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為日本並無文化,充其量也只是中國文化的旁支,甚至惑於「同文同種」之說,而忽視日本的歷史文化。其實,中日兩國既不「同文」,亦不「同種」,民族性迥異。兩千年來,日本一直在模仿中國典章制度,直到明治維新,才脫離中國文化圈,轉而模仿西方文化。日本吸取中國文化,並非照單全收。它雖模仿唐朝的典章制度,但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會禮俗,卻不學纏足。武士道精神,尤為一種特殊的思想信仰與實踐準則。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者躊躇滿志,發動「太平洋戰爭」,終於一敗塗地。但戰後卻很快從廢墟中奇蹟似的復興,一躍而為「經濟大國」。要瞭解日本的特殊文化,或其近代化成功的因素,勢非對日本歷史有一全盤性的探討不可,本書內容即以之作為敘述的鵠的,俾能瞭解日本歷史文化的全貌。
林明德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碩士、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
經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主任
東海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兼任教授
現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修訂二版序
多年以來,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的著作特豐,而臺灣學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國人一向忽略最與我興亡有關的日俄,因此,大學歷史的課程,總是偏重英美法德,而忽略日俄。為了增進兩國間的瞭解,促進雙方的友好關係,唯有加強研究日本。
過去之所以忽視日本研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惑於「同文同種」之說,一是蔑視「蕞爾小邦」日本,斷定其並無文化而加以抹煞。
其實,中日兩國既不「同文」,亦不「同種」,此由本書的敘述即可瞭然。但日本於明治時代即已有「同文同種」之論,其目的乃在推展其大陸政策,建立亞洲同盟,甚至夢想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中國之倡言「同文同種」,則有藉此涵蓋日本文化,甚至期待中日合作,共同對抗歐美列強侵略的意向。
至於否定日本文化的說法,亦屬偏頗之見。因此,研究日本歷史必須祛除這種先入為主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始能客觀而公正。本書雖不抹煞日本所受中國文化影響之深,但卻著重日本歷史文化發展的主體性,俾能深入瞭解日本歷史的獨特發展模式及其文化特徵。
日本的歷史文化特性有三:
(1)連綿性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日本沒有種族的大融合,卻有文化的融合。日本也沒有劇烈的革命,影響社會的大變革,因此,在社會上、文化上,自古到今,其發展始終持續而未嘗間斷,此由「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即可窺見一斑。再就神道信仰,或政治、社會制度加以考察,在在反映其傳承固有的傳統,甚至今日最足以表現日本文化特徵的茶道、插花、「物語」、「大和繪」等,以及民間習俗,亦皆傳自室町時代,且受中古時代的間接影響。凡此均顯示其歷史文化的連綿性。
(2)模仿性 日本有吸收外來文化的功能,易言之,日本文化是以先進文化為典範而形成的。西元一世紀以後,日本的部落酋長以及大和朝廷無不汲汲於吸收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大化革新是隋唐文化的模仿。日本於中古時代吸收中國文化,與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和,遂產生了「和魂漢才」的「國風文化」。直到明治時期,乃轉而吸收西歐文化,「全盤西化」,推行現代化,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政治體制及社會各方面, 歐美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更深入於各階層。
(3)融和性 日本的文化是混合融化而成的。日本自始即吸收外來文化,但這種外來文化一旦輸入之後,便與日本的固有文化渾然融和而形成新的日本文化。大化革新雖取範隋唐的文物制度,但亦有不少仍然沿襲日本固有的習慣。抑有甚者,在吸收隋唐文化之後,經過一段時期,卻又完全被日本固有文化傳統所吸收融和,而產生了日本特有的政治、社會制度、文學、藝術以及別具風格的佛教文化。再就明治維新言,雖其物質文明取範於歐美,但形而上則仍貫徹東方古來的道德以及日本固有的精神。
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的日本歷史文化的演進,無非都是融合、吸收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去腐更新、截長補短,而形成合乎日本國情及時代潮流的特有文化。
在日本現代化的歷程中,雖其民主化和精神層面並不徹底,但其經濟成長等外在的現代化發展,無疑是成功的。1960年代,美國學者有意識的比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和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來說明日本傳統社會的優點,此一問題迄仍爭論不已。1980年代哈佛大學伏格爾教授(Prof. Ezra F. Vogel)《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問世,更引起世界各國研究日本的熱潮。
無論如何,瞭解近代日本的傳統淵源,實為解開中日近代化優劣比較的先決條件。
本書的內容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演變與發展為主,由原始社會起,直至現代為止,在時代的區分上,分為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近現代四個時期,在敘述上略古而詳今,尤其著重於近現代的發展。
本書承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之鼓舞,在此誌謝。本書自1986年付梓以來,已將近二十年,茲再修訂,並補充現代部分。雖非倉卒成書,但謬誤遺漏之處難免,尚祈博學先進不吝教正。
林明德
2005年3月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我最近沉迷于一套探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赞助体系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绕开了传统艺术史中对“天才画家”的过度神化,而是将焦点完全放在了美第奇家族、教廷以及其他富商大贾如何通过委托艺术作品来构建和巩固其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复杂网络上。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记录和私人信件进行交叉印证,揭示了艺术品在当时社会流通中的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比如,书中对波提切利《春》的解读,就不仅仅停留在神话寓意层面,而是深入挖掘了它在洛伦佐·美第奇宫廷中的政治隐喻和哲学思潮。阅读体验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史和社会学背景知识,但一旦跟上作者的节奏,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文化黄金时代”背后的运作机制,认识到艺术的繁荣从来都离不开金钱和权力。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对于想深入了解文艺复兴社会结构的读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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