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新画像》是陈鼓应先生早年所写的著作,是中国学界首部以《sheng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对其进行反思的作品。陈鼓应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神才爱世人;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百依百顺的羔羊,才能蒙获赏赐。可知,神的爱是很苛刻的(乃是‘薄’爱,并非博爱,若是博爱,那你不必去信奉他,他也应该会施爱于你)”。陈先生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本书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意义,先后在台湾、大陆、香港多地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文笔亦优美,值得玩味。
本书对《Sheng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基督教某些反人性的本质。作者指出,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基督教,把神视作全知全能,把人的能力却压缩得微不足道,神力所至,形成了专断与排他的空气,严重打压了人的尊严、自信,并且因为向神绝对效忠而破坏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之爱和道德关系;而人的美德就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理想,而不是盲从神的意志。
陈鼓应,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年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1973年,因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被当局解聘,引发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9年离台赴美,198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1997年,台湾大学为其平反,他又回到台大任教,直至退休。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陈鼓应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人们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他提出了《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属于儒家的旧说;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是他学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重排版序
《耶稣新画像》1970年初版序
上篇《旧约》透视:约伯的抗议
星座中的独裁者
约伯的抗议
《旧约》之透视
下篇《新约》论评:耶稣新画像
耶稣的反叛
温柔的梦想家
耶稣的导师——施洗者约翰
自我中心主义者
犹大的烦恼
十字路口的十字架——耶稣之死
附 录
我对《圣经》的观点(陈鼓应讲,纪元德记)
致诚实的怀疑者——《我对〈圣经〉的观点》读后(唐佑之)
近代《圣经》批判方法简介(王敬弘)
《耶稣新画像》简介(林上)
我对《耶稣的反叛》一文的质疑(蔡启桢)
对陈著《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答覆(王敬弘)
从《耶稣新画像》看基督教(张尚德)
评《耶稣新画像》(于春华)
给编者的信(陈鼓应)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
——《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1964年左右,我在完成《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庄子哲学》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耶稣新画像》这本小书,历时多年,汇编成册。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因此,《耶稣新画像》在1970年的出版,对我而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一、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
二、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我从《圣经》文本中,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第一为“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三八—三九);第二为“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二三·九)。“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抛弃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一○·二○)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耶稣竟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罢。”(《马太福音》八·二二)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约翰福音》二·四)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唯有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同时,罗素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中也指出:“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此外,罗素也表示,耶稣“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
事实上,这一特征也可以在历史遗迹的斑驳与残缺中得到印证,它们曾经饱受基督教的摧残。譬如,我游历希腊时目睹的举世著称的德尔斐神庙、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都曾遭到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徒的损毁。当然,还有被倚仗着坚船利炮的英法联军掠夺并烧毁的圆明园。可以说,基督教的极端性与独断性以及耶和华的战神作风,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使我想到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的记述:1099年,西方铁蹄长驱直入巴格达,一村一村地进行着掠夺和屠杀,中东与西方就此结下了千年的仇恨。他们掠夺、屠杀的暴行也使我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景象。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一○·三四)我想,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终究还是宗教。
这就是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来,都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深层根源——其唯我独尊的神权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
三、中国儒释道文化传统中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源自殷周之际宗法伦理影响下的祖先崇拜传统。其中,核心的观念在于“德”与“孝”。《诗经·卷阿》云:“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而“孝”则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西周初年,这种人文的传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制度化,由政治层面普及至社会阶层,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在人文思想的激荡之下,孔子和老子一方面分别将鬼神放置于人道和天道之下,另一方面着重阐发“德”、“孝”的理论内涵,如老子的“孝慈”和孔子的“孝悌”、老子自天道论“德”与孔子自人道论“德”等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年而存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日用常行中。
