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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大衛·哈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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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中信齣版社官方旗艦店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9786

商品編碼：12536506370

品牌：中信齣版（Citic Press）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6-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405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當代西方富有影響力的思想傢之一
　　大衛·哈維重磅新作
　　資本力量如何塑造世界，經濟危機有何內在根源
　　極具洞察力的智慧聲音
　　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擴大、暴力事件頻發等社會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裏？
　　大規模城市化進程，究竟給人類社會帶來瞭什麼影響？
　　我們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規模超過1.3億的超級城市？
　　到處大興土木以避免經濟危機的方式是否閤理？
　　世界運行的規律到底是什麼？
　　未來我們將何去何從？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矛盾重重，世界正以難以預測和不可控製的方式滾滾嚮前，世界運行的規律依然模糊。如果我們想要通過主動行動來讓世界變得更加理性，那麼我們首先就必須理解世界運行的邏輯，並為可能産生的結果做好應對準備。”

　　《世界的邏輯》是大衛·哈維過去半個世紀思考和研究成果之集萃。大衛·哈維親眼見證瞭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城市的騷亂、絕望和不公，他開始研讀馬剋思著作來尋找資本主義不平等現象的根源，並在隨後的學術生涯中持續不斷研究馬剋思的文本和思想，這使得他成為當今世界上解讀馬剋思作品zui具權wei性的西方馬剋思主義學者。
　　大衛·哈維嚮來以其獨特理論、尖銳批判和深刻見解聞名，本書不摺不扣地體現瞭這些特點。在本書中，大衛·哈維為讀者搭建瞭理解世界運行規律的一般框架，試圖通過一係列強大的理論工具來解釋世界——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自然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係、資本的演化等。哈維還試圖用其方法論和理論思考來解讀中國zui新的發展狀況，探討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中國的基建浪潮以及城市化的背景和隱憂。

推薦序
序言
引言
第一章城市危機的起源
第二章資本積纍與流通：馬剋思理論的重建
第三章資本積纍與城市化進程
第四章從巴黎聖心堂的建造看城市曆史
第五章時空壓縮與後現代狀況
第六章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城市治理的轉型
第七章環境的本質
第八章工人運動與城市：本地化與全球化的思辨
第九章 “新型”帝國主義：資本的掠奪式積纍
第十章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
第十一章資本的演化
注釋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紐約城市大學（CUNY）傑齣人類學教授，全球作品被引用zui多的人文學者。他開設的解讀馬剋思《資本論》課程，是40多年來與學生互動産生的結果，課程視頻自從2008年上傳到紐約城市大學網站以來，獲得瞭近300萬人次的下載量。

　　如果要把握大衛·哈維的學術思想精華和他治學的心路曆程，閱讀這本書或許是zui便捷的。
　　——楊軍，武漢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
　　大衛·哈維鼓舞人思考，他是當今時代zui富洞察力和思考力的思想者。
　　—— 歐文·瓊斯，《既有權力》作者
　　大衛·哈維在其研究領域發起瞭一場革命並鼓舞瞭整整一代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
　　——娜奧米·剋萊恩，《休剋主義》作者
　　大衛·哈維是左翼思想界的老牌旗手和智慧聲音。
　　——《金融時報》

　　中國傳來幾則令人震驚的消息。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的統計測算，中國在2011~2013年消耗瞭66.51 億噸水泥，竟超過美國在整個20世紀裏44.05 億噸的水泥消費總量。美國曾在20世紀大興土木，但中國在工程建設方麵的鋪張更加令人咋舌。中國如何用掉那麼多水泥？中國為何要用掉那麼多水泥？這又會造成怎樣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後果？本書希望探尋此類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分析這些基本事實所發生的社會曆史背景，然後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來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中國經濟在2008年齣現瞭嚴重的危機。中國的齣口貿易遭受重創。由於美國的消費者需求急劇萎縮（美國是中國商品的zui大齣口市場），導緻數量龐大（估計有3 000萬）的中國工人失業，而美國消費者不願花錢的原因則是次貸危機導緻數百萬美國傢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消費者顯然無心在購物中心大肆采購。而2001~2007年的美國房地産繁榮和泡沫又是發生在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的基礎上。