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作品集（套装共2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美]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马俊严，黄中宪，吴莉苇译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复制链接

想要找书就要到新城书站

book.cndgn.com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1234234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2348

品牌：世纪文景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64

套装数量：2

字数：34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费正清奖得主《大分流》作者彭慕兰

　　畅销经典学界内外交口称赞

　　史学功力力透纸背以小见大从一事一地一说洞悉人类历史发展全貌

　　以83篇小史纵观世界贸易格局变迁

　　用一个地区生死回溯中国近现代历史面貌

内容简介

　　《贸易打造的世界》本书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相对于其他世界史，本书一大亮点是将两位学者的多年学术成果积累，以小见大，将历史、文化、商贸巧妙地融于一体并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出来。而其中不乏有颠覆以往传统观念的提问或是论点。

　　《腹地的构建》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简介

　　[美] 彭慕兰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13—201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美]史蒂文·托皮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全球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主要著作包括：《巴西的政治经济学：1889—1930》《贸易与炮艇：帝国时代的美国与巴西》《全球市场的转变：1870—1945》（与艾伦·威尔斯合著）等。

　　黄中宪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现专职翻译。主要译作有：《维梅尔的帽子：揭开十七世纪全球贸易的序幕》《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天国之秋》等。

　　吴莉苇

　　自由撰稿人、译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等。主要译作有：《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等。　　

　　马俊亚

　　1966年生，江苏沭阳人。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贸易打造的世界》

　　英文初版上市得到《纽约时报》重点推荐

　　台湾版荣获Value2007年度十大好书

　　入选国家图书馆阅读推荐（港澳台推荐）

　　经济学的《探索》频道，讲述你所不知道的贸易故事，让你手不释卷。

　　——何帆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她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苏小和

　　从最初充满血腥的强制贸易，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自拔，既有落后国家毁家纾难式的悲剧，又有新兴市场日新月异的改观，财富的全球化流动，亦从混沌、野蛮之初始，进化到文明、多远之阶段。从商业史角度细致剖析贸易对世界的改变，此书无疑独辟蹊径。

　　——《英才》杂志前执行主编张刚

　　《腹地的构建》

　　本书荣获1994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

　　彭慕兰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洞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面貌。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则一直维持着贫穷与被“牺牲”的处境，并成为孕育共产革命组织的土壤。而当知道帝国主义是如何有差别地影响了中国，我们也就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国策的矛盾——那是由于西方的渗透对社会、经济的造成影响而产生的后果。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立意新颖、富有想象力的重要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它阐释了老问题、新方向。老问题是关于国家层面：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崩溃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代替它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去理解“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新方向是地方和区域在此过程中的转变。

　　——曼素珊（Susan Mann）

　　作为一部基于1988年博士论文基础上的著作，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正如他详细地解析的那样，黄运作为一个没有“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具体区域，这里有着1500万的人口，包括了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在19世纪时，这里曾是中国北方的核心区域中的一部分，随着国外压力和影响增大，国内由此而面临的挑战和回应措施都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将这一清晰的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 China Journal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he China Quarterly

精彩书摘

　　《贸易打造的世界》

　　女人如何做买卖

　　说到如何让派赴国外的员工长保工作干劲，即使在今日，仍常教企业觉得棘手。但眼下，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早的跨国企业，17、18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设在印度、东南亚、日本、台湾地区的分部，地处偏远，荷兰女人不愿居留；为该公司效力的男性职员，大部分很愿意娶当地女人为妻，但这么做也产生了特殊问题。这种异国婚姻带有文化隔阂，因此，看到男方写出的私人信件里，满是在抱怨要将这些女人“驯服”成符合荷兰标准的贤妻有多难，大概不会太让人惊讶。反倒是这些女人拥有经商大权，叫东南亚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加尔文宗教会、其他欧洲人难以撼动一事，可能还更让人惊讶。这其中许多女人是靠着自身本事发达致富的贸易商。　

　　早在欧洲人来到许久以前，四面环海的东南亚地区（包括现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就已有蓬勃的长距离贸易。其中许多贸易商是女性。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经商被认为是太卑贱的职业，不是上流阶级男人所应为，但经商利润又太诱人，叫上流人家无法完全割舍，因而给了女人经商的机会（有些上层人士鄙视经商更为强烈，认为贵族女人也是地位崇高，不应自贬身份到市场跟人实物交易或到华人聚居区，即许多长距离贸易的交易处，做买卖；但她们并未不屑于督导奴仆代她们执行买卖事宜）。16 世纪的马来谚语，说明了她们极看重教导女儿如何计算、赚钱。

