他与第四共和国的政界人物也很熟。但他从来没有当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官方顾问或半官方顾问。因为在他看来，为任何权力效劳都是可耻的，他坚决秉持其独立性，对各个政党的态度也是如此。1926～1927年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加入了社会党。但自从他在德国思想发生转变以后，这种党派归属就不再延续了。在伦敦，从1940年起，他本来可能变成戴高乐派，但围绕在将军身边的个人崇拜和强迫追随者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的做法把他激怒了。于是，他与之拉开了距离。“解放”以后，当戴高乐成为政府首脑时，他继续持保留态度。而一旦戴高乐远离政权，阿隆便决定向他表示忠诚，加入了他创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1948～1952年，他多少有点勉为其难地参加了这个党的几次活动。当将军重返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时，他又远离了将军，甚至严厉地批评了他的某些决策。他在《回忆录》中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当他的事业——法兰西人民联盟受挫的时候，我追随过他。”　　他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选择也是如此。战前，阿隆的精神家园属于非共产党左派，该派别中的多数人支持和平主义。他本人曾不断发出警告，反对纳粹德国所代表的军事危险。1945年，阿隆理应为他拒绝与敌方的任何合作和旋即投入抵抗运动而自豪，但他对此没有任何炫耀。恰恰相反，他参加的战斗鲜为人知，这就是把苏联及其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请下神坛。苏联以牺牲2500万人为代价换来了抗击纳粹德国的胜利，胜利的光环曾经使苏联人民的声望升到顶点。法国共产党令人尊敬和畏惧。巴黎知识分子在各种反法西斯声明中，在采取左派立场（实际上往往是中间派立场）的时候加大了自己的筹码，却忘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消极态度。左派在选举中并不占多数，但在大学中是多数。在那里，同情共产党的声音得到宣扬。阿隆成为教授以后，遭到来自学生和同事们或沉默或明显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明白无误的真理。萨特主导了这场公众辩论，他已经不再搭理高等师范学院的这位老同学，而是大声宣告：“一个反共的家伙，就是一条狗。我不会带出来，永远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念需要一定的勇气。整整一个时期，阿隆都形单影只。　　人们可能会想，被左派抛弃了，右派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但这种传统也没有在他的身上应验。《回忆录》中最可怜的画像之一，画的是右派官僚。“我在法兰西行动派中又发现了一个叫我恼火的家伙，他让我再一次感到，这些民族主义者或反动派属于另一个我根本无法生存的世界。”戴高乐派对他并不比对别人更信任。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所持的立场招致右派中不少人的刻骨仇恨。他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也没有赢得左派的好感。　　阿隆对现行体制的认同来得晚了点儿，而且并非毫无困难，显然也绝非偶然。1948年，他向巴黎大学申请一个教授职位，别人却宁愿给他一个离马克思主义不算太远又无须在报纸上撰写太多（歌功颂德）文章的候补职位。1955年他再次提出申请，刚好通过。然而，他并不适宜在大学里当官的生活，而且这种情况在教授的职业生涯中也不多见。1967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仅仅在高等实验研究学校教书。他同巴黎政治学院也保持距离，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项目。1961年，法兰西学院的候补教席生变，出现了空缺。直到1970年，阿隆才得以入选法兰西学院，而别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考虑退休了（米歇尔·福柯与他同时入选，而年龄只有43岁）。他从来没有当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尝试着为这些失意自我解嘲：“我不会循规蹈矩，任何行当都会藐视边缘人物。”　　大学完全有理由藐视他，因为他不断在报刊上著文批评大学。他不是批评大学被左倾意识形态控制了，而是指责其考试徒具形式和经院气息，譬如资格考试。他指出，教授们的神圣自主权利只限于教授个人独享，他们的学生和同事则沾不上边；学校对科研缺乏兴趣。对于一个于1939～1945年亲身体验了战争的人，一个于1945～1955年在报刊上从事政治战斗的人，大学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场。“大学教员里的多数人完成他们的学业后只能从事教学工作。这是一个聚满孩子或青年人的柔弱世界，有可能一直维持某种稚气。”1968年5月造反的大学生们再次引用了他的许多批评。但是，阿隆已经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他只能在学校官员和资格考试委员会代表中活动。他听到身边有各种拒绝承认知识价值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很能蛊惑人心；革命幼稚病也与他格格不入。“五月风暴”没有使他接近大学生，反而有点使他更加孤独。　　人们可以批判阿隆的各种立场，但不能指责他循规蹈矩，也不能指责他随波逐流，追赶巴黎知识界一波又一波的新潮。他经常会对新思潮有所反应，只要这些思潮与自己的心灵一致。他甚至超脱了不按常规办事的常规行为，也就是说，他不挑战公众舆论，不根本反对社会共识，不标新立异。他参演的是一幕社会喜剧，但他自己对此也不太相信。但需要冒险时，他也在所不惜。　　阿隆：西西弗式的人物　　阿隆放弃了建立一个完整哲学体系的打算，放弃寻找一把可以打开各种锁具的万能钥匙。他为每个问题提供的答案都是部分的或临时的，从不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最终的和排他的。