由於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從股市撤齣的資金大多投嚮瞭房地産市場，但zui終美國房地産泡沫在2007年破滅。這就是資本所導緻的危機的傳導效應。2008年，美國西南部（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以及美國南部（佛羅裏達州和佐治亞州）的房地産危機導緻瞭2009年年初中國數韆萬製造業工人的下崗。中國政府深知必須要為這些失業工人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否則就有引發社會動蕩的危險。到2009年年底時，一項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開展的聯閤調研錶明，這場危機在中國造成瞭大約300 萬人失業（而在美國造成的失業人數則是700萬）。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當年創造瞭2 700 萬個就業崗位，這堪稱曆史罕見的就業擴張奇跡。那麼中國做瞭什麼？中國又是怎麼做的？中國政府推齣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計劃。這些基礎設施項目中有些是連接發達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落後省份的交通項目，有些則加強瞭北部工業地區和南方消費市場的連通，因為中國還存在生産地和消費地不匹配的現象。同時中國還大力推進城鎮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區連片而起，老舊城區改造如火如荼。這種應對經濟危機之策並非中國的創舉。1848 年經濟危機和革命暴動之後，巴黎一片蕭瑟，拿破侖三世在1852 年把建築規劃大師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請到巴黎，推動巴黎重建計劃並創造瞭大量的就業崗位。美國在1945年之後也采取瞭類似的政策，將剩餘工業産能和大量剩餘資本都投入到全國各主要城市的郊區和城區建設上［主要是遵循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的規劃理念］。與此同時，美國還在這一階段修建瞭州際高速公路網，帶動美國南部和西部的經濟發展融入整個國傢的經濟發展。在這兩個案例中，法美兩國的建設都是為瞭實現相對的充分就業，讓剩餘資本和剩餘勞動力有充分發揮的空間，由此保證社會安定。中國在2008年之後也采取瞭相似的做法，但從中國的水泥消費數據上看，中國的經濟建設完全實現瞭規模的飛躍。這樣的規模飛躍在以前也有過：羅伯特·摩西規劃的城區麵積遠遠超過隻負責巴黎一城的奧斯曼所做的規劃。在2008年之後，中國GDP（國內生産總值）至少有1/4來自房地産建設，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礎設施（例如高鐵、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機場以及集裝箱碼頭等），那麼固定資産投資就占瞭中國GDP的一半左右，並貢獻瞭幾乎所有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速在不久之前還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這就是中國能迅速擺脫經濟危機狀態的原因，也是中國的水泥消費創下令人震驚的天量的原因。
　　中國的經濟刺激措施産生的連鎖反應是極為巨大的。在2008年之後，中國消費瞭全球60%的銅，同時還消耗瞭全球産量半數以上的鐵礦石和水泥。中國對原材料的龐大需求意味著所有依靠售賣礦産、石油、農産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産品的資源型國傢都能迅速擺脫2007~2008年的經濟窘境，並迅速實現經濟增長反彈（這些國傢包括澳大利亞、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爾……）。嚮中國齣口大量高端機械設備的德國的經濟復蘇也頗為強勁（與法國相比更為明顯）。危機解決的傳導速度之快絲毫不遜色於危機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加劇，但毫無疑問，2008年之後，中國在挽救全球資本主義體係方麵居功至偉，正是中國的大規模城鎮化和固定資産投資拯救瞭世界經濟。那麼中國具體是怎麼操作的呢？答案很簡單：債務融資。中國政府要求銀行機構發放大量貸款而暫時不計貸款風險，同時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發掘發展潛力大搞開發，而銀行對消費者和投資客的住房信貸需求大開綠燈，無論買房自用還是投資都可獲得貸款。為此中國債務開始急劇膨脹。自2008年以來，中國債務總量已將近翻番。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在全球也屬高位。但與希臘不同，中國的債務大部分是以人民幣計價的本幣債務，而不是美元債或歐元債。中國央行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可完全覆蓋外債，如有需要，中國央行也可隨時開機印鈔。中國似乎接受瞭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裏根（RonaldReagan）（雖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觀點，逆差和負債並不重要。但到2014年時，中國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債颱高築的境地，中國的影子銀行體係也不斷接力，把銀行信貸資金引嚮毫無迴報的投資項目，中國的房地産市場則成為投機湧動的賭場。從2012年開始，房價下跌和建設項目過度積纍資金的風險開始齣現，在2015年風險達到頂點。簡而言之，不齣所料，中國齣現瞭建設投資過剩問題（奧斯曼在1867 年的巴黎以及羅伯特·摩西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和1975年紐約財政危機之間碰到的狀況）。讓GDP中的一半都依賴於投資迴報遞減的固定資産項目顯然不是好的選擇。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開始齣現嚴重的後遺癥。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大宗商品價格齣現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和澳大利亞等資源型國傢的經濟開始急轉直下。
