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 [Research on the Ideas of Custom and Social Soft-control in the Han Dynasty]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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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对社会政治的整合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是一种软控制。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风俗观念的形成期。在两汉时人的观念中，风俗不仅是学术探讨的对象，而且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为此，两汉有识之土和统治者都主动关注风俗，强化对风俗的认知和干预，使得风俗观念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通过对两汉时期的风俗观念进行政治文化考察，探讨两汉风俗观念和社会软控制之间的联系，可以认识到：两汉士人及统治者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来阐释和理解风俗，比较偏重于探讨和处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通过美化风俗来实现对社会的软控制。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

作者简介

　　党超，汉族，男，1979年11月生，河南省桐柏县人。1998年9月～2005年6月，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先后获得本科、硕士学位；2005年9月至2008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习，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7月至今，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秦汉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曾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民俗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汉以前的风俗观念
第一节 先秦的风俗观念
第二节 “匡饬异俗”：秦始皇天下同风的奢求

第二章 两汉风俗观念在统治思想变迁中的演进轨迹
第一节 风俗观念对政治的超越：汉初政治与陆贾、贾谊的风俗观
第二节 风俗观念的独立与顺从：武帝时代对风俗的新认识
第三节 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的良性互动：儒学独尊下的正统风俗观
第四节 风俗观念对社会政治的反动（一）：谶纬盛行下的风俗批判
第五节 风俗观念对社会政治的反动（二）：汉末政治与风俗整顿

第三章 “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
第一节 汉人议政，风俗为重
第二节 两汉朝廷对美俗的倡导
第三节 两汉民众风谣和风俗使

第四章 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及历史价值
第一节 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
第二节 两汉风俗观念的深远影响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
　　关于“罢黜百家”，钱穆认为，当时黄老派主张清静无为，申、韩派则单知遵行现行法律，“这两派对于改进现实，均不胜任。一到汉武帝时代，中央再度统一……将自秦以来的百家博士全取消了，而专设《五经》博士。专门物色研究古代典籍，注意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学者，让他们做博士官，好对现政府切实贡献意见。那辈讲求神仙长生、诗辞歌赋、纵横策士、以及隐士与法律师之类的地位，则降低了，全都从博士官中剔除澄清。此即所谓‘排斥百家’，在当时情形下，不可不说是一种有见识的整顿，也不可不说是一种进步”。①当然，“罢黜百家”后，百家思想并未消失，甚至董仲舒本人思想中也有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成分。这说明百家虽罢，其有益于社会统治的思想却并未消失，反而潜入儒家思想的洪流之中。由于百家思想的融人，儒家思想虽不纯正却更为丰富。
　　对于汉武帝显扬儒学、大量任用儒者，史书记载颇丰。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蚧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②顾颉刚也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③
　　但是，汉武帝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重用儒者。班固在盛赞武帝时期人才之盛时曾说：“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④可见，这三人应为当时公认的儒家代表人物。我们不妨以此三人为例来看看汉武帝对待儒者的真正态度。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一切循礼而动，深受学士尊重，治《春秋》的成就在当时更是首屈一指，堪称武帝时代儒家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他“为人廉直”，不容于朝，出为诸侯相，“恐久获罪，疾免居家”。①兄宽之所以能任掌管刑狱的廷尉，则是因为其“以古法义决疑狱”②的方式，刚好投合了武帝以儒饰法的心理。而公孙弘虽为武帝所欣赏，但也不是因为他儒术纯正，而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且又善于“缘饰以儒术”。况且，公孙弘的阿谀之态更为人所熟知，他“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奏事时“有不可，不庭辩之”，③以致其他大臣当面斥责其“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⑧清人方苞甚至认为：“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⑤由上述分析可知，武帝真正重视的并非儒学，也很少真正实践儒家思想。
　　现实政治需要使汉武帝最终抛弃“黄老之术”而接受董仲舒“表章《六经》”的建议，因为“从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的立场来看，道家与儒学相比，实在不适宜于长久作为统治思想。因而一待它的历史使命完成，它也就必然地被儒家取代”。⑥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从此开始独霸中国思想舞台。然而儒学的独尊，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的销声匿迹。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言，维护集权统治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来实现的，而法家的严刑峻法在某些情况下效果反而会更明显。因此，法家思想逐渐与儒家思想合流，出现了儒法并用、内法外儒的新局面。
　　……

前言/序言

　　中国文化史在秦汉时期进入重要阶段。在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面貌的异同为人们所关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来到吴越地方。据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立石刻，颂秦德”。这一篇幅仅次于琅邪刻石的政治宣言写道：“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彰。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会稽刻石当然首先体现了“颂秦德”的政治宣传原则，所谓“皇帝休烈”，“德惠修长”，“秦圣临国”，“圣德广密”，都是高度自我颂扬的文句，但是其内容特别表现出重视风俗的主题，这与秦始皇此前各地刻石是明显不同的。所谓“宣省习俗，黔首斋庄”，似乎提出了新的行政任务。具体的要求，包括：“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直指与秦地最为遥远的地方，风俗“淫泆”与道德“廉清”的严重对立。秦始皇提出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以及“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的要求，是要以国家力量约束风俗，修正风俗，改造风俗。琅邪刻石曾经说到“匡饬异俗”。而会稽刻石明确强调“男女”“内外”等具体规范，以“法”“令”“轨”“则”等行政方式强行要求遵守。另一方面，指出“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以及“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告知全社会“习俗”与“太平”“常治”的关系，也就是“风俗”与政治的关系。这是相当深刻的社会认识，也是相当高明的政治理念。
　　越文化的风俗形式与秦文化的风俗形式究竟有怎样的不同，是否有明显的高下差异，现在并没有明朗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以为会稽刻石有关“宣省习俗”“禁止淫泱”的内容指向越地风俗的落后，这样的认识已经为林剑鸣先生著文澄清（林剑鸣：《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7期）。党超再作考论，指出“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语，说明相关规定“是对全国生效的”。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同意的。
　　“汉承秦制”的说法较早见于《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续汉书·舆服志上》与《舆服志下》，又有《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就执政集团的风俗观念而言，汉王朝也是明显地继承了秦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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