　　更普遍可见的是，这些社会通常允许女人掌控自己的财产，让她们在择偶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且常相当容忍她们与别的男人私通。甚至，有些女人因为要离家远行，不得不允许她们自主决定要不要生下小孩（当时能用的堕胎方法原始，包括服草药、从岩石上跳下以致流产，乃至偶尔杀婴等）。15 世纪遍及这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和一百年后跟进到来的基督徒，震惊于这样的现象，希望管束这种女人。

　　但尽管有这种种令人疑惧的事，葡萄牙人（最先在此立足的欧洲人）发觉，若要建立有利可图且可长可久的殖民地，和这类女人通婚乃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之一。荷属东印度公司有时找到愿意前来东方的女人，但全来自荷兰孤儿院乃至妓女户，而且撮合这些女人嫁给派驻亚洲的男人，男人也不满意，最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打消引进荷兰女人的念头，转而将目标锁定更早先葡萄牙人、亚洲人所生的混血女儿。她们至少会一种西方语言，且至少名义上是基督徒。许多这种混血女人也已从母亲那儿知道，在这个日益跨国化且常诉诸暴力的贸易世界里，嫁个欧洲人丈夫，大有助于保护她们的商业利益。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属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的评议员，就往往是这些女人里最有钱者特别中意的婚配对象，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不是有钱人，但嫁给他们后，靠着丈夫的职位，极有利于防止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法规和垄断权干扰她们的生意。因此，撮合有权有钱者跨族通婚，相对来讲较容易；但要让如此造就出的家庭听阿姆斯特丹当局的话，也变得更难。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获利，而确保获利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垄断各种亚洲货物（从胡椒到瓷器）输回欧洲的贸易。理论上，这公司还主张（至少断断续续主张），有权对参与更大范围亚洲内部贸易的所有船只，包括东南亚女贸易商的船只，发予航海执照、课税（或击沉）。但海洋的辽阔，加上有不少竞争对手，这一制度根本无法落实，而且荷属东印度公司还得应付神通广大的内贼。该公司大部分职员不久就发现，把货物走私回荷兰风险大且不易，但在亚洲内部从事非法（或半非法）贸易，却可赚得比死薪水高上好多倍的钱。这时，他们的妻子就成了如此发财致富的绝佳凭借：她们熟悉当地市场，与当地贸易商有良好关系，往往拥有可观资本，能将家族生意时时紧握在手中，不致遭该公司突然转移到别人手中。

　　《腹地的构建》

　　黄运、中国与世界

　　黄运的故事需要并提供了一种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个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首先，我们有着关于19 世纪及20 世纪初中华帝国衰落的熟悉画面。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履行基本职能（维持秩序、防治自然灾害和抵抗外人入侵以保卫中国主权）的糟糕表现中反映了出来。在黄运所发生的事件，为这种趋向及某些估算这些趋向对普通民众影响的基本途径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记载。无论如何，更近期的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 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与1949 年后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学术研究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互补性及现代国家的需要，并指出了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相并行的国家构建。　

　　上述两种趋向都是实际存在的。总的说来，它们要求我们越出单纯直线论或是单纯的循环论的模式，这两种模式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量论在什么时期全都按同一个方向移动，并在整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宏观区域）中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使用新的模式来理解这种地方性的现象，诸如村庄为外来者提供的可渗透性，以及村民们在更广阔的网络中寻求机遇的意愿。这些现象通常被认为一起发生了变化，并被认为要么沿着直线型（沃尔夫）、要么沿着循环型（施坚雅）宏观层面的变化模式在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些变化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地方性差异折射出来的时候，可渗透性和开放性才变得格外分明，并且反映了更广阔世界发展趋向。