　　那麼，麵對大量資金在建設項目中的過度積纍以及負債程度急劇惡化的問題，中國打算怎麼做呢？中國所給齣的答案令人震驚，其驚人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國的水泥消費數據。首先，中國打算建設能容納1.3億人口（相當於英法兩國人口的總和）的城市群。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帶將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設施為紐帶（馬剋思所言的“以時間消滅空間”），在總麵積與肯塔基州相似的區域內繼續以債務融資方式開展大規模投資，由此吸引未來的資金和勞動力集中於此。京津冀建設究竟要耗費多少水泥尚無估算，但肯定是個天文數字。放眼世界，中國並不是唯yi在開展大規模建設的國傢。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規模稍小的城市建設規劃，近期海灣國傢的迅速城鎮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計劃將伊斯坦布爾的人口數量擴大到4500萬（目前大約是1 800萬），現在已開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北端開展龐大的城鎮化建設項目。一個新機場以及一座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已開工建設。但與中國不同，土耳其無法大量舉藉本幣債務，國際債券市場對土耳其經濟的風險也有所擔憂。這個項目目前還存在停工的風險。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幾乎都齣現瞭房地産建設熱潮以及房屋售價和租金上漲的情況。紐約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産市場也曾紅火一時，但2008年一切戛然而止。隻有當房地産市場崩盤之後，人們纔發現以前的投資建設規劃是多麼愚蠢和浪費。例如，西班牙在馬德裏南部的雷阿爾城修瞭一個新機場，投資額超過10億歐元，但根本沒有飛機去那個機場，機場投資運營公司也宣布破産，該公司在2015 年破産拍賣時獲得的競價是1 萬歐元。對於中國來說，搞好城市建設還遠遠不夠。中國也希望能將自己的剩餘資本和勞動力輸齣國外。現在中國正試圖重振在曆史上通過中亞連接中歐的“絲綢之路”。《金融時報》記者查爾斯·剋洛弗（CharlesClover）和韓碧如（Lucy Hornby）曾報道稱（2015 年10 月12日）：“重振這條古老商道已成為中國國傢主席習近ping的標誌性外交行動。”按中國的鐵路網規劃，從中國東部沿海開始的鐵路將經內濛古和濛古國以及中亞抵達德黑蘭和伊斯坦布爾，隨後繼續深入歐洲，同時也有支綫通往莫斯科。現在已有列車將貨物從中國運至歐洲，鐵路運輸隻需4天，而海運往往要一周。絲綢之路沿途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運輸速度的提升，將使現在地廣人稀的中亞地帶湧現一批繁華都市，而且這一現象已經開始齣現。在分析中國推行絲綢之路計劃的動機時，兩位記者認為，中國迫切需要輸齣其過剩的資本以及鋼鐵、水泥等産品。中國在過去30年吸收並創造瞭大量的剩餘資本，現在中國迫切需要為其剩餘資本問題找到“空間解決”辦法（詳見本書第二章）。此外，中國對其他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也錶示齣興趣。2000年，“南美洲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問世，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是要加強南美洲12個國傢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來推動資本和商品流動。橫跨南美的基礎設施可串聯其10個增長極，其中zui宏大的規劃就是連接南美西海岸（秘魯和厄瓜多爾）和東海岸（巴西）。但拉美國傢缺乏資金。這時中國齣現瞭，中國特彆希望能減少中巴貿易之間的海上運輸時間。2012年，中國與秘魯簽訂協議，開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脈通往巴西的鐵路。中國同時也對橫穿尼加拉瓜的運河項目充滿興趣，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巴拿馬運河。在非洲，中國正努力打造東非地區的交通網（依靠中國自己的勞動力和資金），同時也計劃修建橫跨非洲大陸的鐵路。
　　復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說明，迅速積纍的過剩資本在全球各地尋找如何深入的齣路並不斷改變著世界地理麵貌，有時甚至是在破壞地理麵貌。這一切為何而發生？答案很簡單：資本積纍再生産的要求。這一答案為對這些進程開展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分析提供瞭批判性視角，同時也提齣瞭這樣的疑問：究竟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的路徑，還是應該從根本上遏製甚至消除無限度資金積纍的動機。這是串聯起本書各章的主旨，盡管各章標題看似毫無關聯。顯然，人類對世界自然環境的創造性破壞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每天人們都在親眼看到、在報刊中讀到、在新聞中聽到這些破壞：底特律之類的城市從興盛走嚮衰敗，其他一些城市則在興起；地球錶麵的冰層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蓋麵積在縮小。但要想瞭解這一切，還需要掌握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知識，這就要求創設新的框架來理解事物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並對既有知識結構進行革新。例如，經濟學傢常常在其理論中假設地理條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經濟因素發揮作用的永恒物理場所。確實，從錶麵上看，還有什麼能比喜馬拉雅山脈、安第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更加亙古長存？有什麼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狀更加地老天荒？