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通过神仙谱系显露其人间化、人性化、人情化的一面;传自异域的佛教,经由庄子思想的接引而衍生禅宗的流派,并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儒、释、道三家多元并存且相互激发。与基督宗教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相比,中国的人文宗教更加涵容。
可以说,《耶稣新画像》是第一本以《圣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进行反思的作品。我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
是为序。
陈鼓应
2015年9月18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像是在阴晦的古籍堆中找到了一束强劲而集中的光束,它照亮的不是表面的金光闪闪,而是那些被灰尘覆盖的、关键性的历史脉络。它的文字笔触,相较于那些动辄激昂慷慨、试图一鸣惊人的作品,显得更为内敛,甚至带有一丝学究式的冷峻。但正是这种冷静,使得作者的洞察力愈发犀利。我尤其关注到作者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社会矛盾的梳理。他没有把耶稣的教导视为一个真空中的道德宣言,而是将其置入那个充满压迫、期待弥赛亚降临的犹太社会肌理之中。这种环境决定论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理解其教诲的复杂性。我们看到了“天国”如何成为一种针对现实痛苦的政治寓言,而非仅仅是死后的许诺。这种对历史现实感的强调,让整个形象变得有血有肉,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挣扎与希望,极大地拓宽了“画像”的维度,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神学或道德层面,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结构与权力互动的深处。
评分读罢掩卷,心中涌起一股奇异的平静,并非那种被宗教抚慰后的安宁,而是一种智识被充分满足后的豁然开朗。这本书的行文风格,老练且沉稳,仿佛一位经验老到的舵手,驾驭着复杂的历史与哲学思辨之船,在思想的海洋中平稳航行。最让我赞赏的是作者处理“神性”与“人性”冲突时的那种游刃有余。他没有简单地将耶稣描绘成一个纯粹的社会改革家,也没有全然回归到神迹的阐释中去。相反,他巧妙地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探讨了在那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一个具有强大道德感召力的人物,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局限与超验性,构建起一个全新的伦理共同体。特别是关于“受苦”与“救赎”在世俗权力结构中的意义转换那几章,作者的论述逻辑如同精密的瑞士钟表,环环相扣,严丝合缝。这种对主题的深度挖掘,使得阅读体验成为一种持续的智力挑战,让人忍不住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看似寻常的词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深层张力。
评分这部著作展现了一种罕见的跨学科的视野,将哲学思辨、历史考据与社会学分析熔于一炉。它不像是一部聚焦于个人传记的作品,更像是一份关于特定历史阶段,一种强大思想原型的社会学田野报告。作者对细节的关注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比如对特定仪式和习俗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地方化和本土化影响的描述,都使得整个论述充满了鲜活的画面感。我尤其对书中对于早期信徒群体内部的张力分析感到耳目一新——即信仰的纯粹性与群体为求生存而必须做出的妥协之间的永恒矛盾。这种内在的撕裂,被作者剥离得淋漓尽致,使得“画像”不仅描绘了中心人物,更描绘了围绕他所形成的那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圈。读完后,我意识到,任何试图简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尝试,都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粗暴剥夺,而这本书恰恰是复杂性最好的守护者。
评分阅读此书,仿佛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思想体操。不同于那些追求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作者显然是对那些有一定学术基础的读者群体发出的邀请。其句式结构时常拉长,信息密度极高,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地跟进其复杂的论证链条。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争议性议题时的那种近乎偏执的平衡感。例如,在讨论其伦理教导与世俗法律冲突时,作者并未简单地站队或批判,而是详细考察了早期信徒在面对国家暴力时的各种“策略性回应”。这种对“生存智慧”的关注,远比纯粹的理想主义论述更具启发性。书中对一些关键概念的重新界定,如“爱”、“牺牲”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漂移,都展现了非凡的文字功力和深厚的思想底蕴。读完后,我感到的不是结论的获取,而是方法论的锤炼,它教会了我如何更审慎地去审视那些看似“永恒真理”的文本。
评分这部作品,坦白说,初次接触时,我怀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心情,期待着某种颠覆性的视角,能将那个耳熟能详、却又常被刻板印象所束缚的“耶稣”形象,用一种全新的、更具当代关怀的笔触重新勾勒出来。阅读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漫长而深入的对话,作者似乎并未急于给出一个明确的“新画像”的蓝图,反而是将我们引向了无数条支流,去探究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细微之处。比如,书中对早期基督教社群中权力结构演变的精妙分析,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它没有落入将历史简单化、非黑即白的俗套,而是细腻地描绘了信仰如何在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被“挪用”和“重塑”的过程。那份对文本细读的执着,以及对历史语境的尊重,使得整本书充满了学者的严谨与思想者的敏锐。它迫使读者放下既有的宗教滤镜,真正去考察那些原始文本在它们诞生的那个复杂世界中,究竟承载了何种社会功能与伦理诉求。这种对根源的追溯,远比肤浅地宣扬“新知”来得更为有力,因为它建立在深厚的历史考察之上,让人不得不为之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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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帮朋友买的 应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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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知道又新出的。赶紧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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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好书不厌百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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