　　有人可能会指出，那个时期中国四分五裂的特殊性并不符合适用的共性，从而试图调和两种均有充分的文献根据但却截然相反的故事的存在；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并不具备使用“国家”这一称谓的条件。然而，这样的一种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没有为我们的发现提供组织的框架；它还忽略了在其广阔的国土上确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北京和南京政府的存在、在一些重要事务方面（如治水）省际合作的持续，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作的跨越清与民国分野的民众和资源动员手段的延续性。总之，它忽略了各自统治着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要多的同样广阔的省政权的存在，这些政权在调度基层社会时，有时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这项研究一直试图系统地分析与国家构建同时发生的国家放任，以弥补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进行的放弃归纳。我认为，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个趋向中的一些规律都指向了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这些趋势反过来显示出了可以理解的历史逻辑。一个首要的区别，存在于国家作为资源的榨取者与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并因此是资源的分配者）的能力之间。毫无疑问，正如那些观察国家构建进程的人所强调的那样，在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初期，中国政府盘剥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就像杜赞奇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榨取的效率极为低下，从农民们那里榨取来的许多东西依然被地方上的征收者所操控，但国家和各省所得的收入也增长很快。即便我们对北京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家”称号持保留态度，我们仍将发现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无论如何，受到削弱的那些人，是国家税课征收中具有独占性的人物，如县级以下的官员、土匪、省里的官僚、秘密社会、军阀和其他也从百姓那里榨取更多资源的人。

前言/序言

　　《贸易打造的世界》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看到《贸易打造的世界》在中国出版。我一开始还担心写这样一本书会干扰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本职工作，但是，看到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我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

　　不久之前，我刚刚访问了大英博物馆，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在馆内的不同陈列区看到了两件文物，它们均有助于阐明这一主题。一件是在非洲馆的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基督教堂的圣坛服装，年代大约为1700 年。这件衣服的料子是中国的丝绸，但是由来自也门的犹太织工织造的。另一件来自关于毛泽东事迹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块墨西哥银元，铸造于1896 年。之后，在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有个中国商人在这块银元上打下自己的印记，表明他以个人的声誉担保这块银元的重量和成色。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块银元被印上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变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革命根据地里流通的货币。这两件文物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跨越了漫长的地理距离且联结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是因为它们所终止的地方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不是我们认为是国际贸易枢纽的地方。

　　上海人人都知道，但是江西的山区就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了。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尝试完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关于世界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历史，过去往往浓墨重彩描述的是著名的伟人们的事迹：马可· 波罗、郑和、科恩（Jan Pieterszon Coen）、亨利·福特。但是，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开始流行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 史蒂文· 托皮克和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关注的却是国家内部、区域内部或社区内部的普通人，当时的学者认为，只有在非常本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关于全球贸易的历史往往侧重于都市生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你想要写更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关注的却应该是乡下人，除非你要写的是在非常接近当代的时期、在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的生活。尽管这本书也写到了历史上的大人物(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位)，但是我们在叙述世界贸易的故事时，主要想讲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影响了世界贸易，又是怎样被世界贸易所影响。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他们的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些结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即使是当事人经过奋斗获得了成功，最后的结果却可能还是对其不利。比如，当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民把森林砍掉，种上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时，固然让他们有所收成，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凡人的努力可能事与愿违，伟人们也一样常干傻事。我们承认，很多人曾经经历了，而且很多人至今仍然在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人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出于己愿，而是面临着比别人更为苛刻的约束。我们在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说明，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财富创造，却会带来其他地方的改变，让那里的人们生活状况恶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在进行着积极主动的活动。在20 世纪60—80 年代，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某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状态是由于和强横的外来者交往造成的，而不是被现代经济增长所遗忘才难以发展。但是，这些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依附”这个概念预示着因果关系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好比我们在数学中所说的因变量一样)。

　　由于我们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强调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社会习俗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某一人群的，也可能是由于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出现的偶然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社会习俗既会出现，也会消亡，尤其是当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习俗对其利益有损的时候。

　　当代的狂热的“全球主义分子”应该牢牢记住这一事实。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文化也是能够被改变的，比如通过移民、农作物的传播、法律改革和广告等。有时候，这种机制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比如统治者常常发现，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的人们的习俗，最初他们本是想彻底摧毁本地习俗的，但最后却发现，为了让被统治的社会运转顺利，不得不改邪归正。