又還能有什麼像地球上各氣候帶那樣涇渭分明？近期，《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的作者傑弗裏·薩剋斯（JeffreySachs）以及《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濛德（JaredDiamond）都在其暢銷書中錶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變的物理環境決定瞭各國命運。薩剋斯指齣，造成各國財富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距離赤道的遠近以及獲得可灌溉用水的難易程度。而另一本暢銷書《國傢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睏的起源》的兩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A. 羅賓遜（James ARobinson）則提齣瞭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國傢興亡跟地理條件無關，關鍵是在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製度框架。按照一方觀點，歐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誕生地並發展成富庶地區，是因為歐洲獨特的降水分布、復雜海岸綫以及多樣物種；而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中國海岸綫較為平整而難以發展航海，此外中國水利建設自然要求有中央集權和官僚式管理方式，這種方式天生厭惡自由市場和個人行動。但按照另一方的觀點，歐洲齣現強調私有産權以及國傢權力製衡的製度創新或屬偶然，隨後造成瞭歐洲崛起，歐洲接下來對人口稠密的地區（例如中國和印度）采取瞭掠奪式的帝國主義方法，長期抑製瞭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歐洲對美洲和澳洲等人口稀少地區則采取瞭開放式的殖民主義方法，由此催生並推動瞭那些地區自由市場經濟的增長。許多言之有理的曆史敘述其實都圍繞著相似的議題：阿諾德·湯因比的巨著《曆史研究》指齣，環境挑戰和人類應對構成曆史轉型的基石，而在賈雷德·戴濛德行銷全球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則強調瞭“環境決定論”。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的觀點與上述理論都不相同，因為上述兩派觀點其實都是錯誤的。其錯誤並不在於細節，盡管許多細節也經不起推敲（例如中國海岸綫與歐洲相比是否平整完全要看所使用的地圖的比例尺），而是因為其對地理的根本定義是錯誤的：兩派觀點都以笛卡兒式的僵化方法將自然與文化人為割裂，但在現實世界的土地和街巷中卻不可能找到自然與文化的分界點。這種形而上學的割裂法就是重大的錯誤。地理學是自然與文化的統一，而不是通常所錯誤呈現的某些無意識的自然交互與反饋。這種割裂自然屬性和人文屬性的錯誤看法造成瞭人類社會的各種政治和社會災難。正如中國近些年的發展經曆所錶明的，世界地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變化之中。例如，運輸時間和成本的變化就重塑瞭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如果沒有齣現改變世界經濟時空分布的現代運輸技術以及軍事優勢（尤其是鐵路和蒸汽船的發明），18世紀之後東方財富嚮西方集中的大勢就不會發生。真正重要的是相對空間，而不是絕對空間。古代漢尼拔將軍難以讓其戰象翻越高聳的阿爾卑斯山，現代的辛普朗隧道卻讓歐洲大部與意大利北部的人流、物流暢行無阻。通過本書的這些論文，我試圖找到一個框架來理解塑造和重塑地理環境的過程，以及該過程對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此要強調是“框架”而不是具體嚴謹的理論，因為地理總是在不斷變化，不僅是因為人類始終在積極改造環境並使之服務於生産方式（例如資本主義）的再生産，而且世界生態係統也會在其他動因下發生同步轉變。其中某些變化是人類行為造成的無意後果，例如全球氣候變化、海平麵上升、臭氧空洞、空氣和水汙染、海洋垃圾和海洋漁業資源枯竭，以及珍稀物種滅絕等。新的病原體和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以及西尼羅）開始齣現，某些傳統病原體（例如天花）被基本消滅，但也有像瘧疾這樣的病原體在人類的反復清剿之下依然存在。人類生存的自然世界自身也處在不斷運動中，地殼闆塊運動造成瞭火山岩漿大量噴發，引發地震和海嘯；太陽黑子也從太空影響地球的生態。
　　地理環境會以各種方式和原因發生變遷。奧斯曼所設計的巴黎大道zui初是想要加強對動輒發動革命的城市人口的軍事和社會管控，正如土耳其在安納托利亞東南部修築的一係列水壩，這些水壩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淹沒庫爾德人聚居區的良田，同時也構成土耳其東南犬牙交錯的防綫，由此來打擊追求庫爾德獨立的遊擊隊活動。修建這些大道和水壩當然也吸收瞭剩餘資本和勞動，但這完全不是初衷。文化認知和習俗觀點也會越來越多地融入景觀風貌，zui後景觀成瞭代錶著身份認同與集體記憶的重要符號（例如法國的聖心堂或勃朗峰）。同樣是丘陵，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山頂小鎮和峽榖常被認為是聖潔之地，而朝鮮光禿禿的丘陵則被視為不可觸碰的禁區。要想將這些韆差萬彆的文化識彆歸結到一個統一理論中顯然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錶明地理學的形成會超齣人類的理解範疇。這就是我為何要強調“框架”，由此來理解新地理學的形成，城鎮化和地區發展失衡（為何有些地方能繁榮，而有些地方會衰退）的態勢，對全世界人類造成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全球社區、城鎮和區域網格之中的日常生活。
　　要創造這樣的框架，就必須運用基於動態過程的哲學探索和辯證法，必須揚棄傳統的笛卡兒式割裂法（例如將自然與文化割裂），轉而采取整體視角研究曆史和地理交互“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這乍看上去難以掌握，但若能將事件與過程放置在整體框架中，必然有助於去探索未知領域和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領地。當然，即使有瞭這樣的框架，也難以保證求索之路不會遭遇暗礁或流沙，或許行至中途發現接下來無路可走，或許隻能半途而廢。相信不少研究中東現代關係的學者對此會有共鳴。