他的行为至少是源于同一种精神，奔向同一个方向。他事先提出了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情况。当你雄心勃勃地要指导别人的时候，对世界的现实视而不见就变成了一个道德错误。他在答复1957年的一份评论时这样写道：“视而不见是软弱而不是勇气的代名词。”(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50页)人们随后强调，只有援引合理的论据，才是推动具有不同信念的个人之间的对话和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唯一手段。只要人类愿意寻求自身和解，理性观念就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因为理性观念与真理一道，具有普世意义。　　在一篇评论列维-斯特劳斯论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文章中，阿隆提出了以道德与科学为共同基础的普世观。阿隆写道，“即使我们承认‘2×2=4’从逻辑上讲是真理，这也不等于‘你永远不会杀人’是真理，数学平等的最后一个含义是面向所有的人，而禁止杀人的普世性属于另一种问题。理性主义道德的正式规则……是人文理想和人类大同社会的符合逻辑的发展，这是一个同科学真理的深刻含义不可分割的理念。”光凭经验，无法看到道德和科学的普世性。但这可以引起争论，甚至可以丰富争论，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　　这一事实即使不是完全悲观的，也没有带来什么巨大希望。任何人只要选择了服从理性，就注定要面对西西弗一样的苦工。诚然，你可以用理性来分析最不理性的行为，但你很难改变这些行为。理性是诊断疾病的一个好方法，但要治疗疾病就略显不足了。我们把宝押在理性上，就要无尽无休地劳作，而且不要抱多大期望。清醒的斗士应该是一个没有奢望的斗士。1961年阿隆就曾说过：“我对理性的演说能够产生什么效果不抱幻想。”（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69页）为什么如此悲观？因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言辞也只能对言辞发生作用；而人本身是怎样的，并不能完全体现在他所坚持的言辞之中。阿隆谈到，他在“五月风暴”时郁闷地发现，“由于经历不同，很难有真正的对话”，为交流而交流的个人，谁也不可能动摇对方的信念。一个人可以撇开另一个人的论据不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改变另一个人的行为。“感性经常抗拒理念上的辩驳，而人正是通过理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变得理性起来。”　　把人类的行为归结于非理性，就会导致一种对人类历史不说悲惨至少也是令人泄气的看法。我们可以期待暴力在某个地方某个时段被阻止，但不能指望它被根除。在每个国家的内部，暴力可以被掌控，但不能被消除。在国际关系中，暴力将始终存在，可能掩盖在幕后。为了战胜暴力，有时必须使用暴力。阿隆在伦敦时有位战友，叫罗曼·加里（RomainGary），他谈到自己在德国上空的飞行使命时说：“是希特勒逼迫我们杀人的。即使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也不能说是无可指责的。”为了防卫他人的进攻，必须生产杀伤性武器。甚至在和平时代，任何技术进步的代价，都是摧毁旧的生活形式。因此，阿隆虽然善于揭露贩卖梦幻的商人许下的空头支票，但他没法扮演满怀希望的供应商的角色。他所捍卫的自由民主不是地上天堂，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妥协。　　不仅是整个人类的未来不会服从理性，个人也不会服从理性，不论他如何忠实于自己的信仰。阿隆始终明白并且承认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正如1933年他写道——总有“客观努力必须让位于必要的义愤”（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88页）之时，即使他本人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也不敢奢望自己的判断完全客观。1965年，阿隆在他的自画像中说，他把“他的激情掩盖在论据之下”（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39页）。下面这句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的论据不是用理性掩饰感性。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最令人吃惊的是阿隆对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六日战争”的反应。他在1967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亲以色列的立场，他说，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运动，来自何方无关紧要”。　　16年后，阿隆提到这篇文章时曾自责“忘记或无视了力量对比”。可见，他忘记了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即做事前要尽可能先了解情况。“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也本应保持头脑冷静。”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态势是明朗的：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明显高于邻国的，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　　有人以为法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一家大报社的影响，这家报社的犹太裔作者们竭力为以色列的利益辩护。就此阿隆有机会同列维-斯特劳斯通信，阿隆本着严谨的习惯，把信件收入了《回忆录》。面对史学家阿隆，这位大人类学家采取了普世主义立场。