　　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不同的地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重要的纽带，联结了不同的社会和整个世界。比如说，在19 世纪之前，东南亚的人口分布一直相当分散，因此对松散人口的控制，要比对广袤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这一特征使得东南亚的战争策略、政治体系、农耕方式、手工技艺等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差异极大，其盈利方式也非常不同( 从某些方面来看，东南亚其实和非洲国家更相似，而不像东亚国家)。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的旁边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和书籍等），出现了中国市场对东南亚珍奇木材和食物( 鱼翅、海参）的需求，中国的皇帝乐于广为散发琳琅满目的礼品，以显示天朝大国对化外之民的统治，这一体制形成了“朝贡”形式的政府间贸易体系，后来又促进了规模更大的私人贸易，私人贸易得益于“朝贡体系”带来的信息和逐渐培育出来的共同的偏好。这些贸易网络后来对想要将贸易扩展到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马来商人经常在东南亚以不赚钱的低价销售英国的机器制造的衣物，换取更多的当地货物，以便从东南亚的港口运到广州，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不过，这种传统的贸易网络对欧洲人也是一个壁垒。荷兰人和英国人发现，如果不是通过西方的武力使得竞争的平台变得不平等，他们可能无法竞争过这些当地商人。然而，当荷兰人过分依赖武力之后，他们发现，曾经让巴达维亚繁华一时的贸易却会突然凋零。到了19 世纪末期和20 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体系又出现了新的角色，日本的企业家以及后来的一些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发现，他们对这一贸易体系更为熟悉，而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更加了解，因此即使他们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而且他们的国家缺乏制定关税的自主权( 东南亚国家更缺乏对关税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占领本地区的轻工业产品市场。和市场的习俗一样，地区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结果，它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了，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技术的进步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尽管军事力量会企图强行撕破不合乎强权利益的旧的网络体系。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地区的概念仍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功似乎说明地区是不重要的。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销往西方市场，中国对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原材料的需求，不是仅仅集中在邻近的地区，而是已经扩散到澳大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尽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统治者始终不热衷于远洋贸易，但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其对外贸易占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大约80%。过去，能达到这样高比例的国家，要么是像比利时、荷兰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要么是主要依赖于一两种关键资源的出口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或19 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些东南亚的殖民地。即使是我们认为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大国，如英国和日本，其贸易占GDP 的比重也无非在20% 以下。但是，在中国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的大量移民，华人移民遍布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引进的外资首先来自于香港( 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国内的资本，只是绕道境外重新进入中国），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再度团结的一个方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影响力的传播是从中国大陆和日本流向诸如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但不会出现方向相反的文化传播。如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流行文化已经在上海或东京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崛起与其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缓慢进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文化的角度打动目标客户的人心要比让产品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更重要( 本书的案例中讲述了土豆的缓慢传播和可口可乐的迅速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带来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简单的产品制造。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那些原本针对本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比向国外销售大部分产品的中国企业更容易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上手。这和当年日本企业的经验颇为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其实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应该一方面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较新的技术，同时要发挥自己对本土知识的了解，以便完成甚至推广这一必需的转变。

　　当然，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为了借古讽今。我们主要想说明，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本书的有些章节讲述的某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比如白银、橡胶、花生、烟草等，我们试图解释它们是如何传播，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另一些章节试图讨论一些在全球贸易中令人们非常困惑的话题：我如何才能确保我在海外的代理商能够如实执行我的指示？如果一个地方有潜在的盈利机会，但是其解决冲突的体制却令我无法信任，我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一直困惑着人们。我们还试图挑战现有的迷思，有的社会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按照一种方式行为，一些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其起源也并非是如今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我们研究了不同的职业的形成或不同的网络体系的演变：印度洋上的波斯金融家、东南亚的福建企业家等。本书还有一些内容是关于一些常被忽视的创新或奇怪的癖好是如何改变历史潮流的：为什么仓储业的改变会使得在北美洲定居变得有利可图；季风是如何帮助从南海到东非的贸易的；为什么让蚕推迟三个月孵化( 这样养蚕就可以和农忙时间错开) 的创新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化十分重要等等。

　　通过提供观察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重视角，我们希望能够让过去的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更加容易被人理解：为什么并不愚蠢的人们会找不到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 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完全荒唐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想让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显得更加新奇：那些时常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甚至是自然发生的现代社会的惯例或关系，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亦然。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是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暴力依然充斥着这个世界，而且人与人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脆弱。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思维都无法置身其外，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想要使得全球贸易能为更多人的福祉服务，我们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外部审视这一世界。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将提供来自其他时间和地域的多重视角。

　　彭慕兰

　　2008 年8 月于美国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