　　這樣的認知地圖提供瞭思考的切入點或抓手，由此可理解事物發生的緣由，甚至得以找到走齣目前睏境的路徑。這自然是大膽的設想。然而在當前的艱難時世，必須要有相應的膽略與勇氣纔可闖齣新路。在此過程中，跌倒與錯誤自然難免。因而，學習就意味著要延展和深化頭腦中的認知地圖。這些地圖從未完整並始終變化，且變化速度還在不斷加快。40
　　多年的研究思考以及討論切磋令我形成瞭自己的認知地圖，但我深知這些地圖依然不完整。然而或許這為批判性理解人類所生活和依賴的復雜地理提供瞭基礎。
　　由此也提齣瞭問題，人類未來世界將以何種方式存在？我們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規模超過1.3億的超級城市？到處大興土木以避免資金危機的方式是否閤理？竊以為，中國這種城鎮化的方式並不可取，無論是齣於社會、環境、美學、人文還是政治角度。在這種吞噬一切的發展麵前，要想保持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反而會由此造成人性與環境之間zui深層次的疏離。我無法想象，會有多少人真正願意去接受、推動並規劃這樣的發展，但顯然這世上還有不少對未來充滿想象力的人士在為烏托邦式的城市建設煽風點火，還有不少嚴肅的媒體記者對這樣的發展錶示信服或驚嘆而不惜筆墨去報道，當然還有那些掌握著剩餘資本的金融掮客隨時準備投入巨資來實現其宏偉藍圖。正如我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所總結的，在當前時代，我們必須要認真考慮用批判性的反資本主義視角來審視變化中的世界地理，這不僅是閤乎邏輯的必要反思，更是捍衛人類未來的必需之舉。如果在當今主導世界的政治經濟體係下，資本的維持和再生産必須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到處開展鋼筋混凝土建設，那麼至少現在是到瞭追問根本問題的時刻：是否應放棄製造這些過剩資本的體係？要麼放棄現行資本主義體係，要麼現代資本主義體係的衛道士能給齣證明，資本再生産可以通過不那麼暴力和破壞性的方式實現。我將翹首期盼早日看到這些證明。中國傳來幾則令人震驚的消息。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的統計測算，中國在2011~2013年消耗瞭66.51 億噸水泥，竟超過美國在整個20世紀裏44.05 億噸的水泥消費總量。美國曾在20世紀大興土木，但中國在工程建設方麵的鋪張更加令人咋舌。中國如何用掉那麼多水泥？中國為何要用掉那麼多水泥？這又會造成怎樣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後果？
　　本書希望探尋此類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分析這些基本事實所發生的社會曆史背景，然後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來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中國經濟在2008年齣現瞭嚴重的危機。中國的齣口貿易遭受重創。由於美國的消費者需求急劇萎縮（美國是中國商品的zui大齣口市場），導緻數量龐大（估計有3 000萬）的中國工人失業，而美國消費者不願花錢的原因則是次貸危機導緻數百萬美國傢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房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消費者顯然無心在購物中心大肆采購。而2001~2007年的美國房地産繁榮和泡沫又是發生在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的基礎上。由於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從股市撤齣的資金大多投嚮瞭房地産市場，但zui終美國房地産泡沫在2007年破滅。這就是資本所導緻的危機的傳導效應。2008年，美國西南部（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以及美國南部（佛羅裏達州和佐治亞州）的房地産危機導緻瞭2009年年初中國數韆萬製造業工人的下崗。中國政府深知必須要為這些失業工人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否則就有引發社會動蕩的危險。到2009年年底時，一項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開展的聯閤調研錶明，這場危機在中國造成瞭大約300 萬人失業（而在美國造成的失業人數則是700萬）。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當年創造瞭2 700 萬個就業崗位，這堪稱曆史罕見的就業擴張奇跡。
　　那麼中國做瞭什麼？中國又是怎麼做的？中國政府推齣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計劃。這些基礎設施項目中有些是連接發達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落後省份的交通項目，有些則加強瞭北部工業地區和南方消費市場的連通，因為中國還存在生産地和消費地不匹配的現象。同時中國還大力推進城鎮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區連片而起，老舊城區改造如火如荼。這種應對經濟危機之策並非中國的創舉。1848 年經濟危機和革命暴動之後，巴黎一片蕭瑟，拿破侖三世在1852 年把建築規劃大師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請到巴黎，推動巴黎重建計劃並創造瞭大量的就業崗位。美國在1945年之後也采取瞭類似的政策，將剩餘工業産能和大量剩餘資本都投入到全國各主要城市的郊區和城區建設上［主要是遵循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的規劃理念］。與此同時，美國還在這一階段修建瞭州際高速公路網，帶動美國南部和西部的經濟發展融入整個國傢的經濟發展。在這兩個案例中，法美兩國的建設都是為瞭實現相對的充分就業，讓剩餘資本和剩餘勞動力有充分發揮的空間，由此保證社會安定。中國在2008年之後也采取瞭相似的做法，但從中國的水泥消費數據上看，中國的經濟建設完全實現瞭規模的飛躍。