那些在报纸上散布假消息的人动机不纯，不能被原谅。但阿隆认为：“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个人或群体观察形势和事件的不同方法。”他们缺乏必要的“尊重事实”之态度，而这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信条。列维-斯特劳斯对周围的社区十分熟悉，他从中得出了对两个人都有意义的教训：“迫害红皮肤的人泛指印第安人。——译者注时，我真的没有感到肋上添了新伤口，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出事时，我的反应就大不相同了。”的确，在人类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一些“被迫害的和被压迫的人来到几千年来被弱小民族占据的土地上安家。因此，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取得胜利”。　　这正是阿隆的想法——一般如此，但下述情况除外。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对加缪的态度之严厉，实在令人惊讶。由于加缪不能忘却他的独特决定，“尽管阿尔贝·加缪想要主持正义，并表现得宽宏大度，也不能超越他那殖民者的立场”。加缪拒绝在他的母亲与公正之间做出抉择，在他看来，（1957年的）这个著名事件只是作者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然而，到了1967年，当法国的犹太裔知识分子选择了无条件维护以色列的立场时，他却这样解释：“他们与加缪有同样的经历。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左思右想，拿不准该反对还是赞成。他们对比材料，参照一些抽象的公正规则，即便如此，有时仍难以采取明确立场。他们要么噤若寒蝉，要么向妖魔伏首。”这里举个例子，面对阿尔及利亚，加缪选择了保持沉默，其他人则宁愿追随妖魔。　　在世界进程或自己的思想进程中，要引入一点儿理性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阿隆从来不想掩饰这一点。“由于有人把我看成一部智能机器，最后可能大家都会忘记我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推西西弗的石头。　　阿隆：约伯式的人物　　约伯的故事是《圣经》中一个正直而幸福的人的故事，上帝为此甚至决定对他进行最严酷的考验。　　阿隆的生活是在最好的庇护下开始的。他在一个友爱的家庭里长大，拥有出类拔萃的智力，走的是法兰西共和国青年的光辉道路。他于1924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192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历史给了他早期的打击。首先是1928年经济危机摧毁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得不放弃一个光彩的职业，被迫去一家小食品企业打工，不久便病故了。随后，阿隆便决心要完成父亲想努力实现却无力实现的梦想。　　阿隆在德国遭受到第二次打击，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直到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有时追随康德，有时追随普鲁斯特，但绝不会跟着政治跑：“对我来说，爱好政治等于有个弱点。”希特勒打乱了他的价值排列次序。此后，阿隆坚决把文学爱好撇到一边（他只是在1928年做过一次有关普鲁斯特的发言）。他虽然做过一篇历史哲学的论文，但在文中引入了对当代悲剧的认识，以致冲撞了他的一些导师，这些导师对大学安静的教室里出现的政治混乱感到诧异。在这次事件中，他言之有理，但只是得到小小的安慰。停战把他动员起来，也使他受到冲击，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伦敦继续战斗。他在枪林弹雨中经历了希特勒对英国发动的闪电战。　　战争的结束本来可以使他安静下来，而情况并非如此。回到巴黎，他在《回忆录》中追述道：“我的情绪时好时坏。”他与别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投入了战斗，那为什么他还会情绪恶劣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其他人更严格。在战前他在服兵役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气象学班。在“奇怪的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进了这个气象兵部队。他曾经要求转为坦克兵，这是一个现代化兵种，更符合他那争强好胜的性格。但很快就停战了，他的要求不了了之。再度回到伦敦，他以为自己的梦想可以实现了。流亡者可以选择进入他服过役的部队。阿隆毫不犹豫，要求当坦克兵。他的请求通过了，但一个倒霉的消息等着他：他已35岁，作为入伍新兵的老大哥，年龄超过了坦克兵的年龄上限。于是他被介绍到部队的后勤管理部……重返伦敦却当了个会计，没有任何英勇可言。当有人推荐他担任法国人在伦敦办的《自由法兰西》杂志主编时，他马上就接受了。　　抽象地讲，毫无疑问，对于法兰西的事业来说，阿隆作为杰出的温和派记者当然比当个会计更有用。但面对本人的良心法庭，他无法安下心来。他是不是在逃避行动？他可以找出各种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选择当记者并不是害怕子弹。“这样做既无损名誉，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同飞行员每次出勤都要冒生命危险相比，比如罗曼·加里，阿隆感到自己“远离火线”。“解放”的时候，他也曾责备自己过于追求超越“混战”，没有以更热烈的态度为戴高乐主义辩护。　　出于一种为祖国法兰西尽义务的情感，阿隆激情满怀，情绪高到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地步。国家的需要——他所理解的那种需要——远远超过了他个人的欲望。1945年他曾自忖的这些愧疚、遗憾和自责，导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不仅放弃文学和哲学，而且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慎独。