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作家雪珥,媒体称其为“历史的拾荒者”,以对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中国那一场改革历史研究出名。本书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一“区域卷”。本系列还有,之二:年代卷《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三:人物卷《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之四:事件卷《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从年代、人物、区域、事件等不同的剖面,重新勾勒描绘了一幅大清改革的路线图,可谓从19世纪到20世纪近代中国大转折的一部断代史,其中风潮迭起,波诡云谲,凝结了太多的中国人的命运。百年前那场改革过程中的创新、突围与纠结、困顿,通过作者极富当下感的笔触,生动如在眼前。丰富的海外资料分析也使本系列独具慧眼,对人事的观察与结论,突破了以往许多陈词滥调。作者也毫不避讳其“以史为鉴”的写作使命,目的在于让历史照进现实,思考当下,如何才能避免改革中的不折腾?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在哪里?鉴古而知今日,为今天中国的大改革多层思考,呐喊助威。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从一个地域,帝国权力核心边缘的天津切入,再现了晚清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里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上的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是*前卫的,也是*保守的;这里,是*西化的,也是*抗拒西化的;这里,生产了这个第1艘的潜水艇,也烧杀过教堂,大规模破坏过铁路和电线……。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后6年,尤其是1909-1911年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1908年,清政府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白银2亿两的大关。1909年,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政务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但是,它为什么又突然崩溃了呢?
雪珥:本名蒋文胜,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律师资格;中国*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戴旭(著名战略思想家、中国空军大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雪珥则在历史的彼岸,对着这个摸了170多年石头还没有走过河去的民族大声疾呼:切莫重蹈前朝的覆辙!也许追金逐利的涛声会淹没他子规一般的啼鸣,但浪花碎灭之后,我相信雪珥的赤子之心、睿哲之思,将如灿然的珠贝一样闪耀在岁月的残阳里。
经济学家梁小民(摘自《生活周刊》2011年7月19日)——雪珥文笔通俗、流畅,读他笔下的历史,能像小说一样地把整本书读完,很受启发。
何亮亮(著名媒体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在大家的一贯印象中,清王朝的最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萧三郎(著名媒体人、《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我曾在《中国经营报》上追看雪珥《李鸿章谈心》等专栏,深为雪珥独特的历史写作所吸引。 雪氏的历史写作,近来蜂拥出版,坊间流行,独具特色,个人以为,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一是,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挖掘以及实证,并累有新见。这与他在海外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文物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学者写历史文章所少见到的。二是,珍视历史的“古为今用”。写历史文章,有人力图冷静复原当时的气氛和现场,或标榜不带情感的“零度写作”,雪珥显然不属于此类。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当下。祝贺雪珥改革史四卷文集出版。希望更多的人从雪珥的历史写作中有所助益。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 李佩钰——我们脚下的石头,其实前人早已经摸过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看得清彼岸,并有渡达彼岸的决心、智慧和勇气。身处这样一段历史的乱流里,我们更需要清楚地记得来路,而这恰恰是雪珥文字的价值。 ?