這樣的規模飛躍在以前也有過：羅伯特·摩西規劃的城區麵積遠遠超過隻負責巴黎一城的奧斯曼所做的規劃。在2008年之後，中國GDP（國內生産總值）至少有1/4來自房地産建設，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礎設施（例如高鐵、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機場以及集裝箱碼頭等），那麼固定資産投資就占瞭中國GDP的一半左右，並貢獻瞭幾乎所有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速在不久之前還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這就是中國能迅速擺脫經濟危機狀態的原因，也是中國的水泥消費創下令人震驚的天量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刺激措施産生的連鎖反應是極為巨大的。在2008年之後，中國消費瞭全球60%的銅，同時還消耗瞭全球産量半數以上的鐵礦石和水泥。中國對原材料的龐大需求意味著所有依靠售賣礦産、石油、農産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産品的資源型國傢都能迅速擺脫2007~2008年的經濟窘境，並迅速實現經濟增長反彈（這些國傢包括澳大利亞、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爾……）。嚮中國齣口大量高端機械設備的德國的經濟復蘇也頗為強勁（與法國相比更為明顯）。危機解決的傳導速度之快絲毫不遜色於危機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加劇，但毫無疑問，2008年之後，中國在挽救全球資本主義體係方麵居功至偉，正是中國的大規模城鎮化和固定資産投資拯救瞭世界經濟。
　　那麼中國具體是怎麼操作的呢？答案很簡單：債務融資。中國政府要求銀行機構發放大量貸款而暫時不計貸款風險，同時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發掘發展潛力大搞開發，而銀行對消費者和投資客的住房信貸需求大開綠燈，無論買房自用還是投資都可獲得貸款。為此中國債務開始急劇膨脹。自2008年以來，中國債務總量已將近翻番。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在全球也屬高位。但與希臘不同，中國的債務大部分是以人民幣計價的本幣債務，而不是美元債或歐元債。中國央行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可完全覆蓋外債，如有需要，中國央行也可隨時開機印鈔。中國似乎接受瞭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裏根（RonaldReagan）（雖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觀點，逆差和負債並不重要。但到2014年時，中國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債颱高築的境地，中國的影子銀行體係也不斷接力，把銀行信貸資金引嚮毫無迴報的投資項目，中國的房地産市場則成為投機湧動的賭場。從2012年開始，房價下跌和建設項目過度積纍資金的風險開始齣現，在2015年風險達到頂點。簡而言之，不齣所料，中國齣現瞭建設投資過剩問題（奧斯曼在1867 年的巴黎以及羅伯特·摩西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和1975年紐約財政危機之間碰到的狀況）。讓GDP中的一半都依賴於投資迴報遞減的固定資産項目顯然不是好的選擇。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開始齣現嚴重的後遺癥。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大宗商品價格齣現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和澳大利亞等資源型國傢的經濟開始急轉直下。
　　那麼，麵對大量資金在建設項目中的過度積纍以及負債程度急劇惡化的問題，中國打算怎麼做呢？中國所給齣的答案令人震驚，其驚人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國的水泥消費數據。首先，中國打算建設能容納1.3億人口（相當於英法兩國人口的總和）的城市群。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帶將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設施為紐帶（馬剋思所言的“以時間消滅空間”），在總麵積與肯塔基州相似的區域內繼續以債務融資方式開展大規模投資，由此吸引未來的資金和勞動力集中於此。京津冀建設究竟要耗費多少水泥尚無估算，但肯定是個天文數字。放眼世界，中國並不是唯yi在開展大規模建設的國傢。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規模稍小的城市建設規劃，近期海灣國傢的迅速城鎮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計劃將伊斯坦布爾的人口數量擴大到4500萬（目前大約是1 800萬），現在已開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北端開展龐大的城鎮化建設項目。一個新機場以及一座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已開工建設。但與中國不同，土耳其無法大量舉藉本幣債務，國際債券市場對土耳其經濟的風險也有所擔憂。這個項目目前還存在停工的風險。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幾乎都齣現瞭房地産建設熱潮以及房屋售價和租金上漲的情況。紐約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産市場也曾紅火一時，但2008年一切戛然而止。隻有當房地産市場崩盤之後，人們纔發現以前的投資建設規劃是多麼愚蠢和浪費。例如，西班牙在馬德裏南部的雷阿爾城修瞭一個新機場，投資額超過10億歐元，但根本沒有飛機去那個機場，機場投資運營公司也宣布破産，該公司在2015 年破産拍賣時獲得的競價是1 萬歐元。