阿隆结束了长达10年（直到1955年）的大学教师生涯，基本上把自己献给了新闻事业。在他看来，这是为国家效劳的最好方式。他为昔日限于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而惩罚自己。他首先是在《战斗报》，接着在《费加罗报》奋笔疾书。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于1947年加入了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　　但是，他立即对此深感怀疑。他担心自己会精疲力竭，他父亲就是积劳成疾的。他也担心自己沉沦于这种急就章式的写作而不顾明天的短命生涯。1948年以后，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职业记者生活了，试图进入巴黎大学。然而，那些“亲爱的同行”拒绝了他。后来，阿隆把这几年看作一种虚度光阴或一段幕间插曲。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十年虚度”。此外，他又遭遇了个人的不幸：1950年，一个染色体有问题的婴儿出生了。1个月以后，1944年出生的次女又因病夭折。阿隆遭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持平衡，他更加疯狂地投身于工作，投身于他称为“魔鬼缠身的新闻工作”(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264页)。这两次冲击使他认识到，人是多么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能为力，就不会再去追求普罗米修斯式的荣耀了。”　　由于出了下面两件事，阿隆很快走出了这个后来被认为是一事无成的时期。一件事是1955年他再次成为巴黎大学教授候选者。这次成功入选，把他同做学问连接在一起，而不再是以行动为主。另一件事是同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诚然，这是一本论战的小册子，但它帮助他超越短期争论而再次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此书引起了巨大反响。友人的关爱帮助他从个人悲剧造成的沮丧中脱出身了。“我从黑暗中走出来，可能预示着我将与生命和解。”　　此后直到1977年，他的生活展开了一个新时期。他的许多大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现在，也轮到他在公众中的声誉如日中天了。　　这个时期，他继续同《费加罗报》合作，无论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大众有目共睹的。在这段新闻生涯中，他写了约4000篇社论；他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法国最优秀的社论撰稿人。然而，《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PierreBrisson)于1965年逝世。在阿隆看来，报纸从此走上缓缓的下坡路（1977年，路终于走到尽头了）。而且，记者活动本身对阿隆也失去了吸引力。他虽然得到了补偿，但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怀疑：成就来得是不是太容易了？人们是否接受他的文章，是不是只看是否签署了雷蒙·阿隆的大名，而不是看文章本身的好坏？他后来承认，他曾试图像罗曼·加里那样采用一个笔名，然后隐姓埋名。他向这位因悲观失望而以自杀方式了却生命的人靠拢，这不令人困惑吗？　　布里松留下了对记者阿隆的描写。他说，他平生很少见到“如此满腔热忱又不时充满忧患意识”（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445页）的人。尽管阿隆比其他人看问题更透彻，但日复一日地写政治评论总会碰到让人头痛的事情，因为历史是无法预测的，今天肯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错误的。阿隆逝世20年了，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看到，阿隆对其主要观察对象之一——苏联的判断稍显不足。不管怎么说，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反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牺牲品。首先，阿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其次，他以为苏维埃国家利用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是为了行使政权，更是为了要符合一种理论蓝图。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仍然强调苏联对欧洲，甚至对美国的军事优势。他曾设想，在一个最近的将来，苏维埃的权力将控制欧洲，因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军事优势”。20世纪末的事件揭示了这些预测尽管有充分依据，但仍然是很脆弱的。　　正常的教学任务使阿隆个人平和下来。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投入了教学。然而，正如他曾自责在战争中未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现在他又担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了。他担忧自己再也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于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考验：他于1962年发表了第二篇“博士论文”《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接着，他于1963年又发表了第三篇论文《克劳塞维茨论战争》。这些博大精深的论著确立了他在大学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