李鸿章入津
李鸿章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在1870年的天津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座城市已经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
他将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而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篇章……
与乃师曾国藩的极度低调不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入津,刻意地极为高调。
根据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记载,1870年9月18日,在大批军队的前呼后拥下,李鸿章入津,随即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宣示了他将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这支在8年前还在上海被各色人等惊为“乞丐部队”的淮军,凭借其丝毫不亚于湘军的战功,以及远好于湘军的纪律,在湘军裁撤之后,早已成为大清国防军的主战部队,装备精良,向天津城的“暴民”、也向西方列强,展示了雄壮的兵威。
站在望海楼教堂废墟上的天津人,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到:变天了。
这一年的李鸿章,年仅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呆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真正实现了他年轻时写下的理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后来改为“觅封侯”)
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曾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师生之间有关“痞子腔”的对话,其实只是历史的孤证,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件极为棘手的外交大案时,曾国藩为李鸿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他为李鸿章所作的传记中,认为“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而曾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祟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
梁启超说,李鸿章在直隶期间,“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他大发感慨道:“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身价顿增。”
不幸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与梁启超其它很多急就章的东西一样,并不确切。普法战争7月19日开战,9月1日发生“色当会战”,法军全面战败,次日投降,9月4日法兰西帝国就被国内革命推翻。这段时间,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只有曾国藩一人。考诸各种官方文献,天津教案的善后,几乎都是曾国藩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手完成。李鸿章到任时,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他根本没有机会力挽狂澜、并展现自己比曾老师更强的才华。
最令曾国藩被国内外攻击的,就是他在证据并不确切的情况下,杀了18名“凶手”为遇难的洋人们“一命偿一命”。这种“曾剃头”的典型做法,恰恰便是行动上的“痞子腔”,绝对难称“诚”字。然而,这种“痞子腔”似乎有效地震慑了汹汹的民意,也至少平息了列强们对大清政府的愤怒与不满。
更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在中秋节前一天(9月9日,农历八月十四),从直隶省城保定给天津的曾国藩写了封信:“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怒,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事,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承担。”
这封信很清晰地表明了:一、曾国藩早已得出对教案的处理意见;二、李鸿章并不反对这种处理;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犯众怒”,李鸿章不愿意沾手,希望曾国藩“依限议结”;四、李鸿章撇清自己,为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好开展,防止“嗣后诸难设施”。毫无疑问,曾国藩已经将最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处理完毕,李鸿章最多只需做个后续的“执行者”,把善后措施落实,根本不必挑任何担子,可以轻装前进。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李鸿章就是他人生事业上最好的“替手”,他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站在曾国藩打下的地基上,“李鸿章这位无冕之王继承了那位‘一时曾负盛名,未几就被人蔑视的人物‘(曾国藩),在天津坚定地保持着他的地位约25年之久。”(美国汉学家马士H.B. Morse评价)
李鸿章从老师手上接过的天津及整个直隶,已经今非昔比。包括天津教案在内,曾国藩已经将该唱的白脸都唱完了,该趟的雷区都趟过了,将可能“初政即犯众怒”的事情都做了。
最犯众怒的是,无疑是整顿干部队伍。曾老师比较注重廉政建设,一上台就抓,虽说疗效如同曾老师的“银屑病”(一种难治的皮肤病)一般,屡治屡患,但曾老师的毅力,也如同当年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时却“屡败屡战”一般。
而李同学却似乎更在乎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对那些毫无效果、甚至成为虚伪面具的精神“体操”与道德“按摩”嗤之以鼻。《清史稿》说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那些不乐于为李鸿章所用的人是否就真是“志节之士”,这尚两说,但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实在也是曾老师的心传。曾老师的“那支有主义的军队”(湘军),并非靠着“主义”打胜仗,主要靠的也“利禄”,湘军所过之处,如土匪洗劫并无二致,只不过,曾老师喜欢把“利禄”包装在“主义”的盒子了,光鲜些。马新贻被杀,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就是他在秘密调查湘军私分太平天国“国库”的大案。在李鸿章的25年治理之下,天津乃至整个直隶地区,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斐然,但官场乃至社会的主旋律的确是“一切向钱看”。
大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认为李鸿章入津,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他在9月28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李鸿章被派到天津了,人们以为不论如何他总会强有力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教案),但是,正如传说的那样,他又在想捞钱。如果受足了贿赂的话,他将不会把问题向解决的方向推进多少。”据赫德自己说,在6年前(1864),当赫德奉命调解李鸿章与洋枪队首领戈登(James Gordon Brown)之间的纠葛时,他不得不“付给李五万多两银子”——这似乎是李索贿,其实,那只是李鸿章借机索要的一笔军费,完全公出公入的,李鸿章再贪,也不敢把这种公开的款项放进自己的腰包。两人之间,其实是权力之争,李鸿章成为赫德在海关内部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碍。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此时的李鸿章,自然还没想到自己要做坚固的天津“桥墩”。9月30日,他正式接过了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一个月后(11月4日),他就接办天津机器局。多年拿刀的手,终于握上了机器的闸门……
总序(作者:皮钧)
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
“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到最高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凯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
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 天子脚下 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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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看上去还不错,习惯性好评。
评分好书,写得还真是好,连着看完了
评分东西不错,价格也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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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雪大的书第一次看,感觉还不错,可读性很强
评分晚清改革是一个值得研究深思的改革时代
评分看了看该作者的1909,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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