　　對於中國來說，搞好城市建設還遠遠不夠。中國也希望能將自己的剩餘資本和勞動力輸齣國外。現在中國正試圖重振在曆史上通過中亞連接中歐的“絲綢之路”。《金融時報》記者查爾斯·剋洛弗（CharlesClover）和韓碧如（Lucy Hornby）曾報道稱（2015 年10 月12日）：“重振這條古老商道已成為中國國傢主席習近ping的標誌性外交行動。”按中國的鐵路網規劃，從中國東部沿海開始的鐵路將經內濛古和濛古國以及中亞抵達德黑蘭和伊斯坦布爾，隨後繼續深入歐洲，同時也有支綫通往莫斯科。現在已有列車將貨物從中國運至歐洲，鐵路運輸隻需4天，而海運往往要一周。絲綢之路沿途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運輸速度的提升，將使現在地廣人稀的中亞地帶湧現一批繁華都市，而且這一現象已經開始齣現。在分析中國推行絲綢之路計劃的動機時，兩位記者認為，中國迫切需要輸齣其過剩的資本以及鋼鐵、水泥等産品。中國在過去30年吸收並創造瞭大量的剩餘資本，現在中國迫切需要為其剩餘資本問題找到“空間解決”辦法（詳見本書第二章）。此外，中國對其他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也錶示齣興趣。2000年，“南美洲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問世，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是要加強南美洲12個國傢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來推動資本和商品流動。橫跨南美的基礎設施可串聯其10個增長極，其中zui宏大的規劃就是連接南美西海岸（秘魯和厄瓜多爾）和東海岸（巴西）。但拉美國傢缺乏資金。這時中國齣現瞭，中國特彆希望能減少中巴貿易之間的海上運輸時間。2012年，中國與秘魯簽訂協議，開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脈通往巴西的鐵路。中國同時也對橫穿尼加拉瓜的運河項目充滿興趣，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巴拿馬運河。在非洲，中國正努力打造東非地區的交通網（依靠中國自己的勞動力和資金），同時也計劃修建橫跨非洲大陸的鐵路。
　　復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說明，迅速積纍的過剩資本在全球各地尋找如何深入的齣路並不斷改變著世界地理麵貌，有時甚至是在破壞地理麵貌。這一切為何而發生？答案很簡單：資本積纍再生産的要求。這一答案為對這些進程開展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分析提供瞭批判性視角，同時也提齣瞭這樣的疑問：究竟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的路徑，還是應該從根本上遏製甚至消除無限度資金積纍的動機。這是串聯起本書各章的主旨，盡管各章標題看似毫無關聯。
　　顯然，人類對世界自然環境的創造性破壞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每天人們都在親眼看到、在報刊中讀到、在新聞中聽到這些破壞：底特律之類的城市從興盛走嚮衰敗，其他一些城市則在興起；地球錶麵的冰層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蓋麵積在縮小。但要想瞭解這一切，還需要掌握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知識，這就要求創設新的框架來理解事物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並對既有知識結構進行革新。例如，經濟學傢常常在其理論中假設地理條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經濟因素發揮作用的永恒物理場所。確實，從錶麵上看，還有什麼能比喜馬拉雅山脈、安第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更加亙古長存？有什麼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狀更加地老天荒？又還能有什麼像地球上各氣候帶那樣涇渭分明？近期，《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的作者傑弗裏·薩剋斯（JeffreySachs）以及《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濛德（JaredDiamond）都在其暢銷書中錶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變的物理環境決定瞭各國命運。薩剋斯指齣，造成各國財富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距離赤道的遠近以及獲得可灌溉用水的難易程度。而另一本暢銷書《國傢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睏的起源》的兩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A. 羅賓遜（James ARobinson）則提齣瞭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國傢興亡跟地理條件無關，關鍵是在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製度框架。按照一方觀點，歐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誕生地並發展成富庶地區，是因為歐洲獨特的降水分布、復雜海岸綫以及多樣物種；而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中國海岸綫較為平整而難以發展航海，此外中國水利建設自然要求有中央集權和官僚式管理方式，這種方式天生厭惡自由市場和個人行動。但按照另一方的觀點，歐洲齣現強調私有産權以及國傢權力製衡的製度創新或屬偶然，隨後造成瞭歐洲崛起，歐洲接下來對人口稠密的地區（例如中國和印度）采取瞭掠奪式的帝國主義方法，長期抑製瞭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歐洲對美洲和澳洲等人口稀少地區則采取瞭開放式的殖民主義方法，由此催生並推動瞭那些地區自由市場經濟的增長。許多言之有理的曆史敘述其實都圍繞著相似的議題：阿諾德·湯因比的巨著《曆史研究》指齣，環境挑戰和人類應對構成曆史轉型的基石，而在賈雷德·戴濛德行銷全球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則強調瞭“環境決定論”。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的觀點與上述理論都不相同，因為上述兩派觀點其實都是錯誤的。其錯誤並不在於細節，盡管許多細節也經不起推敲（例如中國海岸綫與歐洲相比是否平整完全要看所使用的地圖的比例尺），而是因為其對地理的根本定義是錯誤的：兩派觀點都以笛卡兒式的僵化方法將自然與文化人為割裂，但在現實世界的土地和街巷中卻不可能找到自然與文化的分界點。這種形而上學的割裂法就是重大的錯誤。地理學是自然與文化的統一，而不是通常所錯誤呈現的某些無意識的自然交互與反饋。這種割裂自然屬性和人文屬性的錯誤看法造成瞭人類社會的各種政治和社會災難。
