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耶稣新画像》是陈鼓应先生早年所写的著作,是中国学界首部以《sheng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对其进行反思的作品。陈鼓应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神才爱世人;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百依百顺的羔羊,才能蒙获赏赐。可知,神的爱是很苛刻的(乃是‘薄’爱,并非博爱,若是博爱,那你不必去信奉他,他也应该会施爱于你)”。陈先生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本书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意义,先后在台湾、大陆、香港多地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文笔亦优美,值得玩味。
本书对《Sheng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基督教某些反人性的本质。作者指出,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基督教,把神视作全知全能,把人的能力却压缩得微不足道,神力所至,形成了专断与排他的空气,严重打压了人的尊严、自信,并且因为向神绝对效忠而破坏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之爱和道德关系;而人的美德就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理想,而不是盲从神的意志。
陈鼓应,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年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1973年,因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被当局解聘,引发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9年离台赴美,198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1997年,台湾大学为其平反,他又回到台大任教,直至退休。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陈鼓应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人们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他提出了《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属于儒家的旧说;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是他学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重排版序
《耶稣新画像》1970年初版序
上篇《旧约》透视:约伯的抗议
星座中的独裁者
约伯的抗议
《旧约》之透视
下篇《新约》论评:耶稣新画像
耶稣的反叛
温柔的梦想家
耶稣的导师——施洗者约翰
自我中心主义者
犹大的烦恼
十字路口的十字架——耶稣之死
附 录
我对《圣经》的观点(陈鼓应讲,纪元德记)
致诚实的怀疑者——《我对〈圣经〉的观点》读后(唐佑之)
近代《圣经》批判方法简介(王敬弘)
《耶稣新画像》简介(林上)
我对《耶稣的反叛》一文的质疑(蔡启桢)
对陈著《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答覆(王敬弘)
从《耶稣新画像》看基督教(张尚德)
评《耶稣新画像》(于春华)
给编者的信(陈鼓应)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
——《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1964年左右,我在完成《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庄子哲学》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耶稣新画像》这本小书,历时多年,汇编成册。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因此,《耶稣新画像》在1970年的出版,对我而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一、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
二、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我从《圣经》文本中,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第一为“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三八—三九);第二为“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二三·九)。“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抛弃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一○·二○)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耶稣竟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罢。”(《马太福音》八·二二)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约翰福音》二·四)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唯有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同时,罗素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中也指出:“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此外,罗素也表示,耶稣“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
事实上,这一特征也可以在历史遗迹的斑驳与残缺中得到印证,它们曾经饱受基督教的摧残。譬如,我游历希腊时目睹的举世著称的德尔斐神庙、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都曾遭到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徒的损毁。当然,还有被倚仗着坚船利炮的英法联军掠夺并烧毁的圆明园。可以说,基督教的极端性与独断性以及耶和华的战神作风,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使我想到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的记述:1099年,西方铁蹄长驱直入巴格达,一村一村地进行着掠夺和屠杀,中东与西方就此结下了千年的仇恨。他们掠夺、屠杀的暴行也使我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景象。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一○·三四)我想,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终究还是宗教。
这就是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来,都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深层根源——其唯我独尊的神权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
三、中国儒释道文化传统中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源自殷周之际宗法伦理影响下的祖先崇拜传统。其中,核心的观念在于“德”与“孝”。《诗经·卷阿》云:“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而“孝”则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西周初年,这种人文的传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制度化,由政治层面普及至社会阶层,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在人文思想的激荡之下,孔子和老子一方面分别将鬼神放置于人道和天道之下,另一方面着重阐发“德”、“孝”的理论内涵,如老子的“孝慈”和孔子的“孝悌”、老子自天道论“德”与孔子自人道论“德”等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年而存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日用常行中。
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通过神仙谱系显露其人间化、人性化、人情化的一面;传自异域的佛教,经由庄子思想的接引而衍生禅宗的流派,并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儒、释、道三家多元并存且相互激发。与基督宗教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相比,中国的人文宗教更加涵容。
可以说,《耶稣新画像》是第一本以《圣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进行反思的作品。我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
是为序。
陈鼓应
2015年9月18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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