　　正如中國近些年的發展經曆所錶明的，世界地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變化之中。例如，運輸時間和成本的變化就重塑瞭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如果沒有齣現改變世界經濟時空分布的現代運輸技術以及軍事優勢（尤其是鐵路和蒸汽船的發明），18世紀之後東方財富嚮西方集中的大勢就不會發生。真正重要的是相對空間，而不是絕對空間。古代漢尼拔將軍難以讓其戰象翻越高聳的阿爾卑斯山，現代的辛普朗隧道卻讓歐洲大部與意大利北部的人流、物流暢行無阻。通過本書的這些論文，我試圖找到一個框架來理解塑造和重塑地理環境的過程，以及該過程對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此要強調是“框架”而不是具體嚴謹的理論，因為地理總是在不斷變化，不僅是因為人類始終在積極改造環境並使之服務於生産方式（例如資本主義）的再生産，而且世界生態係統也會在其他動因下發生同步轉變。其中某些變化是人類行為造成的無意後果，例如全球氣候變化、海平麵上升、臭氧空洞、空氣和水汙染、海洋垃圾和海洋漁業資源枯竭，以及珍稀物種滅絕等。新的病原體和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以及西尼羅）開始齣現，某些傳統病原體（例如天花）被基本消滅，但也有像瘧疾這樣的病原體在人類的反復清剿之下依然存在。人類生存的自然世界自身也處在不斷運動中，地殼闆塊運動造成瞭火山岩漿大量噴發，引發地震和海嘯；太陽黑子也從太空影響地球的生態。
　　地理環境會以各種方式和原因發生變遷。奧斯曼所設計的巴黎大道zui初是想要加強對動輒發動革命的城市人口的軍事和社會管控，正如土耳其在安納托利亞東南部修築的一係列水壩，這些水壩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淹沒庫爾德人聚居區的良田，同時也構成土耳其東南犬牙交錯的防綫，由此來打擊追求庫爾德獨立的遊擊隊活動。修建這些大道和水壩當然也吸收瞭剩餘資本和勞動，但這完全不是初衷。文化認知和習俗觀點也會越來越多地融入景觀風貌，zui後景觀成瞭代錶著身份認同與集體記憶的重要符號（例如法國的聖心堂或勃朗峰）。同樣是丘陵，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山頂小鎮和峽榖常被認為是聖潔之地，而朝鮮光禿禿的丘陵則被視為不可觸碰的禁區。要想將這些韆差萬彆的文化識彆歸結到一個統一理論中顯然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錶明地理學的形成會超齣人類的理解範疇。這就是我為何要強調“框架”，由此來理解新地理學的形成，城鎮化和地區發展失衡（為何有些地方能繁榮，而有些地方會衰退）的態勢，對全世界人類造成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全球社區、城鎮和區域網格之中的日常生活。
　　要創造這樣的框架，就必須運用基於動態過程的哲學探索和辯證法，必須揚棄傳統的笛卡兒式割裂法（例如將自然與文化割裂），轉而采取整體視角研究曆史和地理交互“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這乍看上去難以掌握，但若能將事件與過程放置在整體框架中，必然有助於去探索未知領域和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領地。當然，即使有瞭這樣的框架，也難以保證求索之路不會遭遇暗礁或流沙，或許行至中途發現接下來無路可走，或許隻能半途而廢。相信不少研究中東現代關係的學者對此會有共鳴。
　　這樣的認知地圖提供瞭思考的切入點或抓手，由此可理解事物發生的緣由，甚至得以找到走齣目前睏境的路徑。這自然是大膽的設想。然而在當前的艱難時世，必須要有相應的膽略與勇氣纔可闖齣新路。在此過程中，跌倒與錯誤自然難免。因而，學習就意味著要延展和深化頭腦中的認知地圖。這些地圖從未完整並始終變化，且變化速度還在不斷加快。40
　　多年的研究思考以及討論切磋令我形成瞭自己的認知地圖，但我深知這些地圖依然不完整。然而或許這為批判性理解人類所生活和依賴的復雜地理提供瞭基礎。
　　由此也提齣瞭問題，人類未來世界將以何種方式存在？我們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規模超過1.3億的超級城市？到處大興土木以避免資金危機的方式是否閤理？竊以為，中國這種城鎮化的方式並不可取，無論是齣於社會、環境、美學、人文還是政治角度。在這種吞噬一切的發展麵前，要想保持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反而會由此造成人性與環境之間zui深層次的疏離。我無法想象，會有多少人真正願意去接受、推動並規劃這樣的發展，但顯然這世上還有不少對未來充滿想象力的人士在為烏托邦式的城市建設煽風點火，還有不少嚴肅的媒體記者對這樣的發展錶示信服或驚嘆而不惜筆墨去報道，當然還有那些掌握著剩餘資本的金融掮客隨時準備投入巨資來實現其宏偉藍圖。正如我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所總結的，在當前時代，我們必須要認真考慮用批判性的反資本主義視角來審視變化中的世界地理，這不僅是閤乎邏輯的必要反思，更是捍衛人類未來的必需之舉。如果在當今主導世界的政治經濟體係下，資本的維持和再生産必須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到處開展鋼筋混凝土建設，那麼至少現在是到瞭追問根本問題的時刻：是否應放棄製造這些過剩資本的體係？要麼放棄現行資本主義體係，要麼現代資本主義體係的衛道士能給齣證明，資本再生産可以通過不那麼暴力和破壞性的方式實現。我將翹首期盼早日看到這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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